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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论 人类自具备思维能力伊始便非常关注头顶上美妙绝伦的星空和浩瀚无垠的宇宙，尤其自农耕文化起源后，人类便把她与脚下的大地密切地联系起来，认为她们之间周期性的变化一定存在着某种密切的内在联系，其中奥秘永远吸引着人类中的思想者上穷碧落下黄泉。星空周期性的变化成为人类探索自身居住的地理单元内的昼夜、季节、年度和大跨度的纪元变化的关键参照系，甚至成为人类探索自身和人类社会周期性变化的参照系。因此，天文学便成为了自然科学体系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学科，正如恩格斯提出：“必须研究自然科学各个部门的顺序的发展。首先是天文学——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要定季节，就已经决定需要它。”而笔者认为，农耕民族在生产劳动，物质和精神活动中远比游牧民族需要天文学的指引，故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文明中，都是农耕民族率先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体系。 由于人类观测星空和宇宙的历史是如此的悠久，他们热衷于把对星空和宇宙的认知尽量地融入到其时代的物质和精神艺术活动中，但却没有留下几篇文字说明。这样，当代研究古代文明的学者便不得不面对着一个巨大的困难：久远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文献仅剩下难辨真伪的只言片语，遗址和文物只留下神秘莫测的符号图案和寂静无语的墙基柱础，一切以语言或文物承载的远古文化信息早已因为面目全非而变得渺渺茫茫。虽然困难重重，但没有别的选择，历史与考古学者的志向和责任依然驱使他们不得不回溯深邃久远的历史，希冀探索出人类文明的早期面貌，其第一个目的是为了认识和理解人类文明的过去，最终目的则是找到人类文明的未来。由于宇宙和星空是不断变化的，当代人类又生活在充斥着各种现代工业污染的城市人工环境当中，曾经灿烂而美妙的星空早已被遮挡在厚厚的雾霾和尘埃之后，要去认知数千年前那段漫长的人类与星空深度合一的久远文化是难以想象的。不过，20世纪60～70年代才出现的天文考古学和环境考古学为我们提供了两种破解一些我们难以理解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现象比较有力和有效的科学研究方法。 中华民族在近代以前一直是世界上最纯粹的农业民族，先民们在万年前就在东亚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产资源基础上，在气候和地理环境变化契机的诱发下逐步发展起来一个生产规模无与伦比，文化面貌独树一帜的农业文明体系。在这个独特的文明体系影响下，先民把宇宙看成是一个统一体，她不仅统一了地球生物圈，统一了人类世界，也统一了中国的国家、宗族、家庭和个人，统一了中国人的认知和知识体系。归纳起来，就是宇宙与自然界和人类在各领域完成“天人合一”的终极目标，故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在早期发展阶段中皆与天文息息相关，这就是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的：“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 中国文明认为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宇宙决定了中华民族所认知的世界的一切物质和生命规律。要认识这些规律，推动农业文明的发展，天文学成为必然的首要知识。因此，中华民族在中国传统农业开始蓬勃发展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已经非常重视观测星空，为了农业生产和农耕文化的发展而细心地、系统地观测天文。《易·乾》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虽然孔颖达的解释脱离了此卦本意，但也说明了天文与气候变化、农业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随着东亚地区农业生产规模的增加和技术的提高，天文知识对指导小至聚落，大至国家的农业生产皆起着日益决定性的作用，各部落首领和地方政权日渐把天文学看成统治的决策依据，故孔颖达云：“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最后天文学竟成为了东亚地区部落首领们和国王们统治合法性的依据，于是中国统治阶层决定垄断天文学，这才产生了“绝地天通”的法令，而天文学家不成为王之肱股之臣，也可能成为大祭司，甚至可能直接成为神权合一的王。 中国文明这个特质与西方文明有本质的区别。西方文明虽然坐拥两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希腊的天文学体系，但自古希腊以后，其文明本质已经是商业文明，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对天文知识需求不大；而且西方民族一直是非此即彼的虔诚宗教徒，他们一直认为宇宙是唯一的上帝创造的，是完美无缺的，不需要人去观测和研究，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落后的水晶球宇宙观禁锢了西方思想上千年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因此，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西方民族除了其中极个别哲学家之外，上自统治阶级下至黎民百姓没有几个人需要关心宇宙的问题。 因此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天文学只限于个别哲学家们自娱的私密，统治阶层并不需要天文学作为决策依据，更不会把天文学家纳入到统治阶层中来，天文学家与政府和教廷是完全对立的关系。因此托勒密才批判性地说：“希腊的天文学家是隐士，哲人和热爱真理的人。”他指谁不热爱真理已经不言自明。身为法国海军军官的瑞士汉学家、天文学家德莎素（Léopold 在地球人类文明圈中，玛雅文明堪称是中国和西方这两座文明高峰之外的一朵奇葩，是与中国文明最相似的一种人类史前文明。自新石器时代末期至今居住在中美洲的玛雅民族与旧石器时代末期至新石器时代早期生活在东北亚的人群有着千丝万缕的体质和文化关系。古人类学研究证明，东北亚蒙古人种与美洲土著的祖先有血缘关系；考古学研究证明，美洲土著，尤其是中美洲土著的史前文化与东北亚新石器时代早期的文化有许多渊源。出现这些渊源的原因与第四纪冰川有直接的关系。在文化上，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他们对星空的关心和对宇宙的认知，这是这两个文明最显著的文化相似点。在天文观测中，西方民族使用的是黄道坐标体系，而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开始，中华先民则逐渐建立起了北天极和赤道坐标体系，它们代表了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的本质区别。那么，玛雅民族使用了什么坐标体系呢？ 在中美洲文明的前古典期（公元前1 在雕塑和壁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是玛雅文明的玉米神、英雄双胞胎、商业神等的雏形，其中最重要的是玛雅民族最古老的上位神，伊察姆·乙——至尊神鸟。从前古典期的圣巴托罗玛雅壁画到后古典期仅存的玛雅文字《巴黎手稿》、《马德里手稿》和《德累斯顿手稿》，伊察姆·乙至尊神鸟在玛雅诸神世系中皆代表着上天的最高神力。在圣巴托罗壁画中，至尊神鸟高踞在大地中间支撑着大地和天盖的宇宙树（擎天柱）之巅，代表着创造天地万物的至高无上地位。 “至尊神鸟”和“宇宙树”是玛雅文明宇宙观的两大核心，玛雅民族对此两者的研究和崇拜贯穿着玛雅文明延续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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