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旦，意为公历元月一日。采用公历（亦为阳历），以“元旦”为公历新年之始，与孙中山先生颇有渊源。
中国历史上本就有“元旦”之说。相传“五帝”之一的颛顼以农历正月为元，初一为旦，合称“元旦”。《说文解字》载：元者，始也；旦者，明也。意指“元旦”即为“首日”。中国古代曾以腊月、十月等之月首为元旦。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政府成立。在就任的第二天，即1912年1月2日，孙中山先生颁布政令：“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此后，全国通用阳历，以1月1日为“元旦”。此习惯延续至今。 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应邀至广州岭南大学作讲演，勉励学生言：“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这一讲演的主旨，与蔡元培1917年1月9日《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相近，皆意在着力破除中国人读书做官的旧梦。讲演围绕读书人应“立”何种“志”展开，其教育名言“立志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即产生于此。而后，此语更被镌刻于岭南大学怀士堂（今中山大学南校区康乐园），是为早年的岭南大学以及后来中山大学的精神标杆。 在讲演中，孙中山先生通过对何为“大事”的阐释，强调读书人应以成就大事业为立志之要，祛除以“做大官”为目标的陈腐有害之观念，最终树立起为国为民“做大事”的大志气。那么，什么是“大事”？孙中山认为，不论农工商贾或科学人文何种领域何种职业，“无论那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而立志“做大事”的根本动因，则应在于“以国家为己任，把建设将来社会事业的责任担负起来”。这不仅是“改良国家”、扶助同胞之要旨，也符合“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潮流——“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
孙中山向来极为重视教育，认为中国的复兴“首在陶冶人才”，并称“教育为立国的要素”“学者，国之本也”；亦曾言，“革命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学问为立国之本，东西各国之文明皆由学问讲来”。并且，他认为欧美国家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发达，称欧美“其国多士人”，进而主张：“故欲我国转弱为强，反弱（衰）为盛，必俟学校振兴，家弦户诵，无民非士，无士非民，而后可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驰骋于地球之上。”故而，他在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仍派留学生出国深造，鼓励学生赴美、法等国勤工俭学。 中国传统的为学之道，向来以“立志”为先。今日适逢阳历新年“元旦”，节选孙中山先生鼓励学生“立志”之讲演《在广州岭南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以作纪念和勉励。本文原文全篇收录于《孙中山全集》第八卷，因推送篇幅之限，在内容上有所节选。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文 | 孙中山 兄弟今日得来此地，对岭南大学学生会，有机会和诸君相见，我是很喜欢的。诸君现在受教育的时候，预想将来学成之后，有一种贡献到社会上，究竟应该做些什么事呢？诸君现在还未毕业，知识不大发达，学问没有成就，自然不能责备诸君，一定要做些什么事，但是在没有做事之先，应该有什么预备呢？应该要注意些什么事呢？依我看来，在这个时期之内，第一件是要立志。立志是读书人最要紧的一件事。中国人读书的思想，都以为士为四民之首，比农、工、商贾几种人都要高一些。二三十年以前的学生，他们有一种立志，就是在闭户自读的时候，总想入学、中举、点翰林。以后还要做大官。我今天希望诸君的，不是那种旧思想的立志，是比那入学、中举、点翰林、做大官的志还要更大。中国几千年以来，有志的人本不少，但是他们那种立志的旧思想，专注重发达个人，为个人谋幸福，和近代的思想大不相合。近代人类立志的思想，是注重发达人群，为大家谋幸福。……如果我们立志，改良国家，万众一心，协力奋斗做去，还是可以追踪欧美，若是不然，中国便事事落在人尾，永远不能自己发达，永远没有进步。推其极端，中国便非沦于灭亡不可。所以现在的青年，便应该以国家为己任，把建设将来社会事业的责任担负起来。这种志愿究竟是如何立法呢？我读古今中外的历史，知道世界极有名的人，不全是从政治事业一方面做成功的；有在政权上一时极有势力的人，后来并不知名的；有极知名的人，完全是在政治范围之外的。简单的[地]说，古今人物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业成功。如果一件事业能够成功，便能够享大名。所以我劝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什么是叫做大事呢？大概的[地]说，无论那[哪]一件事，只要从头至尾，彻底做成功，便是大事。譬如从前有个法国人叫做柏斯多，专用心力考察人眼所不能见的东西，那种东西极微妙，极无用处，为通常人目力之所不及。在普通人看起来，必以为算不得一回什么事，何以枉费工夫去研究他呢？但是柏斯多把他的构造性质和对于别种东西的关系，自头至尾研究出来成一种有系统的结果，把这种东西便叫做微生物。由研究这种微生物，便发现微生物对于各种动植物的妨害极大，必须要把他扑灭才好。……譬如从前的人，不知道蚕有受病的，所以常常有许多蚕吐丝不多，所获的利益极微。现在知道蚕也有受病的，蚕受了病，便不能吐丝。考察他[它]受病的原因，是由于有一种微生物；消灭这种微生物，便可医好蚕的病，乃可多吐丝。现在广东每年所出丝加多几千万，但许多还有不知道医蚕病的，如果都知道消灭害蚕的微生物，更可增加无限的收入，那种利益该是何等大呢？现在全世界上由于知道消灭害蚕的微生物，所得的总利益，又是何等大呢？但是当柏斯多立志研究微生物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有这样大的利益。用这件故事证明的意思，便是说微生物本是极微妙极小的东西。但是研究他关系于动植物的利害，有一种具体结果，贡献到人类，便是一件很大的事。柏斯多立志研究的东西，虽然说是很小，但是他彻底得了结果，便是成了大事，所以他在历史上便享大名。我们中国从前的人，都不知道象[像]柏斯多这样的立志，只知道立志要入学、中举、点状元、做宰相，并且还有要做皇帝的。譬如秦始皇出游的时候，刘邦、项羽都看见了，便各自叹气，表示自己的志愿。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说：“大丈夫当如是也。”他两个人的口气虽然不同，但是他们的志愿，毫没有分别。换句话说，都是想做皇帝。这种思想，久而久之，便传播到普通人群中，所以从此以后，中国人都想做皇帝，便不想做别的事。自民国成立以来，不是象[像]袁世凯想做皇帝，便是象[像]一般军阀想做督军、巡阅使，那也是错了。因为要达到那种地位是很不容易的，障碍物是很多的。因为他们立志一定要达到那种地位，所以弄到杀人放火，残贼人类，亦所不惜。诸君想想：那志愿是好是不好呢？一定是不好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消灭那种志愿。至于学生立志，注重之点，万不可想要达到什么地位，必须要想做成一件什么事。因为地位是关系于个人的。达到了什么地位，只能为个人谋幸福。事业是关系于群众的，做成了什么事，便能为大家谋幸福。近代人类的思想，是注重谋大家的幸福，我从前已经说过了。大家又知道，许多做大事成功的人，不尽是在学校读过了书的。也有向来没有进过学校，能够做成大事业的。不过那种人是天生的长处。普通人要所做的事不错，必要取法古人的长处才好。所以我们要进学校读书，取古今中外人的知识才学，来帮助我做一件大事，然后那件大事，便容易成功。诸君又勿谓现在进农科，学耕田的学问，将来学成之后，只是一个农夫。不知道耕田也是一件大事，从前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因为稼穑是一件很有益于人民的事，他不怕劳动，去教导百姓，后来百姓感恩戴德，他便做了皇帝；说起出身来，后稷还是一个耕田佬呀！那个耕田佬也做过了皇帝呀！古时做过皇帝的人，该有多少呢？现在世人都把他们的姓名忘记了，只有后稷做过耕田佬，所以世人至今还不忘记他。现在科学进步，外国新发明的农科器具，比旧时好的[得]多，事半功倍，只用一人之耕，可得几千人之食。诸君现在学农科的，学到成功之后，就是象[像]外国的农夫，能够一人耕而有几千人之食，也不可以为到了止境。必要再用更新的科学道理，改良耕田的方法，以至用一人耕，能够有几万人食，或几百万人食，那才算是有志之士。总而言之，诸君现在学校求学，无论是那[哪]一门科学，象[像]文学、理化学、农学，只要是自己性之所近，便拿那一门来反复研究。把其余关系于那一门的科学，也去过细参考，借用他[它]们的道理和方法，来帮助那一门科学的发展，彻底考察，以求一个成功的结果。那么，就是象[像]中国的后稷教民耕田，法国柏斯多发明微生物对于动植物的利害，都是功德无量的大事。我再举一件故事说：从前有个英国人叫做达尔文，他始初专拿蚂蚁和许多小虫来玩，后来便考察一切动物，过细推测，便推出进化的道理。现在扩充这个道理，不但是一切动物变化的道理包括在内，就是社会、政治、教育、伦理等种种哲理，都不能逃出他的范围之外。所以达尔文的功劳，比世界上许多皇帝的功劳还要大些。世界上的皇帝该有多少呢？诸君多有不知道他们姓名的，现在诸君总没有一个人不知道达尔文的。所以达尔文的功，实在是驾乎皇帝之上。由这样讲来，无论什么事，只要能够彻底做成功，便算是大事。所以由考察微生物得来的道理是大事，由玩蚂蚁得来的道理，也是大事。不过我们读书的时候，必须用自己的本能做去才好。甚么是本能呢？就是自己喜欢要做的事；就自己喜欢所做的事彻底做去，以求最后的成功，中途不要喜新厌旧，见异思迁，那便是立志。立志不可有今日立一种甚么志，明日便要到一个什么地位。从前做皇帝的思想，是过去的陈迹，要根本的[地]打破他。立志是拿一件事，彻底做成功，为世界上的新发明。如果有了新发明，世界上的地位多得很，诸君不愁不能自占一席。我们立志，还要合乎中国国情。象[像]四十多年前，中国派许多学生到外国去留学，尤其以派到美国的为最早。他们到了美国之后，不管中国为什么要派留学生，学成了以后，究竟以中国有什么用处，以为到了美国，只要学成美国人一样便够了。所以他们在外国的时候，便自称为什么“佐治”、“维廉”、“查理”，连中国的姓名也不要。回国之后，不徒是和中国的饮食起居，不能合宜，就是中国的话也不会讲。所以住不许久，便厌弃中国，仍然回到美国。当中也有立志稍为高尚一点的，回到美国之后，仍然有继续研究学问的。不过那一种学生，对于中国的饮食起居和人情物理，一点儿也不知，所有的思想行为和美国人丝毫没有分别。所以他们不能说是中国人，只可说是美国人。至于下一等的，回到美国，便每日游手好闲，无所事事。因为不是学生，取消了官费或家庭接济，弄到后来，甚至个人的生活都不能维持；于是为非作歹，无所不做，便完全变成一种无赖的地痞。以中国的留学生，不回来做中国的国民，偏要去做美国的地痞，那是有什么好处呢？甚至有在美国的时候，连中国人住的地方，都不敢去；逢人说起国籍来，总不承认是中国人。试问这种学生，究竟是何居心呢？这种学生，可以说是无志，只知道学人，不知道学成了想自己来做事。诸君现在岭南大学，受美国人的教育多，受中国人的教育少。环顾学校之内，四围有花草树木的风景，洋房马路的建筑，这一种繁华文明的气象，比较学校以外，象[像]大塘、康乐等处的荒野景象，真是有天壤之别呀。我们中国人现在的痛苦，每日生活，至少总有三万万人，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所以中国是世界上最穷弱的国家。诸君享这样的安乐幸福，想到国民同胞的痛苦，应该有一种恻隐怜爱之心。孟子所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这是诸君所固有的良知。诸君应该立志，想一种什么方法来救贫救弱，这种志愿，是人人应该要立的。要大家担负救贫救弱的责任，去超渡同胞。如果大家都有这种志愿，将来的中国，便可转弱为强，化贫为富。诸君今天欢迎我来演讲，我贡献诸君的，就是要诸君立志，要有国民的大志气，专心做一件事，帮助国家变成富强。这个要中国富强的事务，就是诸君的责任；要诸君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的希望。1923年12月21日，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到康乐园岭南大学视察，并在怀士堂发表了《学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的著名演说。 
孙中山（1866～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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