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的学术价值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意义

重要说明

作者简介：房鑫亮，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12期。

内容摘要：《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 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历史编纂学、史学概论、史学批评、史学史、史料学和目录学等学科， 内容极其丰富， 颇多精当之论， 予后人以极大启示， 爰至晚清， 尚无全面超越之作， 不少观点迄今还被史学理论类著作所沿用。不过， 此书虽然主观上想作分门别类的论述， 但仍呈现多学科内容混杂之特点， 反映了古代学术不专的情况。

关键词：历史编纂学  史学理论  多学科交叉

《史通》的学术价值及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意义

 

 

我国史学的发展至唐朝已近鼎盛，体裁多样，数量繁多，为史学理论著作的问世创造了条件，刘知幾《史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

 

一、撰写时间

《史通》又名《史通子》，20 卷，分内外二篇，各10 卷。今存内篇39 篇，其中3 篇有目无文；外篇13 篇，故名为52 篇实则49 篇，与两《唐书》刘氏本传分别记载的20 卷和49 篇吻合。因修《新唐书》时已仅见49 篇，故3 篇亡佚于宋以前。

 

据刘知幾自序，此书写定于景龙四年（710 年） 仲春，但未记始撰时间，而有关记载又不尽相同。如《自叙》篇云，因修《武后实录》时与武三思等不合，“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时在神龙元年（705年），则历时6 年半成书；又据《原序》，自长安二年（702 年） 起三入史馆，“尝以载削余暇，商榷史篇，下笔不休，遂盈筐箧。于是区分类聚，编而次之”，又说：“予既在史馆而成此书，故便以《史通》为目。”综合以上二说，可知刘知幾开始并无著书计划，只是在次之余写下大量文字，退出史馆后才将这些零篇散章整理成帙，所以有“区分”和“编次”之说。值得注意的是《原序》中“于是”二字。于是者，或指前因，或谓此时，尽管作者未指明二者孰是，但据《自叙》和《新唐书》本传，似当指景龙四年得罪权臣、退出史馆之时。

 

因此， 《史通》的撰写应历时9 年（702－710）：据此书丰富内容度之，需花费相当长时间撰写。

 

二、主要贡献

 

《史通》一出，就大受著名史家吴竞、徐坚等人的推崇，认为居史职者应置之座右；唐玄宗读后称善，派人到其家抄录。不过，历代亦多诟病。唐末柳灿曾著《史通析微》批驳，主要斥其不尊经典；宋代刘祁则说刘知幾“工诃古人而拙于用己。”明清以降，研究者渐众，郭延年、李维桢、王维俭、黄叔琳、浦起龙等各有专著。爰及现代，又有陈汉章《史通补释》、刘咸炘《史通驳议》、杨明照《史通通释补》、程千帆《史通笺记》等专著及大量论文。这些论著观点不一，有的评价甚高，有的则认为称为理论著作不尽妥当。其实，此书内容丰富，行文要言不烦，颇多精当之论，影响极大，爰至晚清，后人尚无法全面突破其矩矱，不少观点迄今还被史学理论类著作所沿用。现就《史通》涉及今之史学各分支归类论述，力求得出恰当之评价。

 

根据今天的学术分类， 《史通》涉及历史编纂学、史学概论、史学批评、史学史、史料学和目录学，具有多学科特点。《内篇》以前二者为主， 《外篇》则以后三者为主，但因古代学术不专而致畛域不清，故一篇之中往往不止一个主题。

 

《六家》、《二体》列于卷首，重要性不言而喻。刘知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论述史书体裁及其演变：“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其体”，认为史书内容和形式都是变化的，没有固定模式；并将史书分为六类，指出各自特征： 《尚书》家，记言； 《春秋》家，记事； 《左传》家，编年； 《国语》家，国别史； 《史记》家，纪传通史； 《汉书》家，纪传断代史，进而将六家抽象为编年、纪传二体。这是他对史书体裁所做的理论概括，至今仍被认可。他还认为，编年、纪传二体已经满足了体裁的需要，后人无法突破：“载笔之体，于斯备矣。后来继作，相与因循，假有改张，变其名目，区域有限，孰能逾此！”这个观点，争议颇多。有人认为六家二体不能包举所有的史书体裁，而“后来作者，不出二途”的结论更被史学发展所否定。其实，如果说六家不能包举所有史书体裁尚有道理，因其内涵较大，外延难免有限；但二体是对六家的再次抽象，包容性却十分广泛。即使被认为不可包举的职官、刑法类史书，一般也是以时间为序编纂，就此意义而言，可谓被编年体所包含。因此，说史书以二体为主未尚不可，只是以今天的标准衡量，显得不够严谨，而这反映了当时理论程度不高。至于刘知幾所说的“后来作者”，显然是指唐以前人，并未包括后世，因为此书是总结前代史学，而不是预言未来。另外，说他不重视已经发展并渐趋成熟的典志体，从而“缩小了史学范围，使史学道路变窄”云云，似不符合事实。唐中叶以前，典志体并无影响，直到刘知幾之子刘秩的《政典》问世，才引起时人的重视。使史学范围变小、道路变窄的是唐代日益严重的政治干预，而以刘知幾等人为代表的馆外修史，作用正好相反， 《史通》本身就是不属于二体的新体裁史著。

 

刘知幾反对通史，主张断代史。他认为，即使通史的典范《史记》也存在叙事隔越、重复等缺点，梁武帝《通史》以下，更是芜累，以致“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而《汉书》则包举一代，“学者寻讨，易为其功。” 由于通史年代邈远，剪裁不易，且无法避免与前史重复，故除《史记》外，至唐代无传世之作；而断代相续，界限分明，容易成功，唐代更是一举完成六部，使人印象深刻。主张断代史，是刘知幾受时代影响的结果。

 

史书体裁和体例是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的两个概念。刘知幾已经意识到两者的区别，并作了大量论述。他认为，古代不讲体例，今天则不同：“若乃帝王无纪，公卿缺传，则年月失序，爵里难详，斯并昔之所忽，而今之所要”，史著要具备人物、时间、地点三要素，内容随时代而变化，不可“翦截今文，模拟古法。”为避免叙事时夹入长篇议论，造成体例不纯的情况，他主张纪传体“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 专收诏令奏议及诗文。此议虽然未被修史者采纳，但《直斋书录解题》首设“诏令奏议”类，似即受其影响。

 

刘知幾重视体例与唐代以馆修史书为主有关。因集体修史，为避免抵牾，设专职拟定体例成为惯例，其中尤甚者， 《晋书》定体例者竟达六人。刘知幾曾长期任史官，自然深知体例的重要：“夫史之有体，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只有确定体例之后，修史时才能各守畛域。唐代修史取得巨大成就，除了史官待遇优渥等原因外，体例完善是重要因素。

 

刘知幾认为，书名、断限、书法等均属于体例范畴：“夫名以定体，为实之宾，苟失其途，有乖至理。”编年月者谓之纪，如《汉纪》，列纪传者谓之书，如前、后《汉书》，而《吕氏春秋》既非编年亦非纪事，只是子书杂记，不能称为史书。史书的断限有两层含义，首先是断代问题。一部史书的开头“因有沿革，遂相交互”， 代之兴与前代之亡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此，两代的上下限必然交错，对前朝只可略作交代，不可越限，否则即为不知剪裁。其次是内容取舍，包括史书结构和史事记载。前一点与断代有关，如《汉书》表、志尽同《史记》，与书名不符。后一点则说，记事虽可互见，但须有详有略。书法也是体例的一部分。刘知幾虽然反对文人修史，但并不轻视文字表述的作用：“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 他提出的行文原则是不虚美、不隐恶，同时要做到文约事丰。他精辟地论述了文字、结构、主旨三者的关系：“夫饰言者为文，编文者为句，句积而章立，章积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备矣。”不过，在他看来，好的史书除了有严格的体例、合理的结构、优美的文字之外，最重要的是秉笔直书，在《直书》、《曲笔》等篇中，刘知幾就此再三致意。他强调：“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以风声”，要使贼臣乱主“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反对“舞词弄札，饰非文过”，即使合于名教的为君亲讳，也被斥为“直道不足”。上述观点与他所提出的史家须兼才学识“三长”论中“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一脉相承，这个观点后来被章学诚提炼为著名的“史德”原则。

 

《史通》又是史学批评著作，每于概论之后，继以具体评判。例如，马班优劣，历来聚讼不已：“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他们或以“文义浃备，纪事详赡”为标准，或以文字烦省为标准。刘知幾不赞成上述观点，认为史书烦省与否在内容而不在卷帙：“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苦于榛芜，言有阙书，伤于简略，斯则可矣”，而且时代不同，繁简也不必相同。他对《史记》、《汉书》的评价是：“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如果撇开思想性，可谓笃论。

 

刘知幾将儒家经典也视为史书，故《史通》评论史书从《尚书》、《春秋》始，毫无顾忌。历代批判儒家正统的学者并不罕见，东汉王充的《论衡》尤为尖锐。但他主要从思想方面着眼，而刘知幾则从实录原则出发，指摘《尚书》“理有难晓”， 《春秋》为贤者讳。与《论衡》直斥孔子相比，《史通》虽然思想性有所不及，但学术性更强，做到了“广彼旧疑，增其新觉”，且言必有据。

 

《史通》的评论很少涉及历史本身，因此，无法了解其系统的史观，这可能就是被认为不应视作理论著作的原因。其实，《史通》作为理论著作是当之无愧的。这首先表现在，它的一些内容已成为史学理论遗产，如区分史书体裁，分别记注、撰述，直书原则等都被今天不少史学概论类著作所继承，有的还直接援引其“断限、标目、载言、载文”等篇目作为标题。其次，在一些议论中，亦可窥得刘知幾史观之一斑。例如他反对今不如昔，事必师古的历史观：“必以先王之道持今世之人，此韩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称宋人有守株之说也。”又如《史记》、《通鉴》都认为周威烈王承认三家分晋是周朝瓦解的原因，刘知幾却指出，当时周室微弱，政出诸侯，天下早已分崩离析，实时势所然。他还批评天人感应的唯心史观：“夫论成败者，固当以人事为主，必推命而言，则其理悖矣。”他认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会因人而异：“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指出了客观历史与成文史的不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他要求“铨核得中”。以上所述，反映了刘知幾史观的主要方面，即历史是发展的，不必厚古薄今；历史进程由时势决定，而非人的意志所能左右；谋事成败在人不在天；必须注意史书的真实性，要客观地评价历史，等等。

 

浦起龙说：“《史通》一书皆议论体，独《史官》、《正史》二篇属叙事体。”原因在于这两篇是我国最早的史学史著作，因此以叙事为主。史书编纂与职司密不可分，因此刘知幾首先系统地描述了上古至唐代的史职沿革：史官之设，“肇自黄帝，备于周室，名目既多，职务咸异”，分为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左史、右史，其中太史最重要，故事迹最详。汉武帝置太史公，位在宰相之上。司马迁卒，宣帝改太史公为太史令，职责变化，仅行文书而已。另外，此前太史以著作为主，兼掌历象等职，此后以他职兼领史职，“太史之署，非复记言之司”，“唯知占候而已”，以致太史徒有其名。《史通》勾勒的我国史官及修史制度轮廓，被现在多种史学史著作所引用。不过，其中也有一些争议问题。例如，太史公是否位高于宰相，古今多所诘难。如果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副上宰相”之语因太史掌著述之职，可以优先看到各种材料而尚属可信，但因此认为其职权超过宰相则不合情理：以司马迁下狱后无法凑满赎金、亦无有力同僚相救观之，其所任显非要职。另据虞喜《志林》云，太史一职至汉代位已转卑，仅朝会时坐位犹在公上，④则显系清望之职。

 

《古今正史》篇之“古今”二字，含义不明，有人主张以陈寿为界。此篇论及史书73 部（不计中辍之作），包括虽无书名，但作者可考的4 部。主要为简介内容和作者情况，评论虽少，但不乏精当之论。如说《史记》乃“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言”成书，将史书的编撰看作古籍整理的一种形式，今人史籍整理应该包括史书修撰的观点明显受其启发。

 

刘知幾写史学史与今人按朝代为序不同。除了《春秋》之前因著述少而按著者先后叙述外，其他均按史书记载之时代先后分叙。如《春秋》三传所释内容相同，但作者不同时，仍并列叙述。从《史记》至唐代，分为14 个段落，脉络清晰。叙述间及史官废置和修史中发生的大事，如崔浩因直笔而灭三族，同撰者死128 人；又如梁武帝素称好著述，却因吴均不避讳而焚其所著《齐春秋》。刘知幾的论述极精炼，非大善大恶不详录，花笔墨最多者数《汉书》、《魏书》。虽论二体，但所举两汉以后编年体仅6 部，原因是此类著作数量较少。他对编年体十分重视，荀悦《汉纪》、裴子野《宋略》、袁宏《后汉纪》都得到很高评价。

 

《史通》在史料学上有不少贡献。刘知幾虽然推崇正史，但不排斥其他著述，，主张扩大史料来源。他指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这些书虽然语言鄙朴，记事不完整，但“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是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不过，这些书“得失纷糅，善恶相兼”，必须仔细鉴别，择善而从。由于著史者难免个人好恶，他要求对史事“探赜索隐，致远钩深”，进行认真考辨。他自己就对一些史事作过考证。如《竹书纪年》记事与儒家经典、《史记》等多有不同，他往往宁信前者，于经典的字里行间看出很多牴牾，一一予以辨正， 《疑古》、《惑经》、《杂说》等篇，有关论述甚多。此外，由于《史通》所述之书多亡佚，后人只能据以转引，故此书又具史料价值。

 

《史通》的《杂述》篇涉及目录学。它将与正史“参行”的“偏记小说”40 部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语、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史之杂等11类，加上纪传和编年，史部共13 类，与《隋书·经籍志》史部类目数相同，其中不少类目虽名称不同而性质相同。这种分类法的优点是不拘成见，敢于扩大史部范围，但因全然不顾传统，好立异说而忽视实用，如不设起居注、职官、仪注、刑法、簿录等有着大量现存书的类目，故不得行于后世。

 

三、几点不足

 

《史通》作为开创性著作，地位重要，但由于史学发展阶段的局限，某些结论不适用于后世。如他极力反对集体修史，主张独断；反对通史，主张断代，等等。这与他长期担任史职，深悉馆修史书弊病有关。中唐以后，史官职滥，馆修史书汗青无日，而吴竞等人的馆外修史却取得很大成绩，于是就有《史通》的主断贬通。

 

《史通》还存在一些其他缺点。刘知幾既反对效法古人语言，又使用骈文，甚至因此改动引文，删节人名、地名，致失原貌。又如反对陈胜、项羽入世家、本纪，名曰严格体例，其实不免正统之嫌；虽不信灾祥之说，但不够彻底。其论点也有自相矛盾之处。如《辨职》篇说，史以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为上，董狐、南史即是；编次勒成，郁为不朽次之，左丘明、司马迁即是。而《杂说》篇又说史以好善为主，嫉恶为次。马、班好善，董、南嫉恶，则马又居前。不过，上述缺点与此书贡献相比，可谓微不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