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學蒙默（1926

蒙默，蒙文通（1894-1968）先生之子，1926年6月生，四川鹽亭人。1951年畢業于四川大學。1951年至1956年任川東行署民政廳民政科幹事、隆昌氣礦礦部辦公室秘書、四川石油地質調查處秘書，1957年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實習研究員，1961年起任四川大學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中國民族史和中國史碩士生導師，獲國務院有特殊突出貢獻專家政府津貼，1992年退休。曾先後受聘為西南民族學院、貴州民族學院民族研究所兼職研究員，當選為百越民族史研究會副會長、中國西南民族研究會理事、四川省民族研究會常務理事。1993年被聘為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2015年12月20日下午因病逝世，享年九十歲。

曾參加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的編改工作。所撰民族史論文集《南方民族史論集》獲省社科優秀成果三等獎；合著《四川古代史稿》、《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分獲省社科優秀成果二、三等獎；整理史學家蒙文通遺稿《越史叢考》獲省社科優秀成果一等獎；負責整理編輯的《蒙文通文集》，分為《古學甄微》、《古族甄徽》、《經史抉原》、《古地甄微》、《古史甄微》和《道書輯校十種》共六卷，獲省社科優秀成果榮譽獎。編輯出版《涼山地區古代民族資料彙編》、《蒙文通學記》等書。

追憶國學大師蒙文通先生——蒙默老師採訪記

by　牛敬飛、張穎

from　《天健》第十七期

蒙文通（1894－1968），四川鹽亭人。我國現代傑出的歷史學家。從二十年代起即執教于成都大學、成都師範大學、成都國學院、中央大學、河南大學、北京大學、河北女子師範學院。四十年代末任四川省圖書館館長兼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建國後，任華西大學、四川大學教授，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學術委員。蒙先生的著作有《古史甄微》、《經學抉原》、《越史叢考》等，他在古代歷史、古代地理、古代民族、古代學術、古代宗教等許多領域都給後人留下了十分豐碩的成果。

蒙默，蒙文通先生之子，曾任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歷史系教授，以西南民族史見長，現退休。

天健：蒙先生離開北大據說是因為蒙未拜訪胡適之故，但在您寫的《蒙文通學記》中似乎只提到了胡適是以學生聽不懂蒙先生的方言為藉口的，並未指明是蒙先生未拜訪胡適之故，您能給我們解釋一下蒙老離開北大的一些情況嗎？

蒙默：說是因為我父親沒有去拜訪胡適之的緣故，我沒有聽到我父親講過這個，這只是錢穆在《師友雜憶》中，尾巴上落了這麼一句。他也沒有明說。到底是什麼原因離開北大，我也說不清楚，因為我那時也比較小，當時還在讀小學，弄不清楚家裡的這些事情。後來我也沒問過這個事情，因為我父親到處教書，在我們認為，從解放前那個情況看起來，教書就是哪裡聘就到哪，都是很正常的，所以我們也從來沒有問過。從錢穆那個回憶錄看起來就是說胡適有點不滿意，所以就沒有續聘了。到底為什麼不滿意我也說不清楚。但是，有這麼一點是可以說的，就是我父親、錢先生、湯先生可能是相同的，錢的文章中我是看到過他對胡適的史學覺得並不怎麼樣。當然我沒有聽我父親講過這個觀點，但我感覺也和錢先生的這個觀點差不多。我父親只跟我說過，胡適這個人白話詩還是做得好，但是後面栽了一句，就說他沒有舊學的根底的話他還是寫不出來。我父親解放前發表的一些文章基本上都是用文言寫的，而且也還是比較深奧一些，一些人認為不大好讀，但是，在我看來我父親年輕的時候也不是很守舊的一個人，因為他寫的第一本講經學的書是《經學導言》，而這本書就是拿白話寫的，當時他還在教中學，是1922年，我都還沒有出生。所以胡適提倡的這個白話文他還是接受了的，但是《經學導言》中他說到這本書還不是那麼成熟，還需要補充、重寫，也需要用文言來寫，大概感覺白話表達起來不如文言更能夠表達他的意思一些，所以他後來寫東西基本上都用文言寫。解放過後，都用白話了他也就用白話了，但是有些時候偶爾也還是寫文言的東西。這就是說從胡適提倡白話文這點來看，他並不反對。另外，就是對於西洋社會科學、哲學史學這些東西，他還是看一些翻譯的東西，雖然讀大學的時候讀的存古學堂，但他還是讀過小學、中學，因為他的年齡已經趕不上科舉了。我記得六十年代的時候，有時我父親還說兩句英文。所以他還是接受了一些新東西，解放以前他就喜歡讀一些翻譯的東西，不管是講哲學的、社會經濟的他都喜歡讀。他在重慶教書的時候，惲代英、蕭楚女、張聞天這些人都在一起教書，他們都很熟，而且他跟我講他跟惲代英的關係還特別好，很談得來。那個時候大概是1923、1924年的時候，惲代英是共產黨員，他說跟惲代英很談得來，但是還是有一些觀點不一致。他說惲代英主張暴力革命，他說這點我就不大同意。所以說他的思想也並不是很陳舊。

跟胡適，我考慮可能是對胡適的學問，因為胡適是青年暴得大名，可能有時就有點驕傲。我在吳虞日記上看到過，吳虞去拜訪胡適，出來的時候胡就講了這麼一句話，說他平時很忙，一般他都不回訪。錢穆也提到他不回訪。在舊社會，不回訪是不禮貌的事情，從這點可已看出胡適當時對人的態度。但是他的學問，在我父親看來並不怎麼樣，我從來沒有聽到我父親推崇他的學問。反而我父親在另外的文章中批評的倒是胡適的觀點。《漆雕之儒考》那篇文章中就批評有人侮辱儒家，實際上這個話指的就是胡適的《說儒》，只不過沒點名，我父親一般都不點名的。

而我父親跟湯用彤、錢穆、熊十力他們關係比較好就是因為他們學術上比較接近，比較談得來，所以他們經常在一起談，儘管有時有些爭論，那是學者之間不可避免的。解放過後熊十力先生給我父親有封信，說到“生平寡交遊，而式好無尤，文通要為二三知己中之最”，但是從我曉得事情以來，我父親平常和他信都沒有怎麼通過，只是他給我父親來過幾封信，現在還在。我就問我父親他為什麼這樣說呢，他的意思是什麼呢。我父親就講他的意思是說我最懂得他的學問，我想這個話是對的，但是我父親後面又有句話，就是“我的學問跟他不完全相同”。因為熊先生雖然講的新唯識論，但是並不是講的佛學，實際是講的儒學。我父親從他讀存古學堂起多年崇尚理學，一直到他老，而且認為他的學問裡面他的理學是最深的，最有心得的。所以他認為熊十力認為與他最好就是他懂得他的學問。

他與錢先生、湯先生平時談得多主要也是因為這個方面，但是他們具體談什麼我不知道，因為當時我很小。解放以後我父親到北京開會，那時湯先生在北大，每次都要去看他。抗戰期中，錢先生離開了西南聯大到成都來，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後來在華西大學教書，與我父親都常有接觸，但是那陣我在讀中學，他們談些什麼我也不太清楚。我只知道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時候，顧先生當主任，錢先生也在那裡，我父親在四川省圖書館當館長，也在齊魯大學教書。那時我母親還在農村裡面，還沒有來，我父親一個人在成都，星期天沒有什麼事情，他跟我說過星期六下午他就到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去了，那個時候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在北門外面賴家院，那個時候還是農村，離成都大概有十來裡路，他就坐黃包車到那裡去了，星期天下午就回城裡面來。他們就談學問嘛。後來我聽齊魯大學國學研究的學生跟我談到過，他們每星期六有一次座談會，那個座談會呢就有點像你們現在搞的天健沙龍一樣。每次都要指定一個學生作為中心發言人，講這段時間讀書的心得，講了過後，同學、先生就隨便發言。我父親也參加那個座談，所以那些學生後來碰見我都跟我說他是我父親的學生，就跟我談起這個事，說他們受到很多教益。實際上我父親並沒有真正教過他們。南充師院的李耀先他也談到過這個情況、雲南大學的李維衡、貴陽師院的周春元也跟我談到過。所以那段時間都有些接觸。

後來錢先生到華西大學教書，住在華西大學宿舍，但是那陣錢先生身體不好，經常生病，有時我父親還喊我去看錢先生，當然那陣我還小，是個學生，看到都只喊聲錢伯伯，問一下身體情況如何，只是問幾句這些，根本談不上談學問的事，所以他們平時談些什麼我不大清楚。但是有一點就是說他們很談得來。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有學生曾經跟我講過，就是錢先生對於顧先生有些時候還有微詞，就是說顧先生哪些地方還沒說對啊這些，但是從來還沒有聽他說過蒙先生。就是說他們在學問上是比較更接近比較談得來的。至於湯先生，我只是在蕭萐父的文章裡頭看到過，就是他在北大進修的時候，有時就到湯先生那裡去，湯先生就跟他講，說蒙先生講的這個道家分南北二派，這個說法極精，用了“極精”這麼兩個字。後來蕭萐父先生大概是有兩篇文章頭都用了湯先生這個話，所以我父親跟湯先生也是在學問方面談得來。

他對胡適呢，我只聽我父親說過這個話，就是儘管傅斯年、顧頡剛是胡適的學生，但是他們之間並不是那麼很融合，在有些事情上就是你爭我奪的。他們就有點政客味道，都比較活躍，都要各搞一攤子，就有些矛盾。比如說，抗戰勝利過後了，傅斯年去接收北大，雖然任命的校長是胡適，因為胡適還在美國當大使沒有回來。後來我就聽說，胡適回來好像就接不到。後來傅斯年、胡適到了臺灣過後，台大基本上就是北大去這批人，傅斯年當校長，就把胡適擠去中研院當院長。他們之間就搞這一套。

而且有個事情我也聽說，就是在快解放以前，錢先生在無錫江南大學當文學院院長，他還曾經約我父親到江南大學去教書。因為解放前貨幣變化比較大，我們家人也比較多，我父親又在華大教書，又在川大教書，又是省圖書館館長，身兼三職。那時兼職就要拿一份工資的。錢先生就約我父親到江南大學去，說江南大學的待遇比較好，一個人的工資相當於國立大學兩個人的工資。那陣我祖母、祖父都還在，我們都還在讀書，兄弟姐妹又多，有七個，那陣打仗又打得凶，所以我父親根本就沒法去。臨到北京要解放以前，據說湯先生曾經到江南大學去過，跟錢先生講，胡適要他一路到臺灣去，問錢先生你的看法咋樣，錢先生就說你去幹什麼，你是教書的，就只曉得做學問教書，哪個不曉得，眾人都曉得的。共產黨來了他不辦大學就算了，他要辦大學還要聘你。胡適這些人都靠得住啊？他要你的時候就要你他不要你的時候就把你甩了。你跟他到臺灣去幹什麼，他（錢先生）說：“我就不同了，我以前是罵過共產黨的人，所以我非走不可，但是我不到臺灣去。”所以後來他到香港去了。所以從這一點看起來，他們對胡適的看法是很清楚的。而且我父親跟我談到一個笑話，就是說有一次吃飯，帶有開玩笑的性質，胡適就出對子“胡適”，沒有人對，他就自己對，對個“徐來”，是那陣的一個女電影明星，舊社會裡頭對電影明星的看法哪像我們現在呢，我們現在是當成藝術家來看，過去是當成戲子，很看不起的。但是他就拿徐來來對胡適。而且，他又出了個對子“毛子水”，是他的學生，已是北大教授，也沒有人對，他就對個“野人山”，這個就有點帶侮辱人的意思在裡頭了。我父親就說胡適就搞這一套。這個是我父親跟我擺過的。

所以他們對胡適這個人就有看法，覺得這個人這些地方就表現得有點輕浮，不像一個學者，沒有學者的風範。他對胡適是這麼一個看法，所以他不去拜訪胡適就是很正常的一個情況。而且大概當時胡適已經在文章上罵了廖季平，說他是方士。當然我父親沒有跟我說這個事情，我想他一定是很不滿意的。因為儘管我父親對廖季平晚年講的一些東西他並不同意，但是他從來沒有批評過，他只是說我不懂，只是說他（廖先生）講天人之學跟經學沒有關係，他（蒙先生）就不講了。而胡適就說是方士等等，所以我父親有些文章裡頭還提到說有些人對這個老人家進行詆侮，大概也就是指的胡適他們。所以他對於這個事情當然是不滿意的。學問既不好——在他看來胡適根本就沒有懂到廖先生的學問是什麼東西——你還罵人。當然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會去拜訪胡適。胡適是不是因為不拜訪就不續聘了，這個就說不清楚了。

還有，我父親講書，可能有這麼個情況，錢先生的回憶錄也曾講到這個問題，童恩正先生也講過，他說：“以前我們聽蒙先生講課的時候，就是那麼就聽過去了，也不覺得什麼，我現在對這個問題作研究過後才懂的當時蒙先生講得很精到。”就是說聽我父親講課要有一定基礎，基礎不夠就聽不到個所以然。所以錢先生那個話也是這個意思，他說講大課有些人聽不懂很正常，要是某些人（指其他優秀學生）決不會有這麼些看法。胡適很可能就是利用了這個東西。我很小，後來也從來沒有問過。當時感覺今年這兒教明年那兒教都很正常，只是感覺他們並不把胡適當成一個有學問的學者。我父親對於有學問的人還是很尊重，比如顧先生他們關係都很好。我到北京去，他就喊我一個是要去拜訪湯先生，另外要去看顧先生，還喊我去看林宰平（林庚的父親），余嘉錫（余遜的父親）。儘管我從來沒見過，他都喊我去看他們。應該是都談得來，儘管搞的東西並不相同。胡適為人不是一個很鄭重的學者的味道。還有就是在對傳統文化的態度上差異比較大。比如湯先生也好，錢先生也好，我父親也好，（他們）對傳統文化都很尊重，他們也還是接受國外一些東西，特別湯先生，是留學的，講哲學還講西洋哲學，但是都認為中國傳統思想是不能隨隨便便就可以丟掉的。

他們之間談的什麼我不太清楚，我只記得我們小的時候，錢先生、湯先生都請過我們到他家裡面去做客，一家人都去。

天健：此外，據我們所知蒙老生前曾與川內才俊劉鑒泉先生關係甚密，這是否跟二人在學術上有某些共同之處有關係呢？

蒙默：和劉先生的關係也主要是學術上面的。但是我父親對劉先生的看法跟現在有些學者的看法不完全一樣，比如給《推十書》作序的蕭萐父先生和龐朴，他們都認為劉鑒泉先生的哲學是講得很有意思很有價值的，但是我父親的看法是，劉先生學問最好就是史學，認為他講史學講得最好。講得最好是哪一點呢，就是劉先生講這個“觀風察勢”。他認為要看那個時候的風氣，還要看出各個不同時代的變化，而且還要看出不同地區的風氣。所以我父親是很接受他這個“觀風察勢”的思想的。我父親也跟我談過多次劉先生的這個談得好。但是對劉先生講的哲學，他就不大同意了。他說劉先生講“道”，因為劉先生的祖父劉沅就講“道”，講“道”的（學術流派中）裡面有個“劉門”，有點接近宗教的味道，但是還不是宗教。劉先生就接受了他祖父的東西，所以他也講道，講他的史觀叫道家史觀。我父親只說他史學講得好。

在《推十書》第三冊的文集裡面有他給我父親的兩封信。我父親給他寫的信，劉的世兄劉伯谷跟我談過，以前都還在，文化革命毀掉了，可惜了。所以他們通信說的什麼，就只能從劉先生信上可以看得出來。總之彼此都是很談得來的，互相都是比較推崇的。後來劉先生去世得早，我父親很歎息劉先生才三十多歲就去世了。好在他去世過後他的學生把他的文稿整理出來刻了，還能印這麼三大本。還有第四本，就是還沒有整理的稿子，現正在整理，但是現在就比較麻煩了，以前還有個成都古籍書店給他們印，他們又沒有要稿費，但是古籍書店現在垮了，沒有人印。反正他們現在還在整理，我那天還到劉伯谷那裡去了一趟，他還談到這個。

天健：您在《學記》中提到57年後，您才“得侍先君講座”，您能談談您的求學經歷及蒙先生在您求學過程中的影響嗎？

蒙默：我父親他對我讀書有這麼一個看法，這個話好像是從孟子那裡來的嘛，“古人易子而教”，自己不教自己的兒子，要交給別人來教。一個什麼道理呢，孟子就講，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就是你要求我我要求你，用現在話來說就是你指責我我指責你，父子之間不能夠來這一套。責善是朋友之道。朋友之間可以，父子之間是不可以的，所以要易子而教。我讀書，我父親是把我交給他的一個學生，叫李源澄，是他以前在成都國學院時候的學生。這個人跟著他開始是學經學，後來我父親離開後（他畢業過後），那陣廖先生已經風癱，回井研家裡面去了，他還到廖先生家裡面去學經學。我父親認為他的經學學得比較好，後來他又到蘇州章先生那個國學講習會裡面學習。但是，章太炎先生是古文學家，廖季平先生是今文學家，所以章先生後來還請他在國學講習會演講過。我父親在有篇文章裡面就提到過，說章太炎先生曾經講，聽到說廖季平先生的學問是一回事情，看廖季平先生的書情況又不同，聽廖季平先生的學生講廖先生的東西好像又不同。他（蒙文通先生）說就是指的李源澄。他（蒙文通先生）說曾經有人向章先生講，就說李源澄講的東西跟你講的不一樣。他說章太炎先生“並不以為忤”，就是並不認為這樣講不對，很寬容。就是說李先生這個人學問是很好的。

他後來辦了一個雜誌叫做《論學》，是1937年，只辦了半年，出了六期就沒有再出了，抗戰就開始了。他在無錫辦的，我父親當時是在無錫國學專科學校教書，還有文章在上面發表。他回成都過後，在川大教過，在浙江大學也教過，在雲南大學也教過，臨到解放的時候，在勉仁學院也教過，那時梁漱溟在當院長。解放過後就合併到西南師範學院裡面去了，他就在西南師範學院當副教務長。

一般大家還是很推崇他，但是呢，因為他教過我，我曉得他這個人的性格，很剛直。五七年就當了個右派，因為這個人很剛烈，他就受不了，五七年當右派，五八年就死掉了，才四十八九歲。他曾經寫過一本秦漢史，請錢穆先生為他作序。因為他送了我父親一本，那個書我一直還保留著。那個序言我覺得寫得很好。序就說李先生寫了一本秦漢史，他（錢穆）以前在北大也教過秦漢史，有些看法他們兩個是相合的，有些看法是他所不及的。他說這本書寫得很好，大概是屬於章實齋所謂的“圓而神之”類的東西了。因為錢先生講史學是尊崇章實齋，章實齋認為“圓而神”是最高的境界，他用“圓而神”來推崇李源澄先生這本秦漢史可以說是最高的評價了。所以李先生這個人學問是很好的。

我還在讀中學的時候，他（蒙文通先生）給我說，要看什麼書啊，就去找李先生。那陣他才喊我看《國學通論》、《諸子概論》這一類東西。因為我讀中學嘛，不可能讀原著，看不懂的。後來伍非百先生寫了部書叫《中國古名家言》，他在南充辦了個西山書院，就聘李源澄先生去，李先生就去了。我父親就喊我停學，跟李先生到西山書院去。李先生那時大概講四書，講經學概論吧，伍先生呢就講墨子。伍先生講墨學是很有名的，特別是講墨經，就是古代邏輯學。我在那兒呆了半年，李先生有些意見與伍先生不一致，所以李先生呆了半年就走了，就到灌縣靈巖寺，自己辦了個靈巖書院。那時還有個傅平襄先生。李先生找傅先生跟他一起教。傅先生解放以後就在南充師範學院教書，現在可能都還在，九十幾了。這個先生就講文字學，我在那裡的時候他就教《詩經》，教《說文解字》，李先生就講《禮記》、《荀子》。這些書（內容）都是那麼多，不可能講完的，所以就是帶有啟發性的抽幾篇來講，其餘的就是自己看。所以我真正讀書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父親把我這樣安排，還是他們搞經學那個路子。文字學要搞，經學也要搞。雖然我父親聽廖先生的話，不能把搞文字學當成一個專業來搞，但是要懂，因為不懂的話讀古書不好讀。所以要講《說文解字》、《詩經》。《詩經》主要是在訓詁、名物這些方面。另外要講《禮記》。在靈巖書院我也唯讀了半年也就沒有再讀了。因為我那陣人還是慢慢大一點了，在那個社會上啊還是要有一張文憑，要讀大學。沒有這張文憑在社會上立不住腳，不好找飯吃。我後頭還是複學了。這是我又一次停學。我第一次停學是在北京讀小學的時候。我那時還比較小，大概我這個人還是有點小聰明吧，我讀高小一年級的時候才九歲。後來十歲時我們遷到天津，我父親就喊我不讀了，那陣他就教我讀四書，就要背。另外還喊我看《三國演義》，那陣也還勉勉強強看得懂。因為那陣讀小學嘛，看著還是很有興趣的。看了過後他就讓我看《資治通鑑》三國這一段。他說《三國演義》你看了，三國的事情你就基本上曉得了，曉得了你就給我讀通鑒。這個讀起來就有點惱火了。三國演義還是標點了的嘛，他拿給我那個《資治通鑑》就連個圈圈都沒有。這個任務我沒有完成。後來抗戰回來過後，我在成都讀高小的時候，日本飛機來轟炸，他又喊我回農村去。那陣我弟弟、表兄、表妹都在鄉間。他就請了蒙季甫先生來教我們。那年就安排我讀《左傳》，但是不是全本，有個選本叫《左傳句解》。我那一年就大致把它讀來背得。

後來我考中學，就到成都來讀中學。就這樣，我父親幾次都安排我停學讀書。他認為現在的學校，讀不到應該讀的書。他就是這麼一個看法，所以他要把我停學來讀書。而且我後來在成都讀中學的時候還有這麼一個情況。我在中學裡面，理科成績比文科成績好一些。我父親跟我談到過幾次，當然他不是專門跟我談，他說“我這個學問不傳”，意思呢就是要找個傳人。我聽了後，比較清楚他這個意思。所以他後來讓我去讀書呢，我也就去了。我初中時在列五中學讀的，高中讀的是川大附中，就是現在的十二中。因為成績好，符合他們那個標準，就可以免試升入川大。那時正是解放戰爭比較凶的時候，所以我就沒有考出去。本來以我的想法我是想讀哲學系，但是那陣川大沒有哲學系，我就跟我父親說是不是到歷史系。他說歷史系沒有讀頭，那些講義你一看就懂，講中國史盡是講考據，外國史就是講翻譯過來的那些書。他說中文系你也不要讀，中文系一個講文字學，另外就是搞古典文學，“我也不主張你去搞古典文學”。我說那讀什麼系呢，他說“你讀經濟系，讀經濟系畢業過後再轉回來搞歷史，你對歷史的看法就跟現在搞歷史的不一樣”。他這個經濟史觀，是受到當時國外一些思想的影響。我就到經濟系去，把課表拿來看了過後，回去我就跟他說，我說經濟系要學會計學、統計學，我學來沒有什麼用處，我說政治系學的社會科學還有用得多，哲學、社會學、法學啊，這些都要學。他說要得，去讀政治。所以儘管我搞中國史，我父親也是培養我搞中國舊的學問這一套，但是我不是歷史系、也不是中文系畢業的，我是政治系畢業的。這些都可以說是他對我的安排。

我政治系畢業過後，就已經解放了，統一分配，我就不想服從統一分配，我說我願意去教書，到中學去。組織上硬是不讓我去，把我分到當時的川東民政廳。後來我又轉業，從政府機關轉到企業。後來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要調我父親去，就問他要調哪些助手，我父親頭一個就調我當他的助手，我這樣才到歷史研究所。因為五七年反右又批判了他一通，他就沒有去了。我就由科學院調回川大。

可以說我這一生的讀書等等都是他安排的，但是說他教了我多少東西呢，好像也說不上，只是說有時我問他，他就跟我說兩句，有些時候他想到什麼也就跟我說兩句，有時我記了一下，有時就沒有記。比如說那個《治學雜語》有些就是他說了我記下來的。比如說他對這個就是很重視的，就是陸象山講的那個話。胡昭曦老師、朱瑞熙老師、賈大泉老師，他們三個經常是一路到我們家裡來聽我父親講，每個星期至少要來一次。我父親就跟他們講這個話，首先就是要做人，就是一個字不認得，也要堂堂正正做個人。這個就是學理學對他的影響。他說理學這個東西不是拿來講的，是拿來躬行實踐的。所以港臺的新儒家又把儒學教做人學。我記得有一次，唐君毅到臺灣去，牟宗三就請他參加一個學生組織的活動，就有點像你們的沙龍那樣，就請他講。唐先生就講我們這個學問就是“人”，姑且給他一個名字就叫“人學”，就是為人之學，怎樣做一個人的學問，說細一點就是心性之學，就是講這個東西。我父親跟熊先生很合得來，唐先生是熊先生的學生，而且可以說我父親是他的發蒙老師。唐先生有個回憶，講他以前讀中學的時候，頭年是他父親教他國文，好像是講到諸子文，第二年就是我父親教他們的國文，就講宋明儒學。他說於是他父親就給他買了一部《理學宗傳》作為參考，他說“我也就‘吾十有五而志於學’”，這個話是孔子的話，他說我就從這個時候開始做學問了。所以唐先生在成都的時候有時也到我家來，因為他父親和我父親是老朋友，中學的時候一起教中學，大學的時候又一起教書，在成都大學教書的時候還住在同一個宿舍，所以他們關係很好。

這樣我就可以接著你們後面的一個題目，說我父親做學問有幾變，它的動因。要找個動因來說明為什麼有幾變好像還說不大清楚，但是有一點，就是說他這個變啊，可能與當時這個社會上的需要有關係。

他開始的時候是在中文系教經學，他當時寫的書就有《經學抉原》跟《古史甄微》，《古史甄微》是史學系的了，這個就在史學系去教。那麼後來大家都不講經學了，好多大學都沒有這個課，他後來就專門教史學，他後來也就不大寫經學方面的文章了，就寫史學方面的文章了。到晚年搞四川史，我想呢也無非是他住在成都，那些來找他問的人，多半愛談四川史。比如四川省博物館的王家佑、李復華就經常愛來找他，還有四川省文史館的一些老朋友，他們也搞四川史，所以他也談四川史。而且他有些講法還是得到別人的重視吧，所以西康省的通志館，在抗戰期中，聘他為編纂，修西康通志，他當然要搞四川的歷史。抗戰勝利過後，四川省通志館成立，又聘他為編纂，他更要摸摸這些東西了。我想啊，他之所以搞四川史的話，恐怕跟這些社會上的需要有關係。後來他在晚年寫的四川史方面的東西比較多。從他那個文集裡面來找的話，除了《山海經》、《巴蜀史的問題》、《古族甄微》，另外《古地甄微》裡面也有很多。我算了一下恐怕十多篇是有的。

至於晚年這個越史更是。一個越南人寫信來請教，他就跟我父親，還有徐中舒先生、鄧少琴先生三個人寫信來，說是雲南大學方國瑜先生向他推薦的。我父親一看，問題就很多，所以《越史叢考》就這樣開始寫的，一個問題一個問題寫。他原來分的問題比較多，一共是二十個題目，我後來把它歸納了一下，合成十二個題目。中間有一部分我還把它刪掉了。因為他寫那陣，我們正在搞抗美援越，他還說了好多越南的好話。後來我整理的時候已經是八一年，我們跟越南打起來了，所以我就把那一部分刪掉了。這就是說他的這些（學術）變化跟這些有關係。

還有他搞佛學，當然是因為他最喜歡佛學。到後來也沒怎麼搞了。搞中國（史）的東西任務也還是不輕了，比如他《中國史學史》還沒有寫完，到宋後面就沒有寫了。因為這後頭寫起來資料更多，也比較麻煩，所以後頭也就沒有寫下來。

他搞道教也是出於一個偶然的情況。他跟我講，有一年營山縣請他修縣誌，就接他去營山走一下。他就想帶個什麼書看呢，那陣《儒學五論》已經印好了，等於他在儒學方面就基本告一個段落，他就說我帶本《抱樸子》吧。那陣不像現在有汽車可以直接通。那陣汽車只能到南充，過去就要坐滑杆。滑杆坐著有書看就正好看會兒書嘛。這個《抱樸子》他一看呢就引起他對道教的東西發生興趣。他回來就翻《道藏》。《道藏》一讀，他就發現道家一些也很值得搞。所以他連著搞了幾年道教的東西。王家佑就談到過，我好像也談到過，他（蒙文通先生）那些關於道教的文章不是他寫不出來，因為他寫的是道教跟佛教的關係，道教跟理學的關係，沒有在佛學裡頭下過功夫、沒有在理學裡頭下過功夫，光是讀《道藏》的人是寫不出來這個文章的。那就是說不是通三教的人的話，你是沒有辦法寫的。他們現在每回開道家研究會，都要提到這點。有一次會議報導的文章就提到他是道家重玄學研究的開創者。因為他發現這一些問題，就把它提出來了。後來日本人也搞重玄學，但是比他晚三十年。而且他輯出來成玄英那個書，臺灣把它翻印了，現在大陸又影印了，但是我整理的時候有些個別的字又稍微有點改動。

天健：《越史叢考》是蒙老的絕筆之作，在前不久紀念蒙老誕辰110周年紀念大會上，柯建中老師回憶了蒙老在接受強制的“學習改造”時在寫《越史叢考》，您能不能具體地談談蒙老是如何完成該書的呢？

蒙默：那個時候“文化革命”才開始不久，就來把家抄了。還好，那陣是老紅衛兵來抄的家，把稿子抱了一摞走，另外的東西都沒動，一張封條就把屋子封了。“文化革命”後這部分稿子沒找到，裡面就有部分道教的稿子，他道教的文章裡頭談到有些稿子，但是沒有見到，可能就在裡面丟失了。另外有哪些丟失了我就不曉得了，因為來抄家的時候我不在家。保皇派的紅衛兵垮了，造反派的紅衛兵就不管這些事情了。我們請示是不是可以把那些封條撕了，他們說我們不管，你們要撕你們撕。封條撕了就可以看書了嘛。我父親就是將就家裡面的書寫的這些東西。所以有些東西就是第二手材料。我在整理的時候基本上是一條一條給他核對過。他寫這個東西在“文化革命”還沒有開始以前就開始搞了，一個題目一個題目，想到哪裡寫到哪裡，最後整理了一下。從六四年開始搞的，一直到六八年五月份基本上才完成。他白天要到系上來學習，柯建中也是“牛鬼蛇神”，就跟我父親一起學習，就是柯建中談到的那種情況。他有些時候就把書也帶到那兒去看，帶到那兒去寫。回來了他當然就搞他的，我也從來不問，因為那個時候他那種心情，當然是他願意搞什麼就搞什麼，咋好問呢。他也不跟我擺。那個時候我們在搞運動，天天都要到系上來，還要到處跑，所以他也不跟我談這些事情。只是有些時候他學習完了，我這邊事情也完了，我陪他一路回去，路上說幾句，也只能安慰他一下子，都不能說多了，生怕有別人聽到了。我那陣也處在那種身份，有好多話都不敢說。

好在造反派掌權過後，他們的目標是在所謂的走資派，我父親這些就算是“死老虎”了，所以後來也就沒咋管他們，但是學習還是要學習。我父親在六七年的時候就發現喉嚨有痰，我們總覺得冬天來了嘛，老年人走來走去可能有點感冒。但是痰老是吐不盡，人也慢慢瘦，我們當時只是說他心頭不痛快嘛，所以也沒多問。但是到後來他吃東西吃了就吐，才發現問題有點嚴重了。到醫院去看，結果是食道癌，而且已經是晚期了。照片就發現氣管和食管之間已經有孔了，而且他年紀也比較大了身體也衰了，醫生就說他不能動手術了。好在他那個稿子基本上是寫完了，但是就沒有能夠進行最後的修改。我們那時天天都還在學習，到了後來實在不行了，醫院裡給他出證明了，是癌症，他才沒來學習。他還說不上的話，恐怕會像翦伯贊那樣被鬥得那麼凶。

天健：蒙老和劉鑒泉等先生都接受了章學誠的“六經皆史”的觀念，並多是由經入史，您對這種做學問的方法有何見解？

蒙默：這個觀念看怎麼樣理解。假如是經學家講六經皆史，那就是古文學家的講法，今文學家不講六經皆史，今文學家就是講托古改制這些。我父親對六經有這麼個看法，可說是接受古文學家的看法，也可以說他的看法比較客觀一些。他認為六經就是古文獻，但是六經呢，從孔子以後都是把六經作為教材來教學生，比如《論語》上面有很多孔子教他弟子學詩、學禮這些東西。但是儒家的思想慢慢成熟過後，對於教材，符合他們自己思想的他們就把它教下去，不符合他們思想的他們就不接受，就丟掉了。所以他（蒙文通）說就有“刪詩書，定禮樂”這個說法，他說這個事肯定是有的。比如孟子就講過“血流漂櫓”，他認為這個話一定是靠不住的，所以後來漢儒的經書裡頭《尚書》講的二十九篇裡就沒有這一篇。我父親的講法就是說，“刪詩書，定禮樂”這個事情肯定是有的，但是要說是孔子刪訂的，這個話就不一定可靠，他說是經學家做過這個事情應該承認。他就是這麼一個看法，我覺得他這個看法是比較客觀一些。因為今文學家他（們）講一套政治理論，假如古人傳下來的東西跟他（們）這套政治理論是不合的，就無法講了，就只好不講了。所以就說尚書原來有百篇嘛，但是後來就只有二十九篇。但是古文家呢，他的重點不在講他的理想，他們不托古改制，就把它當成古文獻來講，這是史學的辦法。

說今文家是哲學、是經學，古文家是史學，我父親一直到晚年都這樣看，這個話當然是廖季平先生提出來的。所以現在我們要講經學的歷史首先要把這個概念弄清楚，不能認為研究六經就是經學，這個話不完全準確，因為你把它當成古文獻來研究，就是史學的觀點，就把他當成史料學來搞了，並不是經學。我父親有一個觀點也可以說是對經學的一個比較新的詮釋，就是說經學重點不在六經，應該在傳記。傳記是儒家根據經典來發揮，來講它自己的東西。他的遺稿裡面有一篇專門談這個問題，我覺得他這個談法是講經學史最重要的一個看法。因為講經學史只講對六經文字的解釋，那個沒有多大意義，一定要講如何闡釋六經的微言大義。這個才能代表他當時的思想。漢人講六經的講法不同，代表今學家的思想，宋人屬於宋學，魏晉講法又不同，這個才能說是經學發展的演變。只是專注在講六經文字的話，那個只是史料，那個範圍就比較有限了，和根據史料來發揮你自己的思想就不一樣。我父親很注重傳記就是這個問題。他這個傳記也包括了一部分後人所謂的經，比如《禮記》，他就認為是傳記，《公羊傳》、《榖梁傳》、《易經》的《十翼》這些都是傳記，經就是說畫卦那些才是經，《春秋》可以說是經，《儀禮》是經。《禮記》、《大戴記》、《小戴記》都是傳。是這麼一個分法。

天健：解放後蒙老的治學方法似乎受到了馬克思主義的影響，而且連蒙老自己也說宋明理學與唯物論有相同之處，您能談談蒙老與馬克思主義的關係嗎？

蒙默：要說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深一些呢，當然是解放過後。解放以前他和惲代英關係比較好，肯定還是接觸到馬列主義的東西。而且那個時候什麼書都有，所以他也還能夠看到一些從日本翻譯過來的一些東西，但是那時也不過是當成一種學說嘛，有那麼一種理論，跟解放過後把它當成經典、指導思想來看就完全不一樣了。所以真正說在他思想上發生一些影響，那還是解放過後。當然解放以前他也還是看到一些，比如米丁的《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那個書，解放以前沈志遠就把它翻譯出來過，我記得我在他案頭上曾經看到過這個書。這個也可以說他接觸到了，但是這個東西在他思想上並沒有發生多大的影響。起了影響的，恐怕還是解放後，這在他給張表方寫的那封信裡說得很清楚。

他畢竟還是在舊社會生活的時間比較長，而且他自己有他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他接受起來就不像年青人接受得那麼快。而且他一定要他思想上通得過才能接受，一定要過濾。他有個話，這個話是受批判的話，但是充分代表了他的看法。他說郭沫若你有郭沫若的馬克思主義，我蒙文通有我蒙文通的馬列主義，實際上就是說我有我的理解你有你的理解。也可以說他接受了些，也可以說，要用我們今天的要求來說，接受得不深。但他是有他自己的看法。有些東西我就很不懂，比如他講理學，他自己講，理學是他最深的學問，這個我是很早就聽他跟我談過，但是他寫那個《理學札記》，是一直到他死了過後清理他抽屜裡頭的東西我才看到的，以前就沒有看到過，他以前就不給我看。而且五十年代那個時候對理學這個東西完全是批判，根本沒有哪個來闡發、解釋，主要就是批判。所以當時哲學系準備請他去講理學，我極力反對，我說你講不好這個東西。實際上，根據蕭　父那篇文章看起來，就是說用馬列主義看起來他所講有些東西還是合理的。但是我不懂，我以前也沒有看到這些東西我只曉得當時對理學是批判，所以我極力阻止他去講。而且到現在為止，我對他那個《理學札記》還是讀不懂，因為我在裡頭沒有下過功夫。

這個也算是他教我了，我父親也跟我講，他說理學這個東西，他之所以懂得一點理學大概是從艱苦中見得來的，是慢慢去體會到底它說的是什麼，消化了才能夠懂得到。他說不是你看了就懂了，個個字你都認得，句句話你都講得，但是實際它說的什麼內容你就沒懂到。這個要下狠功夫才行，他說他以前有些時候廢寢忘食，想一個道理沒想通硬是飯都不想吃，睡覺都睡不好。我就沒下過這個功夫，所以我讀不懂。我整理的時候就只是照抄而已。但是現在我已把他的東西整理完了，我倒是有點想慢慢讀點理學的東西，因為他講的很多東西我還是懂得到，他講史學、民族的東西我還是懂得到，講古地理的東西還是基本上懂得到，道家的東西我基本上花了功夫還是懂得到，但是他講佛學的東西我懂不到，假如它有錯字我都看不出來，講理學的東西我也不懂。

天健：談到西南區域史，特別是四川地區史，我想到了您曾參與編寫過一本《四川古代史稿》，您是這方面的專家，您的專長是否得到了蒙老的指點呢？

蒙默：這些年來我在學校上課，“文化革命”前我基本上沒上課，作我父親的科研助手嘛，只教過一次古漢語，教過半個學期的史學史，後來“文化革命”開始就沒上了。“文化革命”過後我就主要教兩個課，一個是古代史，一個是西南民族。我科研的重點主要是搞西南民族。搞這個呢有兩個原因，一個就是說我回來過後我父親叫我整理他的比如《莊蹻王滇辨》、《山海經》這些文章，花過一些功夫。後來北京歷史研究所和社科院民族研究所他們要到涼山研究涼山奴隸社會，就跟四川民族研究所聯合搞，也要我們川大派人去聯合搞。因為頭一年省博物館在涼山辦了一個文物考古訓練班，童恩正就拉了我。童恩正去講考古，我去講民族，結果我去了他沒去，他就叫王仁湘去了。去以前我也花了點功夫，講了過後效果還比較好，後來他們要研究涼山彝族，系上就喊我去。於是我就借調去搞涼山彝族，所以後來我科研方向也就是西南民族。

這個問題我受我父親很大影響，他只講了個原則，他說講民族是跟講地方史不一樣，兩者有聯繫但是也有區別，而且區別比較大。地方史就是這塊地方嘛，就把這塊地方的什麼事情都搞清楚嘛。民族是就不局限於這個地方了，它要流動，你要跟著走。它從哪兒來到哪裡去，要把這個脈絡弄清楚，不能局限在這個地方來講民族。所以我後來講西南民族的文章基本上都是講民族源流的多。有些人就是把民族史跟地方史分不開，就不懂得這個之間的區別。比如以前講彝族的歷史，有人就把邛都夷講成彝族的先民，就弄不清楚彝族是後來才到涼山來的，邛都夷是最早在涼山居住的，是跟涼山地區的大石墓是有關係的，大石墓就是邛都夷的墓葬，跟涼山彝族是沒有關係的，涼山彝族是火葬，絕拉不攏來。

我搞西南民族，一個要用文獻，一個要用考古資料，第三個，我提出來，要用本民族的傳說。不能夠認為這些傳說都靠不住，傳說有相當（多）東西是靠得住的，儘管當中有神話這些東西在裡面，但是有它真實的一面。這些看法，我受父親很大的影響。我父親講《山海經》基本上就是這個看法。《山海經》是神話，但是有它的歷史根據。我父親講四川史，他就認為《蜀王本紀》的說法比其他文獻講到四川的情況可靠，他認為《蜀王本紀》畢竟是四川人的傳說，姑且不管他是不是楊雄的，但是至少是四川人的傳說。四川人傳說的四川的東西總比外人講的四川的東西要可靠。

你們不是問我父親的史料觀嗎，它的史料觀也可以說受到疑古派的影響，也可以說他跟疑古派有很大不同。比如他史學史裡頭，就有專門講《尚書》的傳寫與體例的一節，我覺得他這個講法就很好，給我後來講民族史有很大的影響。很多古書裡面引《尚書》，他就發現有幾個不同的本子。他認為同一個根源可以流傳成幾個不同的版本，就是說寫定是後來的事情，比較晚，但是傳說是有它的根據的。比如他說《堯典》講四中星，他說那個星宿就不是後來的星象，就是堯舜那個時候的星象，因為戰國兩漢時候的天文學還不懂得歲差，還無法推算堯舜時候的是什麼樣子，所以那個時候記下來的星象跟後來的星象不一樣。就是說《堯典》裡面記載的這個東西是有根據的。而且他從《堯典》裡面的官制來看，（堯典的官制）和後來夏商周的官制都不同。那時候的官制特別重視四岳，就是四方諸侯之長。重視四方諸侯之長，就是比較早期的情況了。所以他說《尚書》這些東西儘管它寫定得比較晚，但是寫的時候都是有根據的。

我研究涼山的東西，比如就有老彝文經典，寫定是比較晚的，可能是清朝時候的東西，但是他們（彝人）寫那些東西應該說是有根據的，是他們從很早口口相傳下來的。有本書叫《瑪木特衣》，寫到後來就寫到“毛主席領導我們搞革命”，都寫到這了，那個古代咋會有呢。當然沒有嘛。就是說傳嘛，可能有些後來的東西加進去。所以《尚書》也就是這個情況，可能有些後來的東西加進去，但是不能因為有一些後來的東西加進去就說它完全不可靠。這是我父親有這麼一個看法，我覺得他這個看法還是比較妥當的。不像他們疑古的，一有不可靠的東西就把它丟開了。所以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就從諸子講起，那之前的他認為都靠不住了嘛。當然疑古並不是胡適提出來的，但是顧頡剛顯然是受到他這些東西的影響，而且把它發揮得更多。

天健：大家都知道，蒙老治史尚通，但現在很多史學工作者以治專史為能事且有所成就，您認為這兩種方法孰優孰劣？

蒙默：這個問題只能這樣來看。我們有時可以從他寫的文章裡看出，他文章是寫的一個問題，但是他考察這個問題時他是把它上下聯繫起來看，而且有時是把它放大來看的。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說呢，就是從大處著眼從小處著手。他是提倡搞通史，但是說老實話，古代史哪個把它搞得通哦，要真正像呂思勉那個搞法的話，呂思勉就沒有搞完嘛，只搞到隋唐，下面的資料更多。真正要全部把它搞通了才算搞通史的話……恐怕不能這個樣子看，就是說要有通史的眼光，不能夠局限來看問題。我是這樣體會的。一個問題要追它的來源，要看它的發展，它的沒落，把它聯繫起來看。所以我父親還是講要有個段的基礎，才能有比較。沒有這個基礎無法比較。

天健：在史學研究中，蒙老說過“做學問要抓大問題”。您認為在現在史學題目盛行“尚小”時，這種提法有多大借鑒意義？

蒙默：要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這個話應該這個樣子來理解，就是說我們要多讀書。我父親這個話倒是跟我談過不了一次，他說讀書啊要讀的寬廣一些，不能夠讀得太窄了，所以搞歷史不能夠局限在這個歷史，文學史也可以看看，美術史也可以看看，都可以看出跟你有關係（的東西）。而且他也講了道教、佛教這些東西都有些互相關係。就是說看問題要放寬一點，不能夠太窄了。他有篇文章講宋代的商稅和都市，他就從宋代的商稅、都市這個問題來看中國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就是雖說這個問題看起來是比較小的比較具體的問題，但是小的問題是涉及到大的自然經濟的問題。他還有個講法，就是《治學雜語》裡頭就講，有些就像幾何裡頭的點，有些像線，有些像面，有些像幾何的體。他說要做大學問就要像體那個樣子。當然他所曉得的這些大學問家沒有那個夠這個體的資格，但是，夠這個面的資格的還是有的。就是做學問還是要有個寬廣的眼光，不能太局限了。

天健：在《古史甄微》中，蒙老說到，以伏羲為太帝的泰族（海岱系）曾將昆侖（岷山）納入版籍，但此前蒙老又證明鄒魯為泰族的中心，這樣我就有些懷疑了，泰族可能越過其它兩系文明（河洛和江漢系）而佔據岷山嗎？當然我們的粗淺的理解有可能誤讀了蒙老的精湛論證。

蒙默：這個問題啊，我又把《古史甄微》翻了一下，好像沒有說到岷山這個問題呀。這個熊耳不是四川這個熊耳，這個應該是在河南。好像我也沒有看到把昆侖納入版圖的說法。這個東西也可以這個樣子來理解。就是說“版圖”這些詞我們不能用我們現在的國家或者政區這個區域來看。《古史甄微》裡他就談過，古代那些天子的話也就只是相當於部落的樣子。而且他講民族，剛才我講了，它是一個流動的，並不局限在哪個地方，比如說他把蚩尤算成江漢民族，但是蚩尤跟黃帝兩個打是在涿鹿，是在河北省的北方。我們就只能理解蚩尤他的力量曾經到達過那個地方。還不能說算它的版圖，不好這個樣子來理解。像這個樣子呢，好多問題就比較好解釋了。

天健：蒙老在解放後似乎接受了郭沫若的古史分期法（如以宋代為封建時期等），以他為代表的老一輩學者在此之前的古史分期上有何觀點呢？據我們瞭解蒙老曾是認同於封建和郡縣時代的分期法的，是嗎？

蒙默：他們以前都受舊的說法的影響，認為周是封建制度，秦以後是郡縣制。他們以前都是這個看法。當然用我們現在社會發展史那幾個社會形態來看，這個說法是不準確的。但是西周封建論在解放後還有影響，比如翦伯贊就受這個影響，我們這兒徐老也是這麼講，我父親在五十年代的文章也是這麼講。但是我是不同意這個看法的。我是更接受尚鉞的觀點，就是魏晉封建論。我父親大概後來也受到我的一些影響，所以後來有些文章他就不那麼明確地提了。後來日本人有些文章認為唐以後才進入封建社會，我跟他說了這個，他還喊我把文章找去給他看，那陣沒有複印，我還是把雜誌借來給他寄回成都，他又找一個懂日文的念來給他聽了的。他對這個東西到後來可以說是沒得一個好準確的看法。他五十年代講中國農業生產和賦役制度那篇文章他基本是從郭老的觀點寫的。

天健：蒙老在專史上尤重宋史，還曾打算重修宋史，他在《中國史學史》講稿中曾表示，觀一斷代史要注重社會的向心力，他認為社會有動靜交互之勢，這是否體現了蒙老對歷史的規律性認識呢？

蒙默：他當時寫這個東西的時候，恐怕是受當時他看的一本書的影響，他也喊我看。叫做《新史學與社會科學》，這個書後頭的結論我覺得就是一個用社會心理學來理解歷史。特別是他寫的《宋史敘言》，大概就是受到那個書的影響。但是社會心理學是不是提到動靜呢，我不記得，可能動靜這個是他的看法。但是這個東西後來他並沒有更多地講，更多的還是講劉鑒泉先生講的那個“風氣”、“世風”。

天健：有人認為培養史學家家學淵源非常重要，能談談您對這種說法的看法嗎？

蒙默：家學淵源這個問題呢，我認為不能夠說是非常重要，只能夠說是有影響。比如我家裡頭，我們七姊妹，我大姐就是學歷史的，讀大學讀的歷史系，畢業過後還當了研究生，但是後來她就只能去教個中學，以我父親的說法的話，就是她搞歷史還沒有入門。也不能怪我父親沒教她，她也住在家裡，可能主要還是跟自己本身有關係。

天健：覺得今後應該如何繼續發揚蒙老的學術思想和治學精神？

蒙默：我父親這個人啊，我覺得這個也是他的長處，他接受一個東西，一定是經過他的思考才接受。比如他教我用這個話，李源澄先生教我也用這個話，他們就是說，這個是太史公的話，叫做“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要好學，這是首先一個，另外要深思。就是要善於思考，而且要很深的思考，就是要懂得人家講這個話的意思在哪裡，要心知其意。比如我父親在《經學抉原》的序裡頭就講到，他以前在存古學堂讀書的時候廖季平先生在那裡講今文學，劉師培在那裡講古文學，吳芝瑛在那裡講今古調和，三個先生各講各，他說弄得他們一天不知所措，一天都在懷疑，但是仍不曉得哪個對。但是這個情況也就訓練了他的思考，他總要要考慮哪個對啊，所以最後他是遵從廖先生的，當然他也接受了一些劉先生的東西。但是還有一點我要跟你們說清楚的，以前我只曉得他接受廖先生的學說，但是後來我一看廖先生的年譜，廖先生在教他們的時候已經六十過了，廖先生已經進入三變四變，已經講的是天人之學了；但是我父親從來不接受這個東西，他接受是他的一變。所以儘管他接受廖先生的東西，但是他是有選擇的，是有他自己的思考的。我覺得我們有志於做學問的，這個東西是最重要的。要思，要把老師講的想得通，想通了才算數，不能說是某人說的，就信他的了。讀古人的東西也是這個樣子，要讀到他講的到底是什麼意思。這個是一點，我覺得在他身上體現得很顯著的。第二點，他的學問可以說是不斷地在前進。比如他講經學，《經學導言》、《經學抉原》一直到後來他寫廖先生的那三篇文章，所反映的他對經學的看法，一直到後頭他講孔子與今文學，跟他經學遺稿，他是有發展有變化的。他講理學也是這樣，中年和晚年的講法是很不同的。用我們現在的話來講就是有所揚棄，有些東西他是自己把自己否定了的。就是說學問要不斷地前進，應該否定就是要否定，應該改變就是要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