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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白瓷”代表了德化窑的最高成就，它制作精美，格调高雅，瓷质如脂似玉，自问世以来，一直获得国内外的崇高评价，被视为“国际瓷坛的明珠”，“世上独一无二的珍品”，有“中国白”之称。在“建白瓷”中尤以何朝宗的瓷塑最为闻名，那庄重神妙的形象，生动的气韵，夸张的比例，寓端正于曲折的动态，遒劲圆润、深浅得宜、疏密对比强烈，富有节奏感的衣纹线条，多层次而又临风飘举的衣袂，使观者无不叹为观止，以致“天下传宝之”。他不愧为瓷塑艺术中一个难以逾越的高峰。人们在欣赏之余，自然地想进一步了解作者的生平及其艺术思想、表现手法等一系列问题。现就笔者目前所能搜集得到的零星资料，先对“建白瓷”及何朝宗瓷塑的年代作一知半解的初步探讨。 何朝宗的瓷塑是“建白瓷”的一个品种： 鉴别一件传世瓷器的年代，一般是对它的釉色、胎骨及造型等方面进行考察。从笔者所见到的何朝宗瓷塑，包括故宫博物院、福建省博物馆、泉州市文管会及民间收藏的观音、达摩等，其釉色均呈极淡的土黄色，釉面光泽“柔和而动人”，胎骨厚实而莹润，是典型的象牙白瓷质。这一类型的瓷器，由于它代表了德化以至福建白瓷的最高水平，又因为福建北部的建阳曾以出产黑釉的兔毫盏出名而被称为“建窑”，为了有别于这种“黑建”，德化窑的这类产品始有“白建”之名，这大概就是“建白瓷”名称的来历。 在建白瓷中又因为它们各自的釉色、胎骨的色泽不完全相同，而有“猪油白”、“乳白”、“孩儿红”、“美人红”、“肉里红”、“象牙白”等种种名目。何朝宗的作品基于瓷塑的特定要求(烧成后形体要清晰不变形)，胎骨较其他器物为厚，因而瓷化程度也略低于其他器物，其美色也就稍逊于小型薄胎的杯、盘、瓶之类器皿，往往都稍带淡淡的土黄色，这种色泽被称为“象牙白”。明末的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谈到染织时，就记述“象牙色”的织物是用黄土染成的。可见“象牙白”是白中带有黄土色的。许多文献称它“光色如绢”，一方面形容它的光泽如丝绢那样柔和，另一方面也比喻它的色彩象绢那样白中略呈土黄色，当然，“象牙白”一词本身就说明它的色泽如象牙那样白中闪黄了。民间因这种色泽是何朝宗产品的特点，何朝宗又称何来，而又有“何来色”之专名。 建白瓷中除瓷塑以外的其他器物(如杯、盘、瓶、炉之类)，由于胎骨较瓷塑为薄，瓷化程度也就比较高，因而胎骨更加晶莹润泽，“往往呈白中透红，被美名为“孩儿红”、“肉里红”、“美人红”。 “建白瓷”和何朝宗瓷塑具有强烈的晚明时代特点： 从建白瓷的艺术手法来看，它们明显地带有嘉、万时期的时代风格，出土的和传世的建白瓷，器形多数为仿古铜的祭器，如牲尊、殷、鼎、觚、虾式炉等，还有仿犀角杯的梅花杯、八角杯、龙凤爵杯以及扁壶、洞箫、印章等精巧玩器，饰以龙、凤、狮子、八仙、如意头、鹤、鹿、梅、牡丹、玉兰、饕餮纹、夔龙纹、兽面纹、连雷纹等。这些器形与纹饰有鲜明的明代晚期的时代特点。查景德镇御窑在嘉靖、万历时期也有与此类似的制品，纹饰亦多雷同，而正德以前的饶瓷未有此种产品。万历时期景德镇的周公窑所制白瓷有古式印章，很受欢迎。龙泉窑、宜兴窑等民窑也大量制作仿古铜的祭器。各地竞相制作仿古铜瓷祭器，这与当时的时代风尚有关，明世宗(嘉靖)朝，“其时纷纭多故，将疲于边，贼讧于内，而崇尚道教，享祀弗经，营建繁兴……。”(见《明史》)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海瑞上疏说：“今乃修斋建醮，相率进香，仙桃天药，同辞表贺……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见《明史》)万历年间孟一脉上疏言：“东南财富之区，靡于淫巧，民力竭矣，非陛下有以倡乎?浮梁之磁、南海之珠，玩好之奇，器用之巧，日新月异。……于是民间习为丽移，穷耳目之好，竭工艺之能，不知纪极。……或刻沉檀，镂犀象，以珠宝金玉饰之。周鼎、商彝、秦铊、汉鉴，皆搜求于海内。穷岁月之力，专一器之工，……”(见《明史》)上行下效，这是嘉、万时期各名窑大量制作道释瓷塑及仿古铜瓷祭器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定陵(万历帝墓)中，有一件德化建白瓷质的花觚，这也可以证明，德化这一类仿古铜的瓷器在万历年已有生产，而且为宫廷所采用。 近年，在德化祖龙宫采集的象牙白瓷“饕餮方鼎残片”(见叶文程、徐本章合编的《德化瓷器史料汇编》上册163页)与故宫博物院陶瓷馆陈列的建白瓷“印花饕餮纹方鼎”，在瓷质、器形、纹饰、大小完全类似，而这两件建白瓷又与1973年在陕西绥德县马如龙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明万历景德镇窑“五彩饕餮纹瓷方鼎”，在造型、纹饰上颇为相似，二者均仿自青铜器，前者虽无纪年可征，后者可资断代的佐证。 另外，建白瓷中的龙凤爵杯、梅花杯与《故宫博物院藏工艺品选》第三辑中所刊的明嘉靖“马纹犀角杯”在造型上也极为相似。 晚明的造型既与明代中期不同，又与清代的泥古式仿制古物大异其趣，晚明艺人虽仿古亦是创新，这一时期的陶瓷仿古铜器有这一特点：陶工所仿制的器物都是造型比较简洁的一类(如：觚形的花瓶与簋形的香炉等)，风格清新高雅，这是符合当时美术风尚的，不但器皿类瓷如此，何朝宗的瓷塑也带有这一晚明时代的风格，手法简炼，造型古朴，格调隽永，明快大方。清人的瓷塑及其他瓷器在造型上则往往比较繁琐小气。 何朝宗瓷塑的年代当在万历初年前后。 综上所述，建白瓷生产大约起于嘉靖，盛于万历，衰于明末清初之际。那么何朝宗瓷塑的年代当在何时呢?请看万历期间在泉州府做过地方官的陈懋仁在《泉南杂志》(明万历三十三年后成书)上说的： “德化县白瓷，即今市中博山、佛像之类是也。……初似贵，今流播多，不甚重矣。” 可见到万历末，“博山(炉)、佛像之类”已在市面上广为流播，社会上对它“不甚重”了。“初似贵”的佛像应当就是何朝宗那精心制作的“僧伽大士”，因为《泉州府志》明文记述他的作品“天下传宝之”，《晋江县志》也称其“人争宝之”。据传何朝宗对自己的作品要求极为严格，并没有流播太多。看来，万历末年，由于仿效何朝宗的日益增多，瓷塑产品数量大为增加，流传更广。加上这些模仿者的艺术水平都不及何朝宗，自然不会受到人们的重视了。 再者，在《泉州府志》中有关何朝宗的记载是附在王弼之内的： “王弼，小名盛世，工诗文书画，尤善塑士写真及诸仙佛像，独造其微，……同时又有何朝宗者，不知何许人，或云祖贯德化，寓郡城……” 因此，只要弄清楚王弼艺术活动的年代，何朝宗艺术活动的年代也就有了佐证。据泉州市文管会退休干部周海宇先生提供：泉州南门的“天妃宫”有王弼所塑的“天妃”、“千里眼”、“顺风耳”塑像，在天妃的牙笏。(奏板)上有墨书的万历某年字样，说明王弼是万历时代的人，可惜神像已在前些年毁去，据说牙笏尚保存在市文管会文物仓库中。另外，泉州工艺公司制花老艺人陈德良珍藏有王弼的“郎君”(南音的祖师爷)泥塑，笔者于最近在该公司林建平先生的帮助下，在陈德良的儿子陈呈章处见到此塑像(陈德良已去世)，衣褶深刻而圆润，面部形体与何朝宗的极为相似，艺术造诣颇高，背部盖有篆文王弼印一方，府志记载何朝宗寓居过泉州，传说何也善于泥塑，或许王与何有过交往也未可知，王与何的作品有同一的时代风格，则是明显的。 《泉州府志》、《晋江县志》、《福建通志》等地方志都把何朝宗列为明代人物，宋伯胤先生在《谈德化窑》一文中根据传说，称他生活于嘉靖、万历年间，程方英先生在《三件明代瓷器》中也有相同的说法，从上述种种情况来看，可以认为这一说法是较为可靠的。 (原载《福建工艺美术》1981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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