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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习龙 （韩山师范学院历史系 潮州 521041） 摘要：晚清实录、圣训纂修是清代实录馆最重要的日常工作。翁同龢在宣宗、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翁同龢以帮办总纂官、总校官的身份，全力从事实录编纂和恭阅圣训的工作，在实录、圣训体例设计、史料征引、人事安排、实录编纂程式、赏叙机制等方面都有清晰、明确的记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实录馆运行的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关键词：翁同龢；实录；圣训； 清实录、圣训的纂修是清代官修史书编纂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往的研究成果往往从官方档案和实录本身来加以研究，缺乏从当事人的《日记》和《年谱》等重要的原始文献出发，来深入挖掘实录、圣训编纂的人员构成、运行机制和赏叙机制等重要问题。有鉴于此，本文在参考前人研究基础上，以翁同龢的《日记》、《年谱》为主，兼采翁心存《日记》的相关记述，互相发明和印证，以翁同龢在实录馆的主要活动以及他与馆臣们的业务交往为切入点，着重阐述和分析翁同龢在清宣宗、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的发挥的作用，揭示实录编纂的体例、史料来源、实录馆内部的运作情况、赏叙机制等重要问题。 一 晚清实录、圣训纂修是清代实录馆最重要的日常工作，一般在前皇帝升遐不久，实录馆就开始成立，由皇帝简选监修大臣，内阁、翰林院和各部詹曹司道推选史馆馆员。晚清以降，实录馆修纂机制一般先修实录底本，在底本的基础上形成恭阅本；恭阅本在敬呈皇帝御览的同时，圣训的编纂亦会拉开序幕。翁同龢《日记》、《年谱》对实录、圣训编纂有比较清晰和翔实的记载。 翁同龢（1830~1904），江苏常熟人，字叔平，号松禅，晚号瓶庵居士。其父翁心存，咸丰、同治两朝大学士，早年任上书房总师傅，是咸丰帝、恭亲王奕?、惠郡王绵愉的师傅，晚年入值弘德殿，授读同治帝。翁同龢从1850年9月充宣宗成皇帝实录校对官始，到1856年11月实录告成议叙，都在宣宗实录馆工作，晨入酉出，工作兢兢业业。1850年9月26日（道光三十年八月廿一日），翁心存“得六儿禀，知昨日堂派实录馆校对官，学浅资轻，恐不胜任也”[1]，由此开始校对实录底本。1850年12月，充实录馆详校官，实录馆议叙，作为实缺小京官[2]。从1851年2月9日始，翁同龢任《宣宗实录》四份红绫正本的详校官: “实录馆会奏缮红绫正本四分，拣选得汉总校官二员，杨元白、周学浚。详校官八员，汤修、郭襄之、甘晋、缪嘉谷、钮福厚、翁同龢、张汲、胡肇智。清书总校官二员，恩靈、德瑛。详校官十二员。和琨、志勋、口绮、阿克丹、锡奎、恩昶、毓桂、寿昌、恒升、受昌、广顺、锡佩。”[3]翁心存日记对此也有记述，“六儿派详校凡八人”[4]，说明翁同龢开始充任《宣宗实录》恭阅本的八名详校官之一，校勘的责任更重。此后上馆校书成为翁同龢本职以外非常重要的日常工作。咸丰二年正月十四日，“六儿上馆，来城即去”。十六日，“六儿上馆，宿此。次日去”。十八日，“六儿上馆，入城宿此”[5]。二月三日，晴暖，地冻皆融，“六儿入馆，宿此。”五日，“申正仍回城寓。六儿上馆，宿此”。1854年，时江西司司员多告假归，余每日诣实录馆校对，饭后出西长安门，赴部决事[6]。1855年，馆事益繁，每日赴馆赴署，几不暇给。归侍大人，秉烛理案牍，漏三下，乃入室披书，或课一文，或习书，久而安之，不以为倦也[7]。从中可见，翁同龢对实录校对认真负责的精神和忘我的工作态度。实录馆有严格的考勤制度，“凡总纂、纂修、协修、收掌、校对等官，毋令擅入擅出。每日到馆，勿使旷误，逐日画到，由提调官加押存查”[8]。可以说，翁同龢严格遵守馆规，体现了他对实录编纂的敬业精神。1856年3月，改充实录馆协修署纂修官。正因为他在实录馆中的工作业绩，翁同龢已由详校官升任纂修官。12月，《实录》告成，赏随带，加三级，并俟散馆后遇有升缺，开列在前[9]。1861年12月，宣宗《圣训》告成，提调罗嘉福、衍秀均以五品缺开列，蒋彬蔚、孙家鼎、侯进二十名开列在先，余升叙有差。户部员外郎四品卿衔阎敬铭开缺，以按察使候补[10]。 虽然翁同龢在宣宗实录馆校对和纂修职责，不像其父充任稿本总裁、总裁官，与实录馆高层和下层都有业务联系，对实录圣训的体裁和内容都能发挥重要影响，但其在实录馆恪尽职守，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实录圣训纂修中发挥作用，并为其后清文宗实录圣训编纂积累了丰富的阅历和经验。 二 《文宗显皇帝实录》356卷、《文宗显皇帝圣训》110卷，始修于1861年11月，由同治皇帝生母慈禧诏谕内阁、礼部设馆纂修咸丰帝《实录》、《圣训》。以大学士桂良为实录馆监修总裁官，大学士周祖培、贾桢，尚书倭什珲布、麟魁为总裁官，侍郎李菡，孙葆元、文祥、宝鋆、伊精阿、单懋谦为副总裁官，理藩院侍郎察杭阿为蒙古副总裁官[11]。此后，朝廷又命翁心存、贾桢为监修总裁，爱仁、李棠阶为总裁，沈桂芬、灵桂为副总裁，徐桐为协修。上述编纂人员中，除宝鋆后升任总裁，徐桐升任总纂官外，副总裁又添列文祥、董恂、汪元芳、宗室灵桂、庞钟璐5人。另据《修纂官》可知，还有提调官15人、总纂官9人、总校官lO人、纂修官85人、协修官88人、收掌官36人、校对官138人、翻译官67人、誊录官310人。综上统计，《文宗实录》的编纂人员共有779人[12]。在《清文宗实录》首卷四《进实录表》中，监修总裁阐述编纂的过程时，指出：“暑寒殚六载之勤，经乙览以示程闻……恭成文宗显皇帝实录圣训合凡例、目录、清汉蒙古文，共一千三百卷，敬缮御制诗文于简首”[13]。 《文宗实录》开馆后，翁同龢即参与到实录馆的修纂工作中。考察其在馆工作情况，前后可分为两个阶段:(1)第一阶段，从1862年5月实录馆正式开馆，到1863年1月翁心存逝世。翁同龢先充纂修官，不久旋升任帮办总纂官。这一阶段主要工作是确定体例、查检史料，和实录馆同事一起从事实录纂修工作。1863年1月因翁心存逝世，丁父忧两年，离开实录馆任上。（2）第二阶段，1865年3月服阕起复，到1866年12月，先充帮办总纂官，后兼任总校官，先从事实录编纂，后全力从事恭阅圣训。 《文宗实录》纂修时，首先需要确定体例。翁同龢对此非常重视，亦积极参与实录体例的讨论和探讨中。1862年5月25日，入内送散馆诸君引见，到馆欲阅恭阅本式样，而供事不至，遂出。 谒刘师，仍入城，刘师以恭纂凡例六十七条见示，夜归抄一通[14]。刘师即刘昆，是翁同龢的座师。修纂凡例为实录编纂的总纲，它详细规定了编纂的宗旨、记载的范围和史料排比、编纂之法。从史料可见，刘昆为文宗实录凡例的主要起草者，翁同龢对刘昆起草的凡例十分重视，归家即抄一通，以便对编纂实录的宗旨、体例有一个初步而又清晰的了解，为后续编纂奠定基础。1862年6月19日， 巳刻到馆，是日分书，余以帮办总纂未分功课，同人在彼者不过议论公费、搭盖凉蓬而已。酷热，触热归寺。单地山侍郎来。辰正到馆，阒无一人，坐良久，供事来，恭阅旧书，寻检体例。晤宝东山、钱辛白、黄孝侯、吴蓉圃，是日到者甚多[15]。六月初二日辰刻到馆画凡例稿，初五日奏加一签。午初散，到三兄处谈[16]。这里提到的单地山侍郎即是副总裁官单懋谦，宝东山为副总裁官兼提调官宝鋆，钱桂森，字辛白，黄钰，字孝侯，吴凤藻，字蓉圃。这些人都是实录馆重要的修纂官，翁同龢同他们相遇相知，共同为实录的体例提出合理意见。1862年12月9日，寅初起，未睡。竟日不出门，检寻道光年实录体例。已刻到馆，申正归，仅查书两日半耳。[17]道光年实录体例最大的特点是详章奏略谕旨，赵昀在其《遂翁自订年谱》有鲜明的阐释：“实录体例详谕旨而略章奏，取要义不取繁辞也”[18]。编纂成书的《文宗实录》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上谕全录，御制各体文有关文教、民生、国政、武功者全录。诸臣条奏奉旨允行者书，弹劾有当允行者亦书等等[19]。从中可以看出文宗实录参考了宣宗实录的成例，并在实录编纂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其次，实录编纂必须要征用诸种原始史料。文宗实录开馆后，实录馆广泛征用中央及各级政府金匮石室史料和档案库储存原始档案，正如《清文宗实录》首卷四《进实录表》所言：“探黄本于璣囊，萃丹毫于枢府，出纳按钧府之籍，动言釐记注之编，偏搜官牒于政典之储”[20]。举凡皇帝与太上皇的诏谕、大臣的奏疏、皇帝的御制诗文集、朱批史料、起居注等都作为编纂实录之资。实录修纂过程中，纂修官们可以实录馆的名义行文朝廷的各衙门，将其所奉上谕及折奏本章档案、则例事件并所有应用各项书籍及新修则例、自行奏准更改添裁一切规条原折等，凡实录应行纂入或查对之处，或将其原本检查齐全移送实录馆，或造具清册移送实录馆。《清文宗实录·修纂凡例》对此有明确的规定：“编纂之法必须恭查御制诗文集、朱批摺奏、起居注、内记注、宫史、军机档、丝纶簿、外纪档及国史、方略、三通、会典官纂诸书，而六科史书一项，每帙一二寸，每年二百余帙。”[21]翁同龢对文宗实录的史料亦十分重视，日记中对此有记载：巳正到馆复辑书，凡记注、谕档、剿捕档、随手档、月摺、朱批摺、红本、史书、丝纶簿皆须手检，一月之书堆满几案。钱湘吟来，申正申正入城，巳正到馆，仍复辑二年十月一册，胡小泉在焉，遇孙心农，申初归。[22]翁同龢还经常到实录馆书库查找资料。比如1865年5月，翁同龢到馆查检册档[23]，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表明翁同龢对实录编纂相当认真负责。 再次，实录馆的运行机制直接关乎《清实录》编纂的质量。为此，实录馆制定了严格的实录馆规条，进而保证实录编纂工作的有效开展。实录馆的人事制度是一种松散而临时的制度。它依据开馆编纂的需要而组织人力，搭建班子，一旦实录修成，实录馆便会解散[24]。实录馆自身没有人事权，遇开馆修书，便从全国各地不同部门征召史官。“凡修《实录》、《史志》等书，内阁官充总裁，翰林院学士等官充副总裁，皆出钦命。其纂修、收掌、誊录等官及编纂事宜，应听内阁请旨题定”[25]。除监修总裁官和正副总裁官从满汉重臣中委派，其他人员由内阁、翰林院从中央机构中简选存心忠厚、学问渊通、业务素质过硬的人员具体从事编纂工作。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因实录馆待遇最优，议叙、考绩最厚，故往往成为高官安插子孙、谋取优差较好的途径。比如，兵部侍郎赵光有为其婿、工部主事光熙求送实录馆校对之事，《翁同龢日记》对此有记载：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先是御史林寿图奏参尚书赵光为伊婿工部主事光熙托选实录差使;御史刘毓楠又奏谋选馆者物议沸腾，请将总纂等官应派衔名开单请简等语。奉旨:光熙事尚未行，弗深究;总纂等开单请简，未免烦琐，毋庸议，仍饬总裁等官并各部院堂官秉公遴选，毋稍拘私[26]。赵光因为实录差使之事，虽蒙同治皇帝恩准免予处分，但在修成的文宗实录修纂官中没有列名。翁同龢简选为纂修官、帮办总纂官则主要依靠他自己的学品醇厚、业务素质过硬。1856年，翁以一甲一名进士，改充宣宗实录馆协修署纂修官。由翁同龢荐举的人员也主要出自翰林院：翰林院知会六儿，云实录馆文称翰林送十九员，今本馆于初九日开馆，各员务于巳刻到馆，穿补桂朝珠等语，予以六儿是日方出闱，未便代书知也[27]。 此外，《翁同龢日记》还记载了人员交往、人事安排、实录编纂进程等具体事宜，这些内容可以补充正史、官方档案记载缺略之不足，也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实录馆运行的实态。(一）与实录馆史臣之间的交往。同治元年四月，是日午刻实录馆开馆，同龢于去岁奏充纂修官，至是偕辛伯、湘吟两前辈同往，同人皆集，服补褂朝珠，见总裁一揖。刘韫斋师新被命给六品顶在馆效力，晤谈良久。早间出城后，由馆到静默寺[28]。文宗实录开馆之日，从监修总裁始，其他实录馆官员和史臣毕集实录馆，参谒总裁，领受纂修任务。是日，翁同龢和总纂官钱桂森和钱宝廉一起接受任务。（钱桂森，字辛白，号犀庵。钱宝廉，字平甫，号湘吟。）翁同龢与两人关系密切，又同在实录馆效力，所以，日记中经常提到和两人一起上馆。辰正到馆，阒无一人，坐良久，供事来[29]。早晨七点，翁同龢即到观工作，实录馆空无一人，从中可知翁同龢忘我的工作态度。11月15日，巳刻到馆，晤徐荫轩、童薇研两前辈，署余缺者胡小泉前辈也[30]。徐桐，字荫轩，童华，字薇研，徐桐为文宗实录的总纂官，童华为文宗实录的提调官，日记中提到的胡小泉前辈为胡瑞澜，也是实录馆的总纂官。偕心农到馆，晤徐引轩、杜鹤田、马符斋[31]。孙念祖（1829年－？），字仲修，又字萃农，号心农，翰林院编修，《翁同龢日记》多次提及，充文宗实录纂修官。徐申锡，字引轩，杜瑞联，字鹤田，马元瑞，字符斋，此三人皆为纂修官。12月8日，巳正到馆，湘吟在彼，晤心农，申初出[32]。从日记记载可知，钱宝廉和孙念祖搜集资料，忙于纂述，其他人都不在实录馆，可见实录馆是相对松散的机构，虽规定甚严，但往往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2）实录馆的人事安排。7月12日日记记载：刘师署罗訏庭提调缺，钱湘吟署刘师总纂缺[33]。刘师指的是刘昆，罗訏庭指的是罗嘉福。从日记可以看出，7月12日刘昆因为在馆效力，起草实录凡例有功，三个月即有修纂官擢升为实录馆提调，负责实录馆的管理工作；钱宝廉则因为在馆勤奋工作、颇具劳绩，擢升为实录馆总纂官。8月11日，是日大人奉旨充实录馆监修总载[34]。《翁心存日记》对此也有记载：上谕：翁心存着充实录馆监修总裁[35]。（三）实录编纂进程。5月25日，到馆欲阅恭阅本式样，而供事不至，遂出[36]。实录编纂必须由由修官编纂成底稿，形成所谓“恭阅本”，恭阅本有自己独特的体例和纂述方法，所以，纂修官在编纂之初，须熟悉恭阅本式样。恭阅本交还誊录官抄缮成“黄绫正本”，详对官或校对官要在稿本册中夹签条( 贴黄)，翁同龢作为纂修官和详校官，即在稿本册中夹签条，六月初二日辰刻到馆画凡例稿，初五日奏加一签[37]，指出纂修官出现的错误，并提出恰当的修改意见。11月25日，午到馆饭，复辑咸丰二年十月分一帙，原纂官杜连衢前辈也[38]。12月8日，寅初起，已初到馆，复辑三年四月书，原撰马符斋同年[39]。上面的记载，表明作为详校官的翁同龢要对杜瑞联和马元瑞原纂稿要详细复核，逐一加签，以使定本尽量少出现错误。 三 翁同龢自1865年3月服阕起复，到1866年12月，先充帮办总纂官，后兼任总校官，先从事筹办夷务始末编纂，后全力从事恭阅圣训。翁同稣因在实录、圣训编纂中著有微劳，书成议叙，遇缺题奏，赏加四品衔。 1865年3月，巳初出，到实录馆饬供事具呈销假。访修伯、中鲁，皆不值。晤价人，遇景剑泉。未刻知蒙恩补右赞善[40]。翁同龢《松禅老人自定年谱》对此亦有记载：四年(1865)三十六岁二月服阕起复。三月补右赞善，分教庶吉士。五月充日讲起居注官。六月署实录馆总校官，逐日校勘无馀力[41]。馆上派余纂集夷务书，同派者胡小泉瑞澜、许云岩应骏两前辈也[42]。日记中提到的夷务书指的是《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编纂实录要涉及对外关系，故实录馆的纂修官有责任编纂《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八十卷，主要由贾祯和馆臣所编，将当时有关对外交涉的档案，如内阁、军机大臣所奉谕旨，内外臣僚奏章以及中外往来之照会、书札等等汇为一编，因所辑多为原始资料，颇为珍贵。翁同龢、胡瑞澜、许应骏等受监修总裁贾祯知遇，故全力从事编纂。日记对此有记载，以到馆查检册档[43]。访许筠庵，同到馆商办夷务，本定前月廿五，以余病改期，而今日胡小泉前辈以升学士不到。携四国新档及从前旧式归[44]。到馆无事，以册档一函、稿本七本交供事[45]。从日记可以看出，翁同龢自接受任务后，查阅册档，确定体例，并最终以册档一函、稿本七本蒇事，较好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清圣训，亦称宝训，清皇帝谕旨分类汇编，官修。《文宗圣训》110卷，《清圣训》的编撰方法是按统治者的观点分类，然后选择谕旨，凡同类依年月日先后排列。如《文宗圣训》分40类，即圣德、圣孝、圣学、圣治、敬天、法祖、文教、武功、勤政、爱民、睦族、察吏、用人、节俭、理财、求言等。《圣训》旨在维护统治者的基业，编者一般隐恶扬善，吹捧先帝所谓美德。所录谕旨严格精选。往往删减，密诏也未经列入。圣训的函、卷均用红绫装裱，内页画朱丝栏，墨笔楷书，字迹精工，装帧华美，圣训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到清代最高统治者用人行政、治国安邦的各个方面，是研究清史及清代皇帝统治思想的珍贵的第一手材料。《文宗圣训》在实录编纂后不久开始启动，到1866年4月全书修成，翁同龢于此时添派恭阅《圣训》。恭阅《圣训》主要对《圣训》中出现的错误加签，指出纂修官出现的错误，并提出恰当的修改意见。1866年4月传太后谕，令倭仁、李鸿藻、徐桐恭代阅《文宗圣训》，满文派倭什珲布、伊精阿、奕庆恭阅。顷之李兰生到书房传旨，添派臣解恭阅，兰生云先本无奕馀斋，军机承旨始与龢同派，然故事令亲王、大学士任此役，岂臣龢与徐桐所应有，私窃以为非职也[46]。恭阅《圣训》，按照惯例只有亲王、大学士才有资格阅看圣训，翁同龢认为添派他和徐桐恭阅《圣训》，是对他们的优崇，但却于制不合。4月16日，是日馆中始进《文宗显皇帝圣训》十册，同解与倭、徐两公共恭阅两卷，圣德门第二卷末纪立皇太子一条，似不甚合。查旧式亦载，惟彼处尚有国计民生数语，故入此门，今仅有谕旨则不同矣，拟商。圣德门本记先帝的圣德功业，记立皇太子一条，于凡例不合，故翁同龢提出疑问。兰生入直，恭阅《圣训》两本[47]。翁氏不仅对《圣训》中不合体例处有所驳正，还前后校阅六单《圣训》，举正者约八、九十处。日记对此有记载：是日，将恭阅《圣训》缴上，共十五签，接着第二次进书[48]。校阅第六单《圣训》毕。恭阅《圣训》一册半。自二月十三日起，今日毕，凡恭阅《圣训》一百一十卷，举正者约八、九十处。兰生无暇，艮相亦未能遍览，龢与荫轩则皆周勘一过，馆上诸君皆嫌其好事，景剑泉、张午桥尤不能平[49]。可以说，恭阅《圣训》最著劳绩的当推翁同龢与徐桐，故翁氏有“龢与荫轩则皆周勘一过”的说法。身为总裁的倭仁和副总裁的李涵，因各种原因没有全面审阅。因审阅《圣训》的荣宠，翁氏颇受馆上诸君的嫉羡，特别是景其浚和张丙炎（景其浚，字剑泉，张丙炎字午桥）对此颇不能平。 翁同龢在其日记中，对《文宗实录》修成后的进呈礼仪，和随之而后的赏叙过程，作了具体的介绍，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实录馆的后期进程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治五年。丙寅。十二月。恭纂文宗显皇帝实录圣训告成。监修总裁大学士贾桢等奉表恭进。命大臣学士等督率官员。敬谨纂修实录。纪事编年悉归简质。共成书三百六十卷。又续经恭辑圣训一百十卷。本日皇考文宗显皇帝圣训实录告成。朕于辰刻吉时御殿受书[50]。翁氏日记对此也有明确记载：辰初一刻到东华门，至馆上，同人毕集，刘师命余代人捧书，余不之应也，请蒋子良代。辰正进书，余偕荫轩由左掖门入，至太和殿阶下，随捧书诸公入，至保和殿行礼毕，退，还坐馆上。卯初到馆，即随总裁官进书，入协和门，由太和左门上殿，陈表文于保和殿，时则天未明也。出至侍卫处朝房少待，随入至殿廷，而大风起，寒不能当，辰正行礼毕，至馆坐，归家午初矣。实录进书，非常庄重、谨肃，由监修总裁大学士贾桢等奉表，皇帝御殿受书，整个过程由礼部负责演礼，场面隆重，日记将这一过程详细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日记还我们记载《文宗实录》的尚需赏赐和议叙情况。《文宗实录》较前朝实录议叙为优。同治五年《文宗实录》议叙时，纂修长禄等六十六位“出力人员”被保奏[51]，这是奖赏“格外出力人员，人数够多够滥。其他诸人，从监修总裁、总裁、提调以下，分别记录、加级、加衔、荫叙、赏赐顶戴，凡预修实录之人皆有赏。正因为如此，翁同龢对这种流弊滋生的赏叙机制非常不满，是日实录馆保举出力人员，龢以帮总纂官与焉，与徐桐皆遇缺题奏，徐加四品衔。与徐同具联名谢摺，托伊缮递。此次保举较前数届为优，名器滥极矣[52]。他认为，朝廷爵赏，必有积劳乃可得赏。稍有滥予，不仅不能激励人才，实际上还会毒坏风气，应该说翁氏在当时有这样的认识相当有见地的。正因为有此认识，在《文宗实录》议叙之前，就以自己不敢邀叙向实录馆提调刘昆表明心迹：偕荫轩到馆，晤刘师，汴生，以不敢邀叙一语告之[53]。由此可知，翁氏对实录议叙滥保的不满。 综上所述，翁同龢在宣宗、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特别在文宗实录、圣训编纂中，翁同龢以帮办总纂官、总校官的身份，全力从事实录编纂和恭阅圣训的工作，在实录、圣训体例设计、史料征引、人事安排、实录编纂程式、赏叙机制等方面都有清晰、明确的记载，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实录馆运行的实态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1]翁心存著；张剑整理.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 翁心存日记 第3册. 北京市：中华书局, 2011,第821页。 [2]谢俊美编. 翁同龢集（下册）. 北京市：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1027页. [3]翁心存著；张剑整理：《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翁心存日记》。北京市：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857页。 [4]翁心存著；张剑整理：《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翁心存日记》。北京市：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857页。 [5]翁心存著；张剑整理：《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翁心存日记》。北京市：中华书局, 2011年版，第857页。 [6]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下册）. 北京市：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1027页. [7]俊美编.：《翁同龢集》（下册）. 北京市：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1027页. [8]《实录馆新定规条》道光三十年，国家图书馆分馆藏。 [9]谢俊美编.：《翁同龢集》（下册）. 北京市：中华书局, 2005年版，第1028页. [10]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第111页。 [11]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158 [12]《清文宗实录》首卷四《修纂官》。 [13]《清文宗实录》首卷四《进实录表》。 [14]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04 [15]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08-209页。 [16]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10页。 [17]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47. [18]赵昀著，北京图书馆编：《遂翁自订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 第15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第633页。 [19]《清文宗实录》首卷二《凡例》。 [20]《清文宗实录》首卷四《进实录表》。 [21]《清文宗实录》首卷二《凡例》。 [22]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45 [23]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403 [24]王立萍：《清实录的编纂理论与实践》，南昌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第34页。 [25]《清圣祖实录》卷23，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324页。 [26]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175. [27]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第1722-23-24页。 [28]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01 [29]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08-209页。 [30]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36 [31]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35页。 [32]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47页。 [33]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12页。 [34]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18页。 [35]翁心存著；张剑整理. 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翁心存日记第4册. 北京市：中华书局, 2011年，1767页。 [36]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14页。 [37]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10页。 [38]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44页。 [39]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246. [40]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380 [41]谢俊美编. 翁同龢集（下册）. 北京市：中华书局, 2005，第1031页. [42]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402 [43]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403 [44]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406. [45]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407. [46]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451页。 [47]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 453页。 [48]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455页。 [49]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476页。 [50]《清穆宗实录》卷 190-191 [51]一史馆藏录副奏折，奏为遵保恭修文宗显皇帝实录圣训奋勉出力人员事，档号: 03-4994-039。 [52]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508 [53]陈义杰.翁同和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1989年04月第1版.5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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