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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始末： 事发突然，为救人代签同意书 11月9号，我接到网友的电话，说网名“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的辽宁电视台记者张洋患急症急需救助。我和张洋虽素未谋面，却也神交已久。于是赶紧了解了一下相关情况，觉得他病情比较复杂，让他转到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继续治疗，然后我赶到人民医院照料。在做了一些必要检查后，医生建议手术。因为他家属不在身边，我在获得其授权后代为签了手术同意书。手术进行到后半夜，张洋的母亲赶到医院，因为第二天还要工作，我就把情况交代了一下，回家休息了。 在整个事情中我的角色就到此为止，说句实在话，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做了件多么了不得的事情。直到现在，我依然觉得这一切都很普通。整个救治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技术精湛的人民医院急诊科和普外科医务人员，而我不过起了个代理家属的作用。 采访回应： 情势所迫，“义”在先没想那么多 让我不安的是，在这件事情发酵以后，我竟然也成了舆论的关注点，因这事要求采访我的媒体络绎不绝。我自己尚有些自知之明，对此都婉言谢绝了。但终究拗不过张洋的极力邀请，前两天到广东卫视参加了一个访谈节目。 在节目中，主持人问我：你为什么给张洋签字呢？你不怕吗？ 这问题竟让我在一瞬间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为什么签字？这需要回答吗？因为一个人正痛苦不堪急需签字啊，难道那时候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于是我回答：情势所迫，事急从权。我们中国人讲究仁义礼智信。何谓义？人字出个头加一点就是义啊。人这辈子，该出头一点就得出头啊。我们山东人，这点担当和义气总是有的。 我的回答让主持人激动不已大加赞赏。后来我才知道，他也是山东人。 其实，“义”本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之一。那句“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至今依然风靡全国。我坚信：每个老百姓骨子里，都依然流淌着热血和义气。 事后深思： 为求自保，理解其他当事人做法 但是，为什么义气在中国越来越罕见，以至于我的一个本来完全不值一提的事情竟然被如此的谬赞呢？ 也许，我们这个社会，真的出了一些问题。 张洋下飞机的时候，急救人员和空乘人员为了谁该抬他下飞机争论不休，最后他被迫自己一步步从飞机上挪下来。在他往下挪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扶他一把。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我丝毫不怀疑，当张洋痛苦地一点点挪下舷梯的时候，很多人是想帮他的，而张洋自己也回忆：当时空乘人员一直在他背后安慰他。 但为什么，为什么她们就是不肯扶一把呢？ 因为她们不敢！ 因为，一旦出现意外，一旦张洋不小心摔下舷梯受伤，扶他的人很可能要承担连带责任。 急救人员和空乘人员的争执，急救人员和空乘人员的不肯扶，其实无非一点：他们害怕承担客人万一摔伤的责任。 自我保护是人的天性，这又有什么可以指责呢？ 细细道来： 很多问题，远非说说这么简单 后来，张洋在机场医院做各种检查，都是先交费后检查。在节目中，很多嘉宾对此极为愤慨，觉得医院不人道。 但仔细说起来，似乎也不能如此粗暴的下结论。 在美国，医院确实一般先治疗后付费的。患者治完病回家，医院把账单寄到家里。显得比中国人性化多了。 但问题是，美国人不敢不去偿还这个账单，除非破产。因为在美国，不偿还账单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所以，美国医院之所以在这方面很人性化，是因为患者不敢欠费。而在中国，这明显是行不通的。 整个南航急救事件中最被诟病的是999，他们以“挂不上号”“交通拥堵”为由，放弃附近几家三甲医院，把张洋拉到了999急救中心。 很不仗义？对吧？确实如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这地都没法洗。 但是，如果我告诉你，由于工作强度大，收入微薄且冲突高发，中国经验丰富的一线急救人员目前正大量流失。你是否，对这件事情会有一些不同的感受？ 反思当下： 失去义气，这社会不复温暖？ 是什么，使中国人，越来越不讲义气，越来越不敢讲义气？ 古人云：有心为善，虽善不赏；无心为恶，虽恶不罚。 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文明”，我们对罪犯越来越宽容，对坏人的保护越来越周到越来越无微不至，唯恐犯罪分子受一点点委屈。 而同时，我们对善良者和无辜者却越来越苛刻。见义勇为追小偷，小偷逃跑中撞死了，见义勇为者被告上法庭。老人跌倒了好心人被扶起来，老人诬告好心人撞伤，费尽周折真相大白，恶意诬陷敲诈者却仅仅被批评教育了事。 当作恶的成本越来越低，当行善的成本越来越高。义，又从何谈起？ 在节目中，我很想问主持人和嘉宾两个问题： 1.如果张洋不幸死在手术台上，现在你们有没有可能正坐在这里，义正辞严地分析我该负的法律责任？ 2.如果1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现在这种人人自危，以他人为地狱，遇事先考虑自保的法律和舆论氛围，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责任？ 我最终没有问。 今天，我把这两个问题提出来，问问大家。 （来源：微博@烧伤超人阿宝 转载已获授权 原题：是什么让我们失去了义气--谈谈南航急救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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