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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传，当今的日照市石臼所以东广大海面，原来是一片陆地。石河县就设在这里。石河县鱼有阔水，耕有沃土，是个美丽富庶的地方。可惜石河县的人为富不仁，相互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偷盗劫掠随处可见，拐骗杀戮俯拾皆是。真可谓坏人得意，好人遭殃。陆上不安，殃及水族。近海龙王深感不安，便上天向玉帝奏了一本，决意要淹没石河，另立新县。玉帝一听，不假思索地准奏了。龙王转身欲去，站在一旁的太白金星说道：“玉帝，全部淹没，我看不妥吧？难道石河县就真的连一个好人也没有了吗？”玉帝一听有理，略一沉思，便吩咐东海龙王到石河县实地查访，再来汇报。 东海龙王领旨来到石河县城。这天，适逢大集，人来人往，络绎不绝。东海龙王摇身变作一个卖油老者，设摊叫卖道：“卖油啦!一纹钱两葫芦，两纹钱一葫芦头。”他这么一喊，马上围过来一群人。你想，如此便宜的买卖，哪有不买之理？于是都一纹钱一纹钱的去买油。龙王卖了整整一上午，却没有一个人说他卖亏了。日到中天，才过来一个孩子，恳切地说：“老爷爷，你这样卖不是折本吗？”东海龙王一听，心里说：“石河县里，好人还是有的。”龙王即刻收了摊子，把这个小孩叫到一边，悄悄说：“这是个诚实孩子。我告诉你一件事：最近有大风浪，风浪过后石河县将要被淹没。你要天天去看县衙门口的狮子若是看见县衙门口的狮子红了眼，立即往西北方向跑。记住：跑到山顶之前，千万不能回头!”说完就不见了。 龙王上天之后，把查访石河县的情况如实向玉帝做了汇报。玉帝听说石河县里好人坏人都有，不知如何处理。还是太白金星主意多，他建议玉帝降旨石河县土地神，火速把石河县的善良诚实之人查访清楚，然后托梦与他们，让好人避开水灾，把坏人全部淹死。玉帝准奏。这天夜里，石河县善良诚实的人同得一梦。知心人在一起啦起此事，都觉得惊奇。大家将信将疑，自然是各做准备。 再说那个孩子，他把龙王的话记在心里，天天路过衙门口就去看看那石头狮子。有一天天还没亮,那个小孩子就跑到县衙去看石狮子，远远的看到衙役在石狮子旁用棍子打一个乞讨者，打的他满身是血。走进一看石狮子的眼被乞讨者的血染红了，拔腿就往西北方向跑。跑了一会儿，他听见后面狂风呼啸，海浪咆哮，好象紧跟屁股追赶他一样。他不敢回头，没命地跑。当跑到一个岭顶上，他才回头一看，啊!偌大的石河县不见了，成了一片汪洋…… 这时，山顶上的人们陆续聚在了一起，这便是石河县善良诚实之人。他们东望大海，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他们为躲过一场大难，向着太阳欢呼雀跃!从此，这些人便在山岭周围居住下来。经过变迁兴废，建立了一个新城。因大难过后，适逢红日东升，人们把这个城起名叫“日照城”。 日照，日出初光先照。 每当和外地人如此一侃，腰杆顿觉倍硬，好像真的日头先从这里冒出来一样。后来闲时翻了几本老书，越翻底气越不足。 日照之名，既响亮又正宗，始于北宋。 据明《一统志》：宋哲宗赵煦元佑二年（1087）设日照镇，属莒县。第二年于高密县的板桥镇（今胶州市）置胶西县兼临海郡，日照镇又划胶西县，归密州。 “日照”之名，即始于此。 但是，日照由镇升格为县，却“出身不好”。确切说，是蒙“异族”——女真人所赐。 1141年，岳飞蒙冤被害，宋金达成“绍兴和议”。从此，西起大散关，东至淮水，南属宋，北属金，今之山东全境为金地。金把宋在山东地区所建的京东东和京东西两路，改为山东东和山东西两路。东路治所青州，西路治所东平。 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即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二十四年（1184），金国升日照镇为日照县，属山东东路莒州，并自此筑城浚池，始有日照城。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把“山东”作为山东地区的行政区名，也是第一次以“日照”为县名作为山东省的地方政区。自此，历经元、明、清三代，“山东省”、“日照县”，始终如影随形。 直至1985年3月22日，国务院下发（85）国函字43号《国务院关于山东省撤消日照县建立日照市的批复》，日照撤县建市，历801年。 对于“日照”的来历，有明万历十八年（1590）日照知县杜一岸的《日照县志·旧志序》为证： 古无日照，有之自宋镇金邑（邑，旧时县的别称）始。 《续山东考古录》卷二十一日照县下记载： 纪要（云）日照汉海曲县，置盐官，名曰日照，按汉时无日照名。 在明嘉靖《青州府志》和清康熙十一年（1673）的《日照县志》里，此事说得更为仔细，前者载： 以濒海日出处故名。 后者则妙笔生花—— 日出初光先照 随后，元、明、清皆因之。而至光绪版的《日照县志·艺文·新改建学碑记》则记为： 日照僻处东壤，与扶桑相掩映，因以名邑者此也。 “扶桑”――神话中的神木，传说日出其下。 楚辞屈原《离骚》： 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 《淮南子·天文》： 日出于阳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 关于“日出初光先照”的“地利”，亦曾得海外认同。曾任大明王朝高丽书状官，后任高丽庆尚道按廉使、艺文馆直提学和大提学，封号下侍中益阳君忠义伯王的高丽状元郑梦周在旅游历华夏时曾专以《日照县》为题留诗一首： 海上孤城草树荒，最先迎日上扶桑。 我来东望仍搔首，波浪遥望接故乡。 当然，对此最形象的描述，当属邑人。清代日照学者丁恺在其《望奎楼遗稿·论日月》中这样记载： 后闻奎山道士及里人言奎山观日出……必于中夜。其时万井如墨，乃于山巅东眺：初见一轮红光自海外起，海水渐赤，近海诸天霞光四射；倏而波澜涌起，作珊瑚万枝状。渐渐地日轮半露，随海水动荡，乃见赤人顶五彩盆如芙蓉万朵托日而出，日色深赤若硃。尔时海波作金银色，光射目。日之轮廓不可名大，约随意之可想以为大小，赤人纵送不已，日渐升，其终一送，而日已离海至中天矣。视赤人已复归海。波散为赤霞，南北诸方悄然无闻，鸡尚呴伏也……吾邑以日照命名，当沧溟空阔之地……乃以宇宙奇观终身不克寓目。 【2】 日照虽古有“大洋环东，群山萃秀”、“山连岱岳，水汇沧溟；齐鲁错其疆，徐淮接其壤”之说，有“青郡要地，东省藩篱”之称，但客观地说，刚自立门户时，日照家产了了。 金朝改置日照县时，以梁乡之南为日照，之北为胶西，后归诸诚辖，并于梁乡置镇。 《日照县志·古迹》载： 明统志谓日照所辖四镇，有石臼、涛雒、沙沟及梁乡之半。 如此说得非常清楚，日照立县只初仅“三个半镇”――“梁乡”、即“两城”的一半名义上“主权”归日照，实际上“治权”属诸城，此乃数百年来百姓所言“三个半镇立日照”之由来。 公心而论，日照实乃一偏僻小县，以至前来做老爷的都觉“安排”得不理想。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盐城人、进士成永健前来日照任县令，虽正值康熙盛世，但仍不免这样《初至海曲遣怀》： 歧途历尽复何论，海曲山深到郭门。 百道横流千仞壑，万株松下几家村。 凋残市井初惊眼，冷落炊烟欲断魂。 自是劫根消不得，夜来犹自把清尊。 老日照城虽非常小，巴掌大，但也有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东门曰“永安”，在今东港区政府院东墙南端，海曲中路与华阳路交叉处偏东；西门曰“振武”，即海曲西路药材公司楼稍西处；南门曰“朝阳”，今区政府招待所南侧，八村老南北街北头；北门曰“拱极”，是现在正阳路北端老市医院东北隅墙外。 不过需说明的是，这是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时任知县的河北清远人张执中扩建后的新城，“朝阳”、“拱极”、“振武”即此次所新设。在这之前，笔者所能查到的史料，仅为元朝至元十七年时的城门之名，东门“永安”即由此始，而西门则名之为“太平”，在现市百货大楼西侧。此后，西门一直“太平”到1557年，才由“太平”变成了“振武”，两字之改，亦可看出大明王朝的气数，此时离1644年崇祯帝朱由检在煤山上吊仅91年。 在冷兵器时代，筑城浚濠，无不为防御之需，不是防“流寇烧杀”，就是御“皖捻焚掠”，盖为“自全计”而筑之，城既有土城和石城之分，还有内城外城之别，即所谓的内城外郭，城的“级别”，取决于这里的经济和军事价值。因此，1184年日照与胶西分家时所筑的只是一土城，而且无论是此后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另一个“异族”——蒙古人翻修，还是再后的明正德七年（1512）代理日照知县王伯安重修东、西二门，日照都仍是一个土围子，直到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城墙东部才砌以青砖，高两丈六尺，厚八尺，增建瓮城重门，敌台四座。三十七年后明崇祯三年（1630），日照城的四里土围子才终于硬起来，全部砌成石墙。 此时，大明王朝已是内忧外患交织。关外，满清在黑山白水间迅猛崛起，一统蒙古、朝鲜，窥伺中原，并于明崇祯二年首次突破明军防线，杀入山海关。随后，两次侵入山东大举烧杀抢掠；关内，“流寇”峰起，攻城略地。所以，“硬化”后的日照城就有了鲜明的军事特色：炮台12座，垛口1483个，城楼4座。 之后，清顺治九年（1652）时任知县的河南长垣人吕补衮于新城外挖“浚濠”，深广皆丈二尺，并围以马墙，也就是老城关人说的马道。当然，出于对后人负责，先看风水后挖沟，地脉入城处严禁动土。 清康熙七年（1668）一场地震使日照屋倒城塌，6年后知县杨士雄再次重修，从此到清末修修补补又是4次。 坦白地讲，在由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海洋经济到来之前，地处偏僻的日照在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的份量几近可有可无，加之先是“大明”御倭寇，后是“大清”防台湾的郑成功，在相当长的时间奉行禁海政策，“严禁片帆下海”，日照的几个“海口”所及的不过是点“渔盐之利”，所渭的“大洋环东，群山萃秀”、“山连岱岳，水汇沧溟；齐鲁错其疆，徐淮接其壤”和“青郡要地，东省藩篱”之说，恐怕只是当地几个落第秀才的自慰。从此意义上，我们很有必要仔细悟一悟“因港立市”和“依港兴市”的含义，悟一悟我们时常挂在嘴上的“桥头堡”的含金量，出了日照地还有几人知道，毕竟泰山不是垒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老百姓有句俗话说：千年的大道走成河，但离吕补衮“浚濠”不到300年，进入民国后，日照城东门外“深广皆丈二尺”的护城河却“走”成了大道——护城壕成了护城街，其他处的壕沟也早已不复存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县政府所能做的仅是“不为敌所用”，扒掉城墙一走了之。反倒是日本鬼子为“大东亚共荣”，用刺刀逼着在古城墙基上又修了一新城墙，高约古城墙一半。 抗战胜利后，城墙再次被拆，四门尽辟。 1958年南北阁楼拆除，自金以来历时770多年的日照古城墙终成历史。 【3】 尽管日照筑城，是为“自全计”，但每逢兵荒马乱，日照城池都未能“自全”。 日照城墙由“土”而“石”，直接目的是为朱明王朝绵延子孙万代，但1644年在一片“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的歌谣中，李自成的大顺旗还是插上了日照城头，并任命了自己的县令王良翰，尽管前后只二三个月，椅子还没坐热，但毕竟也“为官一任”，且力所能及地“造福一方”。尤其体现在农民造反的最高理想——“杀富济贫”上，当时日照数得着的大地主厉宁的4000多亩地全被大顺政权给“均田”了。史载： 所有田产、牛只、家属，悉为……瓜占。 明清易鼎，日照城归清后曾“自全”了200多年。 近代以降，华夏多难，日照亦不能免。尤令日照难堪的是，德意志圣言会传教士和“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惯匪都曾在县太老爷的太师椅上发号施令。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在后街头村（时属日照县）一带传教的夏教士听信教民之言，声称该村要“聚众灭教”，威逼县衙严究。迨经县官传讯，始知教民王英环等因向屠户历学珍赊借未遂而捏词耸听，以图报复并讹索村民许言踵的财物。而刚由曹州府调至日照县的传教士薜田资，下车伊始，不问清红皂白要把许言踵送县治罪，否则： 必派洋兵围庄剿杀！ ――《总署收开缺山东巡抚张汝梅文》，《教案＜六＞＝ 薜田资的无礼，导致“群起不平”，11月9日把他架至村外庙中评理，适逢大集，看热闹的里三层外三层，有的揪了薜田资的须发，村民在愤怒之下抢了部分教民的衣物。 县令吕炳元深知此后果不堪设想，一面急报沂州府，一面星夜赶往弹压，并把薜田资接回县城保护。沂州府闻报大惊，忙檄委候补知县乙沛恩前来会同查办，适值德副主教福若瑟由青岛到日照，遂18日签订了严惩首事之人、赔偿教民损失的合同。 但主教安治泰却十分不满，然因“无所借口”，便称“薜田资受惊伤脑，顿翻前案（《德国在山东》第四章，约翰·E·施雷克）”，并亲至省洋务局施压，山东巡抚张汝梅只得派兖沂道彭虞孙再与之谈判，最后不仅被额外勒索25000两白银，还屈辱地接受了由官择地在县城修教堂一所、县官率绅士公开赔礼等条款。 如此一来，教士教民欺压平民之风日甚，安治泰叫嚣要“德军出兵沂州府，给中国官吏一点厉害看看”，并得到德国内舆论一边倒的支持和外交大臣布洛克的公开表态。当年12月，安治泰向德国驻青岛总督叶世克和驻北京公使海靖提出出兵沂州府的要求。次年3月，又派薜田资和另一传教士到青岛与叶世克商定出兵沂州府，占领日照城。 3月22日，由少尉冯·韩耐曼率以行商为名的先遣侦察组在黄谷河村西住歇，德人向手无寸铁围观的乡民开枪，当场打死张狗剩、孙四二人，重伤两人。 29日，“高风”号等三艘德国兵船载300人驶离青岛。次日凌晨，一部在法根海的带领下在石臼所登陆，进犯日照县城，几乎一枪未放，锯断城门栓后入城，占领县衙；一部南下直扑安东卫。 德军在县衙发号施令，布告全县，限6日内把薜田资一案犯拿获，10日内审明定罪，并究出恤款，声称如“抗违不从，必为我兵所拿，并邑城绅士数名解赴青岛”治罪（《青岛德督致日照县函》，《教案＜六＞》）。 与此同时，柏林假惺惺地电告列强：德国此次行动“并无领土野心”，而仅是一项“政治措施（《德国在山东》第四章，约翰·E·施雷克）”。海靖也告知清政府：“中国官兵力不足”，所以德派兵“助地方官护教（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分别电寄张汝梅和吕海寰的《谕旨》、《德宗实录》）”。 而究其根源是德人为正与清政府进行的津镇铁路谈判施压，以掠取更多权益。对此，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一针见血：“就目下情形而论，日照教案，津镇铁路，其大端也（《总署收军机处交出内阁侍读学生高燮奏折》，《教案＜六＞》）”。故直到5月25日津镇铁路借款合同谈判结束，德军才从日照退兵，但仍抓走吕启业等5名绅士，借口是为薜田资案获犯作质，实际是为安治泰索取沂州教案的赔偿。直到6月底，安治泰又索77020两白银的赔款后方释放人质。 事后，“心累”已久，愤而以病辞缺的张汝梅在给清廷的奏折中痛陈： 山东教案之繁，办理之难，尤以日照沂州为甚。德人动辄之以兵……海疆重地，后患靡穷。 ――《总署收开缺山东巡抚张汝梅文》，《教案＜六＞》 如果说“日照教案”尚“提高”了地方知名度，一时偏僻小县竟吸引了列强的眼球。而30年后，惯匪刘黑七在日照县衙里耀武扬威，则完全是日照的耻辱。 1931年农历八月十一，日照城再次被刘黑七（刘桂棠）攻破，县长胡相衡竟成了阶下囚。 【4】 兵荒归兵荒，马乱归马乱，自古有县城，就得有县衙门。今东港区政府大院就是老日照县的县署，西至西墙，东到大门以东约三分之一处。这最初是哪一年、哪一任县大老爷的功德，现已无从考证了。 县志上说，明朝初年就有大堂五间，正中三间，东西两端各一间承发室和资料库。大堂东侧有10间吏房，堂前有仪门，左右有角门，再往前就是大门了。 据现有的资料看，明朝的县太爷很喜欢搞装修，从1502年到1615年先后装了六次，仅万历一朝就是五次，分别是万历十五年知县张尧辅、十九年和二十一年知县杜一岸、三十三年知县李文星、四十三年知县陈如锦，其中与“迎宾馆”有关的三次。 这里需单独记下一笔，与以往历次装修不同，明万历三十三年，时任知县的河北直隶威县人李文星的装修，只是在仪门内立了一个箴石坊，并手书： 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 在此需说明，有文章言此楹联乃知县李文星自撰，这是误解，因该联不仅见于日照县衙，而且书于诸城旧官署大堂两侧，见于河南卢氏县旧官署石碑。 据牛树森先生考证，此联出自宋代之“戒石铭”。 “戒石铭”源于五代，后蜀孟知祥称帝，年号明德（934），他对共同打江山的功臣施以“宽厚”，但属于却借机虐民害庶，民怨沸腾。孟知祥死后，16岁的太子孟昶继位，这位少年皇帝大刀阔斧整顿吏治，严惩贪官污吏，并于广政四年（941），撰写《戒谕辞》告诫吏官，其文云：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安绥。 政在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 宽猛所得，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 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舆是功，军功是资。 朕之爵赏，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 为民父母，罔不仁慈。勉尔为戒，体朕深思。 后来，宋灭蜀后，太宗赵光义鉴于后蜀不战而亡的教训，摘录《戒谕辞》中的四句为“戒石铭”，诏令各府县衙门将此16字勒碑刻石，立于公堂之前。 清康熙七年（1668），日照县内大地震，署内堂宇门楼皆震塌。清康熙九年，知县杨士雄（浙江义乌人）捐俸筹资修复。竣工后，杨知县亲书楹联： 清心庶政务， 正己正万民。 还是回到老话题，抗战胜利后，约1947年之前，两城终于回归，全属日照，日照也自此一步步家大业大，日子一天天好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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