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种思维方式
一．自我超越
有形有相的东西终归于毁灭，要实现真正的不朽，就要超越自我这个有限的存在。中国先哲将“道”作为超越一切有形有相的永恒存在。但这个道又不是不可么磨，高高在上的上帝，它“有情有信”，就在万事万物之中。理想人格的获得就在于与“道”自觉、自然而然地合一。
道虽“有情有信”，它又超言绝象。要与道冥合,就需要超越一切形体和自己的生命。只有这样才能在有限中达到无限，在现实中实现永恒。中国知识分子习惯于自我克制和自我提升，不在躯壳上起念，追求某种精神境界，正是这种思维方式在现实中的应用。
二．整体思维
整体思维又称系统思维，它认为整体是由各个局部按照一定的秩序组织起来的,要求以整体和全面的视角把握对象。中国古人的整体思维主要有以下特点，1）它形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五行生克等整体结构模式，这些模式反映了自然界乃至人类社会的一切事物的共同性。2）宇宙整体和作为整体的具体事物具有统一的结构，遵从相同的演化法则，
并由此导出天地一理，万物一马，宇宙全息的结论整体思维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生活的影嫌诩是巨大的。中国人素有的“大一统”思想，中医的“头痛医脚，脚痛医头”的整体疗法，以及中国文化偏重综合、弱于分析、概念的模糊性等都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
三．物极必反
中国人普遍认为，事物的运动变化，总是向相反的方向转变。如《易经》：“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老子》：“正复为奇，善复为妖。”那么，事物在什么地步才发生这种转变呢？那就是，无论任何事物，到了盈满或顶点时，便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自汉代《淮南子》明确提出“物极必反”的命题后，它便成了中国人的一个传统思维模式。这里的“极”，实际上是一种极限、顶点。之所以发生物极必反，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包含有阴阳两个对立面，当一方势力上升，达到顶点时，便转而消退；另一方则相反，由消而长，这时就发生物极必反。
四．渐悟思维
渐悟思维贯穿于中国古代各家思想之中。它的特点在于主体从思维的对象和内容方面作好必要的准备，经过某种契机的引发，突然认识到事物的全体和真相。认识到事物的真相或全体, 在道家称为“悟道”；在儒家称为“豁然贯通”；在佛教称为“成佛。”
在佛教，渐悟又名“因缘见性”。认为人们只有通过积德修道的助缘，才能见性成佛。最著名的是神秀的渐悟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生尘埃。"
在儒家，最明显地体现在程颐的“脱然贯通”和朱熹的“豁然贯通”说。他们认为，只有知识积累到一定秤谌，才能在“用力之久”的工夫中达到“豁然贯通”。故荀子对渐悟总结道：“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灵也，思之极也。”
五．躬身践履
中国人学习的目的在于成就高尚的人格，而高尚的人格不是通过知识积累所能达到的。因此，伴随成德的学问，自然形成一种切身践履圣人之言的思维。它具体表现在如何通过将圣人之教与自己的言行结合起来，最终成圣成贤。
故《大学》在列了三纲领，八条目之后，直接道出“一是皆以身为本”。只有个体通过躬身实践，才能成为圣贤，受人尊敬。否则，便会被人斥为赵括马谡之流，不悟“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
当然，无论儒家、佛教和道家，所强调的躬身践履都与西方的科学实验俨然是两回事。中国古人的躬身践履是对圣人之言的信仰和执行，在这里不存在怀疑，只存在印证。如果你印证不了，那说明你自身有问题，决不能在圣人之言上找毛病。其目的便是达到“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
六．格物致知
中国宋明理学的认识方法，最早见于《大学》，是八条目中两条目。有理学派和心学派两种解释。理学派以程颐、朱熹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格物就是穷尽事物的道理，包括事物的自然规律和道德原则；而致知则是利用“类推”的方法，将已得之理推广到事事物物之上。其具体方法在于读书讨论，应接事物，和到具体事物中去发现。等到积累到一定秤谌，便会豁然贯通，达到万物之理为一的境界。
心学派以陆九渊、王阳明的观点为代表。他们认为“心即理”,格物就是正心，认识本心，使心始终不离正道。至于外物如何，则不是他们所关心的。致知则是将内心中的道德原则即良知推广于事事物物之上，使万物皆具有吾心之良知。
但是，无论程朱，还是陆王，最终都归于明心中的本性，即道德本然，以达到儒家的“圣贤境界。”
七．反求诸己
中国人认为学问的目的不在于认识外物，而在于成就自身，提高自己的精神境界，因此，“反求诸己”，观察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最高人生价值的标准，便成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之一。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反躬自问,正义不在我, 纵是卑贱之人,我也不去恐吓他；反躬自问，正义在我，虽千军万马，我也不畏惧。”荀子也说：“君子每天要做三次反思，便可达到聪睿智达，行为无过。”
那么，所谓的反思、反躬自问是思什么、问什么呢？简言之，就是反问自己的良心。一个人在做一件事时，问问自己的良心，如果心安，则为之，如果心不安而为之，则失去了反思的意义。
反思的目的就是要成就自身，成就自身的德行，而不是仅仅的知识积累。通过自我反思，觉悟到道德原则乃我本然所有，自觉地依照道德原则而行，就叫“悟”。相反，不悟自己的本性，单纯追求知识的积累，则被批评为“迷于万物而不反”。
反求诸己同样体现为道家和佛教的思维方式。老子的“涤除玄鉴”，庄子的“心斋”、“坐忘”，禅宗的“明心见性”都具有典型的反观内求的特色。故老子在评价成就精神境界时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不为。”庄子更明确地提出“我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言下之义，人应当反求于心，不要逐物不返，只有于内心中发现人的自然本性或人生意义，才是明智之举。
正是由于这种反观内求的思维方式和成就自身精神境界的价值取向，使中国人懒于探求外物的规律，而重视人生意义的实现。
八．顿悟思维
禅宗祖师慧能提出的独特的悟道之方。它反对一切知识积累、只凭一介清明之心，单刀直入，直探至理真源，达到成佛的境界。但禅宗的顿悟亦不是完全无可么磨的，它也有引导入悟的方法。
一是疑念法，即通过提出问题，唤起疑念，久思不通，突然有得，求得觉悟。如：“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曰：窗前柏树子。”
二是暗示法，即通过暗示而不直接给出答案，启发人去尽心求解。如：禅宗中的“断指悟道。”
三是遮掩法，即烘云托月，如慧能点悟神会时曾说：“不思善，不思恶，还我明上座本来面目。”言下神会恍然大悟。
九．察己知人
《吕氏春秋·察今》：“察己可以知人，察今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也”。因此，人应该体认内在的自然本性，而不在于辨别外在的事物之理。因为吾性即人性，要认识外物和别人，只需认识自己就够了。
所谓内在于人的自然本性主要指共同的爱好、欲求以及理想。这些爱好、欲望和理想等，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解释。《吕氏春秋》认为人皆崇尚相同的秩序，有相似的欲望或理想；道家认为人皆有相似的崇尚自然的本性；儒家则以为人皆有相同的道德本心，皆喜欢合于理义的事情，皆希望实现“大同仁爱”的社会。所有这些相同或相似，一言以蔽之，皆因为各学派都认为人心中有一个“共识”，在这种共识下，可以推己及人、察己知人。
十．辩证思维
中国先哲擅于从事物的有机联系、对立统一中认识和把握事物，具体表现在阴阳刚柔的对立、一分为二与合二为一的对立统一、“和实生物”、“执两用中”的处事方法，以及“物极必反”的发展变化观。特别地，“执两用中”的处事法则形成了中国人宽厚仁和的民族特性；而“物极必反”的世界观则帮着中国人在困苦危难之中，始终对未来充满着憧憬和希望，它使我们的民族从不消沉，永远处于活力和奋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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