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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话文章#刘梦芙|诗词理论如何与写作实践相结合(上)

2015-12-13  百城主人

诗词理论如何与写作实践相结合(上)

刘梦芙


〔一〕

  华夏民族几千年来注重实践而不务玄思,先秦虽有思想家老子、庄子,东汉以后从印度传来佛教,但未能成为主流,儒家学说从两汉到清末,始终起主导作用。儒学是积极入世之学,志在治国平天下,强调知行合一,道德要践履于人伦日用之中,要求读书人修身进德,成为君子,在社会以身作则,所谓“听其言不如观其行”,有了实际的功德,民众才能信服。

  儒家知识人士尊奉孔子的教诲,重视诗教“厚人伦、美风俗”的作用,“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馀事为诗,抒情言志。

  在上古,诗为六艺之一,是国君与卿相士大夫子弟自幼必修的功课;经孔子删订的《诗三百》,成为历代士人必读的经典。唐代举行科举考试,以诗赋取进士;到清代乾隆年间接续唐代传统考试帖诗(一种命题写作的五言六韵至八韵的排律),帝王重视,推动了诗歌的兴盛。但诗教主要在民间私塾和书院进行,朝廷虽用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但相关部门只起督导作用,诗以外更要考经书的义理(明清八股文)以及如何解决政事方面的实际问题(策论)。

  诗是幼童必修的功课,教学方法是诵读与习作相结合,老师批改作业,不空谈理论,作诗的法度(各种体式的格律声韵、词藻典故如何运用)皆结合具体作品而言,因材施教,这同样是知行合一。用功的学生在诵读大量名家名作并大量写作之后,自然能掌握写作技巧,写出像模像样的诗篇,其中有才华者成为优秀的诗人。诗人有了切实的写作体验之后,才将读诗作诗的心得写成论文、著作(如诗话、词话、序跋之类),历代诗论家、词论家极少不能作诗填词。

  这种理论必须结合写作实践才能行之有效的诗教传统,一直延续到科举废除后的民国期间,当时南北高等学府中文院系大多开设诗词写作课,培养了许多人才。“文革”后在世的老一辈学者诸如缪钺、王季思、徐震堮、唐圭璋、钱仲联、周振甫、程千帆、霍松林、叶嘉莹等等,兼为诗词创作名家,他们的诗词论著,成为学术典范。

  钱仲联先生说:“我终身孜孜不倦地探究追求诗歌艺术的最高境界,作诗填词成为我生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创作不仅是抒情言志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而且是文史研究尤其是我一直从事的诗集笺注工作的必要基本功夫。……陈衍曾批评钟嵘不能为诗而妄评诗,因而语多谬悖,评次失当;陈柱也曾批评郑玄虽精通古礼而不能作诗,故笺三百首不能无失。这些批评不能不说是击中要害的。

  相反,‘往者钱牧斋以诗鸣一代,其笺注杜诗,论者谓多得少陵微旨,盖知人论世而以意逆志,非诗人注诗莫能合而为一也。’同样,‘仲联自造掐擢肾胃,不懈而及于古,并世胜流多称之矣。以诗人而注公度诗,吾知其必有当也。’(冯振《人境庐诗草笺注序》)这也正是我差可自信之处。眼下有些人号称鉴赏诗、注释诗、研究诗而不通音律,不能为诗,甚至不辨平仄,致使其对诗歌的理解和阐说往往是雾里看花,隔靴搔痒,有时还会闹出常识性的笑话来。这样的教训是应该记取的。因此,我作诗填词,为骈散文,终身不辍。”(《钱仲联自述》,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研究古典文学必须能作诗词并写文言文,是老辈学者如缪钺、钱钟书、程千帆、饶宗颐、霍松林、刘世南、叶嘉莹诸先生的一致看法。当今知名学者陈永正、刘永翔、邓小军、龚鹏程等,青年学者徐晋如,都承续了治学兼能作诗的传统。近年中山大学联合全国高校成立诗教委员会,连续举办大学生诗词赛,也在努力恢复这一中断的传统。

  成为优秀的诗人词家很难,需要许多条件,天赋的悟性、灵气和后天的学养、作诗的工力、人生的阅历都不可少。天才固然重要(当今著名诗人、学者陈永正教授说,作诗到二十岁还不成家,终身无望),但像王勃、李贺那样的诗人毕竟极为罕见,中上之材经过后天的艰苦努力,同样能名垂青史。

  问题是在普遍追求物质、全民拜金的今天,诗词寒不能为衣,饥不可为食,有多少人愿为它呕心沥血?“温柔敦厚,诗之教也”;“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乌兽草木之名”,是从诗能陶冶气质、增长学识和社会功用诸方面说,孔子的话到今天似乎已经过时。然而仅仅就实用这一点而言,作为从事古典诗歌专业的研究生,会写诗词总比不会好。

  我曾主编“二十世纪诗词名家别集丛书”、“安徽近百年诗词名家丛书”、“当代诗词家别集丛书”几十种,在出版社排版后错误百出,需要校勘;出版社编辑都是研究生学历,但繁体字、异体字、通假字认不全,文言文读不通,更不知诗词格律和典故,校对书稿不但缺乏鉴别作品优劣和改错的能力,而且经常把正确的文字改为谬误。因此每一部书我都要亲自校勘多遍,否则印出来都是硬伤,成为笑话。如果研究生毕业后从事诗词教学和研究,缺乏写作方面的切实体验,很难深入艺术之堂奥,人云亦云,没有独到的见解。

  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和中华诗词研究院合办这次研讨会,开设系列讲座,旨在突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打通古今文学的鸿沟,对中国诗歌的古今演变进行贯通性的研究,是为了解决多年积累下来的问题,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如何将诗词理论和写作实践相结合?我愿意和同学们交流切磋,错误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二〕

  据我个人从写作诗词到研究诗词几十年的历程,有几点体验:

  1、诗歌创作是理论得以产生的根本,二者不是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世界上只有先出现诗歌作品,才有阐释诗意、鉴赏诗美、总结创作方法和规律的理论,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研究作品的理论,有研究者引申、演绎的再创作成分,理论有一定的独立性,但不能脱离作品的根本任意发挥、过度阐释,成为“戏说”。而作家如果一味依照理论设计的公式生搬硬套地写作,作品必然陷入某种窠臼,丧失其创造性。

  2、理论需要密切结合创作实践。研究古代诗词,应该关注现当代诗词,通古今之变。适时观察现当代诗词创作,知其流变与得失,理论才能起到批评引导的作用。

  3、实践出真知,有诗词创作体验者研究诗词,必然较不能为诗者扎实深入,有独到的见解,诸多诗人兼为学者的前辈名家的学术成果堪为明证。我个人从诗词创作转为理论研究,同时从事诗词编选、校勘工作,业余仍然坚持创作,未曾受过现代高校的研究生训练,按传统的方式作诗治学,虽然与前辈名家相差很远,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果。

  我现在收了几位社会上的学生,不向他们空谈理论,只是要求多读古今名家诗词,同时布置作业,针对习作中格律、语句的问题提出具体意见,并作修改,这样方能落到实处,使学生打好基础。

  在当今功利社会,从事诗词研究兼以创作,首先要明其宗旨。前文说过,儒家思想学说两千多年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导,在包括诗词在内的文学方面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当今民族复兴,弘扬国学,儒学理当引起高度重视,当然不能排斥儒家以外的诸子百家之学和外来思想学说,这里只是就主体而言。儒家诗教的目标是要学子自幼通过诵诗习作,陶冶情操,变化气质,成为文质彬彬的君子。

  “温柔敦厚,诗教也”,旨在培养人具有仁慈宽厚之心,这是做人的根本;诗歌艺术风格要求雅正,同样是引人向善,不入鄙俗下流之途。诗品取决于人品,诗人的德行十分重要,人品不端者诗史无其地位,诗风邪僻淫荡庸鄙者每遭贬抑。诗词是知识精英创造的高雅文化,高雅不与通俗对立,读万卷书后深入浅出、清新畅达的通俗绝非庸俗、粗俗(唐人绝句非不学之俗人可作),高雅文化、人文精神的对立面是流氓痞子精神,后者只会放纵欲望,糟蹋文化,无视道德底线,绝无向善之心。

  “温柔敦厚”指人的良性气质,不是消减诗歌批判现实中黑暗腐败的锋芒,《诗经》里就有大量“变风变雅”之作,《离骚》同样有强烈的怨愤,在衰乱之世,斥恶正是为了扬善,仁人志士无不明辨是非,爱憎鲜明。缺乏温柔敦厚的仁者情怀,只会考虑私利,不可能忧国忧民,立德立言,抵制邪恶。因此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中包含了“诗可以怨”。

  诗教并非要求人人成为优秀的诗人,前面说过,诗中名家、大家需要许多条件;胸襟、品格、学养、阅历、见识、工力,不可或缺,更重要的是有天赋的才华,包括丰富的想象、灵妙的构思、用语言文字铸造意象的敏感——美的直觉。三千年来中国诗史上被后世尊为典范的大家名家不过百数十人,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都是一等天才人物,寥寥可数,不可复制。

  古人志在治国平天下,以诗为馀事,寄托怀抱,诗史上从无以诗为职业的诗人,视为帝王服务的宫廷作家若倡优,不入作者之林。今人学诗同样要正其趋向,不必把成为大诗人作为人生首要目标,一沾功利,诗即不纯不正。我们从事各种职业,只需读诗以理解民族人文精神,培养高尚的审美情趣,有兴致时写一些诗词以抒情言志,“犹贤于博弈”。“腹有诗书气自华”,在言谈举止方面彬彬儒雅,自觉地抵制庸俗气味,进而行善立德,就接近儒家所说的君子了。

  当然,能具备多方面条件,成为杰出的诗人,实至名归,乃极佳之事,文化复兴需要大诗人。但毕竟非人人可以幸致,爱诗也会作诗,就已经很难得了。就我个人而言,正是读诗写诗使我在心中有一块净土,长年坐冷板凳耐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对外面的花花世界无动于衷,精神世界十分充足。我认为,只要经济上能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身体平安,有时间读书写作,就是人生最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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