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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七年的版权之战
沙龙在11月20日晚7点准时开始，不大的季风书店活动室里座无虚席，连过道处都站满了读者。空气中弥漫着期待和热切的气息。《生日故事集》的责编彭伦，也即本次活动的主持人，简单介绍了活动嘉宾后，以这本书艰辛、漫长的出版历程作了开场。
▲彭伦、林少华、孔亚雷、黄莺
彭伦：可以不夸张地说，这本书是我职业生涯做出版十多年以来做得最艰难的一本书。在活动开始之前和孔亚雷交流，我才意识到原来这本书从七年前就开始了，到现在才出来。最早这本书的选题是孔亚雷找我的，当中碰到很多困难，想请孔亚雷介绍一下，他是怎么发现这本书，又是怎么找到这本书的出版方的。
孔亚雷：大家好！今天特别高兴，特别有缘分，能在这里和大家聊聊。我发现这篇小说（《生日女郎》）的时候，村上已经很有名气了，当然还没有今天这么有名。那时候我的心情渐渐开始变得复杂了，好像你特别喜欢的女孩突然变成一个万人迷，本来是一个谁也不知道的人，现在却变成了所有人都喜欢的偶像。我当时在上海的书店里发现这篇小说的时候，已经看了所有能找到的村上的短篇小说，但是这个短篇，为这本书专门写的《生日女郎》，却没有收入任何集子。我看了就特别喜欢，想翻译。我跟彭伦联系是七年前，而这本书十年前就在谈了，首先是跟上海译文的冯涛谈了，当时聊了这本书，我在我的长篇《不失者》后记里面也说了一点，这本书的出版也要感谢他。然后开始了漫长的版权之旅，我们本来想可以打包把整个都买下来，日方却说你一定要一个作家一个作家地把这些版权全部谈下来，我们才会把剩下的版权给你。这真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当时我跟台湾的出版社聊过，我甚至跟那个著名的新经典的编辑也聊过，他们断然地拒绝，说这个书不可能出，因为有十二个作家，不可能一个一个去谈。我甚至找到了村上春树在纽约的代理人，很著名的代理，阿特曼女士。我给她写了一封非常热情的信，说我很想出这本书，我自己喜欢写小说，有没有可能给我所有这些作家的清单。她有个助理给我回了信，给了我这个清单，我又把这个清单给冯涛，冯涛后来又联系了彭伦。这个版权之战如果没有彭师傅是绝对打不赢的，他把十二个作家的版权一个一个谈下来，谈了六七年，真的是特别不容易、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两种版本，两个老人
《生日故事集》在翻译初期时，十二篇英文小说连同村上《生日女郎》的英文版，全由孔亚雷翻译成中文，而真正出版时，《生日女郎》一文最终采用的是林少华由日文翻译过来的版本。于是，两种翻译途径，两个翻译版本，在现场通过两位译者对各自所译片段的朗读，发生了有趣的碰撞。
▲林少华
林少华：我首先是个教书匠，教了30多年，现在还在教，教书之余搞点翻译。大大小小厚厚薄薄，花花绿绿加起来有80多本，其中至少一半准确说是41本是村上的东西。此外也老是翻译，我也有一点心有不甘，不大喜欢中国大男人的名字老是跟在外国人的名字后面，而且是跟着一个日本男人的后面，而且名字总是小上两三号。毕竟我们和日本有特殊的历史上的纠葛，跟在日本男人后面，让我觉得很不爽，所以就尝试自己写点东西，触摸一下。我当然不可能像亚雷那样成为小说家，小说家的脑袋基本上是天生的，首先不是写好写不好的问题，而是能写不能写的问题，我天生没长小说家的脑子，写不出来，就写写散文、杂文，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个半拉子作家。另外算是个学者，大学校园，大学在本质上是个学术团体，如果不搞学术，不写学术论文，不仅在校园混不下去，甚至在家里也很难混下去。这四种身份，教书匠、翻译匠、半拉子作家、不太称职的学者。四种身份当中好像认可度最高的还是翻译匠。翻译这个东西大部分人对我的翻译或者是对“林家铺子”的翻译还是比较满意的，少部分学者比较怀疑，认为翻译出来的村上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原滋原味的，整车进口的村上？我的回答也很直截了当，我说百分之百的村上春树，这个世界上哪儿都不存在。翻译是基于译者个人理解之上的语言转换，而个人理解感受总是存在差异，我翻译的村上春树终究只能是林家铺子，不可能是彭家铺子，黄家铺子、孔家铺子的村上春树。
亚雷问到他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村上春树自己写的《生日女郎》和我直接从日文翻译过来的《生日女郎》之间是不是有些不大一样，肯定不一样的。故事当然一样，情节当然一样，故事情节主题没有译者涉足的余地，译者涉足的只能是文体或者说语言风格。
先听一下我根据日文原文翻译的一段：
老人手心朝前举起双手：“不不，不应放在心上的应该是你，虽说是礼物，但并不是有形有样的东西，也不值钱。就是说，”他双手置于桌面，再次缓缓吐了口气，“就是说作为我想满足你一个心愿，可爱的精灵小姐，想满足你希望实现的事，什么都可以，什么心愿都没关系。当然我是说，你有心愿的话。”
“心愿？”女孩用干涩的声音问。
“心愿，但愿如此的心愿。小姐也就是你希望实现的事，假如你有这样的心愿，我会满足一个。最好仔细想象，那就是我能够给你的生日礼物，可是只有一个要仔细想清楚才好。”老人竖起一只手指，“仅仅一个，过后反悔是不成的。”
女孩无言以对。心愿？
▲现场听众
孔亚雷：林老师念得特别好，我甚至都能看到这个老师的形象，有点像日本的动画片有那种感觉，坐在椅子上面，很神秘。下面是我翻译的版本：
那个老人抬起两只手，手心朝向她：“不，小姐，是你别多想了，我所说的礼物并非什么有形的东西，并非什么有价格标签的东西。”简单地说，他把双手放在桌子上长长地缓慢地呼吸一口，“对于你这样一个年轻可爱的仙女，我想做的是让你许个愿，而后让你的愿望成真，任何愿望。你想要实现的任何一个愿望，假如你确实有那样一个愿望。”
“一个愿望？”她问道。她的嗓子有点发干。
“某件希望会发生的事情，小姐，如果你有某个愿望，某一个愿望，我会让你愿望成真。那就是我要给你的生日礼物。但你最好非常仔细地想想，因为我只能满足你一个愿望，”他竖起一根手指，“只有一个，之后你不能反悔也不能收回。”
她不知该说什么，一个愿望？
林少华：这就是作家和翻译家的区别，两相比较，作为文体，几乎成了两种文体或者两种语言风格。前面我从日文翻译过来的老人是一个讲话略带英文翻译腔，因而多少给人以新鲜感的循循善诱而又不失风趣的东方老人。后面亚雷从英文转译过来的，后面的老人则满口英文腔，因而感觉上字斟句酌，甚至有些饶舌的西方绅士。说痛快些差不多是两个老人，两种表情，两副腔调。
▍作为译者，你们最喜欢这本短篇集里的哪个故事？
孔亚雷：是这样的，如果大家去看这本书的序会发现很有意思，村上编这本书的起源，是因为他看了两篇非常棒的跟生日有关的故事，他觉得我可以编生日的短篇小说集。没想到事情比他想得复杂多，他发现了找了四五篇之后就找不到了更好的生日故事，他想找一些新的，大家不知道的作家，又要找一些很好的故事。于是他发动所有的人帮他找生日的小说，包括他在纽约的编辑。他们会传真给他，里面就出现了有几个像戴维福斯特这样的作家，他写的那个故事是这本书中我最喜欢的短篇之一。这个作家非常传奇，他是一个美国写东西特别难读的作家，他的句子非常长，但是他本人是一个数学家，非常精确，他的代表作叫《无限玩笑》非常厚的一本书。但是我觉得这篇小说是看他作品一个非常好的入口，其实也不好读，因为没有情节，但是相对比较短，比较容易进入，而且写得非常棒，在这十几篇里，是水平比较靠前的。他只写了一个13岁男孩生日那天从跳水台上跳下来的事情。就是一句话就可以讲完的事情，没有任何的情节，没有任何所谓的高潮，但是读起来一点都不会觉得沉闷，每一个标点符号，每一个词都闪闪发光，我指的是原文（笑），中文里希望尽量地把这个光线折射得多一点，我特别推荐大家读这一篇。
林少华：这十三篇生日故事里面，也许出于我的译者身份或者搞日本文学这一身份带来的某种偏见或者倾向性。十三篇里面我还是最喜欢村上春树自己写的《生日女郎》，其他十二篇里面我和村上一样比较喜欢《摩尔人》和《蒂莫西的生日》，尤其喜欢《摩尔人》。此外十篇，总体上正如村上所说，尽管是生日，但快乐的故事意外之少，情节发展大多纠结沉闷，充满凄风苦雨，甚至让人感到透不过气，感到匪夷所思，你说作家何苦那么写，何苦非写到那个地步不可呢？这也让我多少从中读出了，至少就这部《生日故事集》而言，读出了东西方文学的差异。西方作家似乎只是一味倾诉自己，只想一个人一吐为快，而不太体察读者人的感受，或者说缺乏对读者心情的体察和观照。而东方作家好像不是这样，至少在结尾的地方，不会忘记向读者投以多少带有温情的一瞥，跟读者打个招呼。村上这篇《生日女郎》就是这样，书中女孩的20岁生日，即使算不上充满凄风苦雨，也的确过得不怎么美妙。但是她最后毕竟得到了老板的一个礼物。老板信誓旦旦地要满足她的一个心愿，什么心愿都没关系，只要是心愿即可。而且实际上也真的满足了她的一个心愿。小说中写道：老板静静现出笑容，告诉她：“可以了，你的心愿实现了。”最后还给读者一个颇有哲学意味的启示性说法。写道：人这东西，无论有什么心愿，无论走去哪里都不可能成为自己以外的存在。这也是村上在序言中说过的观点。哪怕过的生日再多，哪怕目睹和体验的事件再大，我也永远是我，归根结底，自己不可能成为自身以外的任何存在。与此相关，《摩尔人》之所以让我喜欢，也是因为作者在凄风苦雨中投射了一丝亮光。就是说那个过八十大寿的老太婆得到了让她意外欣喜的礼物，就是见到了30年前的旧日情人，而且是得以确认当时是处男的旧日情人。小说这样写道：老太婆，靠回椅子定定凝视我的脸，当年21岁的我，静静凝视我的脸，微笑起来，就像我刚刚送了她一个完美的生日礼物，一个谁也不知道她想要的礼物，一个她一直不敢开口要的礼物。那是个美丽的微笑，充满感激和自豪，让人感到一下子回到了我们初遇的日子。也就是说离奇意外之中有美好的真情在里面。村上所以说让他潸然泪下，想必也是因为这点，这是我读这十三篇故事总的感受。
孔亚雷：我最喜欢的还不是戴维·福斯特，我最喜欢的是找不到代理人的那个人写的那一篇，我建议大家去看看这篇非常短的叫《变》。非常奇妙的小说，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似乎说了什么，又好像没说什么，他好像说了什么，你似乎捕捉到又捕捉不到什么清楚的东西。他的那种情感是触摸不定的，他不是有结论，不是有答案的，所有小说都是这样，短篇小说表现的尤其明显。
林少华：我不大喜欢这篇，村上大概也不会喜欢。一个人过生日写一个没有皮肤的皇帝如何如何，人没有皮肤给人的感觉就很恐惧。这种话在别的日子说也罢了，在一个人过生日的时候说这种话，哈哈，我不是小说家。
孔亚雷：村上说过一句话，他在纽约客的文学节上说过一句话：如果主人公快乐，那就没有小说了。没有人愿意看一个主人公快快乐乐，幸幸福福的小说，主人公一定要遭遇磨难，一定要遇到各种事情，大家才会看得开心。比如说《奇鸟行状录》中的你必须要失恋，如果恋爱一次很美好，那有什么好看，这就是我想说的一点。
林少华：读者心里幸灾乐祸。
▲孔亚雷
▍林少华老师的生日故事是怎样的？
林少华：村上1949年出生，我1952年出生，同代人。村上这里在序言中说了他的生日，我想大家先看一下村上是怎样的生日，然后我再简单介绍一下我的生日。
村上首先在这本书的序言中写了自己的生日，他这样写道：先说一下生日，关于我个人的生日。我来这世上接受生命是在1949年1月12日属于婴儿潮一代，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结束，活下来的人四下张望了一番，然后深吸一口气，结婚生儿育女，不出四五年人口史无前例地膨胀开来。我也是那些无名无数孩子中的一个。我们降生于剧烈轰炸后的焦土上，在东西冷战中和经济发展同步成长，一年必长一岁，很快迎来春暖花开的思春期，接受了60年代反文化的洗礼。我们满怀理想主义激情，向因循守旧的旧世界宣战，听大门乐队和亨德里克斯。而后接受了——情愿也罢，不情愿也罢——接受了很难称为多么富于理想主义、多么摇滚式的现实人生。如今已年过半百，人生途中也发生过类似人类登月、柏林墙倒塌等戏剧性事件。当时觉得那是具有关键意义的事件，实际上那些事件也可能给我的人生以某种影响。但是现在重新回头看来，若问那些事件是否使得自己人生的幸与不幸，希望与失望的平衡多少有了变化。老实讲并不认为有值得一提的变化，哪怕生日过得再多，哪怕目睹和体验的事件再大，我也永远是我。归根结底，自己不可能成为自己本身以外的任何存在。
下面让我模仿村上的语气说一下我自己的生日和出生后的一段人生轨迹。我比村上小三岁，1952年最后一个季度来世上接受生命。听母亲说我性子急，接生婆没来，我就来了。母亲就在灶前柴草堆上拿一把剪刀，沾一下大锅里烧开的水，自己剪开婴儿脐带，于是我彻底离开母体，当日凌晨时分降生在关东平原一个满地星光和银霜的冷飕飕的普通村落，成为1亿5000万婴儿潮中的一个。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跃进，在东西冷战中和革命大潮同步成长，简直就像一年必长两岁似的长得飞快。也在某种意义上和村上同样接受了60年代后半期反文化，或者说文化大革命的洗礼，向因循守旧的世界发起冲击。听八个样板戏，唱东方红，人生途中同样发生过例如，登月、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等戏剧性、历史性事件。如今也已年过半百，至此为止，除了部分背景音乐以外，人生轨迹大体相同。不同的主要是后者，村上说他所经历的事件未必致使他人生的幸与不幸，希望与失望的平衡没多少发生值得一提的变化，断言自己不可能成为自身以外的任何存在。而这样的结论如果用在我身上，那恐怕是要打个问号了。这里只说一点，假如六十年代后半期和七十年代前半期，我没有经历文革，那么我的人生会怎样呢？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上大学是有可能的，但作为专业，由于作文一直得到老师的欣赏，十有八九我要学中文，学日文绝无可能，更绝无可能成为日文翻译家。然而事实是听八个样板戏和唱东方红长大的自己，翻译了听大门乐队和亨德里克斯长大的村上春树，而且据大家说翻译得还相当不坏，就此而言是不是可以说文革这一事件，使得我成了自身以外的另一个存在。确定性中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抑或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平衡发生了某种变化。
说回生日，在这本书中，村上春树针对自己创作的《生日女孩》点评中，他清楚地记得自己20岁的生日，1949年1月12日那个冷飕飕的半阴不晴的冬日，村上在酒吧里打工，当侍应生。因为找不到替班的人，想休息也休息不成，结果那天到最后一件开心事都没有，并且觉得那似乎在暗示我日后整个人生的走向。但实际上村上日后整个人生的走向绝对不坏。成了全球飘红的大作家，财源滚滚，声名赫赫，身体棒棒，就差没有捞得诺贝尔文学奖。如果问是不是活得开心，这个别人倒是不好判断。最后说一下我，说实话离开家后，我几乎从不过生日。20岁生日也罢，50岁生日也罢，我是母亲的第一胎，开头说了生我那年，母亲自己刚满20岁，刚刚过完20岁生日。如今20岁的女孩正欢天喜地上大二，兴高采烈谈恋爱、玩手机，而母亲却在东北乡下一间四面篱笆墙的农舍里生下了我，在土灶前的柴草堆上手拿剪刀沾一下大铁锅里的开水，而后亲手剪断婴儿和自己身体之间的脐带，那是怎样的场景，怎样的眼神，怎样的感受和心境啊。母亲的人生也由此进入不断生儿育女和日夜操劳的艰苦岁月。少女时代或曾有过的梦幻永远压在了乡里。你说我如何忍心吹蜡烛、吃蛋糕、庆祝自己的生日，尤其在母亲永远地离开人世，离开我之后，我更没有了那份心绪。但生日我是记得，记得母亲生我的那个日子，那个对于我们母子再重要不过的日子了，较之村上我的生日是没有故事的，或许没有或许，没有故事便是故事。
▲林少华、孔亚雷
▍答读者问
读者：林先生您好！“当渡边的飞机降落在汉堡的机场，微微的细雨中矗立着巨大的BMW的广告，一首《挪威的森林》的音乐推开记忆的闸门，值此与渡边走在10月微风般吹过的草地，想起清风徐徐的绿地。这是我在大学二年级读到的您翻译的《挪威的森林》的开篇。至今十多年过去了，在我的文学记忆和阅读之中，唯有这部作品与王道乾先生译的玛格丽特杜拉的《情人》给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正如白昼之光侵入夜色之深。所以今天非常荣幸来听您的这场演讲。在阅读的诸如村上春树大量作品以后，我有个问题非常的好奇和不解。世界文学史上任何一个作家，几乎在他的创作过程中，很难回避自身的文学传统，就像莫言有他的高粱地，昆德拉有他的布拉格，即使是流亡到美国的布罗斯基都有深厚巨大的俄罗斯。而村上春树在他的作品里不吝溢美之词，大加赞扬吉拉德、海明威等一系列的西方作家，西方流行文化音乐，西方的古典音乐等等，在他的作品中几乎很少看到日本那样悠久的文学传统，那种雾霭入雨的表达，那种川端康城式的细腻，三岛由纪夫式的凄美以及夏目漱石式的幽默。这样的一位作家能够抛空自己所有文学的传统附带之下，作为日本作家，触及着世界文化，大量借鉴西方现代派技巧来表达他的故事世界，您作为村上春树的专家的也好，译者也好，如何看待村上这种文学现象，与他自身日本文学母体之间的关系？谢谢！
林少华：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厉害。川端康成笔下充满了日本文化的符号，和服、寿司、榻榻米、拉门、富士山等等，而村上春树笔下一概没有这些，樱花倒是在《挪威的森林》里面差不多最后出现过一次。但村上春树笔下的樱花是“在我看来春夜开放的樱花好像是从开裂的皮肤中鼓胀出来的烂肉”。村上有意同日语式的东西拉开距离。
这首先是源自他对日语的绝望，他最开始当然是用日语写的，写了三四遍都不满意，索性一把撕碎了扔到纸篓里。他觉得被人家用的体无完肤的陈旧语言，已经没有办法表达他所要想表达的意思，索性用英文写，但是他掌握的词汇量没有那么多，所以句子不长，篇幅也写不了那么多。写完了又不能用英文发表，又翻译成日文。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多少带有英文翻译腔的日文。村上写的东西不像日语，我翻译过来的东西，也不像任何翻译过来的日本文学作品。我想我翻译过来的日本文学作品都不一样，就这一点而言，我是忠实了村上春树的语言风格，这也是他有意同日语拉开距离。
第二，他对日本这个国家感到失望，他认为日本太不注重个人，不推崇个人的价值和尊严，他的作品中反复强调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尊严如何如何重要。这也是我八十年代以来，长达25年来持续翻译村上春树的一个动力。一开始我并没有这么明确，后来我觉得咱们中国由于长期的某种意识形态包括文化大革命对人性、对个人的主体性的压抑甚至囚禁，改革开放时期需要呼唤个人主体性，呼唤对个人价值的尊重。村上春树的作品恰恰诉说的是这样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村上文学，村上的个人性和日本国民性错位所产生的东西，也就是说他并不能完全排除日本国民性给他的影响。他毕竟是日本人，村上笔下的生死观，这种生死观不是西方的，而是日本的。另外他对周围景物，尤其对细小事物，对细节的重视和对细节的精准的描写也是日本文学。因为日本文学传统特别看重细节，看日本小说如果欣赏不了细节，那恐怕欣赏不了日本小说。日本小说整体结构是不行的，《海边的卡夫卡》作为整体是紊乱的，作为小故事看起来却美妙无比。村上从94年、95年开始意识到他自己的民族身份，他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就从美国跑回来了，我要开始为日本，为日本人做点什么了。
最初他这个想法的践行就是《地下——在约定的场所》，就是东京地铁沙林事件的展示。村上到后来越来越看重自己日本人的身份。年轻的时候接受反叛文化的洗礼，自然对西方充满憧憬之情。这和我差不多，我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中国古典文化深恶痛绝。我上大学的时候要批林，批我们本家，我还可以理解，批宋江，宋江怎么惹到你们了，但就是那么一个荒谬的时代。到45岁之后，我回过头来看逝去的美好时光，美好的东西都必须是逝去的。我才发现，唐宋八大家，我真正热爱的是这个，而并不是日本文学。我对我的研究生在开玩笑的时候说过，读日本文学适可而止，日本文学越读人越小，仿佛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意识就是整个世界，整个宇宙，看到最后男人都变成女人了。看看俄罗斯文学、法国文学以及中国文学，长风出处，不可一世，尤其看三国演义你才能成为气质上的男人，而不仅仅是性别上的男人，才能成为男子汉，有阳刚志气。当然这里面也融入了我的阅读体验和生命感受。
▲现场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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