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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在春秋战国时期以前似乎被学者或思想家不太看重。古人写文章喜欢引用前贤的名言警句，可引用《易》的内容不多。《论语。述而》有“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之语。但直接引用《易》的不多见，而《诗》《书》的引用有很多。《墨子》一书无《易经》引用，《老子》，《庄子》也没有。即使儒家的代表作之一《孟子》一书也难见《易经》相关内容的引用。《荀子》一书，引用也了了，“善为《易》者不占”（《大略》），是说真正学《易经》的不是要学占卜，而是学前人的思想。“《易》之《咸》见夫妇。夫妇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咸，感也，以高下下，以男下女，柔上而刚下”。还有是对“括囊，无咎”的批评。做人不能太谨慎，该说的话，该做的事必须做。除了《国语》，《左传》有用爻辞解说卦象外，其他思想家，理论家都是用爻辞，象辞做说理论据。我以为在先秦，《易》远不如《诗经》，《尚书》等影响力之大，仅从被引用这一点来说，《易》比《尚书》《诗经》甚至《论语》，《老子》等名家中的思想，名言，典故都要少得多。 《易》被作为经，大概是两汉之间和以后的事。《说苑。君道》有“《易》曰：‘夫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达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于身，加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君子之所以动天地可不慎乎？”批评陈灵公“行僻而言失”。说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号垂显令之名者也”。 《说苑。复恩》有“《易》曰：‘劳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认为“君臣相与以市道接”，市道，就是交易只道。下级要报恩，上级要懂赏，在《易经。系辞上传》中，此语是孔子的话。“子曰：‘劳而不伐……” 在《正谏》文中，有“《易》曰：‘王臣蹇蹇，非躬之故’”。此文是《易经。蹇卦。六二》爻辞。在古人看来，“人臣之所以蹇蹇为难而谏其君者，非为身也，将以匡君之过，矫君之失也。”。 在《敬慎》文中，有“孔子读《易》，至于损益，则喟然而叹。”子夏问孔子为何叹息。孔子说，“夫自损者益，自益者缺，是以叹也”。子夏问孔子，读书人“不可以益乎？”孔子说，“否。天之道，成者未尝得久也。夫学者以虚受之，故曰得……”。“《易》曰：‘不损而益之；故损’。自损而终，故益”。 在《至公》文中，古人认为尧“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得舜而传之，不私于其子孙也”的行为是“大公”之举。孔子曰：“魏魏乎，惟天为大，惟尧则之。《易》曰：‘无首，吉’。此盖人君之公也。”。在《指武》一文中有《易》曰：“存不忘亡”；“易曰：‘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也”之语，在《系辞下传》中为“子曰：’小人不耻不仁，不畏不义，不见利不劝，不威不惩。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在《辨物》一文中，有“《易》曰：‘天垂象，见吉凶，圣人则之，”，今文为“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教育人君重视自然变化可能给国家带来灾难。 读了这些资料，我以为《易经》在古代是经历过不同阶段的。 1，今天的《易经》在古代没有“经”的观念。孔子，荀子等都称为“易”。汉时也称“易”。是什么时侯称为“易经”，大约是汉之后。同时，古人引用“易”中语言，如《国语》，《左传》，孔子，荀子主要根据爻辞。如“无首，吉”是《乾卦上九》之辞，“群龙无首，吉”，在此省略“群龙”，主用“无首”，大约更要说明领导要公正。在战国之前，《彖》和《象》也许没有整合在一起。孔子和儒家只把爻辞当作经典在引用。也说明先秦的思想家，政治家并不看好《易》，是把他列为卜巫之术来对待。 2，把“彖”“象”等作为《易》的一部分，是汉代之事。凡是《易》上之语，包括爻辞，彖辞，象辞，文言，系辞上下传都是经中之语，可以与“易”的本经，爻辞同称。孔子的话也是易经的内容。我以为把《易》升为经学，是汉代人的功劳。《彖》《象》等说不定都是汉代人整理孔子的解说而加上去的。国家用行政手段立《易经》为官学，要求熟读十翼之类，因此《易经》作为整体延续至今。其实，《易》的卦辞爻辞是一个系统，《彖》《象》又是一个系统，其它则多是后儒所为。在我看来，如果卦辞爻辞出自文王之手是准确的，那卦爻辞所显示的思想要比“彖”“象”辞更平实思想更开明。“彖”“象”的观点比《系辞上下传》，《说卦》等更合理。 3，古今对《易经》文词的理解完全不同。如《涣卦。六四》爻的“涣其群元吉。涣有丘。非夷所思”中的“涣”字，现在多理解为涣散离散朋党之意。而在汉代，则完全不同。《说苑。奉使》中有赵简子打算偷袭卫国，就派史黯到卫国观察，原定一个月为期，可六天后就回来。对赵简子说，卫国现在遽伯玉当宰相，史鮋做帮手，孔子，子贡在那里做客，“于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矣”。据说，“简子按兵而不动耳”。意为周围群臣都很贤明，是吉祥之征。 4，古人引用经言，往往不精确。也许是全靠记忆，常发生误引，但只要能说明自己的道理就行，也不考证原文。中国人的随心所欲的治学精神不太好，从用“易”的例子可以说明。在古代，对经典上的话可以批评，如“括囊，无咎”，荀子就不以为然；而在汉以后，对经典的崇拜开始强化，圣人说的，经典上说的，都是真理，只能正面引用，不许非议。但在引用时又常存主观随意，断章取义，凭想当然理解古人的思想。 后读《左传。襄公二十八年》齐国发生的一件事，其中有一人的言论虽不是对《易经》而发，但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对前代圣贤所留思想的态度。特补引于此：齐国曾有崔杼之乱，崔杼与庆封是同事，不知庆封庆舍更阴险，在廬蒲癸歪参下，庆封除掉崔杼，庆封“好田而嗜酒，与庆舍政”，把权力都给了庆舍，庆舍知道廬蒲癸很有权术，就把自己的爱女嫁给蒲癸为妻。而庆舍与蒲癸是同姓同宗，古人礼制是忌讳同宗结婚的，因此庆舍有一个下级问廬蒲癸：“男女辨姓，子不辟（避）宗，何也？”廬蒲癸答道：“宗不余避，余独焉辟（避）之？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恶识宗？”在蒲癸看来，庆舍是家族领导，我只是一般成员，宗主都不忌讳，要把女儿嫁给我，我怎能拒绝族长心意。我只要要求满足，管他同宗不同宗。特别是“赋诗断章，余取所求”，可谓古人引用经典的名言古人讲话，写文，喜欢引用《诗经》，不管原文整体是什么意思，只求合乎自己口味，能说得通即可。引用两句，拉大旗做虎皮，证明自己的观点与圣贤相同，以增强说服力。很多古人读引前代名言警句，多用此法。这也是中国人读书一绝。《易经》的引用也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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