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图书馆最大的优势在于收藏丰富的清代及民国时期版本。不管别人有何评价，在我看来，这一点毫无疑问。诸如善本书、电子数据库之类的，只要有权、有钱都可以得到，不如清代、民国版本收藏来得宝贵。一百一十年的悠久历史，积累不少资料固然不足为奇，但北大的收藏毕竟有其独特之处。这些清代、民国版本，在一百年前是普通书，是师生随时借来看的，因此当初即准备了些复本，再加上后来北大、燕大合并等历史，致使现在我们的图书馆不仅收藏种类丰富的清代、民国版本，而且复本藏量相当大，这一点十分难得。 在此介绍我最近个人的经验。《礼书通故》只有一种光绪十九年（1893）刻成的家刊本，后来这套版片归浙江图书馆管理，继续印制发行，所以至今传本甚多。20世纪70年代台湾华世出版社的影印本及九十年代《续修四库全书》所据都是这种版本。我曾见过十几套线装原书，大部分都附黄氏后人编写的《校文》，有的缺失。《续修四库全书》的影印底本缺少《校文》，所以用北大藏本配补。据说八十年代业师王文锦先生开始校点《礼书通故》，著名史学家杨宽先生闻讯特意抄一份《校文》寄给出版社，也是因为杨先生怕王老师没看到《校文》。《校文》提到原稿本、初印本、重订本、后定本，其中原稿本和后定本是手抄的，刊本只有一套，而有初印、重订之别。然而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版本绝大部分都是所谓重订本，不附《校文》并不代表是初印本，只是丢失而已。 《校文》有十几条校记提示重订本文字，下注仅言「重订本如此」。这些地方，在看不到初印本的条件下，不知初印本与重订本有何异同，只好忽视，王老师校点本也没有出校。直到最近，我才找时间重新调阅图书馆古籍部所藏五套刊本。记得很久以前，我要看某一部书的两套印本，柜台的老师不乐意多提书，跟我说「看书号就知道是复本，同一个版本，没必要都看」，我也没有强求。最近古籍部的老师们素质比过去高，知道每一套印本都会有不同的个性，於是同一版本的五套印本都顺利看到了。结果在这五套之中，终於看到一部初印本。核对通行本，发现确实有文字出入，甚至有些地方所述观点，在初印本与通行本之间截然相反了。这一套初印本，让我们观察、体会这位清末经学大师在讨论具体问题上改变所持观点的过程，不得不令人兴奋。 必须承认初印本与通行本之间的差异并不涉及学术史的大问题，没看到初印本也不影响我们对黄以周学术的理解。修改后的观点，有那么多印本流传，影印本、校点本不知印过多少套，明明白白，有目共睹。然而初印本上那些后来被修改掉的文字，的确保留著黄以周当初的想法，通过比较，我们也可以了解他改变想法的过程。问题虽小，毕竟是一种动态，最能体现其中一种生命力。这些地方，好像是黄以周富丽堂皇的学术体系上开着的一个小缺口，让我们看到他思想的血液在流动。在这里，黄以周确实在转动著他的脑筋。 孙诒让的《周礼正义》稍后于《礼书通故》，家印铅版有光绪三十一年乙巳（1905）的刊记，通称「乙巳本」。我先后也看过十几套，只有学校古籍部所藏四部中的两部是早印本，其余都是后印本，不仅印面不清晰，也有四叶补版。两部早印本之中，有一部末尾有版权页，写「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初印发行」，「铸版处 上海澄衷学堂」，「印刷处 温州陈日新印刷所」等，都是在别处看不到的重要信息。更有趣的是，那两部早印本都是用油墨印制，与常见后印本用水墨刷印不同。考虑到后印本的四叶补版都是木版，我怀疑此书当初是铅版油印，后来经补版之后，改用水墨印法。如果这种推测得以成立，乙巳本《周礼正义》也算反映清末印刷技术转变过程的实例，从印刷史的角度也很有意思。 《周礼正义》也好，《礼书通故》也好，都已经有多种影印本、排印本，要了解内容都非常容易，根本无需利用图书馆。我去图书馆看书，是要看不同印本，要了解不同印本具有何等不同特点。这些不是通常研究内容的学者所关心，也不是版本学家研究的对象。我去看望那些复本，它们在那里几十年，最近很少有人找它们，时间是漫长的。一套一套地见面，大部份都是熟悉的面孔，除了寒暄之外没很多话好说。但他们是寡言的大众，平常多接触它们，才能体会什么叫平凡，什么叫普通，否则无法认识特殊的、突出的。然而我们也会遇到像《礼书通故》初印本、《周礼正义》初印本那种很了不起的英雄，混迹在书堆中。我找它们，和它们交流，惊愕地听它们讲述「想当年」的故事，那瞬间心中涌起一股兴奋，而我按住兴奋，继续交谈，做记录。 文献工作成立在瞬间与永恒交汇的地方。图书馆一定要好好保存貌似重复而没用的大量复本，不能因为利用率低而处理掉。必须用非凡的毅力坚持承受这种死气沉沉、时间静止的感觉。我们读者一定要经常访问那些复本，反复调阅不同印本，不要嫌麻烦，也不要怕麻烦柜台的老师。只要坚持不懈地追求，我们的好图书馆一定会给我们提供命运的邂逅。当你发现它的瞬间，那套尘埋几十年的书忽然变成耀眼的明星，而在明星照耀之下，老百姓也开始讲自己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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