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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理论如何与写作实践相结合（上） 刘梦芙 〔一〕 华夏民族几千年来注重实践而不务玄思，先秦虽有思想家老子、庄子，东汉以后从印度传来佛教，但未能成为主流，儒家学说从两汉到清末，始终起主导作用。儒学是积极入世之学，志在治国平天下，强调知行合一，道德要践履于人伦日用之中，要求读书人修身进德，成为君子，在社会以身作则，所谓“听其言不如观其行”，有了实际的功德，民众才能信服。 儒家知识人士尊奉孔子的教诲，重视诗教“厚人伦、美风俗”的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馀事为诗，抒情言志。 在上古，诗为六艺之一，是国君与卿相士大夫子弟自幼必修的功课；经孔子删订的《诗三百》，成为历代士人必读的经典。唐代举行科举考试，以诗赋取进士；到清代乾隆年间接续唐代传统考试帖诗（一种命题写作的五言六韵至八韵的排律），帝王重视，推动了诗歌的兴盛。但诗教主要在民间私塾和书院进行，朝廷虽用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但相关部门只起督导作用，诗以外更要考经书的义理（明清八股文）以及如何解决政事方面的实际问题（策论）。 诗是幼童必修的功课，教学方法是诵读与习作相结合，老师批改作业，不空谈理论，作诗的法度（各种体式的格律声韵、词藻典故如何运用）皆结合具体作品而言，因材施教，这同样是知行合一。用功的学生在诵读大量名家名作并大量写作之后，自然能掌握写作技巧，写出像模像样的诗篇，其中有才华者成为优秀的诗人。诗人有了切实的写作体验之后，才将读诗作诗的心得写成论文、著作（如诗话、词话、序跋之类），历代诗论家、词论家极少不能作诗填词。 这种理论必须结合写作实践才能行之有效的诗教传统，一直延续到科举废除后的民国期间，当时南北高等学府中文院系大多开设诗词写作课，培养了许多人才。“文革”后在世的老一辈学者诸如缪钺、王季思、徐震堮、唐圭璋、钱仲联、周振甫、程千帆、霍松林、叶嘉莹等等，兼为诗词创作名家，他们的诗词论著，成为学术典范。 钱仲联先生说：“我终身孜孜不倦地探究追求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诗填词成为我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创作不仅是抒情言志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是文史研究尤其是我一直从事的诗集笺注工作的必要基本功夫。……陈衍曾批评钟嵘不能为诗而妄评诗，因而语多谬悖，评次失当；陈柱也曾批评郑玄虽精通古礼而不能作诗，故笺三百首不能无失。这些批评不能不说是击中要害的。 相反，‘往者钱牧斋以诗鸣一代，其笺注杜诗，论者谓多得少陵微旨，盖知人论世而以意逆志，非诗人注诗莫能合而为一也。’同样，‘仲联自造掐擢肾胃，不懈而及于古，并世胜流多称之矣。以诗人而注公度诗，吾知其必有当也。’（冯振《人境庐诗草笺注序》）这也正是我差可自信之处。眼下有些人号称鉴赏诗、注释诗、研究诗而不通音律，不能为诗，甚至不辨平仄，致使其对诗歌的理解和阐说往往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有时还会闹出常识性的笑话来。这样的教训是应该记取的。因此，我作诗填词，为骈散文，终身不辍。”（《钱仲联自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研究古典文学必须能作诗词并写文言文，是老辈学者如缪钺、钱钟书、程千帆、饶宗颐、霍松林、刘世南、叶嘉莹诸先生的一致看法。当今知名学者陈永正、刘永翔、邓小军、龚鹏程等，青年学者徐晋如，都承续了治学兼能作诗的传统。近年中山大学联合全国高校成立诗教委员会，连续举办大学生诗词赛，也在努力恢复这一中断的传统。 成为优秀的诗人词家很难，需要许多条件，天赋的悟性、灵气和后天的学养、作诗的工力、人生的阅历都不可少。天才固然重要（当今著名诗人、学者陈永正教授说，作诗到二十岁还不成家，终身无望），但像王勃、李贺那样的诗人毕竟极为罕见，中上之材经过后天的艰苦努力，同样能名垂青史。 问题是在普遍追求物质、全民拜金的今天，诗词寒不能为衣，饥不可为食，有多少人愿为它呕心沥血？“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乌兽草木之名”，是从诗能陶冶气质、增长学识和社会功用诸方面说，孔子的话到今天似乎已经过时。然而仅仅就实用这一点而言，作为从事古典诗歌专业的研究生，会写诗词总比不会好。 我曾主编“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几十种，在出版社排版后错误百出，需要校勘；出版社编辑都是研究生学历，但繁体字、异体字、通假字认不全，文言文读不通，更不知诗词格律和典故，校对书稿不但缺乏鉴别作品优劣和改错的能力，而且经常把正确的文字改为谬误。因此每一部书我都要亲自校勘多遍，否则印出来都是硬伤，成为笑话。如果研究生毕业后从事诗词教学和研究，缺乏写作方面的切实体验，很难深入艺术之堂奥，人云亦云，没有独到的见解。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和中华诗词研究院合办这次研讨会，开设系列讲座，旨在突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打通古今文学的鸿沟，对中国诗歌的古今演变进行贯通性的研究，是为了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如何将诗词理论和写作实践相结合？我愿意和同学们交流切磋，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二〕 据我个人从写作诗词到研究诗词几十年的历程，有几点体验： 1、诗歌创作是理论得以产生的根本，二者不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世界上只有先出现诗歌作品，才有阐释诗意、鉴赏诗美、总结创作方法和规律的理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研究作品的理论，有研究者引申、演绎的再创作成分，理论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不能脱离作品的根本任意发挥、过度阐释，成为“戏说”。而作家如果一味依照理论设计的公式生搬硬套地写作，作品必然陷入某种窠臼，丧失其创造性。 2、理论需要密切结合创作实践。研究古代诗词，应该关注现当代诗词，通古今之变。适时观察现当代诗词创作，知其流变与得失，理论才能起到批评引导的作用。 3、实践出真知，有诗词创作体验者研究诗词，必然较不能为诗者扎实深入，有独到的见解，诸多诗人兼为学者的前辈名家的学术成果堪为明证。我个人从诗词创作转为理论研究，同时从事诗词编选、校勘工作，业余仍然坚持创作，未曾受过现代高校的研究生训练，按传统的方式作诗治学，虽然与前辈名家相差很远，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果。 我现在收了几位社会上的学生，不向他们空谈理论，只是要求多读古今名家诗词，同时布置作业，针对习作中格律、语句的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并作修改，这样方能落到实处，使学生打好基础。 在当今功利社会，从事诗词研究兼以创作，首先要明其宗旨。前文说过，儒家思想学说两千多年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导，在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方面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当今民族复兴，弘扬国学，儒学理当引起高度重视，当然不能排斥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和外来思想学说，这里只是就主体而言。儒家诗教的目标是要学子自幼通过诵诗习作，陶冶情操，变化气质，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温柔敦厚，诗教也”，旨在培养人具有仁慈宽厚之心，这是做人的根本；诗歌艺术风格要求雅正，同样是引人向善，不入鄙俗下流之途。诗品取决于人品，诗人的德行十分重要，人品不端者诗史无其地位，诗风邪僻淫荡庸鄙者每遭贬抑。诗词是知识精英创造的高雅文化，高雅不与通俗对立，读万卷书后深入浅出、清新畅达的通俗绝非庸俗、粗俗（唐人绝句非不学之俗人可作），高雅文化、人文精神的对立面是流氓痞子精神，后者只会放纵欲望，糟蹋文化，无视道德底线，绝无向善之心。 “温柔敦厚”指人的良性气质，不是消减诗歌批判现实中黑暗腐败的锋芒，《诗经》里就有大量“变风变雅”之作，《离骚》同样有强烈的怨愤，在衰乱之世，斥恶正是为了扬善，仁人志士无不明辨是非，爱憎鲜明。缺乏温柔敦厚的仁者情怀，只会考虑私利，不可能忧国忧民，立德立言，抵制邪恶。因此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中包含了“诗可以怨”。 诗教并非要求人人成为优秀的诗人，前面说过，诗中名家、大家需要许多条件；胸襟、品格、学养、阅历、见识、工力，不可或缺，更重要的是有天赋的才华，包括丰富的想象、灵妙的构思、用语言文字铸造意象的敏感——美的直觉。三千年来中国诗史上被后世尊为典范的大家名家不过百数十人，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都是一等天才人物，寥寥可数，不可复制。 古人志在治国平天下，以诗为馀事，寄托怀抱，诗史上从无以诗为职业的诗人，视为帝王服务的宫廷作家若倡优，不入作者之林。今人学诗同样要正其趋向，不必把成为大诗人作为人生首要目标，一沾功利，诗即不纯不正。我们从事各种职业，只需读诗以理解民族人文精神，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有兴致时写一些诗词以抒情言志，“犹贤于博弈”。“腹有诗书气自华”，在言谈举止方面彬彬儒雅，自觉地抵制庸俗气味，进而行善立德，就接近儒家所说的君子了。 当然，能具备多方面条件，成为杰出的诗人，实至名归，乃极佳之事，文化复兴需要大诗人。但毕竟非人人可以幸致，爱诗也会作诗，就已经很难得了。就我个人而言，正是读诗写诗使我在心中有一块净土，长年坐冷板凳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对外面的花花世界无动于衷，精神世界十分充足。我认为，只要经济上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身体平安，有时间读书写作，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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