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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2015年12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杨临萍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商事审判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以下简称《具体问题》关于《公司法》修改后公司诉讼案件、证券投资类金融纠纷案件、票据纠纷案件、保险合同纠纷案件、企业破产案件的受理审理案件、银行卡纠纷案件案件、保理合同纠纷案件案件、保兑仓纠纷案件案件、以物抵债合同纠纷案件案件审理以及商事审判与刑事、行政诉讼等交叉的正当法律程序的相关问题等十个方面，在审判理念、裁判思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本文系对该《具体问题》中涉及的具体裁判规则进行提炼，供审判实践参考。由于本人能力所及，有可能导致对《具体问题》的理解错误，请自行甄别。需特别声明的是，上述《具体问题》的全文来源于网络，不能确定真实性。
一、关于《公司法》修改后公司诉讼案件的审理问题 1.公司章程对股东出资数额、时间和方式作出规定后，股东就必须按照章程的规定缴纳出资。股东未依照公司章程缴纳出资时，法院仍应当按照新《公司法》和《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中出资义务、责任的规定判令股东履行出资义务。 2.修改前公司章程就股东出资义务作出的规定，但新法施行后章程未被修改的，仍应当按照原先章程的规定确定股东出资义务和责任。 3.公司设立时在章程中规定出资数额及出资方式后，公司运营中股东通过股东会决议修改章程，延长自己的出资期限、减少自己的出资数额的，应当按照《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审查修改公司章程的决议是否有效，或者按照《公司法》规定的减资规则审查股东减少出资的程序是否合法。股东作出减资决议减少出资数额，但未进行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4.股东以过于微小的资本从事经营，在公司因不能清偿债务而破产时，股东债权的受偿顺序安排在其他普通债权人受偿之后。 5.股东因出资期限未届满而未缴纳出资就转让股权时，未缴纳出资为合法，不能适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十八条对虚假出资时补缴出资民事责任的规定。 6.债权人请求股东提前履行出资义务以偿还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应当申请债务人破产，进入破产程序后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五条使股东出资义务加速到期，保护全体债权人利益。法院应当向当事人释明，如债务人公司不能通过融资或其股东自行提前缴纳出资以清偿债务，债权人有权启动破产程序。 二、关于证券投资类金融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7.在审理金融消费案件审理中，金融消费者对其主张的购买产品或接受服务的相关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卖方机构对其是否履行了了解客户、适合性原则、告知说明和文件交付等“适当性”义务等案件事实，应承担举证责任。 8.衡量卖方机构告知说明义务的标准，应当根据产品的风险和投资者的实际状况，综合一般人能够理解的客观标准和投资者能够理解的主观标准来确定。 9.在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的情况下，除了金融消费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这一抗辩事由外，根据投资者的既往投资经验、受教育程度等事实，卖方机构能够证明“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影响投资者的自主决定的，应当认定免责抗辩事由成立，由金融消费者自负投资风险。 10.审理证券案件，在诉讼方式上，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可以单独立案、分别审理，也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实践代表人诉讼制度。在调查取证上，除了法官到现场调查取证外，还可以利用调查令、书面通知持有证据的单位提供证据等多种手段，补强查明案件事实所需要的证据。充分发挥专家辅助人作用，以利形成司法判断。 11.在实体方面要正确理解证券侵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要在传统民事侵权责任的侵权行为、过错、损失、因果关系四个构成要件中研究证券侵权行为重大性、交易因果关系特殊的质的规定性。重大性，是指违法行为对投资者决定的可能影响，其主要衡量指标可以通过违法行为对证券交易价格和交易量的影响来判断。交易因果关系是指违法行为影响了投资者的交易决定。重大性、交易因果关系是为了限制或减轻行为人责任的制度安排。侵权行为不具有重大性或者侵权行为与投资者的交易决定没有因果关系时，行为人不负赔偿责任。 三、关于票据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12.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时不负证明给付原因的责任，持票人只要能够证明票据的真实和背书的连续，即可以对票据债务人行使票据权利。但持票人取得票据的手段不合法，不得取得票据权利。 13.行使票据追索权需具备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实质要件是持票人的付款请求权得不到实现。《票据法》第六十一条规定的“拒绝付款”，不仅包括付款人明确表示“拒绝付款”的情形，还包括付款人客观上无力履行付款义务而无法付款的情形。形式要件是持票人应提供被拒绝承兑或被拒绝付款的证明。所谓证明，可以是退票理由书、拒绝证明，也可以是法院的有关司法文书、行政管理机关的处罚决定等。 14.票据追索权纠纷的被告可以是一个或者多个法定被追索人，多个被告之间应承担连带责任。 15.票据公示催告程序的适格申请人应是票据丧失前的最后合法持票人。法院应结合票据存根、丧失票据的复印件、出票人关于签发票据的证明、申请人合法取得票据的证明、银行挂失止付通知书、报案证明等证据，综合判定申请人是否为适格申请人。 16.票据公示催告期间不得少于六十日，且期间届满日不得早于票据付款日后十五日。 17.法院在公示催告程序中作出除权判决后，利害关系人对除权判决认定的事实提出异议，其有权向法院起诉请求确认其为票据权利人并撤销除权判决。利害关系人只诉请确认其为票据权利人而未请求撤销除权判决的，法院应当在判决书写明：确认利害关系人为票据权利人的判决作出后除权判决即被撤销。 四、关于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18.人身保险合同中，投保人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一般不是保险合同当事人。解除保险合同、返回保险单现金价值等权利属于投保人，而不属于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 19.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中，保险人是否承担责任应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法规、司法解释来判断。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中，保险人承担的是合同义务，保险人是否承担赔偿责任以及赔偿数额应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来认定。 20.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财产保险，适用损害填补原则。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不适用损害填补原则。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到伤害的第三人根据第三者责任保险获得赔偿后，仍可根据其自身的意外伤害保险向保险人申请理赔。 21.在认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的“第三者”时，应当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合同解释方法来确定保险格式条款中“第三者”的范围。如仍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按照《保险法》第三十条规定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 22.在审理保险代位求偿权纠纷案件中，有证据证明保险人已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的，法院应仅就被保险人与造成保险人事故的第三者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审理。保险人是否应当赔偿保险金以及赔偿金额是否有误，属于被保险人与保险人之间的保险合同纠纷，无需审理。 23.在保险人向第三者行使保险代位求偿权的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中，保险人在理赔中委托保险公估机构作出的公估报告属于认定第三者应承担的赔偿数额的证据。保险人未经第三者同意单方委托作出的公估报告，属于保险人自行委托作出的鉴定结论。第三者有证据足以反驳并申请重新鉴定的，应予准许。 五、关于企业破产案件的受理审理问题 24.申请人提交的材料符合《企业破产法》第八条的要求，法院即应当编立“破（预）”字号案件进行审查，并按照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向申请人出具相应凭证，然后按照《企业破产法》第十条规定的期间作出受理与否的裁定。 25.在决定是否受理破产案件时，法院必须依照《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进行判断。只有符合该条规定情形之一的，法院才能受理。 26.依法审查关联人申请企业破产时债权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对暂时无法否定关联债权真实性而裁定受理的破产案件，在受理后发现关联债权虚假的，应当依法裁定驳回破产申请。 27.法院应督促破产管理人认真审查债务人在破产前进行的交易、检索债务人企业的行为。破产管理人发现债务人企业实施了不公平交易行为的，法院要告知破产管理人及时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条的规定予以否定并追收企业财产。对破产管理人单独无法完成而需要其他有关机关配合的工作，法院要采取恰当方式进行协调。 28.对无法清算或者无法全面清算的破产企业，受理破产案件的法院应当明确其原因，并在终结破产程序时向债权人释明其可以依法追究负有责任的公司股东、董事等的民事责任。受理破产案件法院发现的涉及企业破产犯罪线索，应当及时提供给有关机关。 29.法院在受理重整申请时应当严格按照《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进行判断，明确重整所属的法定情形。 30.当企业重整计划只规定债务重组的有关内容，而营业整合或资产重组未予涉及或明显不合理，不具备可操作性的情况下，企业的重整计划应当由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按照《企业破产法》第八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自由表决决定。在利害关系人表决未通过时，法院不宜行使强制批准权。 六、关于银行卡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31.银行卡合同系格式合同，其格式条款的效力应依据《合同法》第三十九、四十条以及《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九、十条的规定来认定。发卡行应对其是否履行了《合同法》第三十九规定的合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 32.银行卡合同中约定的“凡密码相符的交易均视为本人合法交易”、“信用卡持卡人选择最低还款额方式时，应当支付全部透支款项自银行记帐日起，按规定利率计算的透支利息”等格式条款，应按照前述法律规定认定其效力。 33.审理伪卡交易案件中，持卡人应当对因伪卡交易导致其银行卡账户内资金减少或者透支款数额增加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发卡行、收单机构、特约商户应提交由其持有的案涉刷卡行为发生时的对账单、签购单、监控录像等证据材料。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的，应承担不利法律后果。 34.伪卡交易引发的银行卡纠纷案件中，发卡行负有按约给付存款本息、保障持卡人用卡安全等义务；收单行负有保障持卡人用卡安全的义务；持卡人负有妥善保管银行卡及密码的义务；特约商户负有审核持卡人真实身份和银行卡真伪的义务。任何一方违反义务，均应承担相应责任。 35.伪卡交易引发的银行卡纠纷案件中，持卡人基于银行卡合同法律关系起诉发卡行，发卡行因第三人制作伪卡构成违约的，应当向持卡人承担违约责任。发卡行承担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主张权利。 36.互联网支付中引发的纠纷中，发卡行与持卡人签订银行卡合同时，负有告知银行卡是否具备网上支付功能、交易规则、交易风险以及法律责任的义务。发卡行未履行上述义务，或者虽履行上述义务，但在持卡人未同意的情形下单方开通网上支付功能导致银行卡被盗刷的，应承担赔偿持卡人损失的责任。 七、关于保理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37.保理合同的案由在新的案由规定尚未出台之前，可将其归入“其他合同纠纷”中。 38.保理合同只要不具有《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合同无效情形，均应当认定有效。在保理合同订立时，只要存在基础合同所对应的应收账款债权，则即使保理合同所转让的债权尚未到期，也不应当据此否定保理合同的性质及效力。 39.审理保理合同案件时，法院应当以当事人约定及《合同法》中有关债权转让的规定作为法律依据。债务人收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应当按照通知支付应收账款。当然，债务人依据基础合同享有的抵销权及抗辩权，可以对抗保理商，但保理商与债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40.审理保理合同案件时，保理商明知基础合同约定应收账款债权不得转让，但仍然受让债权的，前述约定并不当然影响保理合同的效力，保理商以保理合同为依据向基础合同债务人主张债权的，并不能以此约束债务人，债务人可以此抗辩。债权人、债务人及保理商就基础合同的变更作出约定的，依其约定处理。无三方约定的，保理商受让债权后，债务人又与原债权人变更基础合同，导致保理商不能实现保理合同目的，保理商请求原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或者解除保理合同并赔偿损失的，应当支持。 八、关于保兑仓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41.保兑仓交易作为一种新类型融资担保交易，应用于大宗商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形式多样。其基本交易模式为：卖方、买方和银行三方签订保兑仓合作协议；买方向银行申请开具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根据买方保证金缴存情况，向卖方发出发货指令；卖方按照银行发货指令向买方发货；卖方对银行承兑汇票敞口部分以货物回购作为担保。 42.保兑仓交易模式中交易关系，法院要严格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从鼓励金融创新、促进商事交易、保障交易安全的角度，确认相关合同效力，不轻易认定合同无效。交易模式中某一环节合同无效，不宜当然否定其他环节交易的法律效力。 43.保兑仓交易中，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保兑仓交易并不真实，应分别按照《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三）项或第（五）项的规定对相关合同效力予以否定。 44.在不同保兑仓交易中，应当遵循合同相对性，按照不同的法律关系和约定分别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约定理解有分歧的问题要按照《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解释方法来明确。 45.审理保兑仓案件中要适用《合同法》、《物权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认定相关担保约定的效力，区分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确定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46.保兑仓交易下，不同法律关系中当事人发生的纠纷一般可以分别审理。如果债权人同时向债务人、担保人、仓储方主张承担相应责任的，应一并进行审理；如果当事人分别向同一法院起诉的，按照《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二百二十一条的规定可以合并审理；如果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保兑仓交易中的其他当事人有法律上利害关系，应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的规定通知其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如果保兑仓交易中的其他当事人参加诉讼有利于案件事实的查明，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七十二条及《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一百一十七条的规定通知其出庭作证。 九、关于以物抵债合同纠纷案件的审理问题 47.债权人与债务人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就作出以物抵债的约定，应参照《物权法》关于禁止流押、流质的相关规定，不确认该种情形下签订的以物抵债协议的效力。抵债物尚未交付给债权人的，债权人请求确认享有抵债物所有权并要求债务人交付的，不予支持。抵债物已交付给债权人，参照《物权法》中质押的有关规定，债务人请求债权人履行清算义务或主张回赎的，法院应予支持。 48.债务履行期届满后，在以物抵债行为不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形下，应当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抵债物尚未交付给债权人，债务人反悔但未能提供证据证明有能力继续履行原债务，债权人请求债务人履行以物抵债约定的，应予支持。如果该抵债行为损害第三人利益，第三人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主张撤销。抵债物已交付给债权人，债务人反悔的，不予支持。当存在《合同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情形时，债权人、债务人均可请求变更或撤销以物抵债行为。对当事人利用以物抵债恶意逃债，第三人既可依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主张抵债行为无效，也可依据《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行使撤销权。 十、关于商事审判与刑事、行政诉讼等交叉的正当法律程序问题 49.商事案件法律事实与刑事案件法律事实不同，商事案件应当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审理商事案件的法院不能以涉嫌刑事犯罪为由当然中止对案件的审理。如果法院在商事审判中发现犯罪线索的，应将掌握的犯罪线索材料移送给公安、检察等机关。此时的移送是犯罪线索材料的移送，而不是全案移送。 50.商事案件与刑事诉讼所涉事实完全相同，而且案件事实在根本上也属于刑事案件，那么在立案阶段就应不予受理商事案件。受理后在商事审判中发现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如果商事案件与刑事诉讼所涉事实完全相同，并且同时存在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的，商事审判应当尊重已经启动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未启动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商事案件可以与刑事案件分别审理。 51.商事案件与刑事诉讼涉及的法律事实部分相关时，判断商事案件是否继续审理的标准应当是《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一款第（五）项“本案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规定。审理商事案件必须以另一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那么在刑事案件尚未审结时，应当中止商事案件审理。商事案件审理无需以刑事案件审理结果为依据，则商事案件不得中止审理。 52.商事审判必须以具体行政行为内容或者行政诉讼查明的事实来认定法律行为要件事实，在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前或行政诉讼裁判作出前，商事案件应中止审理。具体行政行为作出后或行政诉讼裁判作出后，商事案件应及时恢复审理。 53.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应由行政机关专门处理或先行处理的纠纷，在行政机关处理前，对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应裁定不予受理。 54.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行政机关批准或登记后合同才生效的，在行政机关批准或登记前，应认定合同未生效。 55.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行为中作出的批准文件、权利凭证等行政文书，商事审判中可将其作为证据并按照民事诉讼证据的规定进行审查，但商事审判无权对作出行政文书的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商事审判中法院发现行政机关明显超越职权作出行政文书或者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行政文书记载内容的，应否定其作为证据的合法性，不予采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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