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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锡伯人一部分生活在开原一带，一部分生活在开原以北的草原与山林之间。开原一带的锡伯人，有的生活在开原安乐州、自在州，有的生活在开原西北边外蒙古地区和海西女真地区，有的在入京朝贡或马市贸易过程中往来于开原地区。 锡伯设卫 元末，锡伯人就生活在开元城（后改开原城，今开原老城）西北方向的大草原中，与蒙古人生活在一起。 开原城招附锡伯人 元朝末年，1368年大明王朝建立，元朝退回大漠，进入北元时期。明初二十年间，东北仍处于北元时期，开元王、北元太尉纳哈出拥众与明朝抗衡，锡伯人都生活在其统治之下。 洪武二十年（1387），明太祖朱元璋派大将军冯胜、蓝玉进军东北，迫降纳哈出，北地区松花江以南的东北地区进入大明版图。明朝在东北地区不实行府县制，而实行军政合一的卫所制。二十一年（1388），明朝将设于黑龙江地区的三万卫撤回设于开原城。三万卫及后来设于开原的辽海卫、开原卫，设于古银州的铁岭卫等，隶属于辽东都司，成为大明王朝直接统治的全国最北的卫。 而开原城西面为东蒙古地区，开原城北面为海西女真地区，锡伯人混居于蒙古和女真人之间。明朝以开原城为招抚大本营，陆续招附这些蒙古人、女真人及锡伯人，使之陆续归顺大明王朝。 锡伯卫所 明初太祖洪武、成祖永乐年间，朝廷不断招附蒙古、女真、锡伯各部，在被招附处设立卫所，实行羁縻统治。 招抚成功、设立卫所的标志就是颁发敕书。敕书是朝廷颁发给各少数民族酋长的凭证，上面标明了官员的官职、等级，相当于委任状。锡伯酋长获得卫所指挥等官职，标志是获得朝廷颁发的敕书。有了敕书，就表示不但是部落的首领，也是朝廷的命官，政治地位更高更牢固，同时还有经济方面的利益。 通过敕书，对锡伯等归附各部实施羁縻统治。这种羁縻统治，作用就是“以夷治夷”，“分而治之”，使之分别效忠于朝廷，而不能聚众结党对抗朝廷。锡伯地区的部落酋长必须取得明朝的任命方才合法，朝廷也正是通过对这些锡伯酋长的册封来确立对锡伯地区的有效统治。 换言之，对于这种羁縻卫所，朝廷不直接委派外来的官员，而是在这里设置卫所，任命当地酋长任卫所指挥。 明初锡伯国 明代初年，太祖朱元璋于1388年再封锡伯国，部落酋长被封为锡伯王。史载，明代锡伯国位于开原稍北的松嫩平原上。不久，辽东地区的藩国还有设于开原城的韩藩国，韩王为朱冲煜，后来韩藩国西迁平凉。 明代锡伯国，国姓已由元代的瓜勒察氏音转为瓜尔佳氏。这一家族族谱多记载同一史实：原生长在松阿里乌拉达林苏完沃野阿拉哈哈达(原生长在松花江流域双阳县境内双阳东山)世居，因此为苏完人氏。其一父生三子，长曰佛尔和，次曰尼雅哈齐，三曰珠察。后兄弟三人“因争雕翎忿气离居”。佛尔和为锡伯国国主，仍居苏完；尼雅哈齐迁至席北，珠察迁至瓦尔喀。 锡伯国日渐衰落，虽然名号犹在，却也只剩下方圆百余里的小部落。而所谓的王宫，不过是王城中央的一片被土墙围住的青砖灰瓦的房舍。纳齐布禄携两名家将从辉发河谷出发到达锡伯国后，被锡伯国王招为驸马，据《纳喇氏家谱》记载，从此，“纳齐布禄留居锡伯部内，妻以公主，招为驸马。”《乌拉简史》和《扈伦传奇》两本书中分别记载，锡伯国的中心地区，是“多尔吉必拉束湾哈达”，按女真字意解释，“多尔吉”是内的意思，“必拉”为河，“束湾”是苏完的异写，“哈达”是山或山峰之意。 从此纳齐布禄为锡伯国东征西讨，为锡伯国抢回不少地盘。但由于锡伯王老迈昏庸，纳齐布禄并不受待见，势力渐衰。明朝洪武末年，纳齐布禄在锡伯国呆不下去后，就带领一支人马离开了锡伯国。不久锡伯王已死，锡伯国分裂。到1415年锡伯国第5代国王时，锡伯国灭亡 福余卫 明朝在开原西面的蒙古地区设立兀良哈三卫。明太祖洪武二十二年(1389)抚谕故元之辽王阿札失里，于嫩江及其支流流域置兀良哈三卫，即朵颜、泰宁、福余三卫。明实录同年五月癸巳条：“以阿札失里为泰宁卫指挥使，塔宾帖木儿为同卫指挥同知。海撤男荅奚为福余卫指挥同知；晚鲁忽察儿为朵颜卫指挥同知。此诸人皆元裔也。”明朝于东蒙地区（东北地区的蒙古人活动区）设立泰宁、朵颜、福余等兀良哈三卫，锡伯人大多数生活在福余卫中。因开原城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为夫余国后期王城，故而靠近开原的卫依夫余国之名而定名福余卫。 在开原北面也陆续在新归附女真地区设立女真卫所。在女真地区还设立一些独立的锡伯卫所。独立的锡伯卫所，集中分布在两处地方，一是在松花江嫩江流域的席北地方，一是散居于苏完等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当中，比如喜乐温卫，就是苏完地方的锡伯卫。 戳儿河 明太宗文皇帝实录：成祖永乐六年(1408)三月壬申条：“戳儿河女直野人忽失夕、安苦等来期。命忽失夕为福余卫指挥佥事，安苦等为百千户镇抚，赐钞币有差。” 前述之戳儿河女直人，即居住于当地之锡伯人。由于忽失歹、安苦等来朝，而命为福余卫指挥佥事及百千户镇抚，可见兀良哈三卫中，福余卫有女真人与蒙古人杂居而分别任官之情形，岛田于《锡伯、卦尔察部族考》中已详论之矣。 那儿河 永乐三年(1405)十一月丙辰：“赐辽东那儿河归附女直野人头目宴。”十二月庚午：“那儿河女直野人头目佟苦不花、忽里哈、头目亦称哥；建州卫头目王古驴等百二十三人来朝，赐银钞彩带有差。”永乐四年(1406)闰七月甲戍：“忽剌温三角等处女直野人头目吉里吉纳、者哥难等来朝，置双城、撒剌儿、亦马剌、脱伦、卜颜五卫，以吉里吉纳等为指挥千百户等官，赐诰印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 永乐六年(1408)三月辛酉：“忽的河、法胡河、卓儿河、海剌河等处女直野人头目哈剌等来朝，遂并其地入建州卫，令哈剌等为建州卫指挥千百户，赐冠带袭衣及钞币有差。” 明(张烛)皇舆考(万历十六年，一五八八)记四夷曰：“永乐元年，野人头目来朝，悉境归附，自开原迤北，因其部族所居置都司一，卫一百八十有四，千户所二十。”又曰：“又朝贡地面城站口河诸处凡五十八，皆生熟女直及野人所居，日速温河……曰施伯河……曰崔哈河……等地面。”(引自玄览堂丛书) 那儿河，一称那河、脑温江，郎今之嫩江。嫩江下游受雅鲁河、顸达顸河、绰尔河及洮儿河后流入松花江，其地即在今月亮泡附近，本锡伯故居之地。按松花江上游之地，本锡伯人之渔场，亦即呼剌温三角处，即伯都讷附近松花江折流处之三角地带。又卓尔河即今绰尔河(蒙语“滚滚之流”也)。《皇舆考》所论之施伯河，郎今三姓西北之松花江北向支流之西伯河，一作锡伯河。崔哈河即今吉林城西之绥哈河，今吉林城西五十里有绥哈城旧址，吉林通志有地图可证，即今吉林长春公路在线之大绥河。《清太祖实录》，乌喇万汗逃往锡伯部之绥哈城，据今西春秋氏日译满文老档，作“逃往靠近锡伯部名曰绥哈之城”。然以绥哈距乌喇即吉林不过五十里，而曰靠近锡伯部， 料必极其密迩，当无疑义。上述各地之女真人，当必为锡伯人无疑。 锡伯朝贡 朝廷规定，这些锡伯卫所等所有羁縻卫所，其锡伯族官员及各族官员都必须定期到京城朝贡，向中央政府缴纳贡赋。这是法定的，是锡伯等各族官员的职责，如有违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锡伯朝贡 锡伯人臣服于明王朝，每年必须到京师朝贡。朝贡的贡品是当地的珍稀特产，滨海者贡海兽，渔猎者贡动物，采集者贡山珍，游牧者贡马匹。草原锡伯族多贡马匹，长白山锡伯族多贡人参、东珠、貂皮等。 后来的藩属国锡伯国与卫所一样，也必须得到朝廷册封的凭证，但不叫敕书叫诰命。 这些锡伯官员特别愿意到京城朝贡。因为明朝实行“赏大于贡”的政策，进贡给朝廷的土特产品没有数量限制，只表示遵守朝贡制度就行了；而朝廷对前来朝贡者则给予众多的赏赐，回赐的物品远远多于贡品。赐品则以布匹绫罗、丝锦绸缎为主，还有彩衣大帽等等。每次朝贡，锡伯族官员及其部族都会得到大量的回赐，相当于是生产过程中的收获，等于是发了一笔财。于是锡伯国与锡伯卫所官员都积极踊跃入京朝贡。 朝贡的时间 关于锡伯朝贡的时间，明初没有限制，正统以后规定“岁以十月验放入关，如次年正月后到者，边臣奏请定夺”。其他时间不许入关朝贡，由于进京朝贡可以获得较大的经济利益，所以各卫所对于进京朝贡都十分积极，不仅朝贡规模越来越大，而且次数也越来越频繁。返程途中，各驿馆还有按规定照顾好，出长城的新安关、镇北关、广顺关时，开原官兵还要验看敕书。驿馆、驿站、驿路及长城关口之兵丁当中，也有少量锡伯等各族兵丁。 锡伯朝贡的路线 朝廷规定，锡伯官员进京朝贡，必经开原，从指定的关卡(后来修筑万里长城后成为长城关口)入境。 锡伯族贡道有三条，一是生活于草原者随兀良哈蒙古人，经“开原西陆路”，从开原城西四十里的长城关口新安关入贡；二是生活于今吉林黑龙江地区者随海西女真，经“开原北陆路”，从开原东北四十里的镇北关入贡；三是生活于长白山区者随东海女真和建州女真，经“开原东陆路”，从开原东四十里的广顺关入贡。 这三座关口都由开原兵丁把守，其中也有少量锡伯兵丁。三条贡道通过三处长城关口后，都经开原城，再经“开原南陆路”（也称“都司开原路”）去往北京。 朝贡回来时，按来时原路返回。朝廷明确规定了哪个部落走哪条贡道，不许变更。 验放敕书 锡伯官员朝贡来到开原关口时，经戍守官员查验敕书。 进京朝贡，须持有敕书。他们在进京朝贡、接受赏赐和马市贸易当中，敕书是唯一的凭证。锡伯族凭借敕书获得经济及政治利益，朝廷也正是用这一敕书来实现对锡伯族的有效统治。 验明正身，验放敕书后，方才放行。往返都要验放敕书，特别是进出边塞关卡，都有兵丁查验，符合要求的才可得验放入关。 朝贡的次数 敕书成为朝贡制度的凭证，进京朝贡的人数与次数都由明政府规定。 明朝初期，为了鼓励朝贡，对前来朝贡的人数没有严格限制，也不用敕书做凭证，只要有明政府颁发给各卫所的印信公文即可进京朝贡贸易。“缘边鞑靼、女直、野人来朝，及互市者悉听其便”。由于来朝入贡的人数过多，沿途驿馆应接不暇，苦不堪言，压力愈重，朝廷从正统以后根据各卫所拥有敕书的情况，对入贡人数和次数做了限制，“朵颜、泰宁、福余等三卫，每岁三贡，贡各百人。海西每贡千人，建州每贡五百人”，“海西每年一贡”。兀良哈三卫每年各朝贡两次，每次各百人；建州、海西每年朝贡一次，建州五百人，海西一千人。 奖励朝贡 锡伯入京朝贡，除辽赏大于贡外，朝廷还给予较多关照。 一是体现在一路进京的朝贡途中，沿途皆由当地官府为其膳食和住宿。贡道每隔一段就有一处驿馆，供朝贡者休息。朝贡着走到哪处驿馆，驿馆官员都按朝廷规定，为其准备好酒肉饭食，定标定量，免费供应。但要按照规定的时间朝贡，包括入关时间，每日行走多少里，吃住在哪儿。在京师住在同文馆，等候皇帝诏见，献上贡品，得到赏赐，按期离京，定期返乡，不得违背。 二是体现在贡与赏的物品都可以拿到集市交易取利。朝廷规定，锡伯入贡之人允许在京城逗留五天。这五天里，他们可以到贡市去做买卖，把朝贡之后剩余那些多带来的山珍野货，卖给京城的有钱人。这些入贡的锡伯人也往往“借贡兴贩，以规厚利”，不只在贡市，在驻地同文馆也可买卖，私下交易屡见不鲜。还在来往途中与沿途百姓进行交易，特别是回到开原城，可以在马市来换取他们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 明代后期，为了减少靡费，朝廷规定锡伯等部族进贡可不来朝，就近到开原城抚夷厅，由抚夷官代朝廷纳贡，并给以抚赏。 明代锡伯首领必到开原 明朝对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羁縻政策，强令每个部族都必须按时到京师朝贡，否则将会受到严厉制裁。同时，明朝对这些少数民族实行“赏大于贡”的怀柔政策，每次进京朝贡都会得到丰厚的赏赐，因而所有的部落首领都乐此不疲，没有哪个部落首领不去京师朝贡的。包括明朝设立的藩属国，如设于开原城的韩藩国，设于开原北的锡伯国，概莫能外。 明朝修筑了万里长城，朝贡者必须得进入长城关口才能去往京师，而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关口就是开原。万里长城象个楔子深深地楔入东北内陆，其最北端的顶点就是开原城，史称开原“三面临虏，孤悬塞上”，即是真实的写照。长城在此设立三座雄关，最北顶点为镇北关，负责联通今吉黑地区一直到俄罗斯滨海地区，是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的贡道；东边设广顺关，负责联通长白山区一直到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是建州女真、海西女真、东海女真的主要的贡道；西边设新安关，负责联通东蒙地区，是蒙古兀良哈三卫的贡道。 由此，东北地区中北部分的少数民族朝贡必经开原，东北所有的锡伯族首领朝贡，也无一例外地必经开原。朝贡必须是首领带队，特别是新首领上任，因而开原是全国锡伯族来往最频繁、最集中的地区。 锡伯马市贸易 无论是苏完或长白山以渔猎采集为主的锡伯族，还是科尔沁游牧为主的锡伯族，其产品自给自足之外需要交换，换来自己必需却又不能制造的生产、生活工具，这种交易的场所在开原。明代，开原是促进锡伯族社会进步的催化剂。 筹划设立马市 游牧于科尔沁草原的锡伯人养马，开原马市满足了他们交易的需要；生活于苏完或长白山的海西女真、东海女真中的锡伯人渔猎采集，他们的产品也可以拿到开原马市上交易。开原，明代锡伯人的福地。 最早使之成为锡伯人福地的，是科尔沁蒙古的前身兀良哈蒙古。是兀良哈三卫中紧邻开原的福余卫最早向朝廷建议开设马市，当时一部分锡伯人生活在兀良哈蒙古之中。永乐初年,“福余卫指挥使喃不花等奏，其部属欲来货马，计两月始达京师。今天气向热，虏人畏夏，可遣人往辽东谕保定侯孟善，令就广宁、开原，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直即遣归”。 福余卫的奏请, 代表了兀良哈三卫、锡伯及女真各卫所的要求，朝廷予以采纳，并“命兵部定其值：上上等，每马绢八匹，布十二匹；上等，每马绢四匹，布六匹；中等，每马绢三匹，布五匹；下等，每马绢二匹，布四匹；驹，绢一匹，布三匹”。这些为辽东马市的设立及日后经营奠定了基础。 永乐四年(1406)三月：“设辽东开原、广宁马市二所。初，外夷以马鬻于边，命有司善价易之。至是，来者众，故设二市，命千户答纳失里等主之。”至此，设立马市的筹备工程一切就续。 开原开设三马市 “永乐间，辽东设马市三处：其一在开原城南关，以待海西女直；其一在城东五里；其一在广宁城，皆以待朵颜三卫夷人。”当时辽东仅在广宁（今辽宁北镇）和开原两地设有马市，而开原一地就设立了三个马市，全东北贸易额的四分之三在开原。这三处马市，一是专为兀良哈蒙古设立的鞑靼马市，设于开原城西四十里庆云堡的新安关；一是为海西女真和东海女真设立的开原马市，也称北关市，设于开原城北四十里叶赫国附近的镇北关；一是为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设立的女真马市，也称南关市，设于开原城东四十里哈达国左近的广顺关。 锡伯人当时多由新安关随兀良哈进入，一部分由镇北关随海西女真进入，来到马市进行交易。锡伯人先前经镇北关至开原马市交易，后来鞑靼马市设立后转由新安关入鞑靼马市交易。 马市交易 锡伯等东北各族，持敕书，骑着马，赶着羊，拉着山珍野货，在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马市，经开原提督马市公署马市官验看敕书，然后进入市圈交易。马市以交易马匹为主，故称马市，但也做其他贸易。马市官主持马市交易，一是验“敕书”，二是查货物，三是征商税，四是给抚赏。长城建好之后，进入三关三市，还要经由关口官兵查验敕书。敕书是锡伯等各族进入马市交易的凭证，没有敕书则没有资格前来马市进行交易。哈达、叶赫等国因为做了开原马市的“居停主人”，控制了大量的敕书，因而较女真、锡伯等部更为富强，先后成为军事联盟的盟主，号令诸部，包括锡伯、卦尔察等。 民市交易 正统年间以后，民市贸易的比重迅速增加，贸易的品种也随之增加。民市也是经过明政府批准的，于马市中公开进行的民间贸易活动。目睹者李贡用诗介绍民市说：“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眴，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观忭”。民市不以马交易为主，主要做其他贸易。锡伯等各族来马市，出售马、驼、东珠、人参、黑狐、元狐、红狐、貂鼠、猞猁狲、虎、豹、海獭、水獭、青鼠、黄鼠等皮，此外还有蜜、蘑菇、木耳、松籽、山榛等；购买犁铧、锄镐、铁锅等铁器，耕牛、盐、米、茶叶、绢缎、绵布等生产生活用品，缸、盆、碗等陶瓷器皿。当时开原成了各族各色人等的大都会，“繁华反胜内陆”。锡伯、卦尔察等各族人等在此出售自己的剩余产品，购入生产生活用品，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文明的提升。 马市税收 马市设置专门的官员管理马市，来马市贸易的商人要向明朝缴纳市场税，由管理马市的官员负责“抽分”，即从马市的各项交易中抽取税银，抽税多少根据货物的品种、质量等决定。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十三日一起，买卖夷人祝孔革等三百八十七名，从广顺关进入，到市与买卖人杨景等易换牛只等物，共抽银五两七分三厘；大牛八只，抽银一两六钱；中牛三只，抽银四钱五分……牛犊十只，抽银五钱；小马二匹，抽银四钱；马驹二匹，抽银二钱；绵羊一只，抽银二分；山羊七只，抽银七分；缎袄二件，抽银一钱；羊皮袄二件，抽银二分；小猪三只，抽银一分五厘；鹿皮三张，抽银六分；狐皮三张，抽银三分；羊马皮五张，抽银一分；参蜡二十五块，抽银二分五厘；牛皮十张，抽银五分；松子一石，抽银三分；麻十斤，抽银五厘；绢一匹，抽银一分；蜜十九斤，抽银一分九厘；木枯四斤半，抽银三厘；木耳六十四斤，抽银六分四厘；狍皮十张，抽银五分；靴一十九双，抽银一分九厘；马尾半斤，抽银三厘……” 马市抚赏 开原马市官对来马市贸易的锡伯人等，不仅给予优厚的政策，而且还有抚赏的优待。马市官用“马市抽分”来给入市的锡伯、卦尔察等以抚赏。《明代辽东档案汇编》中的“马市”一节收录了许多“抚赏夷人用银物清册”，如万历十二年三月“初十日一起，镇北关进入买卖夷人卜寨差易八里等四百八十名，抚赏过桌……分三厘八毫。桌面三张，折猪肉十斤十四两，连酒，用银一钱七分五厘二毫；下程猪肉四十斤，用银五钱七分二厘；酒四十壶，用银二钱六分六厘六毫；平花缎三匹，用银一两八钱；铧子三件，用银一钱二分；许纸二百张，用银一钱口分；官锅三十八口；官盐二百斤”。 另有万历年间某年某月,“二十五日一起，镇北关进入买卖夷人都督呈加奴仰加奴等一千一百八十名，抚赏桌面酒肉等物，用银四十三两二分八……桌面十五张，折猪肉五十四斤六两，连酒，用银八钱七分六厘；官锅四十口；下程猪肉二百三十斤，用银三两二钱八分六厘；猪十六只，用银六两……酒一百壶，用银六钱六厘六分六毫；平花段四十二匹，用银二十五……牛十只，用银五两；酒四海，用银四钱；羊四只，用银一两六……官盐一千九百五十斤”。 由此可见,进入马市做买卖的女真人不仅可以出卖自己的货物，换取需要的生产、生活用品，而且还可以从管理马市的官员那里获得抚赏，是女真人获得经济利益的又一条重要途径。 马市的作用 马市的作用是双向的，一是对锡伯等各族有利，二是对朝廷有利。“置马市开原城，通交易，稍给盐米布，瞻诸酋豪，使保塞，不为边寇盗”（《皇明四夷考·女真》）。明朝辽东边将李化龙说：“马市为夷货流通之府，胡汉之人，胥仰藉焉。抢掠所获不足以当市易之利，夷人以市为金路，惟恐失之。而我亦借此以为羁縻；故开原事体，与别处不同，抚驭得，夷情顺，则可不烦兵革而坐享谥宁”。“朝廷非无马牛而与之为市，盖以其服用之物，皆赖中国，若绝之，彼必有怨心，皇祖许其互市，亦是怀远之仁。”“诸酋利吾市赏，便我市易。我之布帛锅口等物，皆彼夷日用所需，而彼马牛毡革非与我市则无所售，然则辽阳一带实西虏所资以为生。” 关闭马市 开设马市是考虑锡伯等族的生计，如果各族不听约束，朝廷则以关闭马市的方式以示惩戒。“正统间，因漏泄边事，已罢其二，惟开原南关市独存。近者朵颜屡请开市，朝廷不许。今朵颜穷迫，潜结海西，转市于我，而海西藉彼马力，数犯我边，甚为非便，若许复开，则有以收朵颜之心，撤海西之党，而中国并受其利。”朝廷以关闭马市来惩戒各部，各部也往往以盗边寇边的方式抗议闭市。 锡伯内附 明代除了所有的锡伯族首领都到过开原外，绝大多数锡伯人也都不止一次地到过开原。在长期不断的马市贸易过程中，绝大多数锡伯人都曾来过开原。 锡伯人渔猎或牧养所得，除了留足自己生产、生活部分和朝贡贡品外，出现的剩余产品可以用以交换自己不能生产生产生活用品。例如，用马匹、貂皮、猞猁狲、人参、东珠、鹿葺等物品，交换铁锅、犁铧等铁器，碗盆等陶瓷器皿，棉花布匹绸缎，茶叶食盐等等。 开原的繁华，马市的方便，使得一些锡伯人为中华文明和富足优越的生活所吸引，有的走亲戚看朋友短期窜门，有的长期滞留不再返乡，有的通婚联姻，开原成了锡伯人最早定居的地区之一，也明代锡伯人最多的地区之一，开原由此成了锡伯人的第二故乡。 锡伯乐园安乐、自在州 通过朝贡或马市，来开原内附的锡伯人越来越多，政府专门为其兴建快活城、自在城，设置安乐州、自在州加以管理，安乐、自在二州成了锡伯乐园。 快活城、自在城 锡伯族部落每年都不止一次到开原马市交易，还要经过开原定期到京师朝贡，期间难免会有一些人因故滞留开原，或羡慕留恋开原的长城内安定富足的生活，有意羁留不返。事实也正是如此。 永乐六年四月，明成祖永乐皇帝面对东北少数民族内迁浪潮，下旨兵部说：“朕即位以来，东北诸胡来朝者多愿留居京师。以南方炎热，特命于开原置快活、自在二城居之。”于是在开原城西今大罗城村和小罗城村位置，修筑快活城和自在城。正是因为当时要求内迁者很多，于是直接就命令同时修筑两座新城。这些“东北诸胡”必然包括锡伯族。有资料说，兀良哈三卫多到内陆贩马，于是朝廷在开原建海西女真、鞑靼等三马市，夹杂在这些兀良哈人中间的锡伯族，内附时也必然定居开原快活城和自在城。 安乐州、自在州 不久，来居开原快活城、自在城的的人越来越多，不设官府则无法有效管理，于是在二城的基础上，专门设立安乐州、自在州，以管理这些内迁者。辽东总兵官都督佥事曹义上奏：“永乐间开原城设立安乐、自在二州，每州额除官吏四员名，专令抚安三万、辽海二卫归降达官人等。” 这些内附后留居安乐州和自在州的人，包括当时东北各部族如女真族、蒙古族、锡伯族等。请看记录： 永乐七年(1409)明朝为安置内附的女真人，在开原城设置安乐州、自在州，作为辽东地区管理少数民族事务的机构。同年四月，迁札肥河等卫女真人于辽东三万卫、快活城。 八年（1410）七月，迁甫儿河卫、兀者卫女真人于辽东自在州。十月，迁东北野人女真于辽东安乐州。 九年（1411）四月：“友帖卫指挥亦令哈、建州卫千户牢若秃等愿入开原及自在州居住，从之。”五月，迁建州女真于开原自在州。六月，“卜鲁兀等卫千户团脱等奏，愿居安乐州，从之”。九月，“建州卫千户囊纳哈等来朝奏，愿居辽东快活城，从之”。 十年（1412）二月，迁建州卫女真于辽东安乐州。四月，迁建州卫女真于辽东自在州、安乐州。十一月，迁肥河卫、阿剌山卫女真人于辽东自在州、安乐州。同年，位于今黑龙江北岸精奇里江以西的奴儿干都司阿剌山卫头人哈木率族人迁居辽东安乐、自在二州。 开原再建土城之记录 几年之间，迁来开原的内附者已然很多，多到了旧有土城安置不下，需再新建土城，永乐十年（1412）四月“命筑辽东开原西门土城，以处鞑靼之归附者”；内迁者过多，到了粮饷供应不足的程度，永乐十五年（1417）辽东总兵官刘江奏称“每年安乐、自在两州寄住挞官俸粮，岁月浩大”；平时如嘉靖中期自在州有1539口人，安乐州有1260口，有时多至几千人，只好迁入中原，如永乐十九年（1421）六月迁辽东安乐、自在两州官军、鞑靼、女真、高丽5000人于北京。这里面有许多是女真人，有许多是鞑靼，有许多是高丽，当然也一定有许多锡伯人。这一点毫无疑问：明代许多锡伯人定居开原。 全国各地没有哪里能象开原这样，专门设有安置内迁诸族的行政州府，也正因为这样，开原才成了锡伯族的第二故乡。 “锡伯文化”总策划：佟志莹 “锡伯文化”总编辑：佟志红 “锡伯文化”技术支持：王俊逸 欢迎各族朋友赐稿或者推荐（关于锡伯族的文学作品、摄影作品、历史类文章等均可）。 邮箱：tzh228@qq.com 如需转发，请注明“转自锡伯文化微信平台” “锡伯文化”的发展需要您的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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