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研究综述(1978

 　　河南省开封市河南大学文学院06级8班475001

　　
　　摘要：《水浒传》中宋江的形象，历来就是争论不休的话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宋江形象的研究更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且各种说法都据有相当的理由，都能凭借一定的考辨和论证得以成立。本文对近三十年《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研究中所形成的忠义形象说、英雄领袖说、吏胥强人说、阴谋家与投降派说、复杂性格说、理想化形象说、悲剧形象说等主要观点进行梳理介绍。?
　　关键词:近三十年《水浒传》宋江形象 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41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09）-05-0055-3?
　　
　　《水浒传》［1］以其成功的人物形象塑造奠定了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贯穿小说始终的宋江形象则成为人们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研究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特征，可谓众说纷纭、百家争鸣，各种说法都据有相当理由，都能凭借一定的考辨和论证得以成立。本文对具有代表性的的观点学说进行梳理介绍。
　　
　　一、忠义形象说
　　
　　20世纪80年代欧恢章提出了此观点，认为《水浒传》作者赋予了宋江忠的性格，同时又赋予了他义的性格，忠和义两个性格侧面交织在一起，其忠君和孝亲的本质是“忠于封建的纲常和法度”［2］，而“义”在宋江身上的特点主要是利他精神。正是如此，他才扬名天下，为江湖好汉所爱戴。白盾则说宋江是个“'义胆包人'的'伦坤何处可右'的'狂客'”［3］。90年代，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评论说宋江“作为小说中的第一个主角，就是忠义的化身。他的性格在既矛盾又统一的忠义的主导下曲折地发展”［4］。
　　进入21世纪以来此观点继续发展，学者符晓黎认为《水浒传》中的宋江是“典型的封建时代的忠臣义士的形象”，“作为众望所归的风云人物，由于他的高尚品德，在江湖上众口播誉，名闻寰海”［5］；认为宋江主张的招安、征方腊是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举动，宋江是封建时代一位具有民族意识的爱国志士。梁文娟则另辟视角，分析“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这三个绰号分别“从家庭伦理、人际交往、社会道德的角度概括了宋江的性格，文本称赞宋江于家大孝、仗义疏财、济人危困和忠君报国，是忠义的楷模”［6］。
　　
　　二、英雄领袖说
　　
　　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都把宋江定位为农民起义的英雄领袖，认为他具有不凡的英雄气概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吕致远评价宋江“知人善任，用之所长，避其所短，并能以信义为本，与弟兄平等相待，还能够严于律己，身先士卒，颇具领导艺术”［7］。史瑞玲对宋江上梁山后的卓著战绩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他大败祝家庄、曾头市，攻破大名府、东昌府、东平府、高唐州，两败童贯、三败高俅，计谋策略颇堪称述，称他“侦察谍报、兵力部署、里应外合、声东击西、无中生有等等，无不巧妙得体，极尽兵略运筹之能事”［8］。刘吉鹏也认为宋江是天然的梁山领袖，众星之“主”，是“替天行道”事业的主要承载者和策划者、组织者，“为众好汉指明了方向，率领大家共赴大义”［9］。
　　新世纪，周甲辰先生在文章中指出，宋江是“《水浒传》英雄中的英雄，是其他所有英雄敬慕和效仿的对象。宋江是作者最为注重、最想突出的一个人物，描写宋江所用的笔墨远远超过了描写其他任何一个人”［10］。有趣的是，学术界也一直有声音反对“英雄领袖说”，王齐洲就认为，“从宋江的思想和行动来考察，宋江绝不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宋江和高俅的斗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是地主阶级革新派在山林草泽中的代表人物”［11］。鉴于王齐洲曾对《水浒传》主题提出“革新派与守旧派的矛盾斗争”说，而小说研究中对作品主题和中心人物的认识应该是统一的，因此就可以说“既然否定农民起义的主题,就必然要否定宋江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12］。
　　
　　三、吏胥强人说
　　
　　20世纪80年代中期，廖仲安在《文学遗产》上发文指出，宋江是一个“吏道纯熟，刀笔精工”但又“身份卑贱，升官无望的吏胥”［13］。此后，宋江是一个善用权术、圆滑世故的吏胥强人这种观点在学术界便逐渐盛行起来，此观点认为宋江身属衙门、充当爪牙和不甘沉抑、同情盗贼的两重性，使他从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来，成为有威信有权谋的强人，但他又前瞻后顾，敢反抗而不敢胜利，使起义兄弟为拥护他而付出了鲜血的代价。权谋，是宋江赖以生存的伎俩，小说中写到他为了拉拢秦明、卢俊义、徐宁等人上梁山入伙，便与吴用合谋陷害，不惜牺牲无辜生命，迫使他们妻离子散，走投无路。宋江的这些表现，正可为此观点佐证。
　　曾永辰认为，《水浒传》作者力图塑造一个完美的绿林领袖形象，却并不成功，宋江作为绿林好汉的许多精神气质、性格特征是标签式的，是作者主观赋予的；而“作者塑造宋江的最成功之处，倒是突现了他作为小吏的神姿与气质”［14］。90年代，鸣棋更为鲜明地指出了宋江有着“卑恭谨慎、处世圆滑、善用心机、城府深藏、不择手段的官场习气，接人待物上皮里阴阳、虚与委蛇、暗耍手段”［15］。
　　
　　四、复杂性格说
　　
　　近三十年水浒研究中，有一种观点强调宋江形象的复杂性，认为忠义形象说、英雄领袖说或吏胥强人说都是给宋江进行定性分析，过于简单化，忽视了人本身的复杂性特征，而宋江是《水浒传》所塑造的非常复杂的人物形象；认为他“既是忠君报国、行侠仗义的英雄，是伦理道德的楷模，也是助纣为虐，充当屠杀梁山英雄的刽子手”［6］。学术界对于宋江形象的复杂性存在着争论，焦点集中于其性格是矛盾的还是统一的，抑或是矛盾中的统一，这三种观点都有支持者。
　　叶舒宪坚持“矛盾论”，称宋江“既是劫富济贫、反抗贪官污吏的仗义英雄，又是怀着士大夫阶级的美梦，投降大宋皇帝的奴才；既是悲天怜人的活菩萨、救人危难的及时雨，又是忠于统治阶级的鹰犬走卒，镇压方腊起义的刽子手；既是刚强无比的民族志士，又是滚在屎尿坑中的怕死鬼”［16］。曲家源也认为《水浒传》中宋江“一时表现气度宏大、壮志冲天，转眼之间又卑躬屈节、贪生怕死”［17］ ，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其行为常常背离性格，造成其形象整体上自相矛盾。认同“统一论”的赵小雷认为，“纵观宋江的一生，作为其行为内在动力的，就是封建士大夫的报效朝廷和建功立业的正统观念。宋江的矛盾是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而不是主观愿望本身的矛盾”［18］，“宋江的思想性格中始终是忠占据着统治地位，义不但没有与其相分裂，而且还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唐富龄把宋江的性格和人生经历相结合进行分析，得出了宋江的性格是“矛盾中的统一”的结论；于天池也在文章中明确指出，“宋江是一个具有复杂性格的人。他既是促使农民起义事业兴盛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又是导致农民起义事业变质、崩溃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两个看来矛盾的东西,在他性格的两面性上统一了起来”［19］。
　　
　　五、 阴谋家与投降派说
　　
　　宋江是阴谋家投降派的观点可谓由来已久，近三十年来此种说法依然存在。蔚然教授在评论电影《投名状》时对宋江形象提出看法，认为宋江接受招安以后以众兄弟的性命换取了征田虎、征方腊的胜利，是“踏着兄弟的鲜血被加封为武德大夫、楚州安抚使”［20］。电视剧《水浒传》播出后，影视评论家王榕发文指出，“宋江为了达到招安的目的可谓呕心沥血、机关算尽，他的某些表现甚至到了叫人不耻的地步。当接受招安时，他竟然激动得双眼含泪，嘴唇乱颤，在觑见大宋皇帝时更是屁股高高翘起欲趴在地上，其状就象一个为得到主子宠爱而不停摇尾的狗儿”［21］。

　　刘慧儒在文章中评论宋江形象时言辞更激烈，说宋江表面上“谦恭礼让、乐于助人，骨子里却工于计算，支配欲极强”，“盗忠义之名行不义之实”；他和晁盖的关系最能看出其为人，“晁盖生时，宋江不以忠义事之；晁盖死后，宋江背弃晁盖遗嘱，算尽机关，攫取梁山权柄，待得当上梁山寨主，总算有了与帝王家交易的本钱”。然而，“倒霉的是那些诚心聚义、共襄盛举的异姓弟兄，糊里糊涂就被宋江给卖了”［22］。黄全彦甚至把宋江喻为妖人，说他善用妖术，而“妖术，说穿了，就是见不得光的阴谋诡计”，“宋江正是靠着这样的手段笼络人心，登上高位”［23］ 。
　　
　　六、 理想化形象说
　　
　　宋江是《水浒传》中理想化人物形象的观点主要活跃于20世纪末，新世纪以来鲜有学者赞同。80年代，齐裕?在《论＜水浒传＞里的宋江》一文中指出，宋江是“作者在全书中塑造的理想人物，是被奸臣陷害的忠良”，“他一出场，作者就称颂他是及时雨，比作萧何和孟尝君，点出明智忠信，宽厚爱人的特点”［24］。周克良认为，宋江忠义过人，信奉儒家伦理，但又雄才大略，有时无法循规蹈矩。这种知与行的矛盾被作者以“替天行道”、“顺天护国”八字大法巧妙解决，从而使他“成为理想化救世主，既达到了改造现实的目的，又大致符合儒教礼制规范”［25］。90年代，曲家源认为施耐庵是按照儒家经典中“君子”人格的规范来描写理想人物宋江的，宋江“集忠、义、恭、宽、信、教、惠于一家，他谦虚谨慎，疏财仗义，爱惜人才，忠孝双全，又有雄才大略；当上梁山泊主以后，任人唯贤，具有高超的组织才能和军事指挥才能，创造了梁山泊轰轰烈烈的事业” ［26］，是作家的理想的“完人”，尽管作品的客观效果与作家预期的效果有相当的距离。
　　
　　七、 悲剧形象说
　　
　　悲剧形象说是宋江形象研究中又一颇具代表性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常林炎从宋江形象形成的根源和过程入手研究宋江形象的发展，认为施耐庵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农民起义领袖悲剧性格的发展史，“宋江一生身心分离，在精神折磨中活着。他忽而身在官府，心在草野；忽而身在草野，心在朝廷。”性格造成他一生的悲剧，“放晁盖是缘起，杀惜是序幕，上梁山是发展，受招安是高潮，征辽是缓冲，中鸩酒是结局，毒李逵是余波，魂聚蓼儿洼是尾声”［27］。90年代，郭份分析《水浒传》关于宋江形象的塑造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忠义”的明线索，即宋江的“忠义”形象，另一条是个人奋斗的暗线索，即酒楼题反诗后的个人奋斗过程，“两条线索在最后一回实现大汇合，唱出一曲博大的悲歌：忠义的宋江凄渗地死去，个人奋斗的宋江悲壮地毁灭，酿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一大悲剧。”［28］最近，王变琴从更深层次分析了宋江命运的悲剧性，认为宋江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的悲剧根源在于他的双重性格，忠义思想是他思想性格中不可调和的两个方面，这种反抗性与妥协性的矛盾使宋江在其人生的各个阶段左右摇摆，“性格决定命运,悲剧的性格造就了他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29］。
　　近三十年来宋江形象研究中除以上具有代表性的七种观点外，也有批评者在阐释宋江形象时另辟视角、自成一家，形成了较为独特的观点。吴志达从美学角度阐释宋江形象，认为宋江身上具备作者施耐庵所处动荡时代的社会心理和美学观念所希望英雄人物所具有的崇高的、真善美的、刚柔相济的素质［30］。中国品牌建设泰斗李光斗以现代企业家角度分析宋江卓越的领导才能，极力称赞其“团队意识、知人善任、战略高远”［31］等品质。李友桥则认为宋江是《水浒传》中塑造得不成功的人物形象，在与历史原型的差距、与作品其他人物、事件的和谐一体及其自身的有机统一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缺憾［32］。
　　纵观近三十年《水浒传》中宋江形象研究状况，可谓众说纷纭、歧见迭出、百家争鸣，新问题、新视角时有出现，其研究不断发展深入且分歧日多，许多新老疑难问题都有待于研究者们知难而上，努力探索，以作出更加准确、深入、系统、科学的论断，亦为新世纪的《水浒传》研究开辟更新、更广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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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赵军亮（1986-）男，河南安阳人，河南大学06级本科生，汉语语言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