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文化背景新论

曹廣正 2016-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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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具有世界影响的文哲奇葩，它思想奇，形象奇，结构奇，话语奇，可谓“意出尘外，怪生笔端”[1]8，妙语连珠，奇思盈篇，不愧为奇之又奇的天下第一奇书。那么，这部奇书是怎样产生的？是在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这又是广大《庄子》爱好者在称奇叹异的同时不禁要提出并思考的问题。

对此问题，古人尝云：庄周“当战国之初，降衰周之末，叹苍生之业薄，伤道德之陵夷，乃慷慨发愤，爰著斯论”。[2]今人亦有类似的说法。这种“乱世说”诚然没错，却不免有“大而无当”之嫌，若谓哓哓乱世，天下皆然，而为何蒙叟独能出此奇思，成此奇书，当有其更具体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文化背景。而关于《庄子》的文化背景，盖自宋代以来，学界一般将其归之于楚文化，或曰南方文化。朱熹曾说：“庄子自是楚人”，“大抵楚地便多有此样差异的人物学问”[3]2989。近代王国维又说：“南人想象力之伟大丰富，胜于北人远甚，彼等巧于比类，而善于滑稽，故言大则有若北冥之鱼，语小则有若蜗角之国，语久则大椿冥灵，语短则蟪蛄朝菌，此种想象，决不能于北方文学发见之。”[4]383今人也多把《庄子》以及《老子》所代表的先秦道家文化视为楚文化。最近更有人以楚国农业的发展、由弱到强的历史和水乡的地理环境等论证道家是楚文化的产物。[5]209然而，这种在当今学界十分流行、近乎定论的所谓“楚文化说”，其实根本不能成立，笔者绝难苟同。因为于史无征，上述说法都纯属想象，有的甚至十分荒唐。

关于庄子的籍贯故里，最早、最权威的记载是司马迁《史记》的庄子本传，其文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其后刘向《别录》即谓庄子乃“宋之蒙人也”。[6]2144班固《汉书·艺文志》在“《庄子》”下注曰：“名周，宋人。”张衡《髑髅赋》拟庄子云：“吾宋人也，姓庄名周。”高诱《淮南子·修务训》注亦云：“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汉代这些著名学者都认为庄子的国属为宋，乃“宋之蒙人”，众口一词，别无异议。此说为晋皇甫谧、唐成玄英、宋陈振孙、林希逸以下历代绝大多数治庄者所接受，成为古今关于庄子籍里最通行的说法。而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所谓“梁国蒙县”之说，乃因蒙在汉代封属梁国，是未审历史沿革同地异属的不准确说法，实则与汉代以来的“宋蒙说”名异而实同。只是至宋代才有人提出“楚蒙”之说，此说最早来自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对《水经注》的误改误增，上述朱熹等人的说法即是由此生发的想象之辞。近年来由“楚蒙”误说衍生出的“安徽蒙城说”可谓甚嚣尘上，但纯属无稽之谈。对此，笔者已撰专文作了全面梳理和详细考辨，在马叙伦等前辈学者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定庄子是宋人，其故里为宋国蒙邑，即今河南商丘东北，而绝非安徽蒙城。[7]239－258其实道理也很简单，用不着多说，司马迁说庄子是“蒙人”，只能根据司马迁当时及其以前的地理来判定，《史记》的诸多内证及《汉书·地理志》都确凿无疑地证明蒙在今商丘之北，汉代属梁，西周至战国属宋；而今安徽蒙城在汉代一直名叫山桑（汉前尚未置县），直到唐玄宗天宝元年才改名蒙城，与司马迁所说的“蒙”毫不相干。至此，这一结论已坚如磐石，不可动摇，这就为本文的讨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既然庄子的籍贯故里为宋国蒙邑，不言而喻，《庄子》自然是以宋国文化为背景而产生的。因此，笔者认为《庄子》的文化背景并不是目前各种文章和书籍所说的楚文化，而是独特的商宋文化。

一、宋国的文化渊源与历史背景

庄周这个怪才，《庄子》这部奇书，何以出现在宋国而非别处，首先是因为宋国有着独特的文化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

在周代列国中，宋国是一个特殊的封国。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人在灭商并勘平武庚、管蔡之乱后，“以微子开（启，纣庶兄）代殷后，国于宋”，是为宋国。很显然，它是被推翻了的殷商王朝的后裔之国，是周王朝留给殷人“奉其先祀”的保留地。阎若璩《皇清经解·潜邱札记》谓，宋人仍自称为商，是因为“自天下言之，则侯服于周也；自其国人言之，则以商之臣事商之君，无变于其初也”，其文化渊源并世代嫡传的，自然是殷商文化。

殷商文化是周代以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它与周文化有同有异，但总体上异大于同。[8]459其意识形态和人文精神方面的突出特点是敬鬼神、崇上帝、重巫术、好占卜、爱神话，尚玄想，属于史官文化之前的神巫文化范畴，并且是神巫文化高度发展的体现。随着殷商王朝的覆灭，这一文化总体上成了被否定的文化，只是周人在建构新文化的变革过程中对其进行“损益”，也有所继承而已。具体到殷商嫡系的宋国，在周王朝的统治下，一方面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靠拢并附从以敬天命、尊祖先、喜事功、讲实用、重历史、尚理性为主要特点的周文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必然在更大程度上顽强而执著地保持着殷商文化的固有特色。

作为亡国者之后，宋人的“遗民”意识当是十分浓厚的。每当祭祷于亳社桑林，跪拜于祖宗灵前时，宋人不会是若无所思，不能不产生深长的感喟和哀伤。这种精神上的重负和隐痛，殆亦因此代代相传，烙印在他们的头脑里，渗透在他们的血液中。曾经跻身于春秋霸坛的宋襄公，就牢记着自己是“亡国之余”。他主盟诸侯曾几何时，即令正考父制作《商颂》，其欲兴商显祖的用心便不难窥知。宋人的亡国之君偃见“雀生?于城之陬”，以为是霸天下之祥兆，故“射天笞地”，肆虐一时，大概也是这种潜意识的爆发。如同清代的汉人一样，宋人在感戴周人恩典的同时，在他们的“无意识”中，却埋藏着对姬周王朝的仇恨心理和与其意识形态相对立的思想潜流。这便是异端思想和怪诞学说得以滋生的沃土腴壤。

春秋以降，天下攘扰，摄乎大国之间的宋国，便屡受争霸战争的祸害。它和郑国一样，是当时最倒霉的国家，从甲则乙怨，从乙则甲怒，不时遭受别国的侵伐。据《左传》记载，宋国先后遭受齐、楚、晋、鲁、郑、邾、陈、狄等国的侵伐计20余次，这在各诸侯国中是罕见的。宋文公十七年（前594），楚师围宋，城内曾“易子而食，析骸为爨”，更是惨绝人寰。而且宋国还往往得跟上别国替人家打仗，充当牺牲品。《左传·桓公二年》即谓其“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后来晋楚两次弭兵，都是宋人积极促成，并盟于宋，不是没有原因的。虽然宋襄公曾为霸主，然正如其庶兄子鱼所言：“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矣。”他的霸业其实不过是争霸史上最可悲的记录而已。如果说宋在春秋时代尚属中等诸侯的话，那么逮至战国，它便成为名副其实的弱小国家了。在齐、楚、魏、秦等强国的眈眈虎视下，土地日削，国力日弱，随时都有亡国绝宗的危险。公元前286年，终为齐国所灭。

伴随着国家的日渐衰弱，“亡国之余”的宋人也愈来愈受到歧视和侮辱。在先秦旧籍尤其是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宋人多被描绘成愚蠢的形象，诸如“揠苗助长”、“守株待兔”、“竭池求珠”、“宋王与使者”等许多荒唐可笑的故事，大多置于宋人名下，以致今天的读者也难免形成“宋人愚蠢”的印象。虽然这些故事多属寓言，但无疑是作者意识乃至社会意识自觉或不自觉的反映。宋人之受歧视、侮辱，于此可见一斑。据我看来，这除了“今日适越而昔至”的偏见外，大概主要还由于文化差异的缘故，因为宋人所代表的殷商文化，已是被否定了的文化。春秋战国时代的宋国，犹如近代史上的中国，它那一套古老的文化传统，在外人看来，便显得迂腐而滑稽。那时中国人欣赏的小脚、长辫，不就成为外国佬的笑料吗？中国人信守的礼让谦和，不也被列强视为软弱可欺吗？同理，当年宋人所保持的敬祀鬼神等商文化的某些特点，如宋襄公欲用人祭社、“不鼓不成列”等，对于高度发展的周文化来说，的确给人以愚昧落后之感，这在客观上也自然助长了外人的偏见和侮蔑。

宋国的“国际”地位如此，国内的情形亦不堪一提。自春秋起，宋国统治集团内部便不断倾轧、残杀，演出了一幕幕血淋淋的惨剧。著名的如华父督弑殇公及孔父，宋万弑闵公，宋文公杀母弟及昭公子、出武穆之族，鱼石之乱，华向之乱等等。庄周的当代君主宋君偃也是赶走其兄剔成君后践位的。《战国策》记载他“射天笞地，斩社稷而焚灭之，曰‘威服天下鬼神’，骂国老谏曰‘为无颜之冠以示勇’，剖伛之背，锲朝涉者之胫，而国人大骇”，更是一个疯狂的暴君，被称为“桀宋”、“桀偃”。此外，史载宋国水、火、虫、风各种灾异频繁，内忧外患、人祸天灾，使宋国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这样一个被人征服且长期受其统治的民族，这样一个受人欺侮且自多灾难的弱国的国民，在精神上必然是矛盾而痛苦的。他们不满现实，但又找不到出路，看不见希望和光明。他们否定别人，也否定自己，进而否定了一切。他们摆脱不了现实的苦难，只好在精神上追求超脱，实现心理平衡。在这种情况下，是很容易产生悲观绝望、虚无主义和精神幻游、遗世高蹈等情绪和思想的。宋国的文化渊源和现实环境，正是孕育、催发这种思想情绪的基因和酵母。这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社会产生阿Q主义这种病态的国民灵魂，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性异化、精神失落之现实背景下产生《椅子》、《等待戈多》等荒诞戏剧，其情形是相似的。

庄子正是在上述文化渊源和社会历史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个巨人。在他身上遗传着异端和反叛的因子，积淀被推翻的殷商民族整个集团的“无意识”和祖祖辈辈苦闷压抑而又无可奈何的心理感受。他生活的年代，又正值宋亡前最为黑暗混乱的时期。天生的叛逆愤世使他走向逆反虚无，极端的苦闷压抑又使他追求至乐无忧，从而创造了一套完整的自由超旷的人生哲学，发出了惊世骇俗的奇谈怪论。因此，殷商这一独特的文化渊源和宋末黑暗的社会现实，是奇书《庄子》产生的首要因素。

二、宋国的地理环境与文化构成

《汉书·地理志》云：“宋地，房、心之分野也。今之沛、梁、楚、山阳、济阴、东平及东郡之须昌、寿张，皆宋分地。”清代张琦《国策释地》亦云：“宋地自今归德府以东，江苏之徐州府，安徽之宿、亳二州，北有山东曹州府之菏泽、曹县、定陶、单县、城武、巨野，济宁之金乡、鱼台皆是。”这可能都是指战国时宋之最大疆域。参以有关历史文献及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宋国的四封边鄙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但变动不大，其辖地大致不出上述范围，在今豫东、鲁西南及苏皖北部一带。它是殷商旧都和保留地，又地处中原黄淮流域，东邻齐、鲁，南靠楚、越，西接魏、韩，北有卫、赵，处在当时东西南北的交会地带，这样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又进一步决定了宋国独特而复杂的文化构成。

首先，如上文所说，宋国既是殷商旧都，又是唯一的殷商保留地，有着丰厚的殷商文化遗存，其本土文化和世代祖传的自然是殷商文化。也就是说，宋国的文化是以殷商文化为渊源和基础。

其次，宋国地处中原，在文化上是当时中原文化亦即北方文化的一部分，尤其是道家文化的根据地。洪迈《容斋随笔》卷5在谈到成周之世的“中国”疆土时说：“成周之世，中国之地最狭。以今地理考之，吴、越、楚、蜀、闽皆为蛮；淮南为群舒；秦为戎；河北真定、中山之境，乃鲜虞、肥、鼓国。其中国者，独晋、卫、齐、鲁、宋、郑、陈、许而已。通不过数十州，盖于天下特五分之一耳。”可见即使在“中国”最狭小的时候，宋国也是中原的一部分。它和郑、陈、许诸国处于中原文化区的南缘，因而楚国经常以它们作为进犯中原的桥头堡。这几个诸侯国在文化上虽各有特点，但其共同特点是崇尚或从属于周文化，所以自应归属于周文化圈。只不过宋国乃是以殷商文化为根基，同时又不得不从属和依托周文化的特殊封国罢了。

必须特别提出的是，自春秋末年以来，由于周文化和地方文化的相互撞击、融合，在中原文化圈南缘的陈、郑、宋一带，崛起了老子、列子及庄子等道家大师，形成了一种新的文化——道家文化，黄淮流域遂成为道家文化的摇篮。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划入楚文化，这是很不正确的。《史记》谓老子为“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但在老子生活的那个时代，苦县属陈而不属楚，直到孔子去世的那一年（前479）陈为楚灭才入楚，司马迁显然是据后为说。史载陈为虞舜后裔之国，周武王又“妻以元女大姬”，有着“好祭祀，用史巫”的文化传统，老子又是一位精通周礼、曾任周朝太史的大学者，其道家思想与周文化的关系相当密切，而在此前的楚文化中几乎看不到。[9]37这一切都说明老子自是陈人，而非楚人，只能是中原文化的骄子，而不可能是楚文化之苗裔。吕思勉先生说得好：“或以《史记》楚人之言遂断老子为南方之学，与孔子北方之学相对，则大非。姑无论苦县本非楚地，即谓老子为楚人，而其所学为托诸黄帝之学，其必为北方之学可知。”[10]28至于庄子，他自身是宋人，其幻想色彩和浪漫精神，本是宋人固有的源远流长的土特产，而绝非惟楚人才有之专长，宋、楚文化在这一点上有着共同的渊源，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或本末倒置。还有列子，其为郑人，向无异议。老、列、庄都生活于中原地区，可见道家文化产生于中原，而非楚国。把道家文化强拉入楚文化，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最近张松辉先生在《庄子考辨》一书中列专章从地理位置和思想渊源等方面详加考证，指出“不仅庄学，包括老、列在内的整个先秦道家文化都应属中原文化”[9]29，对此我非常赞同。

就宋国而言，在庄子之前，此地已成为道家文化的中心和基地。据《庄子》所载，老聃、南郭子綦（南伯子綦）等道家宗师曾先后在此居留讲学。如《天运》云：“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寓言》云：“阳子居南之沛，老聃西游于秦，邀于郊，至于梁而遇老子。”《齐物论》云：“南郭子綦隐机而坐。”《德充符》云：“南伯子綦游乎商丘。”《徐无鬼》云：“南伯子綦隐几而坐。”等等。沛、商丘都属宋地，老子晚年于此隐居布道，子綦在此讲学授徒，就足以说明宋国已成为道家文化新的中心和根据地了。战国之世，黄淮道家文化区的郑、陈诸国，先后被韩、魏、楚所灭，分别被划入晋、楚文化区，宋国，也只有宋国，乃成为当时道家文化最兴盛的地区了。因此，宋国文化尤其是民间文化在殷商文化的基础上和周文化的影响下，又呈现出以道家文化为核心的新面貌。明乎此，那么在宋国产生出庄子这一道家巨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再次，宋国四周邻接邹鲁、燕齐、三晋、楚越几大文化区，是当时东、西、南、北文化的交会点，文化交流十分便利，这样，它又不能不受到周边各种文化的影响。与楚文化等是在一个相对稳固的环境中自我发展不同，由于四面交锋的环境，使宋国文化又呈现出较多接受其他文化影响、兼收并蓄的多元性质。邹鲁的儒家、墨家思想，燕齐的九洲、神仙学说，三晋的名实、术势思辩和楚人的奇幻、瑰玮文采，都不同程度地对宋国文化发生过影响。宋国文化也正是在吸收借鉴并分析批判周边各种文化中得以发展壮大。这在下文再具体谈论，此不详及。

总而言之，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宋国的文化构成甚为复杂，形成了一种以殷商文化为基础、以姬周文化为依托、以道家文化为核心，并广泛接受周边邹鲁、燕齐、三晋和楚越等多种文化之影响，又重视分析批判各地文化以求发展创新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体系，这一文化体系，我们暂且把它叫做商宋文化。《庄子》正是在商宋文化这一得天独厚的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学习中国思想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奇怪而有趣的现象：春秋战国时代，出生于宋国的思想家最多，除庄子外，尚有墨翟、禽滑厘、惠施、倪说、宋钘等，而且孔子的先世也是宋人，老子晚年又居于宋地，他们都与宋国有关。几大学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都是宋人或与宋有关，那么庄子崛起于宋，就绝非偶然。不过孔子的先世很早就去宋居鲁，孔子又特别推崇周公，向往西周礼乐文化；墨子受业于儒，长期居鲁；惠子热衷政治，长期居魏；宋钘长期居齐，为稷下先生，因而各有其不同的思想风貌。只有庄子是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宋人，因而也最能体现商宋文化的特色，别具一格。

三、庄子的身世个性与文化承传

奇书《庄子》既是商宋文化的产物，也与作者庄周特殊的身世、个性和文化承传分不开。

关于庄周的身世，史乏记载，难以确考，我们只能根据有限的信息略加推断。以庄周的姓氏看，其先世当是显赫的贵族。关于庄氏的来源，宋代史学家郑樵云：“庄氏，哶姓，楚庄王之后，以谥为氏。”[11]470今人崔大华据此以为“庄子可能是楚国贵族的后裔，可能是在楚国吴起变法期间，被迫迁移到楚国北陲，最后流落到宋国的楚国公族后裔”。[12]29－30但是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则指出：“庄氏有出于宋者，《左传》所谓戴、武、庄之族是也；有出于楚者，楚庄王后庄蹻是也。”[13]50今人胡尧亦说：“春秋时有楚庄王、宋庄公，他们的子孙都有庄氏。战国时宋有哲学家庄周，楚有将军庄蹻”。[14]119蔡靖泉据此认为庄周“更可能是宋庄公的后人”，其祖先大概因“武庄之乱”逃离宋都，流落到宋国边邑，后随边邑一起入了楚籍，成为楚人。还说查考先秦文献，宋国的庄氏人物极少，显然与其族没落有关；楚国的庄氏人物较多，可知其地位甚为显贵，但庄周却与庄蹻、庄辛等楚国庄氏人物毫无来往，显然与之并不同族。要是庄周与楚王同姓的话，那么楚威王聘他为相，想必他是难以抗拒的。正因为他的祖先是宋人，他才经常返宋居宋，也十分熟悉和关心宋国之事。[15]53－54崔氏之说不可取，不待多言。笔者赞成蔡氏以庄周为宋庄公后裔的观点，但不同意其所谓入楚籍为楚人的游移迂曲之说。宋庄公名冯，公元前710—前692年在位。“武、庄之乱”发生在宋文公二年，即公元前609年，据《史记·宋世家》记载，因“文公尽谏之”，除“出琥、穆之族”外，庄氏和戴、桓之族均未受到驱逐的处罚，他们自然也无出奔边邑之必要。《左传》襄公十七年（前556）还记载有“宋庄朝伐陈，获司徒印”，可见其时庄族尚在公室。直到庄周，他也是堂堂正正的宋人，而非楚人。不过他却是住在“穷闾阨巷，困窘织屡”，病瘦得“槁项黄馘”，有时还得靠借贷维生，已完全沦落为下层寒士和普通劳动者了。庄氏何时由公族沦落下层？由《史记》所谓庄周“尝为漆园吏”推测，很可能就发生在庄周的父辈和他这一代身上，而真正穷愁潦倒，恐怕还是庄周后期的事。这样说来，庄周乃是一位出身于宋国公族，由贵族沦为平民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称庄周是“没落贵族”，倒似合乎事实。

庄周早年可能经历过一段贵族家庭的生活，不然，他就不会具有那样高深的文化修养、渊博的学识基础和非凡的艺术造诣。在当时条件下，一个小吏出身或困守屋场的人是很难达到他那样高深的文化层次和水准的。文化史上一些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之所以能创造奇迹，往往与其生活经历的巨变有关。屈原由左徒而惨遭放逐，才写出了《离骚》等不朽诗篇。曹雪芹从“饫甘餍肥”、富贵荣华的贵族公子沦为靠卖画维生、典衣赊食的下层贫民，才创作出《红楼梦》这部伟大作品。据我看来，庄周大概有着与曹雪芹类似的经历。他由贵族子弟屈居漆园小吏，进而沦为下层平民，把“天堂”、“人间”、“地狱”整个周游了一遍，才看透了一切，大彻大悟，从而“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著成奇绝千古的《庄子》一书。其深奥哲理和连篇妙论，如果不是在生活中翻过筋斗的人，恐怕是难以想到和说出的。

庄子的个性也十分奇特，他绝顶聪明，才华出众，但不慕富贵，不求有为，淡泊名利，养性保真，清高、旷达、超脱、潇洒、幽默、诙谐、好奇、真率，是古今最有个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之一。这从庄子的生平事迹和著作中均可看出。这种奇特个性是由宋国奇特的文化背景和自身奇特的身世经历相结合而造成的，既体现于其著作之中，又决定了其著作的奇特性。很显然，如果庄子没有这种奇特个性，其文章也就不会那样真骨凌霜，高风跨俗，充满奇光异彩。

《庄》书奇异的思想、文风，更有赖于庄子奇特的文化承传。庄子很好地利用了宋国在文化底蕴、文化结构和文化交流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继承发扬了本地、本族、本学派的文化精神和优秀传统，批判地吸收了各地、各家、各种文化中有益的、新奇的成分，从而凌轹诸子百家，攀上了哲学和文学的圣殿，开拓出中国文化的新天地和新境界。

首先，庄子继承了殷商文化重自然、尚巫术、好玄想、奇幻浪漫的传统文化精神和神话思维方式，具有宋人与生俱来的对于姬周文化及现实社会的逆反心态和批判精神。殷商文化沿袭着远古以来所谓万物有灵这一基本观念，因而重视自然，泛祀鬼神，敬服上帝，崇尚神话巫术，好作神秘玄想，常以物象、卦象、幻象来预卜吉凶，探究事理。庄子扬弃了其蒙昧、迷信的色彩，继承了其合理内核。书中对于自然之道的崇尚，对自然万物的热爱，以及善用远古神话传说和拟人拟物化的寓言故事来寄寓哲理的做法，在内在精神和思维方式上就与之一脉相承，即其明证。同时，作为殷商后裔，宋人潜意识中对于当时主流文化即姬周文化的敌视、叛逆心理，对现实社会的强烈不满情绪和批判意识，在庄子身上及其书中也有充分体现，如每每与人唱对台戏、戏薄圣贤、否定文明等。

其二，庄子接受了以周文化为主导的中原文化中关注现实人生、崇尚理性的文化精神和传统。他不满并反对周文化中那些表面的、琐细的、暂时的、功利的甚至虚伪的所谓对现实、人生的注重和关怀，而是从终极意义上表现出对现实人生深刻的、全面的、永恒的、真正的注重和最大限度的价值关怀。一部《庄子》，不论怎样神奇荒诞，玄虚浪漫，始终贯穿着对宇宙、人生的理性思考和真理追求。这显然是他吸取周文化之精华而加以提升的表现。

其三，庄子更着重继承了当时道家文化的哲学思想和理论体系，创造性地予以发展弘扬。道家者流，出于史官老聃，其学说体系是在周文化的重道、尚柔、贵谦、辩证法、循环论等思想因素的影响下创建起来的。[9]37－41逮至战国，它已成为中原文化区南缘一种颇为活跃的新文化，在庄子的故乡宋国尤为兴盛。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哲学框架和基本观点，但也有较大扬弃、改造和发挥。《老子》五千言主要总结和阐发上古的道论，按《汉书·艺文志》的记述和张舜徽先生的研究，它实际上是史官讲给天子的“君人南面之术”，“初无涉于臣下万民也”。[16]8庄子把它借过来，作为普遍原则，推广到整个人类尤其是平民阶层，成为人们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修养个性以及立身处世的指导思想。他不仅摒弃了老子欲为帝王提供统治术的宗旨，反而把它作为批判统治者、抨击现实的思想武器。庄子非常敬佩老子，“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二者的思想体系一脉相承；但仔细研究，庄子在继承老子的同时，又颇有改造和发明，从思想内容到表现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除老子外，庄子还借鉴了杨朱“为我”、“贵己”、“全性保真”的重生思想，接受了列子的“贵虚”思想，吸取了田骈、慎到的“齐物”学说和隐居理论，[9]46－49还有南伯子綦等道家人物的“心斋”、“坐忘”之法等等，从而把道家文化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

这里仅就庄子对列子的承传稍作补充。《庄子》中多次提到列子，可见庄、列关系密切，刘熙载甚至认为“《列子》实为《庄子》所宗本”。[1]9《逍遥游》说“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按《列子·黄帝篇》云：“列子师老商氏，友伯高子，尽二子之道，乘风而归。”又云：“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毫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邪？”成玄英《庄子疏》曰：（列子）“得风仙之道，乘风游行，泠然轻举，所以称善也。”列子的“御风而行”，按今天的说法，即是能够飞升的气功术，为古代道术之一。《庄子》中提到“缘督以为经”、“吹呴呼吸”、“熊经鸟伸”等气功术语，可见他对气功术是精通的。庄子追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的“逍遥”境界，说什么“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我疑心他不是纯用想象，而可能有一定的现实基础。他大概是学过列子的气功术的。庄子那性命双修的静功学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那么庄子是否具有列子那样的轻功，其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其四，庄子广泛吸收了周边各地文化和各家学说的有益成分，在分析批判各种文化的过程中丰富发展了道家文化。

对于东方邹鲁的儒家、墨家文化，庄子进行了激烈的批判，所以司马迁说他“剽剥儒墨”，但与此同时，庄子又受到其一定影响，接受、采用了其不少观点。他对儒家人物和学说非常熟悉，有贬有褒，他厌恶、攻击那些拘谨、虚伪的儒生，却又赞美所谓大儒、真儒（见《田子方》等），因而有人怀疑他原本是儒家弟子。近来张松辉先生指出：“庄子很可能是一个出儒入道的人物”，如同墨子出儒入墨一样；他平时盖“以儒生自居”，甚或“穿的是儒家服装”；他的许多思想“是建立在儒家的基础上的，如他的大仁、大义、至乐、天乐等思想是在儒家思想基础之上的一次跃进，而不是对儒家仁义礼乐的简单否定。《庄子·人间世》提出的伦理思想和政治主张与儒家基本一致。”[9]43－45对于墨家，庄子也进行过批判，但其“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山木》），“巧者劳而智者忧”（《列御寇》），“无用之用”（《人间世》）等思想，却显然来自《墨子·亲士》中“铦者必先挫”，“错者必先靡”，“甘井近竭，招木近伐，灵龟近灼，神蛇近暴”，“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一段议论，可见庄子完全接受了墨家这一思想。

北方的燕齐文化，庄子也有所吸收。邹衍的“大九洲说”，稷下学派的高谈阔论，对他宇宙观的形成，眼界的开阔，学识的增长，不能说没有影响。齐地流行的神仙思想，对他的高蹈游世也不无启迪。他还看过《齐谐》一类的志怪书，把其中的故事和材料融汇到了自己的文章中。

三晋文化对于庄子也有不小的影响。惠施等人的名实之辩及思辩艺术，苏秦等人的夸张之风和辞令艺术，慎到等人的刑名、术势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对庄子发生过作用。我们只要看看《庄》书中庄子和惠子亦敌亦友，经常辩论，惠子一死，庄子竟哀叹再也没有配合默契的知音和对手，再也无人启发和磨砺自己的思想，以至于有人怀疑其书是全为惠子而作，就可看出惠施对于庄子的作用和意义之大了。三晋文化对于庄子的影响，也于此可见一斑。

南方的楚文化以信巫鬼、重淫祀、好幻想、喜神游等为鲜明特色，文章颇重情采，充满浪漫气息，而理性精神较弱，与北方文化迥然有别。它对于庄子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宋、楚在文化上本是同源，都与殷商文化有关，只是宋国在周文化的统治下，其原本文化受到压抑，而在楚国却依然盛行着殷商时就已形成的古老文化。所以，《庄》书的幻想色彩和浪漫作风，既是宋人所承传的殷商文化的潜在因素所使然，也与受楚文化的影响有关。我们不能说这全来自楚文化，也不能说与楚文化的启示、诱发无关。《庄》文浓郁的抒情味和瑰丽的辞采，则明显是学习楚文化的结果，由于地缘交接的关系和曾到过楚国，庄子也多用楚国方言，以至于有人误以为庄子就是楚人。我们认为，庄子的文化背景是浪漫、奇幻而重玄理的商宋文化，而非浪漫、重情采但理性相对较弱的楚文化；他是宋人，而非楚人，只是吸收了楚文化的某些成分而已。

西汉史学家司马谈早就指出：道家“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论六家要旨》）。实际上从《庄子·天下篇》对当时各家学派的精彩评述和批判中已可约略看出这一特点。庄子奇特的思想和文风，确是以宋国文化尤其是道家文化为核心，广泛吸收借鉴各种文化、各家学派的有益成分而形成的。需要说明的是，庄子之所以能够这样，则又不能不取决于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取决于宋国特殊的文化渊源、文化构成和文化交流等有利条件。

综上所述，《庄子》的文化背景是商宋文化。它以殷商文化为渊源，以姬周文化为依托，以道家文化为核心，并处在东西南北文化的交会点上，有着广泛吸收借鉴各种文化的便利条件。奇才庄子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环境中，上下求索，四方采撷，得心应手，从而写就《庄子》这部天下第一奇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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