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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力
芷蘭齋
约二十年前，江澄波老先生给过我一本新裱的册页，里面是一套刻石拓片，这些拓片并非古物，乃是民国年间刊刻者。老先生说，他给我这件拓本的原因是知道我喜欢寻访藏书家的遗迹，为此也广收藏书家的资料，因此他觉得这个拓本对我很有用。那些年，我为了寻访古代藏书楼确实下了很大功夫去搜集相关资料，藏书家资料大量出现只是近十余年的事情，我感觉就像瞬间爆发一样，二十年前却很不同，市面上买不到几部相应的参考书，因此我每得到一点儿有用的资料都特别高兴。
回来之后，翻看江先生给我的这份裱本，我看到里面是很多人给杨馥堂所写的过寿诗词。杨馥堂讳寿祺乃是著名的旧书店莱青阁的老板，他在苏州和上海都办有旧书店，是民国期间名气很大的书商。书商的祝寿之词我之前从未收到过，而这些给杨寿祺祝寿之人却全都是民国年间一流的大藏书家，收入在此册中的人物有陶湘、董康、傅增湘、张元济等等几十位。将这么多大藏书家集在一起的诗词册很是少见，而这么多的大藏书家给一位书商祝寿，那更是前所未闻之事。 我在以前有个固有的观念，认为买家与卖家之间永远是斗智斗勇的敌我关系，书商与藏书家之间也同样如此，一方是想以便宜的价格得到好书，而另一方则希望将普通的书卖出善价，双方的心理我都能理解，但理解并不等于甘心如此，想捡便宜是每个人的梦想，否则澳门赌城和拉斯维加斯就不可能这么繁荣。
我的这个想法是凡人的思维方式，巴菲特和比尔·盖茨肯定不会这么想，好在这个世界上绝大多数是凡人，也正因如此，产生了许多凡人间的恩恩怨怨以及烦恼。从历史上看，大多的藏书人都写过诅骂书商的文字，但也有例外者，黄丕烈就称书商为书友，可是后世研究者认为，黄丕烈没有说真心话，再加上他自己后来也成了书商。 总之，爱书之人一边通过书商帮自己找到心怡之本，一边又嫌他们赚自己的钱，这种纠结的关系可以用“骂并需求着”来形容。而江先生给我的这个册页让我重新看待书商与藏书人的关系，册页里那些大藏书家，他们在自己的时代并不仅仅是藏书，同时每个人都是在不同领域举手投足都左右着行业风气之人，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是行行业业的成功人士，然而他们却能给一位书商写祝寿之词，假设这种祝寿之词只是出于礼节性的应付，那也足可以说明这位被祝寿之人值得他们去如此做这样的事。由此，我推论这位书店的主人一定在经营本领、接人待物等各个方面都值得那个时代的大人物对他刮目，至少这个册页证明书商与藏书家之间也同样有良好的依存关系。由这个拓本同时也说明，馥堂先生也同样敬重这些大藏书家，否则他用不着花钱将这些墨迹上石，并制成拓本以广流传。
我为了写胡思敬这篇文章，也搜集了不少相关资料，让我高兴的是，我竟然搜到了他的一首诗，而这首诗所写也是他跟书商的交往故事，这首诗的名称就是《别琉璃厂书贾》。将一首诗的名称直接起为“书贾”，这我同样也是第一次看到，可能是爱书人只想着自己合适，盼望着书商只给自己找好书而不赚自己的钱，否则就会发牢骚。 其实“贾”字在古代是个中性词，也就是商人之意，书贾就是书商。如此说来，并无褒贬，就是因为买书人矛盾的偏颇心理，渐渐使得“书贾”这个词偏贬意。然而，胡思敬写的这首诗我细细读来，丝毫没有贬损之意，而我却从中读出了他对书贾的感激之情，因此我把这首《别琉璃厂书贾》视之为书商之歌。这首诗虽然有点儿长，但为了保持其完整性，我还是全诗引用如下： 十载困缁尘，闭门恒碌碌。损俸求遗书，渐与书贾熟。 书贾喜我来，延我入深屋。满架排牙签，光怪夺绮榖。 四库所未收，别贮为存目。倾囊惬所求，不翅工择木。 有时欲居奇，秘笈韫高匮。百计赚之归，雇胥共抄录。 荆妻颇安贫，随我餍齑粥。见我挟书回，相对眉暗蹙。 徐徐进箴规，谓我无多禄。矫俗辞炭金，又勿贪馆谷。 积此充屋梁，饥不果君腹。东家军校官，出门美裘服。 西家秘书郎，趋走盛童仆。宦游当广交，胡独守敞簏。 东西屋两头，列置逾万轴。人寿曾几何，白首难遍读。 这位爱书人胡思敬对于藏书，他不仅仅写过这一首诗，他还写过一本很有名的掌故之书，这部书名叫《国闻备乘》。我很喜欢读这本书，因为里面有许多有趣的闲文轶事，比如他谈到了梁启超为什么后来大骂科举考试。文中说，梁启超参加的那场科考总共四位考官，其中有徐桐、李文田。而李文田是研究西北舆地学的专家，他在出考题的时候，就从自己研究《西游记》中的一段掌故来选择。
这个题目出的太偏了，考生们大多不知道题目的出处，而只有梁启超这份考卷答得最圆满，李文田在判卷时十分满意，想把他录取下来，但可惜录取名额已满。然而正考官徐桐却讨厌这位考生，因为在第二场考试《书经》之时，这位考生的观点与己不同，虽然李文田几经争取，但他是副考官，最终还是没能将这份考卷录取，李文田伤心地在这份考卷后面题下了一句诗：“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到后来方知这位没被录取的考生就是梁启超。而有意思的是，康有为的考卷也曾被李文田所选出，但最终康有为没有过廷试。正因为如此，按照胡思敬的说法，于是康有为“渐萌异志”。
我读到这段小掌故觉得很有意思，因为康、梁是近代影响极大的人物，且都跟李文田有关，而李文田又恰恰是一位藏书家，按照胡思敬的看法，他认为康、梁开始搞社会变革就是因为在科举上受了挫折，而事情的真相是否确如胡思敬所言，我不好下断语。但他这本书中记载的许多跟藏书有关的史实却让我读来很喜欢，比如他说广州的大藏书家伍崇曜因为很有钱，刻出了著名的《粤雅堂丛书》，这部书因为校刊精审而受到学人的赞誉，然而这部丛书的每个零种上都有一篇题跋，这篇题跋就是讲该书的价值及递传脉络，写得颇有水准。
而这些题跋的落款儿均为伍崇曜，以至于后人都认为伍崇曜眼力极佳，但胡思敬在这本书中却揭示了此事的真相，他说这些题跋其实是出自谭莹之手，因为这些题跋后面均无谭莹之名，以至于“士林交口颂南海伍氏，鲜有道及莹者。”但胡思敬认为，这件事在古代也并不稀见，于是他又举了历史上的多部他人署名之作，比如著名的《行水金鉴》署名傅泽洪，而实出郑余庆之手；《皇朝经世文编》署名贺长龄，实为魏源所撰；《读史兵略》署名胡林翼，而实出汪士铎之手等等，看来天下名实相符者难矣。其实细想之下也能理解，那些诸侯级的大官每日事务繁忙，哪里有那么多时间去搞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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