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阳货》是《论语》的第十七篇，前一篇为《季氏》，后一篇是《微子》。《季氏》篇幅不长，由一则对话和数条语录构成[①]，而开篇的对话就占了近三分之一，凸显出全篇的主题和重心所在。《微子》篇则具有一个精心结撰的对称结构，孔子师徒邂逅隐士的三个戏剧场景被植入中间位置并构成其主体部分，全篇的要旨自然也就隐含在这一结构之中[②]。 《季氏》中的对话，发生在孔子和他的弟子冉有、子路之间。其时，孔子尚未介入鲁国的政治，而冉有、子路已是深受季氏信赖的家臣。孔子对其从政的弟子的批评，关涉到讨伐颛臾这个具体的政治行动正义与否。《微子》中的对话，则主要发生在孔子师徒和隐士之间，隐士们远离政治世界，而孔子师徒却正处于政治困境之中。它暗示了政治生活的正当性本身受到来自自然生活的严重质疑。在《季氏》中，孔子是批评者，孔子的批评直接针对的是他的弟子，间接指向的则是用武力来满足私欲的季氏。在《微子》中，隐士是批评者。长沮、桀溺和荷蓧丈人直接面对的虽然都是子路，而批评的矛头却无不指向孔子。 表面看来，从《季氏》到《微子》，批评者由孔子变成了隐士，而被批评者则由季氏变成了孔子。批评者和被批评者都发生了变化。但是，批评者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而被批评者却身陷政治之中，这一点却始终没有变化。《季氏》中，孔子透过子路、冉有对季氏的批评，否定了一个具体的政治行动；《微子》中，隐士透过子路对于孔子的批评，则试图质疑全部政治生活的意义。换言之，从《季氏》到《微子》，讨论的焦点由某个具体的政治行动是否合理，转化为政治生活本身是否可取（或者说是否正当）。关涉的问题明显上升了。 《阳货》篇夹在《季氏》和《微子》之间，显然跟这两章的论题都有关联。《阳货》篇幅较长，难以一一疏解；它内容驳杂，也很难象《微子》那样被纳入某个统一的主题。但其中《阳货》、《公山》、《佛肸》等三章却有诸多相似和关联，而这三章历来又都聚讼纷纭，恰好可以作为一组来讨论。 一 《阳货》篇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孔子和几个叛乱者的纠葛。第1章写阳货欲见孔子，劝孔子参与政治。第5章写公山弗扰割据费邑叛乱，邀请孔子参加。第7章写赵氏陪臣佛肸拥兵作乱，也向孔子发出邀请。 首先出场的是阳货。阳货就是那个据说与孔子长相极为相似的阳虎。据司马迁的记载，孔子在少年时代，就曾受过阳虎之辱[③]。孔子壮年几乎未能出仕，很大程度上也与阳虎有关[④]。孔子周游路过匡地 ，因“阳虎尝暴匡人”， 而他又“状类阳虎”，所以被匡人当作阳虎“拘焉五日”，险些丧身于此。看来，这阳虎跟孔子真有“不解之缘”。 《左传》记阳虎事颇详。昭公二十七年，阳虎率兵与孟懿子一起攻打鲁君所在的郓。定公五年，阳虎囚禁了季桓子和公父文伯，驱逐了仲梁怀，杀死了公何藐，逼季桓子在稷门之内盟誓。定公六年，鲁军攻打郑国，夺去了匡（即“子畏于匡”之匡）。匡人如此痛恨阳虎，可能就与这场战争有关。阳虎去时未向卫借道便越过其国境，来时又故意让季桓子和孟献子肆无忌惮的从卫都乘车穿城而过，恣意欺凌和羞辱这个虽然弱小但对鲁国一向友好的同姓诸侯[⑤]。这年冬天，阳虎又胁迫鲁君和三桓在周社盟誓，同时还胁迫国人在亳社盟誓。定公七年，齐国归还鲁国的郓和阳关两城，阳虎把它们都纳入自己的私人领地。定公八年，三桓各有一些对其君不满的家臣逐渐聚集到阳虎周围，形成一个紧密的集团。阳虎也正想依靠这些人的支持除掉三桓，但是阴谋没有得逞，最终战败出逃。定公九年，阳虎奔齐，请齐师伐鲁，未果，又转而投奔晋国。所有这些事件中，最值得注意的当然是两次盟誓。盟誓的内容史书讳言，但是其意义却显而易见：通过定公五年的盟誓，阳虎逼季氏交出权力；通过定公六年的盟誓，阳虎又威逼鲁君、三桓以至于国人都承认其对鲁国的实际控制。这样一来，大权独揽的阳虎俨然成为西人所言之“僭主”。鲁国的政治，实际上是阳虎的“僭政”。《公羊传》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阳虎者曷为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则微者也，恶乎得国宝而窃之？阳虎专季氏，季氏专鲁国。……（《定公九年》） 公山弗扰何许人也？《左传》记载的也很清楚：此人原来也是季氏家臣，因为在季氏那里并不十分得志，于是便加入了阳虎集团。阳虎叛乱之时公山弗扰有何举动，史书没有明确记载，我们自然不得而知。阳虎出逃之后，季氏开始清除内部的割据势力。此时正好担任季氏家宰的子路便提出了“堕三都”之议。费邑是季氏都邑，公山弗扰为费宰。当季氏试图拆毁费邑城墙时，公山弗扰便发动了武装叛乱：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左传·定公十二年》） 从《左传》记载来看，子路的新政是诱发公山氏举兵造反的直接原因；而孔子率兵参战则是叛乱得以平息的关键因素。“堕三都”是鲁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而公山弗扰之所以为人所知，也正是因为这场震惊鲁国的叛乱。与之相比，佛肸闹出的动静远没有公山氏大，《左传》、《国语》中根本没有提及，《史记》中提到，也语焉不详。历代注家也都无意深究佛肸其人，似乎只需知道此人和阳虎一样是个叛臣就足够了。 关于第一章《阳货》，历代注家的注解似乎并无多大分歧。先儒读经，颇多关注孔子一言一行的礼法依据及其背后的道德含义。皇 侃《疏》曰：“……所以召不来而饷豚者，礼，得敌己以下饷，但于己家拜饷而已；胜己以上见饷，先既拜于己家，明日又往饷者之室也……”又引郭象云：“圣人无心，仕与不仕随世耳。”朱熹《集注》曰：“……货以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与其家，则往拜其门……”又言：“……货语皆讥孔子而讽使速仕，孔子固未尝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于货耳，故直据理答之，不复与辨，若不论其意者。阳货之欲见孔子，虽其善意，然不过欲使助己为乱耳。故孔子不见者，义也。其往拜者，礼也。必时其亡而往者，欲其称也。遇诸涂而不避者，不终绝也。随问而对者，理之直也。对而不辩者，言之孙而亦无所诎也。”又胡炳文《四书通》曰：“此一事耳，而见圣人之一言一动无非时中之妙。阳货欲见孔子而遞见之，非中也。既有馈而不往拜之，非中也。不时其亡则中小人之计，非中也。不幸而遇诸涂而又避之，则绝小人之甚，非中也。理之直者其辞易至于不逊，非中也。辞之逊而或有所诎，非中也。圣人不循物，而又不苟异；不绝物，而又不苟同。愈雍容不迫，而愈刚直不诎，此其所以为时中之妙也。”看来，先儒们大多认为此章所记，处处体现孔子面对阳虎的逼诱能够进退自如，简直可以当作圣哲不偏不倚，从容中道的绝好范本了！ 但是，这种把孔子的言行解释为“中道”的办法适用范围相当有限。如果注释者们试图把应用在《阳货》章的诠释策略推广到《公山》、《佛肸》两章，他们便会遇到极大的困难。因为，在《阳货》中，孔子不愿同阳货合作的主观意图相当明显，这使得诠释者们可以获得一个道德方面的坚实根基。但是在《公山》、《佛肸》中，孔子却对公山弗扰和佛肸的邀请给予了积极地回应（这两章经文中写到孔子的反应使用了完全相同的语句：“子欲往”）。不仅如此，孔子还和子路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显然是因为孔子改变了以往的态度而子路却坚持原来的信念。子路的批评基于传统和道德，与之相对，孔子的决定则貌似有违传统和道德。诠释的困难在于：如何给主观意图上违背传统的观念和和有悖道德的行为寻找一个拥有权威的理据并赋予其正面的意义。要达成这个目的，如果还用“中道”来解释，恐怕难以自圆其说了。 二 《公山》、《佛肸》两章的记载，肯定让后世的儒者们伤透了脑筋。从汉代起，借此对孔子发难之声不绝于耳，王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孔子不饮盗泉之水，曾子不入胜母之闾，避恶去污，不以义耻辱名也。盗泉、胜母有空名，而孔、曾耻之；佛肸有恶实，而子欲往。不饮盗泉是，则欲对佛肸非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云”，枉道食篡畔之禄，所谓“浮云”者非也？……阳货欲见之，不见；呼之仕，不仕，何其清也？公山、佛肸召之欲往，何其浊也？公山不扰与阳虎俱畔，执季桓子，二人同恶，呼召礼等。独对公山，不见阳虎，岂公山尚可，阳虎不可乎？（《问孔篇》） 孔子当然不是一个前后矛盾、言行不一的人。但是，要回应王充的诘难，让人心服口服，还真不容易。 要为孔子辩护，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赖账——索性不承认孔子与公山氏有任何瓜葛。元人陈天祥《四书辨疑》猜测《论语》中的公山弗扰与《左传》中的公山不狃根本不是同一个人。“《左传》或称不狃，或称子泄，未尝称弗扰也。……不狃以叛逆之臣而召司寇，孔子居司寇之职而欲往从叛逆之召，皆无此理。然则以弗扰为不狃之说尚待别考也。”又赵翼《陔余丛考》曰：“齐鲁诸儒讨论而定，始谓之《论语》。语者，圣人之遗语；论者，诸儒之讨论也。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固见其有识，然安必无一二滥收也？固未可以其载在《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论语·公山不扰》章毋亦类是。”而崔述《洙泗考信录》则干脆断言：“弗扰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辅弗扰以为东周，一何舛耶？此必无之事也！” 这样的辩解显然大有问题。公山氏见于《春秋》经传，只有不狃一人；鲁国历史上据费以叛者，除了不狃更无他人。若不狃之外另有一弗扰，弗扰之叛岂能不见于《春秋》经传？《论语》既是“圣人之遗语”，并经过“诸儒之讨论”，岂有随意滥入之条目？果真有既与史实不合又对孔子形象不利的条目，编订之时诸儒之中岂无识者提出异议？ 即便可以利用文献记载中人名的差异撇清孔子与公山氏的关系，仍旧无法替孔子完全洗脱试图赞助叛乱这个罪名——毕竟，他还差点儿就答应了佛肸的邀请。经师们既不能说佛肸之邀是文献的误读，更不能说此章也是被《论语》编者滥收，这时如果还要为孔子的意图辩解，就只能从以下两个方面去努力：要么，证明佛肸的叛乱至少具有（部分的）正义性，因而孔子试图赞助的意向也就获得了相应的的正义性；或者，证明佛肸并非一般的叛乱者，而是一个值得孔子教导的君子。翟灏《四书考异》就声称：“佛肸之畔，畔赵简子也。简子挟晋侯以攻范、中行，佛肸为范、中行家邑宰，因简子致伐，距之。于晋为畔，于范中行犹为义也。”刘宝楠《论语正义》亦沿袭此说：“……是中牟为范中行邑，佛肸为范、中行之臣，於时为中牟宰，而赵简子伐之，故佛肸据中牟以畔也。” 但是，这种辩解同样难以成立。既然典籍中对于佛肸的记载语焉不详，翟灏等人又有何证据说明佛肸不是赵氏家臣？[⑥]即便佛肸果真不是赵简子之臣，而是范氏、中行氏的邑宰，那么忠于范氏而抵抗赵简子乃是他的职责所在，义不容辞，又何“畔（叛）”之有呢？假如佛肸据守中牟果真合乎道义，《论语》的编纂者又怎能如此草率地下一个“畔（叛）”字呢？岂不闻“一字之诛，严于斧钺”乎？ 以上各家为孔子辩解，采取的进路基本上都是从“事”上争辨其真假有无，这是非常典型的汉学诠释。宋儒的做法则与之完全不同，他们不关心是否确有其事。他们关心的是此事是否合“理”，以及合乎什么样的“理”。 朱熹《集注》在《公山》章下引程子之言，在《佛肸》章下又引张栻之语重申程子的看法。其言曰： 子路昔者之所闻，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圣人体道之大权也。然夫子于公山佛肸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无不可变之人，无不可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终不可变而事之终不可为耳。一则生物之仁，一则知人之智也。 朱子（以及程子、张子）的诠释抓住了两个焦点：其一，子路与孔子的争执；其二，孔子最初“欲往”与最终“不往”之间的矛盾。就前者而言，子路和孔子的争论的焦点乃是帮助公山、佛肸应不应该的问题。对于应不应该的不同判断，必然基于不同的价值立场。换言之，子路和孔子的争论，乃是对于政治生活的两种看法的对立，而非对于达到某一目的的两种手段的不同。朱子的诠释，把两人的分歧解释为“守身之常法”与“体道之大权”的不同，显然是把子路和孔子之间基于不同立场的紧张感大大地弱化了。就后者而言，以“生物之仁”来说明孔子“欲往”的动机，以“知人之智”来解释孔子“不往”的原因，这样一来，孔子“欲往”与“不往”的两难处境，居然被诠释为仁德与智慧的双双彰显。是否坚持气节这样严峻的政治道德问题，居然被转化为仁、智这样个体的心性修养问题。宋儒的解释功夫，的确了得！ 如果说，子路是守“经”，孔子是达“权”，那么，即便“经”和“权”都可以统一于道，这个说法仍旧隐藏着一个危险的推论：即子路的立场比孔子的立场更优越，因而更可取——因为“经”比“权”更具有正当性。为了避免天平完全偏向子路一边，张栻把子路的“经”和孔子的“权”置于不同层次：“子路昔者之所闻”是“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是“圣人体道之大权”。“守身”属“下学”，“体道”属“上达”。“下学”在层次上低于“上达”，“君子”在身位上低于“圣人”，所以，子路的“常法”自然也就低于孔子的“大权”了。但是，按照张栻和程朱的这一逻辑推演下去，岂不是可以得出帮助公山、佛肸更合乎圣人之道的结论？既然如此，孔子最终没有帮助其中的任何一个又当作何解释呢？如果说孔子的意图（“欲往”）体现了圣哲的“生物之仁”，而行动（不往）则反映了圣哲的“知人之智”，那么，意图和行动之间的相悖岂不是彰显了“仁”和“智”两种德性之间的紧张？孔子最终没有将其意图付诸实施这一事实，岂不是又可以理解为“智”最终克制了“仁”而主导了孔子的行动？ [①]《陈亢问于伯鱼》章虽然有问答的形式，但其实质仍是伯鱼转述孔子的教诲，而非一来一往的对话。 [②]拙文《政治生活：批评与辩护》有详细讨论。该文收入陈少明主编《思史之间》，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年。 [③]《史记·孔子世家》：“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 [④]《史记·孔子世家》：“……阳虎由此益轻季氏。季氏亦僣於公室，陪臣执国政，是以鲁自大夫以下皆僣离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脩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⑤]《左传·定公六年》：“卫侯怒，使弥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辇而如公，曰：‘尤人而效之，非礼也。昭公之难，君将以文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鞶鉴，苟可以纳之，择用一焉。公子与二三臣之子，诸侯苟忧之，将以为之质。此群臣之所闻也。今将以小忿蒙旧德，无乃不可乎！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弃之，不亦诬乎！天将多阳虎之罪以毙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 [⑥]何晏《集解》朱熹《集注》等都认为佛肸是赵简子之臣，中牟是赵简子之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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