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手敕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宋高宗赵构手敕

北宋的“尚意”精神从蔡襄始，至苏、黄、米将其推向了高峰，其后又经历了徽宗赵佶的辉煌，最后随着靖康之难和北宋的衰落一道烟消云散。然而历史在这里似乎给赵宋官家开了个玩笑，“尚意”精神由赵佶终结，却又把复兴与复国的责任一道交到了他儿子高宗赵构的身上，而高宗赵构也不负众望，把这副担子挑了起来。

高宗赵构，字德基，宋朝的第十位皇帝，南宋的开国皇帝，生于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卒于孝宗淳熙十四年（1187年），终年80岁。赵构作为皇帝颇受争议，然而在艺术上，特别是书画方面却得到了一致的认可。他善真、行、草书，笔法洒脱婉约、自然流畅，颇得晋人神韵。明陶宗仪《书史会要》称：“高宗善真、行、草书，天纵其能，无不造妙。”其书法影响和左右了南宋书坛。高宗天资聪颖，存世墨迹很多，眼前这件高宗手敕则是比较特殊的一件。

宋高宗赵构手敕，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高宗赵构手敕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行书纸本，纵35.1厘米，横45.2厘米，凡五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0字，其中有5字漶漫不识且后半部缺失，无款识。其释文为：“敕盛□，朕闻□□资于良将，选将必访□□言，百王不易之道也。先皇帝至仁如天，兼爱南北，不轻用兵。”

高宗的这件作品之所以特殊就在于它与其众多的藏品不同，不见了晋人神韵，结字紧密修长、动态十足，奇崛恣肆，运笔干净利落，提按分明，没有拖泥带水之嫌。通篇英气逼人，毫无造作之态，虽然看上去有些稚嫩，却隐隐然流露出不俗之气。高宗习书初学其父赵佶并能不为其所囿，而后学山谷能得其意而不在行形，由此可见他的聪颖和才情。

高宗这件手敕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他能够化“瘦金体”、山谷书于无形，既能显现其韵，又处处彰显出自己的个性，进而营造出不同于二人的意境来。通晓书艺的人大都知道，徽宗赵佶和山谷道人都属于个性张扬的书家。“瘦金体”虽然结字内敛，用笔却斩钉截铁，似有褚体之风；山谷学颜然其用笔飞扬，长枪大戟，飘逸而奇崛。高宗能将二人结合起来可见其在书画艺术上的才情丝毫不让于其父赵佶。

这件手敕因后半段缺失，故不知书时年份，但仅从存留的前半段看，这应该是作者的早期作品。马宗霍曾在《书林纪事》中说高宗“初作黄山谷字，故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南宫字，故天下翕然学米字”，由此判断这应是在高宗继位立国不久而为的。另外，从其笔法的运用上看，作品略显稚嫩，应是青春年少时所书。除此之外，运笔稍显流滑，如“天”“兼”“爱”“南”“北”等字爽利有余沉稳不足，同高宗中晚期作品笔法的纯熟度一比，这种差异立即可以显现出来。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从这件尚存不足的作品中感受到英气逼人，而这些又恰恰是该作品最有魅力的地方———能在无意间流露出作者的真性情。

高宗书法的横画虽然不及其父的坚挺有力，但是却多了几分遒劲俊朗。如文中的“言”“百”“王”“不”诸字的运用，就比其父的“瘦金体”多了几分含蓄和洒脱。点的安排也颇具特色，笔法灵动多变，映带缠绵而有弹性，如“良”“将”“言”“之”等字。竖画的安排则山谷遗风尽显，用笔沉稳，转折有力而果断，如“于”“将”“用”诸字似山谷而又不是山谷，足见其学黄着力之高明。

这件作品的结字瘦长紧凑，颇有其父赵佶的特征，紧结而不壅塞。文字结构留白上密下疏，紧凑处密实而具有视觉冲击力，如“敕”“资”“易”等字。外紧内松的布局、开张灵动的笔法巧妙地达到了视觉上的平衡统一。在章法布局上，此作横疏纵密。这一切都带有明显的宋人书札的审美取向。所有这些在高宗的笔下处理得十分自然，没有丝毫的雕琢痕迹，如非大才绝难做到这些。

后人在谈论高宗书法时常常把他说成是影响南宋一代书风之人，但如果没有超乎常人的艺术敏感和实践，仅凭他是一个皇帝是很难做到这些的。这篇似是高宗早年的作品已清晰地传递出了这些信息，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如何学习继承前人及艺术创作进而形成自家风貌的宝贵经验。

同他父亲一样，高宗虽是皇帝却也醉心艺道，不仅自己用功刻苦，并且在朝廷内外提倡研习书法，这也为宋人“尚意”书风在南宋一朝的延续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一点是不容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