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名相房玄龄
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辅佐君王，实现天下大治与君臣间互相成就的，除了传说中殷商时期的伊尹、傅说之外，当数唐朝初年的房玄龄。房玄龄与“贞观之治”相辅相成：唐朝开国背景与唐太宗励精图治的时代精神，为房玄龄提供了历史舞台；而房玄龄作为唐太宗治国理政的主要助手，为贞观时期制度规模的奠定、政治格局的开创、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以及各项对内对外方针政策的制定和落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房谋杜断，良相典范 “房谋杜断”的主人公房玄龄和杜如晦在唐朝历史上享有盛誉。虽然二人并称，但房玄龄的角色更重要。他跟随李世民时间最长。房玄龄和杜如晦都是在隋末动荡之际投奔李世民而成为贴心谋士的。二人原本都是隋朝官僚的子弟，在隋朝都屈居下僚。李渊起事时，房玄龄是隰城县尉，杜如晦是滏阳县尉，属于最低级别的地方官。但是，他们又很有政治抱负，想要成就一番事业。投奔李世民成了改变他们政治命运的转折点。当李世民带兵围攻长安时，房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就是带着早已想好的计谋，来到李世民的军中自荐。同时，房玄龄还以其才华得到李世民属下温彦博的推荐。李世民正在寻求发展自己的势力，对于计谋之士，自然是一见如故，当即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按当时制度规定，记室参军掌表、启、书、疏，就是为领导人起草和处理各种表奏文书的机要秘书。杜如晦则是在李渊军队进入长安后，房玄龄把他招罗到李世民身边的。就这样，形成了房玄龄、杜如晦这对著名的“黄金搭档”。杜如晦在贞观四年（公元630年）病逝，享年46岁。房玄龄则一直活到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享年70岁，辅佐唐太宗达32年之久。 唐朝人推崇房、杜，有不同的角度，后人引述最多、发挥最广的是所谓“房谋杜断”，大体是说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二人之间的密切配合和优势互补，成就了李世民的帝王事业。“房谋杜断”与“萧规曹随”一起，成为历史上著名宰相辅佐皇帝治国理政的典范。不过，后来“萧规曹随”用得很多，而“房谋杜断”用得却很少。其实，要真正做到“萧规曹随”也很不容易，新官上任三把火，都想有所建树，做出成绩，“萧规曹随”就等于把自己埋没了。即便如此，人们还是愿意说自己要“萧规曹随”，以表示对前任的尊重，也表示自己的谦虚。可是，很少有人用“房谋杜断”，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则“萧规曹随”说的是继任者和前任之间的关系，而“房谋杜断”说的是同僚之间的关系。说尊重前任总是容易的，而要尊重同僚，同事之间互相欣赏却不易得多。二则“房谋杜断”的前提，是皇帝对宰相班子的信任，房也好，杜也好，他们都是忠心为皇帝谋和断，都得到皇帝的充分信任。其实他们都是谋，真正的断交给了皇帝本人。三则，所谓“房谋杜断”，并不像后来人们理解的那样是李世民当了皇帝，房、杜担任宰相时候的事情，而是在李世民武装夺权的过程中，房、杜发挥了谋和断的作用。也就是说，“房谋杜断”的历史背景是武装夺权。由于这几个原因，后人就很难用“房谋杜断”来表达自己的行政理念和执政风格了。 然而，“房谋杜断”仍然有着非常正面的意义，那就是宰相班子的团结。维护宰相班子的团结，对于辅佐君王来说，是提高工作效率、营造良好政治氛围的重要前提。对于宰相班子自身建设，尤其是对于班子中的领导者，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修养。《旧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的“史臣曰”便特别强调辅佐班子的团结，房杜二人，一谋一断，“相须而成，俾无悔事，贤达用心，良有以也”，所谓“笙磬同音，唯房与杜”。
孜孜奉国，知无不为 据《贞观政要·任贤》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的一天，唐太宗与宰相班子成员一起宴饮，令王珪点评一番各位宰相的长处。王珪首先说到的就是房玄龄，评价他“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这个评价，道出了房玄龄的勤勉和担当。 从担任李世民渭北道行军元帅府的记室参军开始，房玄龄就一直陪伴在李世民的左右。李世民做秦王，他是秦王府的记室参军。《旧唐书·房玄龄传》说“玄龄在秦府十余年”，这十余年之中，房玄龄作为李世民的机要秘书，“常典管记，每军书表奏，驻马立成，文约理瞻，初无稿草”。在许多重要而紧急的关口上，房玄龄以其高超的文字水平和杰出的参谋能力，为李世民出谋划策、应对时艰。这个时期，除了在军政事务中帮助李世民谋划决策之外，房玄龄的另外一个重要贡献是搜罗人才。《旧唐书》载，“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 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做了太子，房玄龄随之担任太子右庶子。不久，李世民做了皇帝，房玄龄取代老臣萧瑀担任中书令，功列第一等。这两个职位分别是太子东宫和皇帝朝廷之中的首席秘书。房玄龄继续在首席秘书的岗位上为李世民处理权力交接前后的复杂军政事务。贞观三年以后，担任了尚书左仆射，作为行政首长，任职达15年之久。在这个位置上，房玄龄“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论者称为良相焉”。见于《贞观政要》和新旧《唐书》中的这段概括，是王珪评价房玄龄“孜孜奉国、知无不为”的最好注脚。遍看贞观一朝史事，房玄龄被记载下来的事迹并不多，而“良相”“贤相”的桂冠，又非房玄龄莫属。其中的奥秘就在于“孜孜奉国、知无不为”。房玄龄在担任宰相期间所作出的贡献，主要包括制度层面的机构改革和人事改革，制定法令，并省州县，裁减官员，整顿财政等，还包括协助唐太宗指挥消灭东突厥的战争。所谓“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诚非虚言。房玄龄的作用与贡献，是当时任何大臣都不可比肩的。 房玄龄作为唐太宗的首席辅佐，其器识是超越群伦的，尤其是他宽厚待人的胸怀。唐太宗赋予了房玄龄很大的用人权，但他在用人方面却从未受到批评。这不得不归功于他“闻人有善，若己有之”的胸怀。唐太宗曾经批评宰相封德彝错误的人才观，说他总是用自己的长处去量别人的短处，所以选拔不出任何人才，并以“岂借才于异代”来责问他。房玄龄深知不可向其他时代借用人才的道理，所以能够做到“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卑贱”。
辅赞弥缝，而藏诸用 唐人柳芳对房玄龄有一段评价：“玄龄佐太宗定天下，及终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号为贤相；然无迹可寻，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诤而房、杜让其贤，英、卫善将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归人主。为唐宗臣，宜哉！”《新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史臣“赞曰”所引柳芳之言，还有如下一段：“持众美效之君。是后，新进更用事，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完整地理解柳芳的评价，可以看出房玄龄低调行事、严于律己的品格。《新唐书》史臣“赞曰”进一步总结这个品格：“宰相所以代天者也，辅赞弥缝，而藏诸用，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彼扬己取名，了然使户晓者，盖房、杜之细邪！”大意是说，君王越是信任，宰相就越不能有优越感和特权感，要努力使得周围的人都愿意为君王效力，而不是自己把君王包围起来。宰相要尽心竭力辅佐君王，但不可贪天之功，既要敢于承担责任，又要有做无名英雄的境界，“善归人主”。至于那些扬己取名，喜欢利用和君王的密切关系吹嘘炫耀、把自己宣扬得家喻户晓的人，相比于房玄龄、杜如晦这样的大臣来说，无疑是小儿科了。 正是由于房玄龄的律己，长孙皇后在临终前对唐太宗叮嘱说：“玄龄事陛下最久，小心谨慎，奇谋秘计，皆所预闻，竟无一言漏泄，非有大故，愿勿弃之。”也正是由于他的低调，唐太宗对其极为信任，并因此培养出君臣之间无与伦比的默契。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亲征辽东，命玄龄留守京城。正好有人上访，称有秘密要告发，房玄龄问是什么，那人回答说：“此事与您有关。”于是，房玄龄派人将他送到太宗行在所。皇上听说留守房玄龄送来一个告密人，十分愤怒，命人持长刀站在旁边而后见之，问那人所告谋反之人是谁，答：“房玄龄。”太宗说：“果然是这样。”命令拉出去腰斩。然后给房玄龄去信，给他授权：“更有如此者，得专断之。”（《隋唐嘉话》）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唐太宗到翠微宫暂住，任命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房玄龄当时在京城留守，正好有人从京师来，太宗问曰：“玄龄对李纬拜尚书有什么意见吗？”来人回答说：“玄龄只是说李纬的胡须长得很好看，就没说别的了。”太宗听后马上改授李纬为洛州刺史，不让他当户部尚书（《贞观政要·择官》），对房玄龄信任之深可见一斑。
房玄龄作为贞观朝的第一功臣，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作为唐太宗长期的首席秘书，可以说人生得意。但他并没有得意忘形，而是一贯严于律己、低调为人，从而得到了唐太宗的无比信任和君臣之间的默契。而这种信任和默契，正是“贞观之治”局面得以形成并维持较长时间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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