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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通，夜晚，在重症监护病房，王冬（右）和葛洪兵（左）两位男护士在忙碌着。 三个月前，以一个义工的身份进入ICU前，我告诫自己淡定、从容。可是，这个告诫如同谎言。ICU，Intensive Care Unit的缩写。它的中文意思是重症监护室。在ICU门前，会看到许多张面孔，焦灼的、悲伤的、木讷的、期盼的。从凌晨到深夜，他们在这门前游荡、呆坐、失神或者痛哭。如果有喜悦，那便是历经艰难的等候获得生命的大赦。 不存在的七加三 在这具脑死亡肉体上，他们在寻找什么？他们在寻找证据。刀口。取走器官的刀口。他们以为我们已经取走刘军兰的器官。 死者姓名：刘军兰。 性别：女。 出生日期：1987年7月10日。 死亡日期：2013年12月15日。 直接导致死亡的疾病或情况：脑干出血，脑死亡。 一个死去的人正被屈医生填进一纸证明，《居民死亡医学证明》。带着这最后一份证明，结束她完整的肉身。我们曾经设想过，从她完整的肉身上能留下点什么。前两天，一个护士给我算过有关刘军兰的数字。 眼角膜两个、心脏一个、肾脏两个、肺脏一个、脾脏一个。护士小刘扳着指头认真地数。小刘的意思是刘军兰的眼角膜可以捐给两个人，心脏可以捐给一个人，用器官捐赠的理念算下来，刘军兰至少可以让七个人受益。对，还有肝。扳到第七个，小刘又补了三个指头，他说，她这样年轻的肝可以移植给三个肝癌患者。 我们计算这些数字时，就站在五床刘军兰身边。她的床头标签上标明脑干出血，脑死亡。我们还不能填写死亡证明，要等待传统的死亡标准“心跳停止”“血压为零”的到来。在心电图记录监测仪、多功能呼吸机、氧饱和度监测仪等医疗仪器设备的支撑下，刘军兰仍维持着心跳、血压这些生命体征，但她的脑干发生结构性损伤破坏，脑功能已经永久性丧失，任何医疗手段都不能阻止心脏的最终死亡。面前的刘军兰，可以命名为死亡者，也可以命名为待死亡者。她最后的出路也有两条，是化为灰烬，还是成为一名器官捐赠者。 并不是所有的死亡者都可以成为器官捐赠者。刘军兰是个例外，年仅26岁，车祸导致脑死亡，其他部位的器官和组织依然健康。作为捐赠供体，她是一位非常理想的潜在捐赠者。 刘军兰脑死亡前，并没有填写捐赠协议书，这表示在她死亡后，由其家人决定是否将部分器官捐献，所以能不能成为供体，决定权在刘军兰的家人。 一通电话正在红十字会负责器官捐献的协调员和刘军兰的父亲之间展开。如果死亡是伤口，那“捐赠”二字就会是盐粒。多年的协调经验告诉协调员，人们仍旧将器官捐赠看成残忍的代名词。他小心地选择词语：可不可以让刘军兰的生命在其他人身上延续？比如说，她的眼角膜。 不要说了。协调员的话当即被生硬地打断。 4点钟探视时，刘军兰的母亲希望能进科室，再看看刘军兰。她呆呆地望着刘军兰的脸，那脸浮肿得变了形，像一个被无限发酵的馒头。蜡黄的皮肤被撑得薄薄的，吹一口气，就会破。她哽咽着，叫着兰，兰。她俯下身轻轻抚摸着刘军兰的手，摸了手背，又把手翻过来，摸她手掌。 你们来摸，她是热的，热的。刘军兰的母亲喃喃自语。 把刘军兰的母亲搀扶出病房。她的父亲和哥哥也提出了进科室的想法。刘军兰父亲掀开她身上的被单，只有下体处盖着一件病号服。他用手轻轻地触摸着她的身体，从脖子到小腿，他触摸得那么仔细。他在寻找着什么。刘军兰的哥哥沉默着，他的目光在刘军兰身上一遍遍搜寻。他也在寻找。 在这具脑死亡肉体上，他们在寻找什么？他们在寻找证据。刀口。取走器官的刀口。他们以为我们已经取走刘军兰的器官。 薄薄的被单重新盖上。刘军兰的父亲将她胸前的被单往上拉了拉。他冷冷地说，你们不要再打电话了。不要再说捐赠器官的话。捐赠，器官。他将这个句子截成两段，说得很吃力。 我们并没有给他们打电话，作为收治医院，我们无权和家属谈器官捐赠这件事。这两天，是红十字会的协调员在和他们沟通。从他们刚才搜寻证据的荒谬举动里，可以想见协调员撒上的那盐粒太重，他们完全不能接受。刘军兰的亲人不需要赞美与敬意，只愿意这个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的肉体保持她的纯净和完整，“体面”地离开人世。 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尊重。小刘伸出的七个手指外加另外三个手指都只能是理论上的，它们起于医学，止于伦理。 凌晨5点10分，刘军兰停止心跳。7点53分，屈医生开始填写死亡证明。她填了3分钟，刘军兰的一生填完了。 明年，我给你坟头上烧蛮多钱 王桂香老人的脚还在乱摆乱踢，女儿按住了她的腿。妈，我们实在没钱了，我们没钱了。女儿号啕大哭起来。五床的腿软了，不摆，不踢，两行泪水无声地落到了枕头上。 五床王桂香老人再次看了看这房间，全封闭的，四面的墙白得刺眼。没有风，是机器在轰隆。她的床头有一台机器。护士告诉过她，那是呼吸机，帮她呼吸的，没有它帮忙，她一口气吸不上来，人就不行了。 一个血淋淋的女人被送到了八床上。白大褂们在机器间急促地穿梭。不一会儿，一个白大褂举起双手，摇了摇头。他的手被血染红了。一个男人从外面踉踉跄跄冲进来，趴在八床边，他抓起八床的手，紧紧地按在自己胸前。他不哭，不叫，只有肩膀在剧烈抖动。 八床死了。有两个白大褂正包着她。他们手脚麻利地抖开一副白床单，包八床的头，包八床的脚，包八床的身子，两分钟就包完了。从脚趾到额头包得严严实实，薄薄的一长条，看不出哪端是头，哪端是脚。这是王桂香老人看到的第三个长条了，下一个，是我，是我？更汹涌的水压过来，王桂香老人被水吞没了。她不由自主地抓住了管子。抓住，抓住它，抓住救命的稻草。 想到这里，王桂香老人用力地咳。她要把痰咳出来。吸痰管子伸进喉咙里再难受，她也配合。昨天，那个戴眼镜的医生鼓励她，多咳痰，配合医生的治疗，等到能完全脱离呼吸机，肺部感染控制住了，她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 前两天，刘医生试着给她脱掉呼吸机，只戴上简易供氧面罩。近20厘米长的管子从喉咙里抽出来，过了近3个小时后，她嘶哑的嗓子可以试着说话，她说的话吓了我一大跳。她说：你看，那里有个人。她的手虚弱地指着头上。我向上望了望，那里只是天花板。她固执地叫着，有人，血人，血人。 这老太太说胡话了吧？我问护士长。她说，这是重症监护室综合征的体现，人在这种全封闭环境下，离开亲人，整天接触到的都是机器声，都是刺眼的光，还会看见一些死去的患者，恐惧感孤独感会让他们产生种种精神障碍，常会产生幻觉，多为视幻觉，也有听幻觉，内容都非常恐怖。 王桂香老人73岁，肺结核患者，肺部严重感染，出现咳血，已不能自主呼吸。我们给她气管插管，上呼吸机。两天前，刘医生试着给她脱掉呼吸机，但没有成功，只得再次气管插管。尽管经过了两次气管插管的痛苦，王桂香老人仍旧是位非常配合的患者。护士小王领着两个人进来了。一个是五床的儿子，一个是五床的老伴。他们一言不发地望了望五床，又将目光转向刘医生。他们刚才已单独和刘医生沟通了半天。 五床婆婆看见儿子和老伴进来，她的脸上浮起一层笑意。她吃力地抬起右手，伸向儿子，她想握住他的手。但儿子的手没有伸过来，他正望着刘医生。 刘医生不得不小声说道，婆婆，我们把管子拔了啊。 王桂香老人脸上的笑意凝固了，她将目光转向儿子和老伴。他们扭过头，看着一旁的急救柜不说话。 我们回家治。刘医生一边说一边去解嘴上的面罩。五床婆婆一把抓住了呼吸管子，惊恐地望着刘医生。管子插在她嘴里，无法开口，可是她很清楚，这管子不能拔。上次医生给她拔过管子，拔了一会儿，她就喘不过气来，又变成了一个溺水人，她那破棉絮状的肺纤维组织给不了她呼吸，只有这管子能把她从水中打捞上来。管子在，命就在。 刘医生试着又去拔管子，五床婆婆的手更用力了。她抓着管子，摇头。 你们看，她不愿拔管子，我们也没办法。刘医生说。她实在不愿意拔这呼吸管。刚才五床家属一直要求脱掉呼吸机，将病人转回乡下医院治疗。她反复给他们解释，这种肺结核病人，不将肺部问题处理好，随时都有可能窒息而死。乡下医院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现在，你们把病人拖回去，能不能顺利到家，都保不住。 我们问过了，乡镇医院也有那种简易氧气面罩。五床的儿子说。 那与呼吸机完全不同。 儿子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问道，我妈还得住几天？ 这个说不准，得看她自身的机体恢复能力，毕竟70多岁了，又是个老肺结核患者，她的肺损耗太大了。 到底还得几天？一天的呼吸机费用就得两三千。 这个真的说不准。我们也想快点给她脱机，长期用呼吸机对病人不好，会增加肺部感染的几率，不用，她的呼吸又不好。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们也想减轻你们的费用。 医生，求你了。我们没钱了。五床的老伴沙哑着声音，一脸的愁苦。这位瘦骨嶙峋的老人，一直在科室外面等着。五床婆婆在重症室住了7天，他就在外面等了7天。他的双颊更深地陷下去，整个人像骷髅一样可怕。他说，能借的，我们都借了，到现在，都借了三四万，实在没地方借钱了。 刘医生还能说什么呢，只得进来充当这拔管人。王老太太目光直直地望着儿子，她还是摇头。 我们回家治。老伴说。他给她穿裤子，她的脚又摆又踢，不让他穿。她想大叫不回去，可是呼吸管堵住她的嘴巴，她叫不出来。我们只看到她那张痛苦的脸，在不停地扭动。她把管子抓得紧紧的。 她现在很清醒，她不愿意拔，你们再不走，我们就报警了。刘医生终于忍不住了，她哽咽着下逐客令。 两个男人转过身，默默地退了出来。那儿子似乎瘸得更厉害了，每走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钱”这只老虎咬住了他，咬得血淋淋的。一个六千，又一个六千，他受不住了。 六千，是王桂香老人住重症监护室一天的花费。这些天，在催费单上频频见到五床的名字。五床王桂香，欠费3800。五床王桂香，欠费4200。在每天的欠费和借债中，五床度过了8天。 这几天，五床成为我们谈论的主要话题。我们担心五床家属放弃治疗。有些病人有钱可是没有命。如一些脑梗病人，家属说，你们用最好的药，尽管治，我们有钱，有钱。我们也只能残酷地告诉他们，病人治愈的希望近乎为零，钱的意义不大。有些病人有命可是没有钱。如这个五床，她的治愈希望非常大，但钱呢？儿子，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终生残疾；一个女儿，远嫁到广西，日子也过得不富裕。用五床老伴的话说，他们家都是穷人，得了这个病，就好比家里来了个强盗，把仅有的一点钱都给抢走了。 面对疾病这个江洋大盗，有多少人能赤身肉搏，并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呢？ 科室门又被打开了，这次进来的是三个人，王桂香老人的老伴、儿子、女儿。他们围在五床旁边，默默地站着。女儿最先控制不住情绪，她喊了一声姆妈，眼泪就哗地一下流下来了。儿子抬起头，死死地盯着天花板。老伴给她穿裤子。 王桂香老人的脚还在乱摆乱踢，女儿按住了她的腿。妈，我们实在没钱了，我们没钱了。女儿号啕大哭起来。五床的腿软了，不摆，不踢，两行泪水无声地落到了枕头上。 老伴低声说道，明年，我给你坟头上烧蛮多钱。 我这是脸，不是屁股 重症监护室也抢救过另外一位老太太。切开了气管，做了心肺复苏。她的孙子强烈要求：医生，你们一定要像打一场战役一样救我奶奶，这场战役只能胜利，不能失败。这位几经折腾被抢救过来的奶奶多大岁数呢？105岁。 科室里只有6位患者，其中有3个陷入深昏迷，两个在浅昏迷，但整个科室里还是异常吵闹。六床的老爷子又在和我们叫板。 六床这个糖尿病晚期患者只住进来半天，我们就发现了不同凡响。这么说，有点故弄玄虚。一个遍身插满管子的老人，能做出什么大动作，足以不同凡响呢？ 不同凡响的是他的手，手上的力。 护士小玉要给老爷子擦身子，就轻轻地拉了拉他的被子。小玉一拉，没拉动被子，小玉再一拉，被子还是没被揭开。低头一看，老爷子的手抓着被子。他不可能抓得这么紧啊。小玉不相信，又使了劲。哪知她愈使劲，老爷子抓得愈紧。一个死命地拉，一个死命地抓，拔河一样。 我们几个人都不相信小玉的描述，也跑过来轻轻地拉了拉老爷子的被子，我们也失败了。老爷子的五指铁钳一样，牢牢地抓着。而真实情况是，老爷子的躯体已衰败得很不像样子了。肾衰，心衰，呼吸衰。这钢铁力气来自哪里？ 我们试了一次，又试了一次。有时，刚和他拔过河，歇了会儿，趁他放松警惕时，猛拉一把，那枯枝瞬间变成了钢铁，我们在拉力与反拉力中僵持不下。在探视时，董医生向家属谈到了这一点。 真的呀！六床一直愁眉不展的二儿子一听这话，就惊喜地叫起来。他知道拉你们，就表示他的意识还没完全消失。我父亲长征过。男人很自豪地说。 啊？老红军？了不起。六床的这个身份让董医生兴奋不已。董医生没有理由不高兴，病菌发起进攻，看起来是在侵犯人的肉体，实质上是在较量人的意志。同样一个病，在意志力强和意志力弱两个患者身上的表现是完全不一样的。红军，怕什么？董医生被胜利的曙光充溢着。患者的治愈其实依靠很多因素，家人的鼓励、坚持，患者自身的斗志、求生欲望，这一切比单纯的药物、救治手段更有力量。 3天后，六床从昏睡中醒过来了，他扛过了肾衰、呼吸衰这两道鬼门关！ 没有想到的是，他又和我们抗上了。 我要坐起来，我要坐起来。他嘟囔着，摆着头，伸到他嘴唇边的沾水棉签被他摆开了。护士小玉要给他做口腔护理，就得答应让他坐起来。 您就拉在床上。 我解不出来。 给您用开塞露。 我就是解不出来。 护士长放下另一床的护理，走过来给他说好话：老爷子，你乖一点嘛，我们争取活到100岁。 六床勉强张开嘴，小玉小心地将棉签塞到他嘴里，仔细清洗着口腔。护士长也拿来了开塞露。谁知老爷子他食指一指，说，你们一边去。我们抿着嘴笑起来，护士长赶紧向我们做了个制止的眼色，她把开塞露递给了男护士小罗。 我偷偷扭过头看了看，老爷子用被子把自己盖得严严的，大腿处稍稍拱了起来，一双眼睛紧紧地盯着那拱起的一块。他的那张脸因为用力，显得有些微红。 小罗给他擦了屁股，换了纸垫，再准备给他擦洗身子。 我要坐起来，我还要解手。他又叫起来。 刚才不是给您用了开塞露吗？ 不行，我不在床上解。 小罗小玉他们假装没听见“我要起来”，径直去给三床做清洗。啪，啪，啪。从六床那儿传来响声。我们惊诧地望过去，老爷子在扇自己的脸。我这是脸，不是屁股啊！他一边扇一边嚷。 “羞耻”这个词重重地伤害了一位老红军。他忍受过枪林弹雨，忍受了九死一生，就是忍受不了“大便”，它比死亡更让他羞耻。 监护仪上的心律呈现出异样，他这样不镇静，治疗效果就会受影响。我们只得破例让家属进来做安抚工作。 “老二，老二。”老爷子仓皇地叫了起来，每个音都拉得长而急促，就像一个溺水的人在抓一根要漂走的浮木。 儿子急奔过来。您听话，我们治完了就回家。儿子捏住了老爷子伸过来的手。 儿子，我要穿裤子。 现在不能穿，您的股动脉做了穿刺。 儿子，你帮我把裤子穿上。老爷子一边说一边试图动弹他的腿，但两边的约束带系着，他没有成功。 您听话，治完了，我帮您穿。 我的裤子在不在这里？ 在，在，您看，这裤子，这毛衣。儿子拎起床下的衣服一一让老爷子检查。 哦。老爷子长长地吁了口气，不再吭声。他有些累了，闭上眼想眯会儿，他还抓着儿子的手腕。 六床爹爹为了他的尊严，一定要穿裤子，那么，八床爹爹呢？ 八床爹爹，82岁，多日的无尿肾衰、内环境的紊乱和中毒性肠麻痹，让老人多脏器衰竭。下午5时，老人心率逐渐减慢，屈医生去问家属是否要进行胸外按摩和心内注射等抢救手段，家属平静地摆摆手，说：“不，不用了，让他走吧。” 老人走了，走得平静安详。后来，老人家属给我看了他的遗嘱：我快死时，请不要进行过度抢救。 在肿瘤科还有这样一位老太太。肺癌晚期，做了3个周期的化疗，被药物副作用折磨得不成样子。她彻底弄明白自己的病情后，和儿子商量，放弃化疗。她说，儿啊，你不要担心亲戚朋友甚至邻居，说是因为你不让医生治，把我给“弄死了”，是我选择的放弃。她住院时唯一的“特殊要求”是，希望有一个单间，这个空间由她自己安排。墙上挂满了家人的照片，还让儿子把自己最喜欢的几件小家具从家中移到病房。过最后一个春节时，她亲手制作充满童趣的小礼物，送给来看望她的亲人。去世前三天，老人一直在镇静状态中度过，偶尔会醒来。醒来的时候，她总会费力地向每一个查房的医生、护士微笑。有力气的时候，还努力摇摇手，点点头。她保持着她的优雅。 重症监护室也抢救过另外一位老太太。切开了气管，做了心肺复苏。她的孙子强烈要求：医生，你们一定要像打一场战役一样救我奶奶，这场战役只能胜利，不能失败。这位几经折腾被抢救过来的奶奶多大岁数呢？105岁。 这使我想到了巴金老人。巴金老人最后的6年时光，都是在医院度过的，先是切开气管，后来只能靠鼻饲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周围的人对他说，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下来，巴金老人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但巨大的痛苦使他多次提到安乐死，他不止一次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长寿是对我的折磨。” 生，需要尊严，死，也需要尊严。 选编自《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5年第十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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