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开二胎：迈向现代人口治理（下）
2015-12-10
中国经济报告
【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人口问题的终结，而是伴随着人口问题的转型——从高生育人口问题转向低生育人口问题，从增长型人口问题转向结构型人口问题，从体制型人口问题转向政策型人口问题】 □穆光宗 如何不只是看上去很美 少年强则国强。发展经验显示，每一次“婴儿潮”主导的人口增长浪潮，都会对应出现一个经济繁荣期。创造“婴儿潮”等于创造生生不息的新“人口红利”。因此，在可能的条件下，要尽量释放全面二孩政策弥补少子化亏损的效能。 从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到省市区层面上实施会有一个过渡期，在各地落地也有一个时间差。所以，首先值得期待的是各地能抓住机遇、乘势而上，尽快落地实施，缩短过渡期也缩小时间差，以期充分释放政策效能，特别是让部分想生能生的“70后”抓住这最后的生育机会。非独群体主要是70后高龄人群，其中小部分可能会将二孩生育意愿付诸行动。如何科学备孕、助孕、优孕、降低风险是大家所关心的，需要卫计委提供相关的生殖健康优质公共服务并开辟绿色服务通道。 其次，要采取配套政策措施，将生育权限政策和生育服务、生育福利和生育宣导政策紧密结合，形成“四位一体”的政策合力，重建生育文化，降低生育成本，营造生育氛围，鼓励生育行为，创造“乐生、想生、敢生、优生”的二孩生育格局。 再次，要豁免对超生二孩行为的惩处和罚款，要建立“包容性二孩”、“包容性计生”和“人道主义计生”的新理念。超生虽然属于法外行为却在情理之中，借此努力弥补长期少子化所造成的“年轻人口亏损”和生育新政遇冷所带来的“婴童赤字”现象。 综上所述，全面二孩政策的出台意义很大，它终结了强制性的、代价巨大的独生子女政策；但因为并没有改变限制生育的传统治理方式，二孩政策实际发挥的作用预期很小，并不能迎来想象中的“婴儿潮”。所以中国很难走出“选择性独生子女时代”和“超低生育率陷阱”，难以从根本上遏制少子老龄化、性别失衡和年轻人口亏损等人口危机。 倡导科学的人口观 科学的人口价值观、发展观、问题观和治理观决定了科学的人口治理机制的形成和运作。 首先，科学的人口价值观体现在：人口是人的集合而不是数的堆积。人是人口的本质，口是人口的表象。古今中外的人口都是社会生活的主体，是社会生存的基础，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这是显而易见的人口公理。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人口是力量的载体，是生产力、消费力、创造力、战斗力、制衡力、威慑力、保障力和支撑力等的集合。人口是动力、资源和财富，婴儿是希望、未来和保障。保护生命、尊重人权、家国和谐、持续发展、造福人民应当成为“国家共识”。 其次，科学的人口发展观体现在：人口发展远比人口增长重要。人口发展重点在人口的结构、功能和关系。人口发展具有很强的周期性和惯性。人口的性别年龄结构构成了人口生态，其平衡性、多样性和持续性需要保护和优化。 再次，科学的人口问题观体现在：尊重和认识人口问题转型规律。当下和未来中国人口问题表现为人口少子化为源头的人口亏损、人口失衡、人口风险和人口萎缩等新人口危机。 最后，科学的人口治理观体现在：未来的人口政策要以人口安全、人口平衡、人口优化为导向，努力减少“选择性独生和不生”现象。无论是政策性还是选择性独生子女，都不是上佳的选择。中国不需要更多的独生子女。预期不久的将来，人口生育政策改革还将进一步深化，全面自主生育和全面鼓励生育或将成为中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人口新国策和百年战略。中国不仅要还权于民，而且要造福于民。 丹麦、德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经验表明，在进入内生性、文化性和意愿性低生育陷阱之后，提振超低生育率必须走家庭去负担化、国家高福利化之路。广而言之，只有以自由生育政策、家庭福利政策、公共服务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四位一体”来重建生育文化、促进人民福祉、引导人口行为、保护人口生态、优化 人口发展，才是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焕发人口生机和红利的根本途径。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