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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故宫博物院：张择端《清明上河图》
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 上海博物馆：王现之《鸭头丸帖》 《鸭头丸帖》是东晋书法家王献之写在绢上的一件优秀草书作品，两行15字。作品运笔非常熟练，笔画劲利灵动，风神散逸，主要有以下一些特征“笔锋人纸灵巧而又变化多姿，方笔、圆笔、侧锋、藏锋都有，如“鸭”、“当”两字起笔处是顺着笔锋直接入笔，“故”字起笔是侧锋，“头”、“不”等字与上一字相连，所以是逆锋起笔，但也有以顿笔和藏锋起笔的，如“明、君”等字。字与字之间气脉贯通，连中有断，如第一行“明当必”，第二行的“集当与”笔画连绵，而“佳、明”，“与、君”等字之间重新起笔，调整笔锋，但暗中还是有呼应，断连结合使整幅字有疏有密，空白灵活。帖中的10多个字曲直结合：横竖较直，有刚劲之美；又有圆转外拓的曲笔，有遒婉之美，用墨巧妙自然，墨色有枯有润，变化丰富。章法上行距很宽，显得萧散疏朗，堪称是一幅不拘法则而又无处不存在法则、妩媚秀丽而又散朗洒脱的草书精品。 | 天津博物馆：范宽《雪景寒林图》 北宋范宽的宋代名画《雪景寒林图》，生动地描绘出了秦地雪后山川、林塑如诗景象，画面气势磅礴，境界深远，动人心魄，为范宽的山水画代表作品之一。本画原属圆明园收藏，现藏于天津市博物馆。本画采用全景似构图，画面层次分明，中心突出。画中群峰屏立，山势高耸，深谷寒柯间，萧寺掩映，古木结林，板桥寒泉，流水从远方萦回而下，真实而生动地表现出秦地山川雪后的磅礴气势。笔墨浓重润泽，皴擦多于渲染，层次分明而浑然一体，细密的雨点皴余苍劲挺拔的粗笔勾勒，表现出山石和枯木锐枝的质感。 | 河北省博物院：中山靖王刘胜《金缕玉衣》 刘胜金缕玉衣全长1.88米，共用玉片2498片，金丝约1100克。玉衣的外观和男子体型一样，宽肩阔胸，腹部突鼓，四肢粗壮。腹下有男性生殖器罩盒。头部有高高隆起的鼻子，三个狭窄的缝隙代表双眼和嘴。玉衣分为头部、上衣、袖筒、裤筒、手套和鞋六个部分，每一部分都可以彼此分离，犹如制衣工人裁剪缝制的一件衣服。其中头部由脸盖和头罩构成，上衣由前片、后片构成，袖筒、裤筒、手套和鞋都是左右分开的。所用玉片大部分呈长方形和方形，也有梯形、三角形、四边形和多边形。最大的玉片长4.5厘米，宽3.5厘米，用在脚底。最小的玉片只有成人拇指盖大小，用来表现手指。与金缕玉衣相伴的还有鎏金镶玉铜枕、玉九窍塞、玉握和18件殓尸用玉璧，组成一套规格最高的汉代丧葬用玉。 | 河南博物院：青铜器《春秋莲鹤方壶》 河南博物院藏莲鹤方壶高126.5厘米，重量64.28公斤，口为方形，长30.5厘米，宽54厘米。壶身为扁方体，壶的腹部装饰着蟠龙纹，龙角竖立。壶体四面还各装饰有一只神兽，兽角弯曲，肩生双翼，长尾上卷。圈足下有两条卷尾兽，身作鳞纹，头转向外侧，有枝形角。承托壶身的卷尾兽和壶体上装饰的龙、兽向上攀援的动势，互相呼应。壶盖被铸造成莲花瓣的形状，一圈肥硕的双层花瓣向四周张开，花瓣上布满镂空的小孔。莲瓣的中央有一个可以活动的小盖，上面有一只仙鹤站在花瓣中央，仙鹤似乎在昂首振翅，正在翘首望着远方，造型灵动。 | 黑龙江省博物馆：青铜器《金代铜坐龙》 1965年铜坐龙出土于黑龙江省阿城市南城城墙边，造型为踞坐式，以青铜材料铸造。其造型以三角形的构图弓身踞坐，尾部上翘，与云纹卷成旋状。右爪着地，左爪抬起放在一块祥云上边，并与后爪相连。龙身整体造型流畅，做工精美考究。这种坐龙区别于传统的四大龙型。它不仅出现在金代，而且在女真人后裔满族人创建的清代宫廷建筑的屋檐上以及华表上的龙型神兽，均为坐龙形态。可见金代工匠创造的坐龙这种龙型对于后代有很大的影响。 | 吉林博物院：苏轼《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 《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行书卷为《洞庭春色赋》与《中山松醪赋》合卷，均为苏轼撰并书。此两赋并后记，为白麻纸七纸接装，纸精墨佳，气色如新，前者行书32行，287字；后者行书35行，312字；又有自题10行，85字，前后总计684字，为所见其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者。苏轼笔墨更为老健，结字极紧，意态闲雅，奇正得宜，豪宕中寓妍秀。 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 拖尾有元人张孔孙、明人黄蒙、李东阳、王辞登、王世懋、王世贞、张孝思等人题跋，以及乾隆皇帝的题跋和题诗 | 辽宁省博物馆：赵佶《瑞鹤图》 《瑞鹤图》是赵佶书画珍品中难得的诗、书、画具为上乘之作，画后有作者赵佶以瘦金书自题。此图绘彩云缭绕之汴梁宣德门，上空飞鹤盘旋，鸱尾之上，有两鹤驻立，互相呼应。画面仅见宫门脊梁部分，突出群鹤翔集，庄严肃穆中透出神秘吉祥之气氛。此幅一改常规花鸟画构图的传统方法，将飞鹤布满天空，一线屋檐既反衬出群鹤高翔，又赋予画面故事情节，此在中国绘画史上是一次大胆尝试。绘画技法尤为精妙，图中群鹤如云似雾，姿态百变，无有同者。更为精彩之处，天空石青满染，薄晕霞光，色泽鲜明，鹤身粉画墨写，睛以生漆点染，顿使整个画面生机盎然。 | 山东博物馆：墓室壁画《东平汉墓壁画》 位于山东省东平县境内汉代墓室的这批墓葬中的陪葬品尽管大都被盗扰，但壁画保存基本完好，并且特点十分突出。东平后屯壁画墓的发现，进一步丰富了山东地区汉代壁画墓资料的同时，使得东平作为汉代壁画墓的一个重要分布区域得到确认。东平地处鲁西南地区，如果将东平后屯壁画墓和其邻近的梁山后银山壁画墓以及江苏徐州黄陇山壁画墓、河南永城芒砀山柿园汉墓、安徽亳州董园村壁画墓等联系起来看，鲁西南一带及其邻近地区，应当是汉代壁画墓的一个重要分布区。在这一地区，汉代壁画墓可望有更多的发现。 | 山西博物院：青铜器《晋侯鸟尊》
《晋侯鸟尊》的出土之地是晋侯墓地。出土于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和翼城县交界处的天马--曲村晋文化遗址中的晋侯墓。该鸟尊现收藏于山西省博物馆，被誉为山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晋侯鸟尊的器物形象是一个凤鸟，周人对凤鸟的崇敬和喜爱还有一个凤鸣岐山的典故。相传周武王在伐纣的征途中路径岐山，此时山上有金凤鸣叫，人们认为这是天降祥瑞，是周武王的文才武德招致而来的祥兆，在这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氛围之下伐纣大业最终成功，于是更加深了人们对凤鸟的图腾崇拜之情。 | 陕西历史博物馆：唐代《镶金兽首玛瑙杯》
《兽首玛瑙杯》是唐代酒器，做工精湛，选用极为罕见的缠丝玛瑙制成，材质纹理细腻，层次分明，光鲜润泽。工匠又巧妙利用材料的自然纹理与形状进行雕刻，依色取巧，随形变化。器型弯曲富于变化，型似号角。前端碾琢成牛首形状，兽眼圆睁，炯炯有神。兽角为螺状，长长的双角弯曲着伸向杯口两侧。兽耳高高竖起，微微内收。兽嘴镶金，画龙点睛，既突出了整体造形的完美，又增添了玛瑙杯的身价。整个造形静中含动极富艺术感染力。 | 甘肃省博物馆：青铜《马踏飞燕》 《马踏飞燕》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该墓是东汉时期军事长官及其妻合葬墓。《马踏飞燕》形象矫健俊美，别具风姿。马昂首嘶鸣，躯干壮实而四肢修长，腿蹄轻捷，三足腾空、飞驰向前，一足踏飞燕。一匹躯体庞大的马踏在一只正疾驰的龙雀背上，小龙雀吃惊地回过头来观望，表现了骏马凌空飞腾、奔跑疾速的雄姿。铜奔马微微地偏向一侧的头高昂着，前面头顶的鬃毛和后面的马尾一致向后方飘飞，浑圆的躯体呈流线型，四肢动感强烈，三蹄腾空，右后蹄踏一展翅奋飞、回首惊视的“风神鸟”龙雀，全身的着力点都集中在飞行的龙雀背上，形成了一种极富感染力腾飞之势。这一艺术形象不仅构思奇特、造型优美，而且完全符合力学平衡原理，完美地塑造了运动速度与整体平衡相统一的行空天马与飞雀。马踏飞燕改变了传统天马的造型手法，使之蕴含着丰富的天马文化内涵，堪称青铜艺术的极品，充分表现了古代艺术家丰富的想象力和精湛的铸造技艺。 | 宁夏博物馆：青铜器《鎏金铜牛》
《鎏金铜牛》是西夏时期的一件青铜器，它反映出西夏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这件青铜铸造的牛屈驶而卧，体态健壮，比例匀称、造型逼真、个体硕大。铜牛中空，外表通体婆金。制作时需要将冶炼、模具雕塑·浇铸、抛光和姿金等工艺集于一体，反映出西夏青铜铸造工艺的高超水平，是西夏艺术品中的珍品。如此精美牛造型工艺品，说明了牛在西夏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敦煌经卷》是在中国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出土的4-11世纪多种文字的古写本。由于敦煌在4-10世纪间曾为中国西北文化中心，政治、经济十分发达，佛教也很兴盛。自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开凿第一窟以后，写经造像活动代代相沿。北宋仁宗时，西夏进攻敦煌，僧众为避兵火，将大批文书藏于洞窟之复室中，然后砌一泥墙于外，并于其上绘画，以此作为伪装。此后，这些文书便被封存于该私室中达900多年，成为名闻中外的敦煌遗书。《敦煌经卷》是隋或唐初写就的，是佛经《羯摩经》手抄本。写本纸质较细，有韧性，经过染黄，略有水渍，按纸质色泽行字，皆合隋、唐规制。经书全长17米左右，用34张纸粘连而成长卷。单张纸长49.3-49.5厘米,宽25.2-26.6厘米。每页书写28行，每行17-18字，全卷共933行。 | 新疆博物馆：织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一汉代蜀地织锦护臂，呈圆角长方形，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以织锦为面料，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三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其中3条残断。织有八个汉隶文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通过“五星聚会”研究，科学家们推算出2040年9月9日将会出现罕见的五星聚会天文奇观。《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国家一级文物，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被誉为2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 西藏博物馆：卡若时期《双体陶罐》
双体陶罐出土于西藏自治区昌都卡若遗址，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因器形为两件完全相同的袋形陶罐连接而成，故名“双体陶罐”。陶制朱墨彩绘双体陶罐为夹细砂黄陶，陶器口呈喇叭状，直颈、斜平肩，腹部为袋形双体，中裆相连，下腹壁向内曲收为假圈足，形体好像两只小兽相向而立，其肩颈部穿系绳索的一对带孔器钮有如动物的耳和尾，从而巧妙地把双体陶罐勾勒成两只相向而立的小兽，造型雍容大气而极具生活情趣。双体陶罐通体打磨，陶罐表面以刻划纹和朱、墨两色彩绘加以装饰，颈部饰一圈双勾带纹；双体纹饰各不相同，一体以双勾三角折线纹为主，线外饰彩，一体以双勾菱形纹为主，菱形纹内外施彩；双肩各饰以剔刺装饰的双带纹。 | 内蒙古博物馆：战国《匈奴王冠》
《匈奴王冠》通高7.3厘米、带长30厘米、重1394克。由鹰形冠饰、半球形冠顶和冠带组合而成，其上浮雕多处动物纹饰。于1972年在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匈奴墓出土。鹰顶金冠有“草原瑰宝”之誉，是迄今所发现的唯一的匈奴酋长金冠饰，代表了战国时期我国北方民族贵金属工艺的最高水平。这套金冠饰的主体造型为，一展翅的雄鹰，站立在一个狼羊咬斗纹的半球状体上，俯瞰着大地。额圈由三条半圆形金条榫铆插合而成，上有浮雕卧虎、卧式盘角羊和卧马造型，中间部分为绳索纹。是目前国内发现唯一的匈奴贵族金冠饰。 | 安徽博物院：青铜器《战国楚大鼎》
战国楚大鼎是战国时期的青铜器，1933年寿县朱家集（今属长丰县）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收藏于安徽博物院，中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铜鼎通高113厘米，口径87厘米，耳高36.5厘米，腹围290厘米，深52厘米，足高67厘米，重达400公斤左右。形制为圆口方唇，鼓腹圆底，三蹄足。颈侧附双耳，耳上部略外展。鼎腹饰一周突起圆箍，双耳及颈部外壁饰有模印菱形几何纹，足根部饰有浮雕旋涡纹。大铜鼎的鼎口平沿刻有铭文12字，铭文的开头为“铸客”两字，所以根据惯例这件铜鼎就以铸客命名，又因此鼎在数千件楚器中最为雄伟，所以又被称为大铜鼎。另外，鼎的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是当时常用的吉语。铭文十二字：铸客为集脀、造脀、鸣腋脀为之。 | 南京博物院：徐渭《杂花图卷》
《杂花图卷》堪称明代大画家徐渭的扛鼎之作，是南京博物院18件镇馆之宝中唯一一件书画作品。这幅作品创作于明代万历年间，是徐渭以狂草入画的大写意典范之作。在十余米的长卷中，徐渭以淋漓酣畅的焦墨、泼墨、积墨等多种技法，分别画有牡丹、石榴、荷花、梧桐、菊花、南瓜、扁豆、紫薇、紫藤、芭蕉、梅、兰、竹等共计13种花卉蔬果。用笔恣纵率意，用墨酣畅淋漓，一气呵成又高潮迭起，仿佛用画笔奏响一曲交响乐般波澜起伏的宏大乐章，体现出画家卓绝的艺术天才和激烈狂放的情感。于今，时隔4个世纪，画中仍可显见墨迹淫淫的湿润感。无怪谢稚柳先生在观后冠其“天下第一徐青藤”的美誉。 | 浙江博物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剩山图》
《富春山居图·剩山图》是元朝画家黄公望的作品，是黄公望为无用师和尚所绘，以浙江富春江为背景，全图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当，墨色浓淡干湿并用，极富于变化，是黄公望的代表作，被称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明朝末年传到收藏家吴洪裕手中，吴洪裕极为喜爱此画，甚至在临死前下令将此画焚烧殉葬，险在吴洪裕的侄子从火中抢救出，但此时画已被烧成一大一小两段。前段较小，称《剩山图》，现藏浙江省博物馆；后段画幅较长，称《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几百年来，这幅画辗转流失，而充满了传奇色彩。 | 湖北省博物馆：青铜器《越王勾践剑》
越王勾践剑是春秋晚期越国青铜器，出土于湖北江陵马山5号楚墓出土。因剑身上被镀上了一层含铬的金属而千年不锈。经无损科学检测，其主要合金成分为铜、锡、铅、铁、硫等。花纹处含硫高，因硫化铜可防锈。剑通高55.7厘米，宽4.6厘米，柄长8.4厘米，重875克，极其锋利。刻有“钺王鸠浅，自乍用鐱”八字。其剑身刻有鸟虫书铭文“钺王鸠浅”和“自乍用鐱”。即：越王勾践，自作用剑。学者郭沫若赞同考古现场专家方壮猷的意见，认为这两个字是”邵滑“，是楚国派到越国的”越奸“，最后被封为越王。而古文字专家唐兰认为，这两个字是”鸠浅“，是”勾践“的通假字。后者得到了其他专家的认同。 | 湖南省博物馆：帛画《人物御龙帛画》
《人物御龙帛画》又名《驭龙图》，是战国中晚期的帛画精品，1973年于湖南省长沙市子弹库一号墓出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02年公布的6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帛画呈长方形，长37.5厘米，宽28厘米。质地为深褐色平纹绢。图中有佩长剑的男性，手执缰绳，驾驭一条龙。龙身如舟，龙尾站着一只白鹭；龙之下前方有一条鲤鱼领航。图画正上方打了一把伞，可见主人公身份显赫。寓意墓主人驾驭飞龙升天。画意引人联想当代屈原诗句：“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帛画的绘画手法以单线勾勒与平涂、渲染兼用，人物略施彩色，余用金，白粉彩。从构思上看，整个画面布局合理，巫师、巨龙、鱼、鹤各得其所，恰到好处。 | 江西省博物馆：青铜器《伏鸟双尾铜虎》
《伏鸟双尾铜虎》通长53.5厘米，通高25.5厘米，体宽13.0厘米，1989年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出土。此虎虽样貌憨态可掬，却不失威武勇猛之风，体态蓄势待发，尽显王霸气像。虎后长着两只尾巴，违背自然常理，不知新干大洋洲先民为何有此新奇想法，是单纯为了设计美观呢？还是另有神秘意图？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探讨。 虎背上静静地卧着一只小鸟，扬起脖颈，悠然自得，与身下那只凶猛大虫形成动与静、强与弱、大与小的鲜明对比，有点黑色幽默的感觉。鸟儿虽然渺小，却全然不惧猛虎之威严，宛若猛虎的驾驭者，颇有以柔克刚之哲学意味。这件青铜虎应是传说中“虎方”国的图腾之物。 | 四川博物院：青铜器《兽面象首纹铜罍》
兽面象首纹铜罍是西周时期的青铜器，通高69.4厘米，口径21.8厘米，由于其造型大方，铸造精美，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堪称四川博物院的镇馆之宝。铜罍器身的肩部、腹部之间装饰有两个立体的长鼻象头耳(耳，即把手)，两耳之间和一面腹下各铸一立体象首。其铸造技术精湛，工艺精美，是当时古人先进铸造技术的体现，为考古学家、史学家提供了研究当时人们政治、生活、祭祀等活动难得的实物依据。它无论在造型、纹饰、构图、工艺上都堪精品，不愧为国之重宝。 | 云南省博物馆：青铜器《牛虎铜案》
《牛虎铜案》为古滇战国时期青铜材料铸成的案祭礼器。其造型由二牛一虎巧妙组合而成。以一头体壮的大牛为主体，牛四脚为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椭圆形的案盘面，一只猛虎扑于牛尾，四爪紧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视眈眈于案盘面。大牛腹下立一条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牺牲自己对小牛犊的保护。牛虎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其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大牛腹下横置的小牛，增强了案身的稳定感。 此铜案是滇国青铜器中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组合造型使整个铜案重心平稳，大小和谐，动静均衡统一。也因其器奇特造型，新颖构思，既有中原地区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浓郁的地方特点和民族风格，此铜案达到了极高的艺术境界极具艺术观赏价值，是中国青铜艺术品的杰作，更为我国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 贵州省博物馆：铜制《东汉铜车马》
这套《东汉铜车马》，1975年兴义万屯汉墓出土，皆以铜制，装配复原后马加车之总长为112厘米。马由头，耳躯，尾，四肢共11段分铸合装，可任意拆卸。体高88厘米，长45厘米，造型生动，昂首、竖耳、耸鬃、咧嘴，作奔驰不息状。车由辕、衡、轨、舆、轮、篷盖等部件构成，通长95厘米，宽60厘米，通高69厘米。辕、衡、轨连而为一，前端架于马肩之左右，后端直接车舆。轮径57厘米，中有扁幅12根。轮端二毂无辖。舆作长方形，蓬作覆瓦形，用厚0.1毫米的素面铜箔拼接，上饰簟席纹和云气纹。缰以加工很薄的铜箔为主。通过修复实践，知其铸造技术有范铸、锻制、延压、铜竹复合制四种。装配方法有扣接、焊接、铆接、子母口套合四种。装饰主要是压花和鎏金。从整体看，此件外形壮观、结构严谨、工艺精湛。 | 广西博物馆：西汉《翔鹭衔鱼纹铜鼓》
《翔鹭衔鱼纹铜鼓》是西汉文物，1976年出土于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高36.5厘米，面径56.5厘米。此鼓的鼓胴、鼓腰、鼓足分界明显，胴外鼓，腰部较高，足稍外侈；胴与腰间铸四个绳纹纽。鼓面主题纹饰为翔鹭衔鱼纹，此外还有芒纹、菱形纹、锯齿纹等；胴部饰弦纹、乳钉纹、羽人划船纹等；腰部饰羽人舞蹈纹。纹饰繁缛，铸刻精细，给硕大的鼓身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此鼓的纹饰繁缛，铸刻精细，给硕大的鼓身增添了丰富的文化内涵。该鼓一般是将它侧身悬挂，一人击鼓，一人持木桶在鼓底晃动，以改变音量和音色。也可以平放在地面上敲，或由两人抬鼓边走边拍。据说鼓声大者可达数里之遥！ | 广东省博物馆：光绪《千金猴王砚》
《千金猴王砚》为扁长方体，以名贵的端溪老坑大西洞石雕成，石色紫蓝稍带青苍，石质致密、坚实、细腻，嫩如小儿肌肤，有鱼脑冻、火捺、青花与金线等石品。砚堂有天然鱼脑冻形似猕猴，并有胭脂火捺环绕四周，在火捺的烘托下，猕猴形象生动逼真，栩栩如生。砚额、砚唇、砚背、砚侧均以薄意、浅雕手法，因材施艺、精雕出崇山峻岭、流泉飞瀑，桃树硕实等纹饰。砚两侧刻隶书铭，右侧铭：“千金猴王砚，光绪壬辰，禺山何氏闲叟珍藏”，左侧铭：“郭兰祥作砚，项信南刊字”。 | 福建博物院：青铜器《云纹青铜大铙》
《云纹青铜大铙》高76.8厘米、甬长29.8厘米，重100.35公斤。20世纪70年代出土。大铙为双范合铸，两面各有18个乳突状枚。器体布满以云雷纹为主的纹饰，甬的上半部两面各饰有兽目一对，与云雷纹组成变体兽面纹。旋带以细云雷纹为地，饰突出的勾连C形纹。舞面饰对称的粗云雷纹四组。钟面饰粗大深刻的云雷纹，只鼓部中央的隧部略高起，上饰浅细的图案化兽面纹。1978年12月26日，建瓯市小桥公社阳泽大队社员在阳泽村东北黄科山开垦茶园时所发现的。该铙形体之巨大，纹饰之精美，在国内都属罕见。 | 海南省博物馆：战国《越王亓北古剑》
越王亓北古剑，又称“盲姑”剑、“不寿”剑，系越王勾践之孙王不寿的自用剑，是战国时期所铸剑的珍品，距今已有2400年的历史。目前发现存世仅三柄，尤以入藏海南省博物馆的这柄最为完整，是所有存世的越王剑中最长的一把，品相极佳。此剑为复合剑，剑身通体散发冷光，刃口锋利，斜宽从厚格式，中脊起线，两从斜弧，双刃呈弧形于近锋处收狭，喇叭形素面剑首，茎为柱形，茎上有平行箍2道，上有错金纹饰，剑首环铭及剑格铭文共计32个字，全部为错金鸟虫书篆体，历经2400年风风雨雨，铭文依然清晰可辨，色彩鲜明。 | 台北故宫博物院：王羲之《快雪时晴帖》
《快雪时晴帖》行书四行，二十八字，现存此帖疑为唐代双钩填廓法临本。该帖是一封书札，其内容为王羲之写他在大雪初晴时的愉快心情及对亲朋的问候。《快雪时晴帖》以“羲之顿首”行草开头，以“山阴张候”行楷结尾，笔法雍容古雅，圆浑妍媚，其中或行或楷，或流而止，或止而流。被历代时为珍稀，赵孟頫、刘赓、护都沓儿、刘承禧、王稚登、文震亨、吴廷、梁诗正等人的跋语中都表示惊羡和赞叹。清乾隆帝把此帖和王珣《伯远帖》、王献之《中秋帖》的晋人三帖， 并藏于养心殿西暖阁内，御书匾额“三希堂”，视为稀世瑰宝。《快雪时晴帖》被乾隆帝视为“三希”之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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