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缪荃孙乃是中国目录版本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杜泽逊先生在杨洪升所著《缪荃孙研究》一书的序言中称：“光宣之际迄于民初，言藏书，言版本校雠，言目录碑版，当推江阴缪艺风荃孙为大宗。”而章钰则直接把缪荃孙称之为“书祖宗”。（《艺风堂友朋书札》）即此可见，缪荃孙在目录版本学上的成就，受到了业界的广泛肯定。 导航把我带到了季子禅寺的门前 2014年底，凤凰出版社出版了大部头的《缪荃孙全集》，这部大书是由张廷银、朱玉麒主编，其中“日记”部分则是以北大所藏稿本为底本，而后予以了点校。虽然这四册本的点校“日记”，仅是缪荃孙11年间所记者，但也有180多万字的体量。翻看这本“日记”，缪荃孙几乎天天都在跟书打交道，他读书、校书、买书、刻书，其一生几乎全跟书有关，难怪他在诞辰170年之际，国家图书馆特意举办了纪念活动并出了相关的论文集。 禅寺的对面是一个花园 缪荃孙出生于江苏江阴县申港镇，申港缪氏乃是当地的望族，该族原本祖籍河南，南宋绍兴年间，缪宏毅到南方为官，而后定居于江阴，这一支在当地渐渐发达了起来。缪荃孙的祖父名为缪庭槐，他是进士出身，曾任平凉府知府；而其父亲缪焕章是举人出身，当过贵州后补道。这两人是否有藏书之好，史料未曾记载，但缪荃孙在《艺风老人年谱》中写到：“荃孙年十二三，住申浦老屋。屋中存书四大厨，读经之暇，即取阅之。诸史杂家，尤所心喜。” 缪家有四大橱书，这说明缪荃孙的祖辈和父辈有一定的藏书量，而正是这些书让缪荃孙对藏书之事有了感性认识，而后奠定了他在这方面一生的作为。但真正得到版本目录学的门径，则是他考中举人之后的事情。 沿着公园一路穿行 同治六年，缪荃孙中举，而他的座师则是广东藏书大家李文田，李对缪特别地喜爱——“以目录之学相勖”（缪荃孙撰《书林清话》序言）。他能得到名师的指导，这当然是人生中的幸事。同治七年，缪荃孙第一次进京参考，在此期间，他开始买书，此乃缪荃孙收书之始。光绪元年，他为张之洞起草《书目答问》，自此之后，他的目录版本之学得到了很大的长进。 由这件事可知，张之洞对缪荃孙极其地信任，以至于他特别嫉妒李文田成了缪的座师而非自己，张之洞在给潘祖荫写的信中说：“若农学士使蜀得缪君，使浙得莼客及潘鸿，皆恰不与晚相值，此榜运使然，徒为难羡而已，言之至今耿耿。” 张之洞把能得到缪荃孙这样的弟子称之为“榜运”。虽然有如此之叹，但他却努力地提携缪荃孙，缪在《祭张文襄公文》中说：“荃孙之于公也，岁癸酉始入谒，至乙亥而及门，捧手以授大义，提耳以领微言。乃眷注之独厚，亦屡呼而屡援。” 果真是缪荃孙纪念馆 光绪二年，缪荃孙考中了进士，而后进入翰林院，当时他就想读《永乐大典》，但那时的人不以此为意，反而嘲笑他不好好想着当官，反而专门去作什么学问，这种境况让缪荃孙很是无奈，但是他想翻阅《永乐大典》的心思一直没有放弃，这一等就是10年，此后他才有了机会借读《永乐大典》。之后，缪荃孙用了两年多的时间，读了这部大书中的900册，这使得他对历史典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光绪八年，缪荃孙任国史馆修纂，三年之后他升为了总纂，可是在编书的体例问题上，他与国史馆掌院徐桐发生了矛盾，于是徐借机打击缪，让缪受到了罚俸两年的处分。到了晚清，康、梁提倡新学，而缪荃孙坚持传统的考据之学，为此他跟梁启超发生了书信上的争论。辛亥革命爆发之后，缪荃孙正在京城，而后他急着返回，从此之后，他就住在了上海，以遗老的身份直至其去世。 缪荃孙在上海期间，影响了很多富人，让他们有了藏书之好，《历史文献》第五辑上刊发的《上海图书馆善本题跋选辑》中，收有秦更年的一则题跋，秦在该跋中说：“沪上富人之解藏书刻书，亦皆先生有以倡之，得不谓为书林之德星欤。”看来，缪荃孙是个很有影响力的人，正是在他的感染之下，上海不少的有钱人都开始藏书和刻书。 大门紧闭 民国三年，缪荃孙主持了《清史稿》的编纂，王锺翰在《张尔田师谈〈清史稿〉纂修之经过》一文中称：“民国三年（1914），开清史馆。赵尔巽为馆长，聘总纂、纂修、协修，先后百数十人，而名誉总纂、纂修、顾问不计焉。馆中执事者，有提调、收掌、校勘等职。是时遗老，有主张修史者，有以为不当修者，卒之应聘者多。缪荃孙为国史馆总纂前辈，以史事自任，巍然为之魁率。体例未定，建议蜂起。梁启超所言尤繁夥，然多不中义例，卒从荃孙之议，而略加通变。” 看来，当时的梁启超也给《清史稿》的编纂体例提出了很多的建议，但他的所言大多未被采用，而缪荃孙的意见则基本上能够被采纳。以此可见，二人在正统的体例上有着何等的理解偏差。 四处探看 关于缪荃孙的藏书事迹，相应的历史记录很多。他在京期间，常常到琉璃厂去买书，而他到上海办事时也会大量地买书，有时一买就是多部，比如《戊子日记》8月25日：“在醉六堂购得全谢山《句余土音》、《鲒埼亭诗集》、《拜经楼题记》、《陵阳小藁》、《金石例》、《祠部集》、《牧庵集》、《伊犁总统事略》、《泾渠志》、《复社姓氏传略》、《沙河逸老小藁》十一种，去洋卅元。”这天他在醉六堂买了11种书，花了30块大洋。不是那时的书价和收入之比，但其买书之豪气，由此可以显见。 旁边的公园 在市场上购买版本，当然也会涉及到鉴定问题，比如《戊子日记》4月20日： 二十日辛丑，晴，大风。校《韩集补注》。录阌乡、卢氏金石。幼农来。崇文阁送江氏《尚书集注音疏》来。博文书局送旧刻《汉隶分韵》来。校《奏议》及《曾文正书札》。恒裕送李贵猷、李辉炯、莫小农照来。 《汉隶分韵》似明繙本。估人因书局有“绍兴乙亥万卷堂镌”，推为宋板，索值甚昂。《拜经楼藏书题跋记》载有宋板、有元板，《提要》云不知撰人姓氏。此书次行有“大宋郭忠恕编次”，然用平水韵，必非宋人所撰，焉得有宋板也！且“大宋某人”，他书无此，决为书估伪讬无疑。 在大风天里，缪荃孙在家校书，而后两家书店分别送货上门，其中有一部《汉隶分韵》被书商认定为宋刻本，故开出了很多的价钱。但缪荃孙却以自己的知识从内容上着眼，认为这部书不可能有宋版。可见，他的鉴定不单纯是闻风望气，更多者是他综合了各种知识，由此而得出最终的答案，来判定某部书真正的版本。 原来叫“廉政文化公园” 书商出于利益考虑，往往会拔高版本的价值，以此来卖得更高的价钱，而藏书人则需要练出鉴别的本领，以此才能少上当。这样的过招在《艺风老人日记》中比比皆是，比如《乙未日记》3月16日：“陈百年送书三种来看：一，《柳文》半页十三行，明刻本；一，《古今源流至论》前后别续四集，元刻本；一，《文章正宗》，明刻本。售者均以为宋刻也。”这天，书商陈百年送来三部书，2种明刻、1种元刻，但陈都说是宋刻本。宋刻与明刻之间，差价巨大，而缪荃孙却能轻松地鉴定出真实版本，难怪他的藏书以精湛著称。 无意间发现右边有个独立的去处 缪荃孙一生究竟藏了多少书？因为他的书有时是边买边卖，所以没有一部完整的目录流传下来，缪荃孙在《艺风藏书记·缘起》中自称：“旧刻、旧钞、《四库》未收之书、名家孤传之稿，共十余万卷。”他在这里仅点出了自己所藏的精善之本，仅这一部分就有十几万卷。一般而言，藏书家大多是普本多、精本少，若以此比例推之，缪荃孙的藏书应该远超此数。 相对而言，对缪氏藏书给出较为明确的数字者，乃是邓之诚，其在《云自在龛随笔·序言》中说：“艺风先生与予同为庄氏少女婿，予自滇出蜀，顺江东下，丁巳秋，始贽见于上海。所居在虹口，曰联珠楼，以得宋刊窦氏《联珠集》而名。楼上下五楹，藏书十一万卷，三万余册，触目皆佳籍也。铭心之品，则置于卧内。” 展板上介绍的都是缪燧的事迹 邓之诚跟缪荃孙乃是姻亲关系，他们分别娶了庄氏的女儿，用今天的话来说，二人的关系乃是“挑担”，故邓的所言应该比较准确。邓之诚在上海缪荃孙的家中看到了艺风堂藏书的大体规模，其称缪荃孙在上海的藏书楼名为“联珠楼”。此堂号是缘于缪荃孙藏有宋版《窦氏联珠集》，而该书被缪认为是自己所藏宋版中的最佳之物。
《蓉浦清风园记》 缪荃孙在上海期间因为没有了收入，使得他有很多时候都是靠卖书来生活，但他并不回避这一点，其在《艺风藏书再续记》序言中自称：“予自国变，蠖居海隅，佳椠旧抄往往易米。”靠卖书来生活对一个爱书人来说，当然是一种不得已，但毕竟为了活着也只能做这种非所愿之事。
缪荃孙刻《东坡七集》一百十一卷，清光绪三十四年至宣统元年端方宝华盦据明成化本影刻本 其实，缪荃孙卖书有时也并非是为了换取生活之资，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中说：“老人晚岁侨居上海，时鬻去储籍，为刊书之资。”看来，缪荃孙卖书得钱乃是为了刻书。因为刻书之资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而缪氏为了将这些珍善之本广为流传，他宁可出售自己的藏品，这也需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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