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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周本纪》关于周先王世系的记述

 修和 2015-12-31

 对于先秦史研究来说,《史记》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人们以前对《史记》的不少记载存有不当认识,如对商、周王世就是如此。当年,王国维先生以甲骨卜辞研究殷先公先王世系,证实了《殷本纪》的可靠性。但是,对于《周本纪》关于周先王的世次记载,却仍有不少学者存有疑虑。因为商周先王的世系与那时的继承制度密切相连,人们不得不经常涉及到商周王世的论述,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史记·周本纪》“周先王世系记载不可靠”的说法。看来,对这个问题还有细致研究的必要,这不仅有利于商周继承制度的研究,对正确认识《史记》的相关记载也有裨益。

 

                   一、《周本纪》对“后稷”的记述

 

《史记·周 本纪》记周先王在文王之前十四传:

后稷——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     —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昌(文王)

后人研究周族的发展历史,都把姜原生弃到不窋看作一个发展阶段。弃在虞夏之际始任后稷之官,后被封于邰。弃的后代世为后稷直到不窋失官。对此,《史记·周本纪》的记载说: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嫁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司马叙述完以上内容,然后才又说:

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

应该说,司马迁这里的叙述是清楚的。姜原之子弃“好耕农”,春秋时的周人亦说“后稷封殖天下”【1】,因此,弃继烈山氏之子柱以后担任农官──田正【2】。《国语·鲁语上》记鲁人展禽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谷百疏;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晋人史墨之言亦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 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展禽时在春秋前期,史墨则在春 秋后期,他们二人都熟谙礼制,通晓掌故,其所言可以信据。由他们的话可知弃之生活年代当夏朝之初,此与《周本纪》所说亦合。

司马迁叙述“后稷之兴”后又说“后稷卒,子不窋立”,并且说不当夏朝政衰。由此而引起人们的异议,因为夏朝历时数百年,不得父子二人分处夏朝始、末。

实际上,弃号为后稷,不窋父亦号后稷,二者并非一人。不仅如此,他们二人之间的历代继承者都是号为后稷的。《国语·周语上》记祭公谋父说:“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韦昭注:“后,君也。稷,官也。父子相继曰世,谓弃与不窋也。”

今按,韦昭以“世”谓弃与不窋是错误的。《国语·鲁语上》“自稷以及王季莫若 文、武”,韦昭亦注曰“稷,弃也”。显然他是以弃与不窋为父子,且把“稷”看成他们二人独有的称谓的。但韦昭以“世”为父子相继并没有问题,只是这种父子相继并不只有一次,而是出现了很多次。祭公谋父已经明白地说“先王世后稷”而服事虞、夏,不窋失稷之官,时值夏末,如果弃与不窋为父子,显然不得服事虞及有夏一代。所以谯周认为此“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以不窋亲弃之子,至文王千余岁,唯十四代,亦不合事情”【3】。《毛诗疏》亦说道:“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4】

司马迁当然明白这一点,以下五个方面足以说明:

第一,《周本纪》据《国语》祭公谋父之言加以改写,几乎是原文照录,但特意将不窋“弃稷不务”,改成“去稷不务”,因为姜原子名弃,这样改动以免引起误会。

第二,叙“后稷卒,子不窋立”之前,司马迁明言“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一个“皆”字,其意已明。这里的记述虽极简略,但《周本纪》对整个夏朝时期从弃到不窋之父的叙述并无缺环。

第三,从史书编纂的角度看,《史记·周本纪》主要记录周王朝之世纪,对周朝建立前的先王只追溯其兴盛史上有重要意义的十几代,此与《殷本纪》是相类的。这正如《史记·秦楚之际月表》叙论所谓“汤、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义十余世”,因而从弃到不窋之父也就从简而概略叙及。

第四,司马迁从来没说不窋为弃之子,而只说他是后稷子,《周本纪》如此,《三代世表》也是这样。【5】

第五,司马迁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记刘敬之言曰:“周之先自后稷,尧封之邰,积德累善十有余世。公刘避桀居豳。”公刘是不窋之孙,自不窋至公刘,可能一直避居在戎狄之间,只是不窋之前的周族以邰为封邑。这样,从弃到不窋便有十余世。有人说司马迁这里的记述与《周本纪》的记载“自相矛盾”【6】, 其实是他本人没有弄 清《周本纪》的记述。对于司马迁记述的本意,吕思勉先生的理解极是,即:“自‘封弃于邰’至‘不窋立’三十四字之间,‘后稷’二字,凡有三解。‘号曰后稷’之后稷指弃;‘后稷之兴’之后稷,包弃以后不窋以前居稷官者;‘后稷卒’之后稷,则不窋之父也。”【7】

在司马迁之前,对周人早期的世系已有人迷惑不解。【9】司马迁不愧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依据包括《左传》【8】、《国语》等资料在内的历史记录,对弃到不窋的周先祖历史进行了虽然简要但正确无误的表述。同是根据早期的资料,后人依然多有不正确的理解【10】,而对司马迁《周本纪》有误解者亦代不乏人【11】。

 

                               二、从毁隃到古公亶父的世次

 

弄清楚了《史记·周本纪》关于不窋之前周先王的记载,我们再来看其后的周先王 世系。对这段世系,除了毁隃以下到古公亶父之间诸先王之名,其他并无异义。

对毁隃到古公亶父之间的诸王之名,《世本》(据《史记·周本记》索隐所引)、《史记·周本纪》、《汉书·古今人表》以及皇甫谧《帝王世纪》都有记载或者解释:

 

 

《世本》

《史记·周本纪》

《汉书·古今人表》

《帝王世纪》

公非辟方

公非

 辟方,公非子。

公非,字辟方也。

 

高圉侯侔

 

 

高圉

 

夷竢,高圉子。

梁玉绳《古今人表考》曰:

夷竢“亦曰侯侔”。

 

高圉,字侯牟。【12】

亚圉云都

亚圉

云都,亚圉弟。

云都,亚圉字。

太公组绀诸盩

公叔祖类。《三代世表》称“祖类”。

公祖

公祖, 一名组绀诸盩。字叔类,号曰太公。

 

其中,《世本》写定较早,该书是先秦史官记录和保存的部分历史档案资料。 司马迁著《史记》,参考该书较多,《周本纪》所记公非等的名字,当也参照了《世本》。《汉书·古今人表》与之有明显差异,可能另有所据。晋人皇甫谧著《帝王世纪》,前述材料都可看到,他自会对这些记载有所甄别去取,而不会对《史记》的记录进行所谓“强行维护”【13】,我们不宜像清人梁玉绳那样,以“皇甫谧弥缝其间”【14】而简单地加以否定。

   清人崔述亦认为《帝王世纪》是“因《史记》之文而强为说,以曲全之”【15】],论者有人信从其说【16】。但崔氏立说的根据是:“不窋之窜,在夏桀前,至文王时,不下六七百岁,安得每君皆享国至五十年之久乎?”【17】关于不窋之窜,《史记》本于《国语·周语上》,二者皆谓时当夏政之衰。《史记·夏本纪》说:“帝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难道不窋失官在孔甲时?即使如此,至文王时亦不过五百余年【18】,未知崔述“六七百岁”由何而得。

   夏朝历时数百年,周弃至不窋世为稷官,《史记》言其“皆有令德”,其忠于夏朝,且深得信任可知。据《国语·周语上》,不窋失官,乃自弃之。孔甲失德,诸侯有叛,不窋或不至因而弃官外窜。况孔甲、帝皋以后,帝发即位之时,尚有“诸侯宾于王门,再保墉会于上池,诸夷入舞”【19】,是夏之德威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然至夏桀之时, 情况大变,“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20】,诚如商汤所说:“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21】在这种情况下,“守法之臣”外逃者一定很多,如太史令终古即奔于商。既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22】,世为夏朝农官的周族首领也不堪忍受,不窋此时外逃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是这样,从不窋到文王前,共历13王,不足450年,每王平均在位不足35年,于事理较为切近。 而且周族皆父子相继,每王在位时间相对较长亦在情理之中。

    除崔述外,同意《汉书·古今人表》之说的还有罗泌、金履祥、梁玉绳等人,但他们最基本的出发点都是认为《世本》所记与《汉书·古今人表》相同,如梁玉绳说“罗氏泌、金氏履祥据《世本》及《表》以纠《史》缺”【23】;梁玉绳还说:“云都、亚圉弟,惟见《周纪》索隐、《路史·发挥·周世考》引《世本》。”【24】崔述则说:“(《周本纪》)索隐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太王凡九世。”【25】 但《史记·周本纪》所引《世本》正如我们前表所列,其与《古今人表》哪有相同之处?《周本纪》索隐提及“云都”其人之原文为:

     《汉书·古今表》曰:“云都,亚圉弟。”按:如此说,则辟方、侯侔亦皆二人之

名,实未能详。

但梁玉绳却说:“云都、亚圉弟,惟见《周纪》索隐……引《世本》。”是则他把《汉书·古今人表》误作为《世本》了。关于《世本》所说“公非辟方”、“高圉侯侔”、“亚圉云都”等本来各为一人,还有更显然、更确凿的证据,如《尚书·酒诰》孔颖达疏曰:“周自后稷以至文王十五世”,案《世本》云:“……毁榆(隃)生公飞(非)… …公飞(非)生高圉……高圉生亚圉……亚圉生组绀……组绀生大王亶父……。”【26】 其中未见有所谓辟方等三世,这当是孔颖达省略公飞(非)等人的字, 绝不应当是故意“删缩元文”【27】;又,“《路史》述《世本》曰侯牟生亚圉”【28】,是侯牟与高圉同指一人,侯牟为高圉字毫无疑问,我们不必再怀疑《路史》的记录有误。实际上,《世本》根本就与《汉书·古今人表》不同,其说公非等人之名,乃兼举其字,《帝王世纪》之说正可作为《世本》与《周本纪》所记不同的合理解释。所以,翟云升《校正古今人表》云:“以《世本》亚圉云都证之《帝王世纪》,以云都为亚圉字似是。据此,则夷竢为高圉字,而《表》重出辟方、夷竢、云都三人。”【29】罗泌、金履祥、梁玉绳、崔述几位古史名家居然都误解了《周本纪》索隐等所引《世本》【30】。

   关于周先王从不窋父后稷到文王的总世数,史书所载也是一致的,《国语·周语下》记周灵王太子晋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又记卫人彪俀曰:“ 后稷勤周,十有五世而兴。”韦昭注曰:“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也。”此外,《吴越春秋·吴太伯传》亦云“公刘卒,子庆节立,后八世而得古公亶父。”【31】这都与《史记》、《世本》相合。《国语·鲁语上》记鲁宗有司说“工史书世”,史官对于世代之先后是有明确记录的。周先王之世次不一定有史官加以记载。但根据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通过口耳相传都能将自己祖先的谱系背诵至三十多代、千年前左右的事实【32】,前述对于周朝总世数的说法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这都证明了《史记》所记周先王世系是可靠的。

   ——————————————— 

   【1】《左传》昭公九年。

  【2】《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稷,田正也。”

   【3】《史记·周本纪》索隐引。

   【4】《史记·周本纪》正义引。

  【5】《史记·三代世表》曰:“后稷生不窋。”

  【6】王恩田:《从鲁国继承制度看嫡长制的形成》,《东岳论丛》1980年第3期。

   【7】吕思勉:《先秦史》第1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8】如《礼记·祭法》所记“圣王之制祭祀”的原则,基本同于《国语·鲁语上》展禽之语。《礼记》即使不是直接录自《国语》,也肯定是依据了同一资料。《鲁语上》“夏之兴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礼记》却将其中的“兴”改为“衰”,这样,周弃继烈山氏之子而为稷,由夏初被移到了夏衰。《礼记》之不妥显而易见,此盖因其作者不解周弃至不窋世代为稷官所致。

  【9】崔适《史记探源》卷一《序证·春秋古文》曰:“太史公之于《春秋》,一本于董生,即一本于公羊。其取之左氏,乃《国语》也。《自序》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可证,是时无所谓《左传》也。”但班固《汉书·司马迁传赞》明言“司马迁据《左氏》、《国语》”,崔述所言属今文经学家的偏见,后有人已驳其谬。《史记》中采《左传》者实多。

  【10】如《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杜注曰:“弃,周之始祖,能播百谷,汤既胜夏,废柱而以弃代之。”顾颉刚、史念海合著之《中国疆域沿革史》则云:“则知弃本商稷,世数年代固无不合也。”(转引自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第1504页,中华书局,1981年)笔者以为杜注和顾、史所说皆有不当。

  【11】如《史记会注考证》引张文虎语曰:“盖后稷,官名,弃始为之,而子孙世其职, 至不窋而废,岂谓后稷一传而失之哉?不窋非弃子明甚。自史公《纪》《表》有此驳文,郑氏《诗谱》因之,而周初世系从此乱矣。”今人持此论者更多。还有人不解史迁记述本意,遂在“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一语上做文章,如韦昭以为是指“夏太康失国”, 崔述以为“盖谓孔甲以后”。

  【12】徐宗元《帝王世纪辑存》案:“《路史·发挥四》云‘《史记》乃后,辟方、侯牟、云都、诸盩,至皇甫谧遂以为公非、高圉、亚圉、祖绀之字’,是《帝王世纪》原有此文。”可以信据。

  【13】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第20页,学林出版社,1991年。

  【14】梁玉绳:《古今人表考》。 转引自王利器、王贞珉著《汉书古今人表疏证》第 478页,齐鲁书社,1988年。

  【15】《丰镐考信录》卷一。见于顾颉刚编订之《崔东壁遗书》第165页,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3年。

  【16】如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等都曾引述崔氏之 说。

  【17】《丰镐考信录》卷一。见于顾颉刚编订之《崔东壁遗书》第165页,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3年。

  【18】孔甲以后,夏朝共历四帝。其在位年:

   孔甲:《通鉴外纪》、《路史》注引《年代历》作31年;《今本纪年》作9年。

     皋:《通鉴外纪》、《路史·后纪》作11年;《御览》八十二引《纪年》、《今本纪年》作3年。

   发:《通鉴外纪》作13年;《路史》、《通鉴外纪》引《帝王世纪》作12年;《今本纪年》作7年。

   桀:《今本纪年》作31年。

     每帝皆以最长在位年之说计算,共有86年。而按《今本纪年》,仅有50年。

   关于商朝,《史记·殷本纪》集解、《通鉴外纪》卷二引《汲冢纪年》、《易纬· 稽览图》、《今本纪年》俱作496年。除去文王在位51年和武王灭商前的5年,余440年。

   夏末四帝以86年计,则不窋之窜至文王时仅526年。

  【19】《书钞》八十二引《纪年》。

  【20】《史记·夏本纪》。

  【21】《吕氏春秋·先识》。

  【22】《吕氏春秋·慎大》。

   【23】【24】梁玉绳:《古今人表考》。转引自王利器、王贞珉著《汉书古今人表疏证》第478页,齐鲁书社,1988年。

  【25】《丰镐考信录》卷一。见于顾颉刚编订之《崔东壁遗书》第1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6】《尚书正义》卷十四,《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06页,中华书局1980 年影印阮元校刻本。

  【27】【28】同【23】。

   【29】 转引自上揭《崔东壁遗书》第478页。

  【30】今亦有人误解《周本纪》索隐等所引《世本》,如钱杭《周代宗法制度史研究》 (学林出版社,1991年,第20页)就说皇甫谧《帝王世纪》的解释“违背《世本》原意”。

   【31】转引自吕思勉:《先秦史》第11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2】林耀华主编:《原始社会史》。转引自常玉芝:《论商代王位继承制》,《中国 史研究》1992年第4期。

 

                           原载:《文史》2008年第3期。 20088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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