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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中国人的教训》 本文已取得授权 原文有删减 文丨李国文 公元730年（唐开元十八年），李白经河南南阳至长安。 在此之前，他漫游天下，行至湖北安陆，因娶了故相许圉师的孙女，成了上门女婿，遂定居下来。这期间，他多次向地方长官上书自荐，以求闻达，不应。于是，就如同当下很多艺术家、文化人来到北京闯世界而成为“北飘”那样，李白要当唐朝的“长飘”一族，遂下定决心到首都长安发展。 无独有偶的，早在三年前，公元727 年(开元十五年)，王维就离开河南淇水，舍掉那一份小差使，抱着与李白同样的目的，来到都城，也想开创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唐代诗运之兴隆旺盛，应归功于唐代诗人的狂放。  李白 文人的狂，可分两类，一是有资本的狂，一是无资本的狂。李白一生，文学资本自是充裕得不得了，可政治资本却是穷光蛋。因此，他活着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狂，对政治家而言，就是不识时务的傻狂了。文人有了成就，容易不可一世，容易旁若无人，当然也就容易招恨遭嫉，容易成为众矢之的，中国文人的许多悲剧，无不由此而生，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 杜甫写过一首题曰《不见》，副题为《近无李白消息》的诗:“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曰杀，我独怜其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此中的一个“杀”字，令人不寒而栗。也许杜甫说得夸张了些，但也可见当时的社会舆论，群众反映，对他的张狂，未必都欣赏的。 一个纯粹的文人，通常都一根筋，通常都不谙世务。他不明白，文学资本拥有得再多，那是不可兑换的货币。在文学圈子里面流通可以，一出这个范围，就大为贬值。那是政治资本的天下，在世人眼里，权力才是硬通货。李白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等于政治资本，不过是一厢情愿；统治者的计算公式：文学资本不等于政治资本，才是严酷的事实。 李白一辈子没少碰钉子，一直碰到死为止，根本原因，就出在这个公式的计算错误上。从他下面这封自荐信，可见他是多么看重自己这点文学本钱。 又前礼部尚书苏公出为益州长史，白于路中投刺，待以布衣之礼，因谓群僚曰：‘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四海明识，具如此谈。前此郡督马公，朝野豪彦，一见尽礼，许为奇才。因谓长史李京之曰：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 (《上安州裴长史书》)。 这本是应该出自第三者口中的褒誉之词，由当事人自己大言不惭地讲出来，从自我炒作的角度，堪称经典。在中国文学史上，借他人之嘴，吹捧自己，能如此坦然淡定；将别人看扁，抬高自己，能如此镇定自若，大概也就只有李白这位高手做得出来。你不得不对这位自我标榜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大师，要五体投地表示钦佩了。 中国文人，成就愈高，自信愈强，待价而沽的欲望，也就愈烈，将文学资本兑换成为政治资本的念头，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就成了李白要到长安来打拼天下的原动力。  王维 王维的诗，“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涵泳大雅，无异天籁。李白的诗，高昂则黄钟大吕，金声玉振，低回则浪漫奇绝，灵思奔涌。他们作品中那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想象力，震撼力，美学价值，构筑了盛唐诗歌的繁荣景象。 这两位大师的诗篇，只要一出手，立刻洛阳纸贵，只要一传唱，马上不胫而走。上至达官贵人，下至黎民百姓，众望所归；高至帝王后妃，低至贩夫走卒，无不宗奉。 可对诗人而言，尽管名气大，地位却不高，尽管很风光，身份却较低。这种名位上的不对称，而造成的心理上的不平衡，弄得两位大师，很有一点食不甘味，寝不安席的苦恼。 王维23岁就进士及第了，巴结多年，才混到正九品下的官职，也就是一个科级干部吧！而功不成名不就的李白，更惨，虽然娶了过气高门之孙女，沾了一点门阀之光，可布衣之身，尚未“释褐”，仍是白丁，总不免自惭形秽，矮人一截。 究其根源，问题还是出在中国文人几乎都有的政治情结上。中国文人，在文学上成功者，便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达到相得益彰的效果；在文学上不成功者，也要借政治上的裨益来弥补，以求人五人六站稳脚跟。但是，中国文人，绝对长于文学者，也绝对短于政治；特别善于政治者，也特别不善于文学。因此，文学成就很高者，其政治智商必定很低。王、李两位，成功于文学，失败在政治，这大概也是中国文人难逃的宿命。  依世俗的看法，这两位同来长安，同求发达的诗人，联袂出现于公开场合，叙谈契阔于文艺沙龙，寒暄问候于皇家宫苑，见面握手于殿堂宫阙，是理所当然的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嘛！不一定很熟悉，但一定不面生，不一定很知已，但一定有接触。同进同出，亲密无间，也许不可能；但视若陌路，互不理会，总是说不过去的。 然而，后来研究唐代诗歌的人，忍不住蹊跷的，也是感到难以理解的。第一，在他们两位的全部作品中，找不到涉及对方的一字一句。第二，在所有的正史、野史里，也查不出来他们来往过，聚会过，碰过头，见过面的资料。两位大师在长安期间，竟然毫无任何交往，这个历史上的空白，遂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斯芬克思之谜。 何况，李白集中，有《曾孟浩然》、《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春日归山寄孟浩然》等诗，交情匪浅;而王维集中，则有《送孟六归襄阳》、《哭孟浩然》等诗，友谊颇深。由此判断，孟浩然乃李白，王维的共同朋友，而且不是泛泛之交，当无疑问。实际情况却是你的朋友，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的朋友，也可以成为你的朋友，独独我和你，偏偏不可以成为朋友。 孟浩然肯定作过努力，因为，重感情，讲友谊，喜交往，好宾客，正是这两位诗人的共同之处。孟浩然肯定作过努力，因为，重感情，讲友谊，喜交往，好宾客，正是这两位诗人的共同之处。  孟浩然 公元730年(唐开元十八年)前后，李白第一次到长安，王维已是第三度来长安，两人想做的是同一件事，因文学上的成功，期求政治上的得意。但两人心境却不尽相同。李白乘兴而来，一路风光，自我感觉，异常良好，志在必得，王维一再受挫，跌跌绊绊，吃过苦头，心有余悸。历朝历代的中国文人，断不了要吃历朝历代皇帝所恩赐的苦头。于是，苦头之先吃，还是后吃，对于中国文人的性格和命运，便产生若干不同。 李白到长安来，可能还是靠着妻子娘家的鼎助，得以打通时任右丞相张说的关节，肯于舍出脸来为之说项，这当然是天大的面子了。而他的诗名，也为张说的儿子张垧，一位驸马爷所看重，愿意帮他这个忙，这样一来，更是胜券在握。李白所以十拿九稳，心性颇高，所以不把同行王维摆在眼里，因为攀附上张说父子，门路不可谓不硬，后盾不可谓不强，大有静候佳音，坐等捷报之势，估计那些日子里，我们这位高枕无忧的大师，小酒没有少饮。 其实，李白有些轻忽王维，忘了他具有住地户的优势。正如今天的“北飘”一族，只能有临时居住证而无北京户口一样，王维口袋里有李白所没有的这纸长安市民文书。这纸文书也许没有什么了不起，但体现出王维在首都的根基、人脉、资源、可以调动起来为他所用的一切因素，李白在这方面只能瞠乎其后。 当李白觉察到这种差距，从而引起他对王维的警惕，从而发展到冰炭不容，相互隔膜。就是这两位大师，所选择的干谒（意为找关系）路径，殊途同归，都在希望得到唐玄宗的姐姐玉真公主的赏识，只要她首肯谁，谁就会一跃龙门，平地青云。 《集异记》载：维未冠，文章得名，妙能琵琶。春之一日，岐王引至公主第，使为伶人，进主前一进新曲，号《郁轮袍》，并出所为文。主大奇之，令官婢传教，遂召试官至第，谕之作解头登第。 虽然王维一生以此为耻，靠卖艺求荣，苟且仕进，但他从此春风得意，平步青云；而李白尽管身孤心冷，尽管磊落光明，尽管不为富贵折腰，可始终没见到公主的倩影，没得到公主的芳心，只好灰溜溜地淹蹇而归，对争胜好强的李白来讲，这是多么没面子，多么扫兴，多么无趣的结果啊！我想，这可能就是两位顶级大师隔阂的肇始缘由。而对雄性动物来讲，再没有比斗败的鹌鹑打败的鸡，更为刻骨铭心，更为饮恨终生的痛苦了。 我试着推断，这当中，肯定有一位，有意约束自己，说不定，是他们两位，决心回避对方。一个强大的文人，不大容易与势均力敌的对手，在同一天空底下共存。也许觉得你不见我，我不见你，反而更自在些，更自由些。 因此，一个太阳系里，只能容纳一个太阳。若是两个不埒上下的重磅文人，如宇宙间两个等质的物体，便得按物理学上的万有引力定律行事，只有相拒和相斥，无法尿到一个壶里了。李白与王维，就是循着自己的轨迹运行而无法相交的星系。 若是，只有一颗星星在眨眼的夜空，或者，只许一颗星星在发光的文坛，那该多么寂寞啊！《中国人的教训》本期推荐书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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