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歡、陳長征 撰(歷史系)
《安徽師大學報：哲社版》，1995/02，226-230頁
清人撰寫的明史著作不下數十部，作為權威性的史書當推張廷玉主編的《明史》。而這是部奉敕編撰的官修史書，動輒忌諱，缺點不少，難以全面真實地反映明代尤其是明末的社會狀況。因此，在研究明史時，參考私人著述就顯得極為重要。本文擬對私撰的兩部編年體明史著作——《國榷》和《明通鑒》作一比較研究，揭示出它們的異同和特點，以便人們更有效地利用這兩部重要的史料。
一
有明一代，私人撰修國史之風盛行。嘉靖至萬曆年間，有鄧元錫的《明書》，薛應旂的《憲章錄》，鄭曉的《吾學編》，陳建的《皇明通紀》以及稍後何喬遠的《名山藏》等。明末清初易代之際，面對明朝的滅亡，滿洲的入侵，許多明朝士民充滿著哀怨，積憤於心，不吐不快，發憤寫史以述先朝興亡。《國榷》便是這個時代產生的一部傑出史著。
《國榷》的作者談遷，“生平無他好，惟好書，故二酉五車，盡皆腹笥”(1)，“肆力于子史百家之言，尤諳列朝典故。”(2)談遷在翻閱了眾多史家著述之後，深感這些史書“拘忌文法，柱枝耳目，盲之誣，淑之短，赤之俗”(3)，存有許多缺點。尤令他氣憤的是類似陳建《皇明通記》那類史書，見解膚湥穼嶅e誤，觀點荒謬，遺害不湣Ｍ瑫r，他在研讀《明實錄》的過程中發現某些記載並不完全可靠，甚至還有許多缺漏及掩飾之處，正如黃宗羲對《明實錄》的評價那樣：“見其表，其在裏者已不可見，況革除之事，楊文貞（士奇）未免失實；泰陵之盛，焦泌陽（芳）又多醜正；神熹之載筆者多宦逆奄之舍人；至於思陵十七年之尤勒惕厲，而太史遯荒，皇成烈焰，國滅而史亦隨滅，普天心痛”(4)。談遷“竊感明史而痛之”，發誓要寫出一部信史留傳後世。他集群書，披閱採摘，一方面考諸皇明實錄、寶訓，以證《明實錄》之是非；另一方面博稽諸家著作，訂正群言。經過三十多年辛勤筆耕，終於“集海鹽（鄭曉）、武進（薛應旂）、豐城（雷禮）、太倉（王世貞）、臨朐（葉向高）諸家之書凡百餘種，苟有足述，靡不兼收，勒為一編，名曰《國榷》”(5)。明天啟六年（1626年）初稿撰成後，談遷繼續收集史料，對原稿進行不斷的修改和補充。不料，明朝滅亡後，《國榷》原稿被竊，談遷不忍國亡史亦滅的悲慘結局，再一次投入全部精力進行《國榷》的重寫，並前往北京查找崇禎朝的邸報，尋訪故人舊事，補寫崇禎、弘光兩朝歷史。“殘編催白髮，猶事數行書”，談遷在有生之年終於寫成了《國榷》這部內容豐富，首尾連貫的明代編年史。
《國榷》成書一百多年後，又誕生了一部私人撰寫的明代編年體史書《明通鑒》。作者夏燮生活於清代中後期，這是個中國由封建社會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過渡時期，清政府在內憂外患的衝擊下，已變得衰微不堪。鑒於國勢陵替，許多仁人志士紛紛舉起“經世致用”的大旗，號召人們從繁瑣的乾嘉考據學的領域中走出來，把目光投向現實社會，以挽救危機日重的中華民族。他們大膽地闖入清政府嚴加控制的史學領域，尤其致力於明史的研究，希望通過對明季歷史的研究，為清政府尋找一條治國之道，夏燮便是這些具有高度民族氣節的學者之一。夏燮自幼便在他的父親，清代著名學者夏鑾的指導下研習傳統經學。後來，他不僅精通音韻學，還“兼深史學，留意時務，持論宏通”(6)，即使在為宦地方之時，也是“公事暇，研心著述”(7)。夏燮一生勤於學問，著述頗豐，尤以史學成就為大。《中西紀事》、《忠節吳次尾先生年譜》、《明通鑒》便是其留給後代的史學著作。
官修《明史》被清政府視為圭臬，夏燮敢於對此書提出疑義。他在《與朱蓮洋明經論修〈明通鑒〉書》中，將《明史》存在的問題歸納為十個方面，主要是：修《明史》者“半係先朝遺老，亡臣子孫，其中或以師友淵源，或因門戶“嫌隙”，難以做到敍事公允，失實之處在所難免；編纂者摒棄私家著述，湮沒了許多珍貴的史料；明朝歷代《實錄》多有失實之處，而修史者卻未加詳考，“率以竄改之實錄闌入其中，殊非信史”；南明歷史，《明史》缺而不書；《明史》還存在“敍事參錯，而先後次第不明”等諸多問題。為此，夏燮認為：有明一代之事“非《通鑒》不足以經緯之”。於是，他傾注了“二十餘年精力，實始於參證群書，考其異同，有疑則闕，擇善而從，去取既明，然後敢下筆編次”，終於寫成《明通鑒》。
談遷初纂《國榷》，乃因明朝歷代《實錄》“作者非一人，繁簡予奪之間，失得相伴”，而“野史家狀……往往甲涇乙渭，左軒右輊”(8)，“見聞或失之竦，體裁或失之偏，記載或失之略，如椽闕焉”(9)。明亡後，他身謁明陵，繼補明史，不忘故國之心，昭然可見。夏燮在《明通鑒》中，對有明一代的治亂興衰，探本求源，全面展示了明代社會矛盾的發展過程，總結了明代興亡的經驗和教訓，希望能為腐朽的清王朝提供治世之良策。二人寫作目的雖不盡相同，但由於他們皆能發揚我國優秀的史學傳統，客觀公正地注視既往歲月，因而在他們的著作中所體現的求實求真精神，數百年來，一直熠熠生輝。
二
談遷和夏燮在各自的著作中都投入了大量的心血，然而由於他們所處的時代不同，寫作目的不同，儘管同是關於明代的編年體史書，卻是長短互見，各有千秋。
首先，談、夏二人在史書的編纂體例上各有創新。
《國榷》全書共一百零八卷，卷首四卷綜述各項制度，分為大統、天儷、元潢、各藩、輿屬、勳封、恤爵、戚畹、直閣、部院、甲科、朝貢等門，為人們閱讀《國榷》提供了一條條較為清晰的線索。這種卷首開列全書主要脈絡的方法，是以往編年體史書未曾使用過的，它完善並豐富了編年體的編撰。而夏燮在《明通鑒》中既注意完整地記錄歷史，又能巧妙地將清政府所忌諱的史實編入史書之中。為了詳細記載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的經過，而又避免過多地涉及元代史實，《明通鑒》則以《明前紀》的形式加以敍述，成為該書的第一個組成部分，“凡此皆以元紀年，非關涉明者不書”(10)。《明通鑒》的第二部分《明紀》為全書的主體，記載了從洪武元年（西元1638年）朱元璋稱帝至崇禎十七年（西元1644年）的歷史，整個明朝的興衰治亂、政治經濟無不囊括其中。1644年5月以後，隅居江南的南明政權仍堅持抗清，直到1661年才徹底失敗，這段歷史成為清朝統治者嚴加控制、禁止人們涉足的領域，夏燮則以《附編》的形式將其載入史冊，“凡此皆取有關明事者書之，亦別為卷目”(11)，以清紀年，避開了清王朝的禁忌。《明通鑒》由《明前紀》、《明紀》、《附編》三部分組成，完整地再現了明代歷史。夏燮對自己的這一創新頗為得意，稱之為“前此《通鑒》未有之創例”(12)。
談遷、夏燮二人十分重視對史料的考證工作，而夏燮考辨尤勤，他借鑒胡三省注《資治通鑒》的方式，將《考異》注於正文之下，成為一種敍事與考據並舉的寫史方法。這裏試以談、夏二人述考明初一大疑案——建文帝下落為例，以顯現出二者考證工作的異同點。
在明人所著的眾多史學著作中，靖難之役結束後，對建文帝的下落有多種不同的觀點，對於這個撲朔迷離的案件，談遷在《國榷》中載道：建文帝獲悉朱棣進入京師的消息後，“徘徊無所出，乃火其宮，馬皇后自燔死，……而上（建文帝）急時欲自殺”，在此危急關頭，太監王鉞取出了太祖高皇帝置放於奉天殿的鐵篋，內有剃髮器具、度牒等物。於是，君臣數十人皆發出逃(13)。談遷的這種剃度出逃之說主要依據是《致身錄》、《從亡隨筆》等書籍的記載。談遷同時還羅列了崔銑、王世貞、李維楨、馮時可、袁懋謙、郭子章、何喬遠、顧起元、陳繼儒、高岱、朱國楨、錢士升、史繼階等十三人所持的不同觀點，由於缺乏進一步的考辨，難以令人信服。夏燮在《明通鑒》中則作以下記載：“上（指建文帝）知事不可為，縱火焚宮，馬後死亡。傳言‘帝自地道出，翰林院編修程濟、御史葉希賢等凡四十餘人從’”(14)。在《考異》中，夏燮詳細地考辨了幾種具有典型意義的說法：《明史稿》依《明太宗實錄》所載，認為帝、後俱崩；官修《明史》預為遜國張本，惟云“帝不知所終”；《御撰通鑒綱目三編》、《御撰資治通鑒輯覽注》則兩存其說；至於時人的看法，更達數十百種之多；各家之言，“皆歷歷可考”，難以定奪。在這種情況下，夏燮“不曰‘自焚’，亦不曰‘崩’，仍從遜位為詞，而遜位以後之事悉闕焉，庶幾紀實存疑為兩得之”(15)。兩相比較，夏燮對莫衷一是的觀點所進行的嚴密考證及留有餘地的記載，應當比談遷簡單的定論高明得多。
其次，談遷、夏燮二人都十分注意廣泛地收集資料，尤其值得稱道的是他倆審慎取捨明季野史的態度。
喻應益在《國榷》序文中說談遷“集諸家之書百餘種”，以此足見《國榷》引用史料之廣泛。吳晗先生在其《談遷和〈國榷〉》論文中曾詳細統計了《國榷》第一卷至第三十二卷所引書籍的作者，在這三十多卷中即達120餘人，可見談遷引用材料之豐富，以致《國榷》全書的字數比《明通鑒》多達一倍。《明通鑒》的史料主要來源於《明史》、《御撰資治通鑒綱目三編》，兼採其他稗官野史數百種。對於那些被統治階級稱為“多所污蔑，不可盡據為實錄”的數量眾多的私人歷史著作，談、夏二人都很重視，在應用這些資料時採取了謹慎的態度。談遷將收集到的各種史料互相校證，信者從之，不信者棄之。夏燮曾說：“謂野史不可信，則正史何嘗無採自野史而折衷之者，安見登之正史遂無傳聞之誤乎？”(16)因此，對於野史中“事有鑒於得失，義有關於勸懲，雖稗官外乘，亦擇而書之”，“擇野史之確然可信者，參之《明史》及《明史紀事本末》等書，入之正文，而以雜采稗乘疑相參者，夾行注於其下”(17)，這就是《明通鑒》中的《考異》部分。關於甲申之變，由於“正史語焉不詳，所謂殉難諸臣，亦多遺漏”，夏燮便“博采《北略》、《綏寇紀略》及甲申以後之野史”以書之(18)。在《附編》中有關南明史實的記載，他引用了計六奇的《明季南略》、錢澄之的《所知錄》、王夫之的《永曆實錄》等多種私家著述，以求全面反映南明歷史。
儘管談遷和夏燮都知道眾多的野史家乘之中，存有豐富而又寶貴的史料，也深知明季“野史如林，率多燕郢傳訛之說”，且“明人恩怨糾纏，往往藉代言以侈懟筆”，因而在利用這些資料時都能堅持“芟其不可信者而信其所可信者”的態度(19)。總之，《國榷》和《明通鑒》的作者在引用史料、採摘史實時可謂英雄所見略同。
再次，史論評論皆為談遷和夏燮所長。兩者相比，談遷更能客觀地評價明代歷史人物、政治制度及歷史事件，這與其保存一部明代信史的寫作目的是分不開的。明朝江南的糧長制至中後期破綻百出，危害日深。談遷大膽批評道：“近縣令入覲，例糧長二人隨之，其實從役代應也。國初，每里令役，大邑且四五百人，費于何藉？雖上不時召對，間有旌拔，然民勞已劇，不若休息於田裏也”(20)。夏燮則把《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中對糧長制的評價作為自己的觀點。因他作為清政府的官員，是不敢，也不可能徹底反對《御批歷代通鑒輯覽》中的官方意見的。儘管如此，夏燮對許多史實還是有他獨到的見解的。如《明通鑒》卷九論解縉道，“明之解縉，其才有似于賈誼，其得君有似于魏徵”，然僅“以冗散之恣，改授御史”，“然而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則太祖方欲老其才以為子孫之用，而豈知知人之難，僅得之于方孝孺而不免失之于解縉乎？”此種評價實為寓論于史，史論統一。夏燮自稱《明通鑒》“取記事而已，固不敢操筆削之權”，用“義取簡明，不主褒貶”的手法對歷史事件“考其事之本未，則事之是非自見；聽其言之公私，則其人之清流濁流自見”(21)。
又次，談遷、夏燮繼承了中國史學秉筆直書的優良傳統，並努力付諸實踐。
黃宗羲在《談孺木（遷）墓表》中曾讚揚談遷“按實編寫，不銜文采，未嘗以作者自居”的寫史態度。正是在直書思想指導下，談遷在《國榷》中客觀地記錄了明太祖殺戮元勳宿將等官修史書所諱言的史實，並對《明實錄》中那些開國功臣亡故的原因一一進行分析，指出了《實錄》中的避諱之處。滿洲貴族入主中原後，極力掩蓋祖先的真實歷史，而談遷在《國榷》中詳細記錄了滿族的發展過程。如：永樂元年（1403年）十一月條目下有“女真野人頭目阿哈出等來朝，設建州衛軍民指揮使司”的記載(22)；永樂八年（1410年）八月條目下有“建州衛指揮使釋家奴為都督指揮僉事，賜姓名李顯忠”的記敍(23)，而釋家奴則為阿哈出之子；十二月條目下又有“設兀烈河、朵兒必河、木里吉、卜魯、兀乞塔河五衛”的記錄，而這五衛所管轄的民眾則為“女直野人”(24)，這些珍貴史料，道出了滿洲祖先原為明朝附屬的歷史真象。夏燮在寫《明通鑒》時，有關明史的資料已被大量發掘整理出來。他在《明通鑒'附編》中如實地記錄下為清廷所嚴禁觸及的史實，也表現了敢於秉筆直陳的氣魄和膽識。夏燮多次強調“直書其事而得失勸懲寓焉”。他在《明通鑒》中引述了雍正皇帝評價史可法的上諭：“夫可法，明臣也，其不屈，正也。不載其語，不有失忠臣之心乎”(25)，全面敍述了史可法在弘光朝的活動及史可法在順治元年（1644年）九月致清睿親王多爾的書信。此外，還大量記錄了許多南明忠臣及抗清義士的反清之舉，甚至對官修《明史》不為抗清義士張煌言立傳提出批評：“（張）煌言之受命于杭城，與文信國（天祥）之就刑於西市，先後同揆，而《明史》不為之立傳，寧毋貽劉道源失之瞠目之譏乎！”(26)寥寥數語，實、識均在其中了。
在浩如煙海的明代史籍中，《國榷》與《明通鑒》都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洋洋灑灑幾百萬言的《國榷》所含內容十分豐富，尤詳於明清易代之際及滿族之祖先建州史實，後人在研究滿洲的興起及清軍入關前後等諸多歷史問題時，不能不參考《國榷》。夏燮堅持“年經事緯，此史例之大綱”的寫史原則(27)，對每一個歷史事件都詳考其時間先後。同時他身為清政府官員，又有條件收集到大量的詔令、奏摺、文書等原始資料。因而，《明通鑒》中關於明代政治、經濟、法律、文化、軍事等各項制度的記載可信度較高，為後人研究明代的典章制度提供了寶貴資料。
注釋：
(1)談遷《棗林詩集》附錄，錢韓偉《談孺木先生傳》。
(2)(4)黃宗羲《梨州遺著文集》卷三《談君墓表》。
(3)(8)《國榷'自序》。
(5)(9)《國榷'俞應益序》。
(6)《清儒學案》卷一五五。
(7)《當塗鄉土志》卷二。
(10)(11)(12)(15)(21)(27)《明通鑒'義例》。
(13)(20)(22)(23)(24)《國榷》卷十二、九、十三、十五、十五。
(14)《明通鑒》卷十三。
(16)(17)(18)(19)夏燮《與朱蓮洋明經論修〈明通鑒〉書》。
(25)(26)《明通鑒'附編》卷一下、卷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