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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樱 菲 来源 |《孙中山全集》第6卷 就知和行的难易之先后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不避去那种错误的艰难？因为知是很难的。 今天蒙诸君在此开这个盛大的欢迎会，本大总统是很感谢的，是很欢喜的。本大总统借此能够与桂林学界诸君谈话，是个很难得的机会，故把平日对于学求的意见，贡献到诸君。 诸君是学界中人，要知道人类为什么原故要求学呢?求学的意思便是求知识。因为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道理，都是我们不知道的。又因为世界的文明，要有知识才有进步；有了知识，那个进步才得快。我们人类是求文明进步的，所以人类便要求知识。 诸君都知道，世界上文明的发达，是在近来二百多年，最快的是近来五六十年。以后人类知识越发多，文明的进步便越发快。中国两千多年以前，都有很好的文化，从前文化的进步是很快的。近二千多年以来，没有什么文化，现在的文化不如唐虞，不如秦汉，近人的知识，不如古人的知识。所以中国人崇拜古人的心思，比哪一国人都要利害些。 为什么近来二千多年没有进步呢？推究这个原因，详细地说，可分作两项： 一是政治关系。从前政府做事，是很宽大的，譬如“公天下”的时候，尧把天下让到舜，舜把天下让到禹；政府把天下的政权都可以让到别人，其余对于人民的事情，该是何等宽宏大量。就是“家天下”的时候，汤武革命，“顺乎天应乎人”，“吊民伐罪”，也都是求人民的幸福。所以人民便有自由去发展思想，便有思想去求文化的进步。到了后来，政府一天专制一天，不是焚书坑儒，便是文字狱，想种种办法去束缚人民的思想，人民那里能够自由去求文化的进步呢？ 二是古今人求进步的方法不同。二三千年以前，求进步的方法，专靠实行。古人知道宇宙以内的事情，应该去做，便实行去做；所谓见义勇为，到了成功，复再去做，所以更进步。譬如后稷知道人民饥饿，非有适用的农业方法产生五谷不可，便亲自去教民稼穑。禹见到人民受洪水的痛苦，非有相当的水利方法泄去低地之水不可，便亲自去疏通九河。其余若燧人氏发明火，试问他不去钻木，怎么能取出火来呢?神农发明医药，试问他不去尝百草，怎么能知道药的性质呢？到了后来，不是好读书不求甚解，便是述而不作，坐而论道，把古人言行的文字，死读死记，另外来解释一次，或把古人的解释，再来解释一次。你一解释过去，我一解释过来，好像炒陈饭一样，怎么能够有进步呢？ 照这两个理由看来，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从前中国人因为能实行，所以进化的文学、哲理、道德等，不但是现在中国人不知道，就是外国人也有不知道的。当东西大交通之初，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以为中国人是与非洲、南洋等处的土人一样的，没有一点儿文化，但是现在都渐渐明白了，有很多佩服中国的，也有要学中国的，并且知道中国的文化，有许多地方，现在外国还有不如的。外国的文化，是自罗马发源的，后来罗马被欧洲野蛮人征服了，因之他们以后的文化便有退步。到了元朝，有一个外国人，叫做马可波罗来做中国的官；后来把中国的文化著了一本书，告诉他们外国人，说中国的文化好的了不得。别的不讲，单就烧火而论，中国人烧火不用柴，不用油，只用一种黑石头。外国人便不相信，便很以为奇怪。那种黑石头就是煤，在近来外国工业极发达的国家，是最少不得的东西。他们当元朝的时候，说到中国人烧黑石头，便很以为奇怪。可见那个时候以前，他们还不知道煤。我们元朝的时候，便早烧了煤，可见中国的工业，那个时候便已不坏。从前中国人到外国留过学，回到国内，说外国人可在数百里或数千里以外通消息，中国人也不相信，也很以为奇怪。这种通消息的东西，就是电报、电话。现在中国无论那一个大城市都已有了。照这样说来，有时候中国不信外国，外国不信中国，因为各有各的文明。 诸君听到这地，知道中国现在的文明，一不如外国，二不如古人。中国古时的文明进步很快。外国近来的文明，进步很快。那种进步为什么能快?这就是我们学者应该要留心的。从前中国人说：“士为四民之首。”学者的力量在社会上很大。详细说，学者是先觉先知，一举一动能够转移社会上风气的。社会对于学者也是很尊敬的，如果学者有了主张，社会上都是要服从。所以学者对于社会，对于国家，负担有一种责任。现在学者的责任，是在要中国进步。 欧美的文明，不过是二百多年的事，最好的文明，尤在近来几十年。再拿日本来说，五十年以前，他们的文明是很黑暗的，近来四五十年便进步得很快。又拿暹罗来说，近二十年来文明的进步，也是中国不及的。中国的文明，古时进步很快。欧美的文明，近来进步很快。日本和暹罗的文明，也是近来进步很快。推求这个进步很快的原因都是一样的，都是因为有正当的学术，有正当的思想。中国近两千多年文明不进步的原因，便是在学术的思想不正当。不正当的地方，简单地说，便是大家以为行是很难的，知是很易的。这种思想便误了中国，便误了学者。 就中国近来的情形说，一般学者在家读书的时候，十年窗下，辛辛苦苦，便觉得艰难的了不得。到了有点成功，出而应世，去实行的时候，遇到社会上的人，都说“知是容易的，行是艰难的”。这两句话，真是误了学者不浅!何以误了学者不浅呢?因为求学的时候，十年窗下，费尽脑力，耗尽心血，所求的学问是很不容易成功的。若是有一点儿成功，出去实行，便有人说：“哼!你求学的时候难，实行的时候更难呢!”大家听到这句话便吓怕了，便不敢去行。不去行，便无法可以证明所求的学问是对与不对；不去行，于是所求的学问没有用处。到了以为学问没有用处，试问哪一个还再情愿去求学呢?就中国从前的情形说，周朝以前的进步是很快的，到了周朝之后，文化便很老大，由于老大的结果，便生出怕事的心理。怕事是好是不好的呢？从好的一方面讲，是老成持重；从不好的一方面讲，是志行薄弱。总而言之，人到了怕事，便遇事畏难，不去做艰难的事，只找容易的事去做；好像倒一盆水到地下，总是向没有抵抗力的低下部分去流，是一样的道理。人到了畏难，就不敢轻于尝试，试问文化上怎么能够有进步呢?推究这个原因，根本上的错处，便是在“知之非艰，行之维艰”。以难的为不难，以不难的为难，这个便是大错。我们要除去这个大错，归到正面，便应该说“知是难的，行是不难的”。我们中国人的心理，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以为行是难的，知是不难的。把极容易做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实行，求一点实际的结果，把极难知的事，看到太容易，不去探求。所以二千多年来，对于一切人情物理，都不能登峰造极。至于科学知识极普遍的欧美人，便没有这个心理。譬如本大总统从前和朋友正在研究“知难行易”的时候，有一个美国工学博士进到房内，他说他在美国学校的时候，一天，有一个美国先生告诉他，说知是很难的，行是不难的。这位工学博士是中国人，早有中国学说之“知易行难”的老成见在心，便很带怀疑，和美国先生辩论起来。那位美国先生说：“你不要和我争，我告诉你一段故事自然可以明白。我从前知道有一个人家的自来水管坏了，那个人家的主人，请一个工人去修理，那工人稍为动一动手，就修好了。主人便问工人：'你要多少钱呢?’工人说：'五十元零几毫。’主人说：'你稍为动一动手，便修好了，像这样容易的工，何以要许多钱呢？且你不要五十元或者五十一元，何以单要五十元零几毫呢?这个工价数目，真是奇怪的很!’工人对主人说：'你看到我修好了之后，这个工作是很容易的。但是从前何以不自己去修理呢?你从前自己不去修理，要请我来修理，自然是由于你不晓得怎样修理的原故。我晓得怎么样修理，所以一动手便修好了。这那晓得怎么样修理的知识，是很难的，所以我多要一点价值，那五十元便是知识的价值；至于动手去实行修理是很容易的，所以我少要一点工钱，那几毫便是我动手的工钱。’主人听了这番话之后，便一面点头，一面对工人说：'你所讲的话很有道理呀!我给你五十元零几毫罢。’”照这件故事看来，就可证明知是很难的，行是容易的。中国人的思想就错在这里，所以中国的文化，几千年都不进步。这里不进步的错处，可以说是南辕北辙，所以中国人的错，便是走错了路。 诸君今天欢迎本大总统，要欢迎本大总统的性质。本大总统的性质，生平是爱革命。诸君要欢迎本大总统革命的性质。本大总统想要中国进步，不但是对于政治，主张非要革命，就是对于学问，也主张要革命，要把全中国人几千年走错了的路，都来改正，所以主张学问和思想都要经过一番革命。就中国革命的历史说，汤武是主张革命最早的，人人都说是“顺乎天应乎人”。本大总统从前主张革命的时候，人人都说是“造反”。说到学问思想上，要去推翻他，就是要把思想反过来。所以古人说：“知之非艰，行之维艰。”本大总统便要说：“行之非艰，知之维艰。”诸君如果赞成本大总统学理上的革命，都应该说“知之维艰，行之非艰”。 就知和行的难易之先后说，凡百事情，知了之后才去行，是很容易的。如果不知也要去行，当中必走许多“之”字路，经过很多的错误，是很艰难的。为什么不避去那种错误的艰难？因为知是很难的。如果要等到知了才行，那么行的时候，便非在几百年、几千年之后不可，恐怕没有定期了。所以我们人类，有时候不知也要去行。譬如点灯的电，传电报的电，说电话的电，我们中国人现在有几个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呢?但是我们中国的大城市，现在没有那一家不用它的。这个用它便是行，可见行是容易的。又如中国的指南针也有电的道理，用过了的时代和数目，不知有多少了。这个东西，有的说是黄帝发明的，有的说是周公发明的。无论是哪一个发明的，都是在外国人发明电之先，外国人向来没有的，中国便早早的行了。试问中国人究竟知不知道电呢?学者为四民导师，中国的社会是很崇拜的，人有不知道的事情，要告诉他们去行才好。 凡百事业不能做的缘故，都是由于不知。如果知了，是很容易行的。 本文为1922年01月22日孙中山先生在桂林学界欢迎会的演说，标题为编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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