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正客观评价董其昌

    明万历三十二年（1604），湖广学政董其昌因拒收考生贿赂，被劣绅毁其公署，朝廷虽惩治恶徒并劝慰留任，其昌仍愤而辞官归隐故里松江。以后曾被起用为山东副使、登莱兵备、河南参政等职，均不赴任。日与知交谈诗论画、钻研艺术，与外界绝少往来，12年后突然发生“民抄董宦”事件。
    遍查《明史·董其昌传》及其他史书，均未记载此事，他的师友的诗文集中也无从叙述。有人认为此事乃其子所为，与其昌无涉故未记录。旅美学者何惠鉴、何晓嘉认为，“对于那些根据董氏政敌的一面之词及某些现代作者的一家之见，从而把一个明末典型士大夫的董其昌描绘成最违反儒家传统，以书画为谋求名利手段，是一个毫无德行、自私自利的无耻政客，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对待历史，殊堪疑问”。他们经考证认为：《民抄董宦事实》一书系“董其昌的仇敌所编”（《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以下本文只引人名而未注出处者均引自此书）。
一
    我们现在知道此事，完全是从野史中来，如旧抄《民抄董宦事实》《说梦》《景船斋杂记》等，后人的有关文章也都是据此摘抄发挥而成。这些野史说：董其昌62岁时，看中了陆兆芳家的使女绿英，其次子祖常就带了200多人到陆家抢走绿英，给董其昌做小老婆。时人为此作《黑白传》，说书人钱二到处说唱宣传。其昌闻之，甚怒，就把钱二与一听书的书生范昶擒捉锁打，认定此传是范昶所写。不久范暴病而亡，范母冯氏带着媳妇、孙媳等人到董家说理，董氏父子叫打手关上大门，把诸妇大打一顿，百般羞辱，范母气死。群众闻讯愤怒异常，从三月六日到十二日，“各处飞章投揭，布满街衢”。三月十五日，百姓拥挤道旁，不下百万，骂声如沸。从明伦堂到董其昌住宅周围，拥挤着成千上万的人群。董其昌父子雇了一二百个打手，从屋上向下泼粪溺，百姓乃上房拆砖瓦对打。至十六日，上海、青浦、金山等地的百姓赶来报仇。到了傍晚，两个小孩爬上房屋，把两卷沾了油的芦席点着，风势越来越大，把大厅以及数百间画栋雕梁、朱栏曲槛、园亭台榭一火而烬。
    人们在引述“民抄董宦”的文章中，不知何故竟然遗漏了一篇颇为重要的《黑白小传》。此书为雨苍氏所著，《墨余录》中的一章，是 作者毛祥麟，系生活年代稍后于董其昌的上海县人。他们同居一地，相距时间不长，自然知道得比较详尽确切。毛氏为文公允，不事煊饰，比较可信。文中说：“仲子祖常，性尤暴戾，干仆陈明，素所信任，因更倚势作威，郡诸生陆绍芬，家有仆生女绿英，年尚未笄，而有殊色，仲慕之，饵以金，弗许，遂强劫之，陆愤甚，遍告通国，欲与为难。得郡绅出解，陆始勉从。”此处明确说明不是董其昌看中绿英要她做小老婆，而是其次子祖常。文章又说：“时有好事者，戏演《黑白传》小说，哄传一时，文敏闻，怒甚，疑书生范昶所为，日督其过，范无如何，因诣城隍庙，矢神自白，乃不数日，而生竟暴疾卒”，范母谓为董氏逼死，率女奴登门诟骂，仲即闭门擒诸仆妇，褫其袒衣，备极楚毒，人情多不平，“范生子启荣，广召同类，诉之公堂，但悬而不断，众见事无济，遂相率焚公宅及藏书楼，财产文物一抢而空”。此处也说明范生乃病死，范母也并未被锁打而亡，擒诸仆妇作恶者乃是祖常。
    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在董其昌故居地闵行区马桥镇董姓家中发现明代手抄本《民抄董宦警示录》一书，共74页，略有残缺，页数亦有颠倒，经审读后，原来是《旧抄民抄董宦》的又一版本。此书其后附松江各府县机构的公文及地方人士的呈文，真实地展现了“民抄”的全过程，是不可多得的重要研究资料，现将这些公文及呈文初步汇总整理如下：“昶子启荣，诉之署府。”“生员齐集明伦堂，恳府究治。”乃“牌拘陈明，下狱以治之。”“诸生咸颂昭雪之速。”“并无聚众扛帮，攘臂喧逞等情。”“董宦及范启荣俱不在家，彼此已无对理。”又说“董宦夙有文望，名重乡邦寰中，缙绅中咸以为今之米南宫、苏玉局，物外玄襟。”“董思白，高明闻旷，乡党所推。”“则奴辈之不法，而或董宦未之知也。”说明其昌不知情而且不在家，印证了他在苏州访友的说法，而官府及士绅对他的评价十分尊敬。生员“郁伯绅自持悬河之口，巧行下水拖人之术，网渔人之利，富生粟监，受诈者不少，率众鸣学，持檄禀府。”“张扬誉赴府求援。”“陆石麟系其传檄、造檄之人。”“张复本、翁元升、沈国光鼓如簧之舌，皆当先讲事，而附之翼。”“冯大辰系启荣至戚，挾词诬告，同投冤单。”“方小一出冤单之手。”这些文人“造作飞单投揭，布满街衢，刊刻揭纸，沿街塞路”，弄得沸沸扬扬。
    “王皮、曹辰，一系凶徒，一系恶少，一条龙地扁蛇，皆郡中打行班头。”“王昇、金留等残贼性成，打抢机熟，速祸喜乱……”这些流氓无赖，见书生闹事，趁机煽惑民众至董府寻衅，而“松之人，每遇一奇闻，辄观者如堵，海邦之民，群集街道。”“三四荤利抢之徒，乘机局掠。”说明参与者非外县乡民。“事外之人，辄从中鼓煽，构此奇变，狂生发难，恶少横起。”“祸因利抢棍徒，间有报怨之民，乘机蜂起。”“放火董宦房屋者，出自多人，而纵爇于两未冠手，其一上海声音面肥者，现辑未到，其一华亭声音面麻者，为曹辰，当堂质之邻里，众目咸认识矣。”“一条龙即系胡龙，地扁蛇即朱观。”这些奸民，“嗜抢如饴，走险若鹜，固其素刁，乘机进入董府，将其文物珍宝，一抢而空，而董宅不久为烬矣！”事发之后，其昌只要求府县“未求正法，先求正名”，将“民抄”正名为“士抄”，其他不再追究，并未要求杀儒生100人。署府吴理刑钦佩“董宦宏襟广量，亦云冰消雾散”，兵道亦据此定性为“民抄”，将行凶者正法，书生15人，按罪之轻重，有的黜革，有的永不叙用，有的稍加惩罚，并未如野史所述，杀了100个秀才。
    此书第四部分，已缺佚，据藏书者回忆：“此节没有标题，记述风波平息后，各府缙绅官员纷纷致函其昌表示同情，愿意捐资相助，助其重建家园。其昌感慨万分，逐一谢绝。”其昌如贪婪，大可乘此大打秋风。
    这本手抄本的出现，其中所述，除了祖常强抢民女与凌辱范母之外，其他都与野史截然不同。
二
    有评论家说董其昌生活糜烂腐朽，理由是他娶有姬妾，这种指责是违反历史真实的。在封建社会里，稍有地位之人娶有三妻四妾是平常事。其昌生在明代，自然未能免俗。撇开所有的封建文人而独责其昌，至少对历史人物的裁处有失公允。更有人引用野史，说其昌“沉迷房中术”，“淫童女而采阴，造娼院以觅利”，“八十多岁了还霸占许多年轻貌美的小姑娘，终日与她们寻欢作乐”，并引陈继儒之语，说他不知“老之将至”。陈是他的终身挚友，陈的话应该是可信的。然而查了《陈眉公全集》，原文却是“对客谈笑，竟日忘疲，不知老之将至”，删去了前面8个字，与原意截然相反。现任官员开设娼院觅利是违反大明律法的，御史为何不上奏参革？再说，他和朋友王时敏、陈继儒、莫是龙、汤显祖等经常唱和作画，如其昌品格鄙劣，焉能与如此名重一时的俊杰频繁交往。
    董其昌“性和易，通禅理，萧闲吐纳，终日无俗语”（《明史》），但他常常接近于自负的孤傲，他对自己的鉴赏能力和艺术上的成就，有完全的自信。他曾说：“神仙自能拔宅，何事旁人门户间”（《容台集》），“他反对矫饰，提倡率真见性，是明中叶以后，领先泅游于这个时代思潮里的弄潮儿中的佼佼者”（《侗廔》）。1937年，邓之诚教授评定董“为政治家，甚至是一位哲学家”（吴纳逊语），日本的奥崎裕司说他“是个天才的大艺术家，同时又是个大思想家”。杜维明称他“是一位有卓越成就的传统文人，既是诗人、散文家，又是文学批评家、重要的历史学家。其中首要的，他是明末杰出的书法家，也是中国传统绘画后期最有影响的人物”。日本古原宏伸誉其为“艺林百世大宗师”。其昌“善待平民，和易近人，不为崖岸，庸夫俗子，皆得至其前”（《列朝诗集小序》）。其昌“不喜附丽为名高”（陈继儒语），且又“最矜慎其画，贵人巨公，郑重请乞者，多请他人应之”，达官贵人以重金请乞者，不是严词不予，就是给其家属仿作的代笔书画（《列朝诗集小序》）。在乡时，与地方豪绅从不往来，即使欲与其通款曲而特邀也托故不去，更何谈求画之事，因而得罪了不少朝野人士。在其背后，确有一股朝廷与乡里狼狈为奸的时刻窥察、伺机攻击的黑势力，其昌次子的恶行，正是这股黑势力进攻的大好时机，朝庭中其昌的政敌撺掇地方劣绅，上下勾结沆瀣一气，收买无耻文人及地痞无赖，煽动不明真相之人，火焚董宅，将其子之罪诿之与他，扩大宣传。他们授意无聊文人编造，形成后世所传的“民抄董宦”事件。其昌自己也隐隐地感到有人在暗中窥探，伺机起事。在其致友人信中，时有抒泄受小人中伤的忧愤悲凉心态，如“闻吾乡此人，至今下石未已，则更有何事可损于弟乎，僻居五年，炎凉万状，亦有小人当事，欲以弟为媚人者，示命抵隙，乃竟无一失加遗，即小仆辈亦未有一词之牵者”，又说“七八月间，吾乡有一人，而又属山阴令中伤我家”，他感叹地说：“盖正人君子，持论者众，骤而翻局，亦不得之数也”“乃亦同时厄运，遂无意复相慰藉矣！”（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明人尺牍》上册）。
三
    晚明时代，皇帝昏庸，党祸惨烈，道德衰微，政局变幻无常，官僚士大夫及关心朝政的学者惶恐不安，有的奋起抗争，有的迫害而死。熹宗即位后，宠幸阉宦魏忠贤，朝政大权被权阉掌握，政治日益腐败，东林党人交相弹劾，大臣或惨遭杀害，或入囚天牢，备受摧残。董其昌是个热爱艺术胜于生命的人，如果身体被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而在政治以及社会关系上取权宜妥协之举，有意识地回避政治而返乡归隐，惟于翰墨书画自娱，自言“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如吾（于我）如浮云”。但在其冷漠面具的背后，有时还会激发出治理国家的真知灼见。
    熹宗即位，宠信阉监魏忠贤，任为司礼秉笔太监，兼掌东厂，专横国政，权倾朝野，其昌放言“不甘与小人同朝堂”，真是掷地作金石声。魏珰巨阉向其求画，被婉言谢绝。1625年，他任南京礼部尚书时，魏阉向他百般拉拢，他都巧妙地虚与周旋。天启年间，皇上赐魏忠贤生祠即将落成，魏亲自请其昌为他题写匾额，董左右为难，最终选择了洁身自爱的巧妙方法。他骑马郊游，故意从马上摔下，将白布悬吊右肩。摔伤的消息不胫而走，魏无奈，只得另选他人（《一代宗师董其昌》，北京出版社）。不久，“其昌深自引远，逾年，告假归”（嘉庆《上海县志》）。“人皆叹公之先几远引焉”（《无声诗史》）。有人说他在政治上圆滑，借隐逸企图混到更高的地位，事实证明并非如此。在他晚年，朝廷曾有意任他为宰相，陈继儒在为董夫人70寿辰祝寿序中写道：“夫人寻常蔬练，习而安之，但愿公热地避争门，急以求德归为幸，不以失宰相为忧”。董其昌的另二挚友夏树声、董斯张也曾写信说：“一过以一宰相未了公事”（《静啸斋存草》卷七），说明他连宰相也不想担任，足见其“无意为仕”。他开始害怕官场斗争，到后来更厌恶官场，直至真正地隐逸求高为尚。即使他在官时，不得不在公事上有所应付，但在内心深处追求自由，向往逍遥，耻于与皇家望族的人以及从属于官僚者同流合污，因而得罪了无数同僚，自然要遭受攻击。1613年，御史魏云中对他进行无端的控告。1632年，据说是阴谋反对礼部尚书黄汝良而遭到指控，幸而均查无实据而未受处分。
    其昌在天启年间，奉旨修《神宗实录》，他仿史赞之例，每篇系于笔断成《神庙留中奏疏汇要》共四十卷，别表进呈。其按语均由他亲自撰写，从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的见解、军事上的谋略、经济上的韬略，反映了他的进步思想。他在按语中的三分之一篇幅都是谈边防问题，认为边防是一个整体，在各方面应相互依赖、支援，不能只顾自己的个体利益。而主要的弊端在于用人不得其人，防御不得其法。他在辽东防守策略上，主张以守城为主，集中兵力，缩短战线，精兵利器，着重打击力量，同时重视情报工作，充分搜集了解敌情，恢复屯田以助军费。在东南沿海的贸易问题上主张实行开放，不要闭关自守，才能相互交流，有利国计民生。在财政问题上，他注意到当时朝廷在军费、宗藩、宫廷费用上大量增加，财政危机严重，他主张广开财源，注重节流。他大声疾呼开垦西北，以解决在财政上单纯赋仰东南，缓解边粮运输困难。他与徐光启交谊深厚、意气相投，这些主张得到徐的大力赞赏，如果采用，对于晚明政权的维持巩固当能起到重要作用。
    董其昌对君权的高度集中，也有独特的看法，他在《容台集》卷四中说：“立天子以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也”，又引周公语说“使有德者易以兴焉，无德者易以亡焉”后表白自己的想法，“藏天下于天下而不私者乎？迨德下衰，而天子者始掩天下而为一人之私利，一家之私业，一姓之私传，惟社稷之知私而已矣”。这种民主思想的来源，与其说是从孟子的“君轻民重”的主张，也有可能与西方民主思想的传入有关，史载利玛窦曾与董其昌相会，在他俩的谈话中，极有可能涉及西方的政治制度，而使其昌受到影响。他这种民主思想的萌芽，在晚明的复杂又腐朽的政治环境中，称得上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
    在《救荒弭盗议》中，他在如何解决“民饥盗起之时”的策略说：“抚流民而已，夫流民固民也，进可以战，退可以耕，饥灾所驱，惟食是仰，当是时，使奸雄用之，则倡乱之构也，使国家抚之，则富强之资力”，力主解决流民的衣食问题，关键在于处置是否确当，“沿途团结，给以粥糜，能劳苦者佣其力，有技艺者食其业”，“徐于农隙之暇，教以战阵之法”，“两利之策哉”！在《军兴议中》，他主张“辽东金、复、海、盖皆矿之所自出，一旦没入于虏，如赉盗粮”，又说“大都谋国之事，无全利，亦无全害，各从其所重，所急以为转移”。他说：“如九边互市，其弊必至于废武备，成积弱”，在高拱、张居正等大臣敢于承担责任，实行60多年来，边境的百姓得到了安宁，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京师得以安卧。说明董其昌具有面对财政，应时而为，大胆直言，为国分劳的勇气。
    在《议国计疏》中，他力主慎开源，重节流，斥开纳之弊，并提出“冗员当议”、“弊窦当清”、“奢侈当禁”、“吏治当饬”、“风俗奢侈当禁”的方针，以挽救“一岁之入，不足以支半岁之出”的困境。他在《读盐铁论题后》说：“桑，孔之术，圣贤所不道，然以救时，不可废。而文学概以井田，什一太古久远之法狙击之，所谓从旁议者，与当局异忧也”，“则并盐铁之利而散之”，“但药石以伐病，病良而扔以之养生，可谓知时务者也”，“疆域之事，或张或驰，皆于其穷焉而议之，则几矣”。在上述奏疏文章中，董其昌表达了“重利”思想，与封建腐儒墨守成规者有明显的不同，只有生活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者，才能有这种比较开放的思想，在当时，除徐光启之外，大臣中没有第二人，邓之诚教授评定他为政治家，是非常中肯的。
资料来源：《松江报》2013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