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龟螺荷叶砚（藏书砚台厂） 在尚未踏进小学课堂前，我便随着父亲无数次踏进吴县藏书砚台厂的大门。 那是苏州唯一的砚厂，上世纪六十年代成立之际，当地众多砚工和砚工之后纷纷进了厂。父亲成为其中一员时，还是十几岁的孩子，他万万没想到刻刀和石头从此伴随一生。 砚厂背后曾经的宕口。摄于2013年。 我第一次来到厂里便觉如鱼得水，一排排密集的作凳前，劳作着的男男女女无不面貌和善，也乐意开开玩笑逗乐小孩——俨然不似现今常见的匆忙而焦虑的状态。 我更喜欢偷偷抓几把石屑往空中一撒，便见眼前是奇幻的云里雾里——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这些粉尘可能是致命的危险，厂里老砚工的肺部或轻或重遭到侵害，包括我父亲也终于染上了轻度矽肺。 砚厂倚山而建，矮矮的砚台山偶尔传来一两下炮声，是厂子里唯一让我惊心的时刻，因为房子分明在颤动。砚工们不以为怪，他们见识过这个行业真正的残酷——深邃的坑洞曾有过石塌的悲剧，不久前还谈笑风生的一个汉子倒在了血泊中，父亲亲眼看到担架在身前经过，被生命转瞬即逝的迅速凋零所震撼。 从此我知道，每一方砚台的诞生都不容易。它们的呈现从不似舞文弄墨一般潇洒，而是一天天以辛劳、汗水以及健康为代价。 厂子早已关了，但记忆还在。 父亲和我有时会去废弃的藏书砚台厂看看，这里一片荒芜，四顾萧然，真如古人所说“算而今重到须惊”了。图摄于2013年。 多年前的某一天，已是我痴迷砚台收藏、研究苏州砚史的某一天。砚友木马皮告知雅昌有这样一方苏州砚台。 砚大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品，手书题签的原装锦盒已经枯黄，但“苏州藏书砚台厂”的楷书端正而清晰，一方虾头红龟螺荷叶砚已是满堂墨垢。不谙行情的卖家开出数万元天价，但他并无太多选择，因为这样的砚台只有我可能问价，并最终以不足十分之一的价格成交。 这样一方砚，无论质地或工艺在今天看来都不算理想，然而它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物证。每次见到，总能唤起我既模糊又深刻的童年记忆。 很喜欢这种岁月留下的痕迹。有时候藏砚，收藏的只是一份历史，一份记忆。 2 端石五福砚（高要政府赠） 2009年之春，我匆匆两天肇庆行。最想去的，当然就是端州斧柯山。那是一次高效而且难忘的旅程，两位素未谋面、之前也不曾交流过的砚友“我所欲也”和“宝儿”（都是论坛上的大咖）给予盛情款待，并陪同我与堂弟前往砚山，至今感恩。 渡船过了清秀的西江，便是茫茫砚山。古时文人仰望端溪砚石者甚多，能亲涉此山者又有几人？这样说来我是幸运的。除了近距离打量老坑和坑仔宕口，弥望山间是无数处废弃的坑洞，由此也知道了，许多古砚是无从辨别坑口的，因为它们也许来自某个不知名的、已经成为历史的坑洞。 砚山边清澈的西江。摄于2009年 踩着碎石爬上坑仔岩，我是摔了两跤的，被夜班折腾过几年的身子果然不太好使，居然还呕吐一番。然而朋友说坑仔岩算不上什么，攀爬陡峭的麻子坑艰难数倍。唐人李贺说“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看来言之不虚也。
砚山处处是碎石。摄于2009年 端溪石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水岩老坑。我去的那会儿，老坑就淹没在水间。老坑砚石的珍稀，恐怕不亚于和田籽玉，每一次开采都须群策群力，将洞中积水抽干，钻入黑暗的深洞。那天在肇庆，朋友说七八十年代一位日本女记者跟着当地砚工进了老坑深处，突然间失声痛哭——太可怕了。
老坑洞。摄于2009年
感谢砚友我所欲也君与宝儿姐接待。摄于2009年 至少也是七八年前了，我在网上购得一方现代的老坑五蝠砚，尺寸较大，金线偏多，工艺较为细致，延续的是晚清端砚的雕刻风格。让我感兴趣的是此砚竟有明确出处，木盒标签是“广东高要XXXX端砚厂”，锦盒内写有“高要市人民政府赠，九四年四月”。当初老坑的价值不似今天这般惊人，但赠送如此品质的端砚，应该也算得一份厚礼了。
新年到了，诚祝诸位身体健康，梦想成真！ 艺术就是阳光和空气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