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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沧海难为水:大唐诗坛上名声最差的诗人

 快乐老年435 2015-12-11

曾经沧海难为水:大唐诗坛上名声最差的诗人文/王群

在群星璀璨的大唐诗坛,元稹虽然不能和李白、杜甫这些超一流选手相比,但无论如何也可以跻身于一流诗人的行列,光是他那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的诗句,足以光照千古,辉映古今。

虽然元稹在唐代诗坛地位上排不上第一位,但是要论起名声之差和口碑之坏,却完全能上排行榜的头条。不是我排的,大伙都这么说。

如果一两个人说你不好,可能有断章取义,无中生有之嫌,如果大家对你都颇有微词,那你就得从自己身上找原因了。

我以前看过一些作家和诗人的经历或者后世对他们行为的评价,总觉得不以为然,读书就是读书,你喜欢人家的作品,并从中能感受到心灵的震撼和文化的力量,这就足够了,为什么要对作者本身的经历那么去关注呢。

真是应了余秋雨的那句话“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在大量的人肉搜索和人品判断面前,没有几个人能经受住价值考验。

回头继续说元稹。

元稹曾经写过一部小说,叫《莺莺传》,也叫《会真记》。其中的男主人公张生,后人多认为其原型即是元稹。元代伟大的小说《西厢记》故事情节即脱胎于此书。

所不同的是,《西厢记》中的结局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皆大欢喜的结局符合了人类最美好的愿望。但是,那只是文学的幻想,一种对人类情感的望梅止渴式的慰藉。真实的情况是在元稹的《会真记》里,男欢女爱之后,生活以悲剧收场,真正的生活不存在大团圆。

曾经沧海难为水:大唐诗坛上名声最差的诗人一句话,元稹对崔莺莺始乱终弃。

始乱的原因我不清楚,但是终弃的理由很充分:公元806年,27岁的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列第一名。春风得意的他被当时的太子宾客韦夏卿看中,把自己的女儿韦丛许配给了他,从此做上了韦家的女婿。

自此,莺莺对于元稹来说已是过眼云烟。我们之间虽然爱过,但是我得与时俱进,无论在爱情的道路上,还是在仕途的道路上,而你,显然不是我最合适的旅伴。这可能是元稹当时的心里话。不过他对此番感情应该还是有着切肤之痛,不然不会写出这部影响后世的《会真记》。

韦丛比元稹小4岁,知书达理,聪颖贤惠,夫妻之间举案齐眉,深情款款,过了一段相当幸福的时光。应该说当时的元稹还远远没到飞黄腾达的地步,而韦丛娘家给予的资源也非常有限,两人的生活还是清苦甚至拮据的。

7年以后韦丛去世,元稹写了很多悼念亡妻的作品,他写了五首《离思》,其中一首非常有名。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曾经沧海难为水:大唐诗坛上名声最差的诗人他这首悼念亡妻韦丛的诗,情真意切,令人潸然。尤其前两句流传千年而至今温度不减,每次读起来总是心头一颤,有一种震撼与感动从历史的那一端传来。在诗中他也表达出了:他和妻子之间的感情如沧海,像巫山,除了她,我这一生不会再爱上别的女人了。

从任何角度欣赏,我都很喜欢这首诗。但我同样也喜欢他的另一首作品《遣悲怀》。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犹存未忍开。

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这首诗同样也是悼念韦丛的,而且构思极为巧妙,是以生活琐事入手来寄托自己的悲思。妻子业已离开人世,作为丈夫,一看见她的那些遗物自己就不免感伤,于是自作主张将妻子的旧衣服拿来送人。可妻子用来做女红的针线盒却舍不得送人,也不忍打开。爱屋及乌,妻子从娘家带来的婢女,我都格外关照。尤其在梦里回想起妻子跟我受苦的情景,就到她坟前去烧些纸钱来安慰亡妻。写到这里诗人再推己及人,说世上所有贫贱的夫妻都像自己一样事事哀怜,读来让人揪心。

写到这,我们几乎要开始赞美元稹,他的深情,他的留恋,他对亡妻一往情深的回忆,完全可以写进现在的心灵鸡汤,让后辈的年轻恋人们去尽情品尝了。

可惜,元稹天生就是个浪子。“文如其人”这句话在他身上是不起作用的。

公元809年,元稹转任监察御史,奉命去四川按察刑狱。借着在那里秉公执法的空闲时间,他结识了四川的才女薛涛。薛涛此人在中国历史上也很有名,为“蜀中四大才女”之一,又被称为“唐朝四大女诗人”,在中国古代女性排行榜上至少能排进前十。他俩迅速打得火热,开始了一段新的艳遇,并为路人皆知。

当然,元稹与这位蜀中才女薛涛的爱情故事也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其中不乏穿凿附会,但一个基本事实是清楚的,那就是二人之间的确存在过姐弟恋,而且最后移情别恋的也是元稹。

那年元稹31岁,薛涛已经43岁,而距韦丛去世还有3年。当时的韦丛是否知道此事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可以看出,元稹对待感情的态度和他的作品中反映出来的道德高度根本不挨边。

曾经沧海难为水:大唐诗坛上名声最差的诗人韦丛死后,也正值元稹遭贬,几重的打击使元稹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重新开始设定了人生的底线,为了仕途,开始讨好宦官。虽然最终官至宰相,但他的身后一直有着宦官崔峻谭的影子,所以他也一直为朝臣所轻。甚至同僚在公开场合都对其指桑骂槐,冷嘲热讽。为此,白居易为其写墓志铭中也曾有含蓄提及。

因为这一切,在大唐诗坛的操行评定手册中,元稹排名极度靠后。

因为这一切,陈寅恪先生对元稹的评价是:“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就是指他在感情上始乱终弃、高攀贵门,韦丛去世后一面指天盟誓,一面又很快娶妻、纳妾。而且在政治上善于投机,结交宦官,最令君子所不齿。

我写这篇文章并不是想指责元稹的,虽然古人可以随便骂,并不必为此负担什么法律责任。但是写文章和说话一样,都应该靠谱,我不敢说我的文字都是真话,但是我保证,我要是写了言不由衷的文字,我肯定会很羞愧。

在我看来,元稹真的不必纠结。首先政治没有对错,张居正也曾勾结太监冯保,从而一跃成为帝国首辅,但这并不妨碍他大展宏图,延长明朝寿命几十年,而成为一代名相;王安石、司马光、苏东坡三位文坛巨擘在政治上也曾是针锋相对的政治对手,但他们也仍然流芳百世。

至于陈老先生说的“巧婚”一说,则情况存在,证据确凿,事实清晰,无从狡辩。但这只是道德层面的事,并未触犯当朝法律,而道德,则见仁见智。

不知怎么回事,透过重重历史迷雾,我对这个手执生花妙笔的诗人,居然产生了莫名的一种感觉,是钦佩,是崇拜,是理解,是同情还是其它的一些东西,总之我形容不出来。

但是我知道,每个人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存在,存在即是硬道理。他有选择自己生活和道路的权利,只要他愿意。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准则强加给别人头上,如果不去遵从便从道德的高度上大加鞭挞。

元稹的纠结在于他不仅仅是个文人,更主要的他是个文官,一个“官”字道尽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有的辛酸苦辣,也正是因为如此,多少优秀的文人在仕途之路上痛苦挣扎,甚至放弃,甚至改变。曾经的慷慨激昂会演化成静水深流,过往的豪情壮志会蜕变成偃旗息鼓,以前我是为了生活的理想,而现在,我只是为了理想的生活。这一切,有错吗?

不管对错,公元831年,53岁的元稹病逝,白居易为其撰写了墓志铭。

突然想起了这样一首旋律:你这样一个诗人,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甘心为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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