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元方藏书考 赵瑶瑶 （一）藏书起始及购书 赵元方的藏书爱好自有其家学渊源。赵氏祖父为光绪时军机大臣荣庆，从《荣庆日记》的相关记载来看，“其生活方式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上衙门，办公事，应酬师友同僚；另一方面是逛琉璃厂买书，收集字画文物。”[4]据记载荣庆收藏的名人字画包括何绍基、董其昌、王守仁、王烟客、恽南田等人，因此他与张之洞、严范孙、宝熙、端方等著名鉴赏家和收藏家从往过密，虽未有藏书家之名，但应该有一些基础的古籍收藏。赵氏应该也继承了一部分来自父辈的藏书。 赵元方的藏书经历可追溯到其弱冠之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下简称“社科院宗教所”）有赵氏藏书《蔡中郎文集》，首册扉页有其蓝字题跋： 由此可知，赵氏藏书始于弱冠之年。此书未钤藏书印，盖当时购书时只欲读书，未有藏书之志，因此并未治藏书印，后来翻检时亦未补钤。其后藏书日积月累所得甚多，遂成当时有名的藏书家。赵氏藏书题跋中多记载购书、读书的时间，从中也可以探寻其古籍收藏的过程。 赵元方所藏古籍有的直接从其他藏书家手中购得。如傅增湘致赵氏书札询问是否购买《马氏绎史》一书： 虽未知最后赵氏是否购买此书，但是此种藏书家之间的古籍交换与流通情形应当不在少数。
赵元方藏书多购自琉璃厂，其中从文禄堂主人王文进处购买最多。雷梦水在《北京藏书家赵元方》中记载他“夙爱古籍，喜收藏，因而与书林王晋卿友谊最厚，故委托之代为采集，并相互切磋板本之学，甚得王晋卿臂助。” [7]其后学者相关研究中多采用这种说法，但对赵氏从王文进手中购书情况和数量则论述甚少。今参考孙殿起《琉璃厂小志》与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以及前辈学者相关记载与笔者经眼之赵氏藏书，对从王文进处购书的情况与二人藏书交谊做简单梳理。 王文进（1894-1960），字晋卿，别号梦庄居士，河北任丘人。民国十四年（1925）设文禄堂书店于东南园，二十二年迁至琉璃厂。笃学好古，勤于钻研，深通目录之学，在琉璃厂旧书从业人员中堪称佼佼者。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赞曰：“书目谁云出郘亭,书场老辈自编成。后来屈指胜蓝者，孙耀卿与王晋卿。”[8]著有《文禄堂访书记》，辑有《毛氏写本书目》一卷等，并选辑《文禄堂书影》行世。王文进与当时各大藏书家如缪荃孙、陈清华、姚华、邢之襄、周叔弢、秦更年、郑振铎、傅增湘、赵万里等往来频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20世纪60年代初入藏的《文禄堂藏各家手札》十一册，记录了王文进与数十位藏书家的往来情况，内容以访书、购书、售书为主。其中收录了一通赵元方写给王文进的书札： 此书札为赵元方在北平中南银行任职时写给王文进的。而陆昕《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赵钫》一篇附录的《赵元方的文物收藏》（以下简称“陆《目》”）中有“《小腆纪年》《纪传》，清刻本，三十余本”的记载，[10]当是王文进为赵元方所觅之书，恰可与雷梦水所说“委托之代为采集”互相验证。 除此之外，根据《琉璃厂小志》《文禄堂访书记》和前辈学者的记载，以及笔者经眼的赵元方藏书，可考者尚有以下数条： 1.《琉璃厂小志》第三章《书肆变迁记》“一〇号多文阁”条记载：“一九四八年由文奎堂得开花纸影宋钞本《古灵先生文集》一部，计二十五卷，宋陈襄撰，售于文禄堂王搢青先生，其后又转归赵元方先生。”[11] 2.《文禄堂访书记》（以下简称“《访书记》”）卷三“《一角编》不分卷”条记载版本为“鲍以文抄本”，[12]冀淑英记国家图书馆赵元方捐赠（以下简称“赵捐”）的《一角编》为“鲍廷博抄本”，[13]当为一书。 3.《访书记》卷四“《忠愍公诗》三卷”条记载“宋寇准撰。明谢在杭钞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黑格。版心下刊'小草斋钞本’五字。”[14]社科院宗教所藏明嘉靖十四年(1535)刻本《忠愍公诗集》三卷，扉页有赵氏批语说明版刻及校勘情况：“《忠愍诗》宋凡两刻，而著录无闻。明刻中以此本为最前，详其序跋，知王氏录藏于弘治庚申，刻成于嘉靖己未。莫郘亭以弘治刻本目之，或未见后跋也。余先藏一钞本，又得此本，以其为刻本之祖也。今又得谢在杭小草斋钞本，乃取以参校。”[15]可知赵氏共藏三本《忠愍公诗》，其中一本为谢在杭小草斋钞本，当为此本。 4.《访书记》卷五“《渊颖吴先生集》十二卷附录一卷”条记载“又明初宋璲写刻本。首题曰：'嘉靖丙戌秋日，陈淳读于双桂轩’。钱氏手跋曰：'《渊颖集》传本颇稀，此为项氏天籁阁中旧物，余于己巳得之梁溪。庚午夏，曝书检阅一过，漫书岁月。蒙叟书于荣木楼下。’”又记陈道复、项子京、钱谦益、金星轺、黄丕烈、李兆洛诸家藏书印。[16]按此本当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宋璲写刻本，与宗教所藏赵氏藏书《渊颖吴先生集》版本、跋语及藏印皆同。[17] 5.社科院宗教所藏《金仁山先生文集》第四册封面有赵氏朱笔跋语：“丙申（1956）之夏书友王晋青为我收之。元方题。”[18] 6.陆《目》中记载赵氏藏书亦有《文禄堂访书记》四本和《文禄堂书影》，[19]当为从王文进处购得或受赠。此外赵氏所藏明活字印本亦多从王文进处购得，详下节。
图3：社科院宗教所藏《渊颖吴先生集》陈道复、钱谦益跋 及卷末护页赵元方题跋 除了从文禄堂主人王文进处购书外，《琉璃厂小志》中还记载了赵元方从琉璃厂其他书肆购书之事。第三章《书肆变迁记》“七六号丽生书局”条记载：“《南丰曾子固先生集》三十四卷，宋曾巩撰，金板金印，白麻纸，订六册，售价一千元。”[20]版本册数皆与国家图书馆赵捐之书同，当为售归赵元方。“四号宝铭堂”条记载“一九四三年，李氏与李纯如及修绠堂伙购李盛铎家藏书，多钞校本。”[21]社科院宗教所藏赵氏藏书《支离子诗集》抄本一册，[22]卷首目录页下钤有“李盛铎印”白文方印、“木犀轩藏书”朱文方印，或为从此批书中购得。此外，社科院宗教所藏《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第一册内夹有纸条，上题“乙酉（1945）十月以伪钞四百为元方兄购于松筠阁，时驼牌纸烟已售二千六千廿枝也。”[23]为赵氏从松筠阁购书之明证。 当然，以上有迹可循的十数种只是赵元方从琉璃厂购书之一斑，正如冀淑英所介绍：“赵先生……买书比较多的时候是抗战以后，那时北京琉璃厂有很多书，他看如果没人收购，很可能被日本人买走，就卖了一所房子，用所得的钱专门买书。”[24]可见其总体数量远不止于此。以自家房产抢救古籍不致外流异域，堪为书林一段佳话。 （二）藏书捐赠及流散 新中国成立之后，赵元方多次将所藏古籍中的精本捐献给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其后在“文革”中赵氏所藏古籍尽数流散，有的辗转入藏于社科院宗教所等公共藏书机构，有的则出现于拍卖公司，再次成为私人藏书之一种。 赵元方捐给国家图书馆的古籍是其藏书中最珍贵的部分，如唐写本、金刻本、《永乐大典》以及明活字印本等。从目前国家图书馆披露出来的资料以及前人研究文章可知赵氏捐书情况的一鳞半爪，[25]从中窥见其与国家图书馆的不解之缘和对公共藏书事业的贡献。赵氏捐献古籍有以下几次： 1.1951年10月16日，赵元方捐赠《永乐大典》1册，由北图典藏。[国家图书馆档案，039第2-（1）-3卷（上）][26]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对此本有详细考证，赵元方所捐为“卷2277、2278：湖 湖州府三 四（藏号：4093）”，并记载捐赠和入藏经过： 2.“1952年赵元方先生将一批珍藏的善本书捐赠给北京图书馆”，[28]其中有明铜活字本《曹子建集》。1953年4月20日，文化部社管局420号通知，拨交赵元方、邢之襄、刘少山、潘世滋、翁之熹、瞿凤起等捐赠善本图书计886种，6440册，由北图典藏。[国家图书馆档案，039第2-（1）-3卷（上）] [29] 3.1956年5月11日，赵元方捐赠善本图书285种，1326册，由北图典藏。[国家图书馆档案，039第2-（1）-3卷（上）] [30]此外，据冀淑英记载，是年国家图书馆“又买了赵元方的一批书”。[31] 4.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记载赵元方的捐书：“据馆藏档案，曾于1952年9月、1959年5月、1967年9月分别捐赠，共计326种1604册，多明清刻本、抄本及部分活字本。”[32] 5.“1984年赵元方先生又向北京图书馆捐赠善本图籍二十一种”，[33]其中有铜活字本《杜审言集》。 由所见资料可知，赵元方至少向国家图书馆六次捐献藏书，数量超过六百种三千册。其所捐献藏书不但丰富了国家图书馆古籍藏书的种类和数量，其中敦煌卷子、金刻本、铜活字印本等也成为古籍展览的重要组成部分。 赵元方的藏书和文物在“文革”期间被抄走。“文革”后为追回古籍文物，赵氏曾手写书目及文物清单，请陆宗达帮助追询。这份手稿现藏陆昕处，陆昕将其整理发表在《祖父陆宗达及其师友·赵钫》一篇的附录中。[34]其中记载了赵氏所藏明代刻本79种约587册，其中1种未记册数；清代刻本、抄本、手稿本178种约1550册，其中24种未记册数。此外尚有民国间影印、铅印、石印、木印及日本铜版巾箱本等123种约5761册，其中37种未记册数。社科院宗教所藏书中有数十种赵元方藏书，上多钤有“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藏书”朱文方印，其中不少在陆《目》中有著录，当为“文革”后赵氏所藏古籍流散，部分辗转归于社科院宗教所存藏。此外赵氏藏书还偶尔出现在各大拍卖会上，作为私人藏书继续流传下去。[35] （一）富有明活字印本[36] 关于赵元方的现有研究和介绍中，多称其富有明铜活字本。韦力径称赵元方为“明铜活字本收藏第一大家”。[37]那么赵元方所藏明活字印本到底有多少种，现又在何处呢？ 赵元方藏明万历元年（1573）木活字蓝印本《越吟》一卷，卷末有三则题跋称“癸巳（1953）二月，与孟涵同坐无悔斋中读此。余所藏明活字本凡十五种，以其十四献之北京图书馆，余此书以自娱。元方。/乙未（1955）元日观此因题。/此本是木活字。丙午（1966）三月。”[38] 则赵氏在1952年收藏有明活字印本十五种，捐赠给北京图书馆十四种。又1984年赵捐《杜审言集》题跋称“予自收书以来，颇留意明铜活字本，顾其排比多局，流布遂罕。二十年来，重价酬书，所得不过十九种……1952年以其十七种献之文化部北京图书馆。余二种：一种为万历活字包大炣《越吟》，一即此本”，[39]则记载共收藏十九种明活字印本，1952年捐献了十七种。由这两则题跋可知赵氏所藏明活字印本的数量、入藏的前后时间，对于考察其古籍收藏历程具有重要意义。但这两则题跋所记明活字印本收藏数量和捐书数量都不一致，《越吟》卷末题跋离1952年捐书日期较近，当较为准确。另考《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的著录“以建国十年来新入藏书为主”，[40]其中著录的赵捐明活字印本有十五种，其中十四种或为1952年所捐，另外一种可能为1956年所捐之书。此外见于记载的赵氏藏明活字印本还有明安国铜活字零本《锦绣万花谷》。[41]又北京大学藏明铜活字本《曹子建集》十卷，卷末有“元方手校”藏书印，护页又有赵氏跋语考证版本与校勘情况，当为赵氏藏明铜活字印本之一种。[42]此足赵氏所记“所得不过十九种”之数，但未知十九种的书目与赵氏所说是否完全相同。关于赵氏所藏明活字印本的数量还有二十种或者三十种的说法，未知根据为何。[43]此外，见于记载的赵元方所藏清代木活字本有两种，分别是《荆驼佚史》和《儿女英雄传》。[44]
赵元方所藏明活字印本也是多从王文进处购得。考《文禄堂访书记》卷三“《庄子鬳斋口义》十卷”条记载“又明正德刻活字本。补钞卷一、二。半页十行，行十八字。”且记卷末有汪伟刊书跋语 “祭酒临颍贾公藏善本，偶诸生胡旻有活字印，因命摹之以代钞写”。[46]国家图书馆所藏赵捐赠之《庄子鬳斋口义》十卷《释音》一卷，其版本为明正德十三年贾詠铜活字印本（《释音》为明正德十三年贾詠刻本），[47]当为此本。 《访书记》卷四“《曹子建文集》十卷”条记载“又明华氏刻活字本。半页九行，行十七字。线口。”[48]考诸家著录之《曹子建集》无明华氏刻活字本，此活字本当为明长洲徐氏所印，即国家图书馆赵捐或北京大学所藏的《曹子建集》十卷。[49]历代藏书家著录此本常有失误，至傅增湘始根据明正德五年（1510）舒贞刻本序认为其时间当在正德以前，赵元方跋认为“刻于宏（弘）、正之间，非明初也”。[50] 《访书记》卷四“《颜鲁公文集》十卷《补遗》一卷”条记载“明安国铜活字本。首本传、行状、年谱、碑铭。半页十三行，行十六字。白口。版心上刊'锡山安氏馆’五字，下记刊工姓名。”[51]国家图书馆藏赵捐之《颜鲁公文集》十卷《补遗》一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版本为明嘉靖安国安氏馆铜活字印本，[52]即为此本。 《访书记》卷四“《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条记载“明华氏兰雪堂刻活字本。半页八行，每行双行十六字。白口。版心上刊'兰雪堂’三字。”[53]国家图书馆藏赵捐《白氏长庆集》七十一卷《目录》二卷，版本著录为明正德八年华坚兰雪堂铜活字印本，[54]即为此本。 《访书记》卷五“《西庵集》十卷”条记载：“明孙蕡撰。明弘治金兰馆刻活字本。半页十行，行二十一字。白口。板心上右刊'弘治癸亥金兰馆刻’八字。”[55]国家图书馆藏赵捐《西庵集》十卷，明弘治十六年（1503）金兰馆铜活字印本，[56]即为此本。 赵氏所藏活字本还有从琉璃厂其他书肆购得者。《琉璃厂小志》第三章《书肆变迁记》“一〇号多文阁”条记载：“一九四一年由文殿阁得明铜活字本《凤洲笔记》一部，原装六册，计廿四卷，海虞黄美中校，售于赵元方先生。此书系文奎堂、文殿阁、松筠阁、文禄堂等合伙集资购自天津张氏家藏书一大批，皆为明清善本，此书即其中之一。”[57]“甲一九二号邃雅斋”条记载：“一九四二年，由上海得明兰雪堂仿宋活字本《容斋五笔》，宋洪迈撰，黄棉纸，有严元照批校并题跋，归天津赵元方先生收藏。”[58]考《访书记》卷三“《容斋随笔》十六卷《续笔》十六卷《三笔》十六卷《四笔》十六卷《五笔》十卷”条，[59]其版本与所录严元照手跋与此本正同，当与《古灵先生文集》情况相似，由王文进得自邃雅斋，再转归赵元方。后由赵氏捐赠给国家图书馆，版本定为明弘治八年（1495）华燧会通馆铜活字印本（四笔序目、卷一至八配清抄本）。[60] （二）多藏明清稀见本 赵元方并非是同时代藏书最多的藏书家，藏书亦不以宋元本为重，但是其藏书特别留意版本，多藏精刻、精抄、精校本，尤其对明清稀见版本非常重视。其藏书中有不少均为传世较少的稀见版本甚至是孤本。如所藏明弘光元年（1645）文来阁刻本《春秋存俟》十二卷[61]有钱谦益题词，又为清代禁毁之余，极为稀见。稀见南明史料还有佚名撰《存信录》三卷，[62]清抄本，朱希祖对此书评价较好，且为天壤间孤本。又如明嘉靖十八年（1539）芙蓉泉书屋本《韩诗外传》，[63]黄裳、潘景郑皆谓此本罕传，国内存藏也极少。此外还有童初仙馆抄本《马令南唐书》三十卷，[64]童初仙馆是乾隆时蒋元枢的室名，则此本为乾隆蒋元枢抄本，又有清人三色校语，十分难得。 赵元方留意明活字印本亦是因其稀见，有重要的版本价值。国家图书馆藏赵捐明铜活字本《杜审言集》前后有赵元方朱笔题跋三通，其前跋云：“予自收书以来，颇留意于明铜活字本，顾其排比多局，流传遂罕……其中如安国活字《吴中水利通志》《古今合璧事类》不见藏家著录。华珵活字《渭南文集》，金兰馆活字《西庵集》，五云溪馆活字《玉台新咏》，今日藏弆亦鲜，皆邻于孤本者也。”[65]则其收书的重点在于前代藏家所未见之本或稀见之善本。 除此之外，赵元方还收藏不少影宋刻本、抄本和手稿本。影宋刻本如社科院宗教所藏清士礼居影宋刻本《仪礼郑注》十七卷等；[66]影宋抄本如国家图书馆所藏清初影宋抄本《孟子注》十四卷、《孟子音义》二卷，清初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闲斋琴趣外篇》六卷，清钱曾述古堂影宋抄本《杜工部集》二十卷《补遗》一卷，清嘉庆二年（1797）顾广圻影宋抄本《和靖先生诗集》等，以及社科院宗教所藏《春秋五礼例宗》十卷。[67] 这些影宋刻本与抄本都具有相当的版本价值，尤其是宋本已佚之本的价值尤高。此外还有清卢文弨家抄本《大金国志》四十卷、清鲍氏知不足斋抄本《徐霞客游记》等亦为知名藏书家所抄，不但难得且具有较大的校勘价值。而陆《目》中著录的“《荣庆日记》，手稿本，一木箱二十余本，自光绪起至1915年”、“《髫龄日记》，手稿本，一大册页，有吴重熹跋及多人跋”和“《寒云日记》，手稿本，三本”，以及《吕葆中殿试册》《荣庆殿试策》等，[68]不但是最珍贵的原始资料，而且洵为海内珍稀孤本。冀淑英在介绍了赵元方的一些稀见藏书后评价：“他的书看起来不算什么，但明代早期的活字印本都收了。藏书中的抄本，比如释就堂抄的书也非常少见。还有鲍廷博抄本、顾广圻影宋抄本、劳抄劳校等都是比较难得的。”[69] 说明了赵元方多藏稀见版本的特点。 此外，赵元方在购书之时就对初印本、精刊本和有批校题跋的版本极为留意并优先选购。这些版本也多为流传稀少、价值较高的版本。如其所藏清雍正年间刻本《金仁山先生文集》第一册封面有朱笔题跋：“此春晖堂刻本初印精好，又曾为越缦先生所藏，弥足珍视。元方。”[70]可见赵氏藏书重视初印精刻本，尤其是经名家递藏、流传有绪之本。又道光年间刊本《重论文斋笔录》第一册封面朱笔题跋：“丙戌（1946）得于天津，以其旧装初印收之。庚子（1960）十二月题于腊梅花下。无悔。”[71]也是因其为初印本、旧装帧而收购。又清乾隆年间刊本《矢音集》首册封面有朱笔题跋：“己亥（1959）元月得此，盖赏其初印草装也。”[72]该书只用两个纸捻固定而未订成线装，装帧形式较为罕见。 在陆《目》的著录中，书名、版本、册数、藏印之外，著录最多的就是版本是否为初印精刊、是否经名家递藏或者有无名家批校题跋，由此也可以看出赵元方对版本的留意和购书的偏好。注明为初印、精印本的就有“《玉台新咏》，明刻本，二本”为小宛堂初印，“《雍正朱批谕旨》，清刻本，四十余本”和“《古文渊鉴》，清刻本，二十余本”为开化纸精印，“《益戒堂集》，清刻本，八本”为殿版开化纸初印等。[73]注明为名家递藏的如“《鼓山志》，明刻本，四本”为八千卷藏书楼旧藏，“《续博物志》，明刻本，一本”有傅增湘印，“《碑传集》，清刻本，二十余本”和“《续碑传集》，清刻本，二十余本”等书有东木印、辅臣印等。[74]批校与题跋更是记载的重要内容，如“《边华泉集》，明刻本，四本”有王渔洋批校，“《列女传》，明刻本，四本，有图”有吴兔床校、“《曹子建集》，明刻本，二本”有前人以宋本校，“《光绪乡试会录》”有端方、吴重熹题跋等。[75]而笔者所见社科院宗教所藏清康熙五十五年（1716）刻本《月泉吟社》，首册有赵氏朱笔题“康熙精刊本”，[76]亦是因其为初印精刊本且传世较少而入藏。 赵元方留意初印精刊本不但因为初印本流传较少，且有审美价值在内。赵氏与同时代的天津藏书家周叔弢交往较多，时常互通书籍的消息或互相欣赏考订所得善本，周叔弢藏书的“五好”标准，[77]可能也对赵氏有所影响。周叔弢在清康熙内府刻《全唐诗》本《杜审言诗》题识： 记载了与赵元方校勘评点明活字印本《杜审言集》的情况。在其后致赵万里的书札中亦提及“赵元方兄来津已晤谈，《赵清献集》渠无意收之”，[79]并委托赵万里代为收购此宋本。可见赵元方并不以财力与同时代大收藏家争宋本，而是独辟蹊径，注重收藏一些稀见的明清版本。赵元方从最初购书时但欲读书，“不知版本，遑言校笔”，到其后“颇收善本精钞、名人校录诸书，所藏亦颇可观”，可见其藏书史亦为藏书家开阔眼界、增长见闻的成长历史。 赵元方在藏书上批校题跋时多署名“元方”“无悔”或“无悔斋”，也有署名“闲闲”者，如《艺芸书舍宋元板书目》一卷书封有朱笔题跋“丁亥（1947）春中题于故都。闲闲。” [80]这与陆昕记载赵氏“空闲时间很多，所以他作书写跋，常自署'闲闲’”正同。[81]赵元方批校题跋的内容非常丰富，有的是判定版本时代和刊刻者，有的判断版本真伪及作伪情况，有的是版本间对校及判断版本优劣，有的则记载了当下的读书意趣及与其他藏书家和文人学者的交谊。 （一）判定版本与真伪情况 赵元方藏书题跋多为判定古籍的版本。有的只简单判定版本的时间和刊刻者及批校者，如明刻本《鬼谷子》首册封面题“明藏修馆刊鬼谷子”，[82]明刻本《孟东野集》下册封面题“明弘治刻十卷本，无悔”。[83]明刻本《列女传》两种，一种下册书封题“黄鲁曾刻本”，[84]一种书末题“丙戌（1946）嘉平得于天津。兔床所校黄本盖指黄鲁。”[85]清刻本《瘗鹤铭考》封面墨笔题字“康熙刻本，庚子（1960）嘉平题。”[86]《六研斋二笔》第二册封面有“丙申（1956）春季元方自题。此是明人书帕本，盖自刻赠人以求利市者。眉公亦同。”[87] 有的详细说明书籍内容、版刻时间及判定依据。如《大清职官迁除题名录》首册封面朱笔题跋：“清代编刻《缙绅》，同时亦编《中枢要览》以载武职，而流传者以《缙绅》为多，盖考藏者不重武也。此本独易《缙绅》之名而又兼列武职，颇便检阅。又添入内务府职名，尤为一般所无，足为考史之助。凡内府官籍祗注其为正黄、正白、镶黄、白等旗，不分满、蒙、汉、奉天字字样，视其与外八旗有别也。翰林院庶吉士列止己丑科，知刻于乾隆三十四年己丑（1769）之后，三十七年壬辰之前也。壬寅（1962）八月元方识。”[88] 有的不但判定版本时代，兼判断版印真伪，以及指出作伪方法和作伪之人。 元刊本《渊颖吴先生文集》书末护页有赵元方朱笔、墨笔两通题跋，其中朱笔题跋内容为考订书中之伪印与作伪者：“卷中白阳、墨林、眉公诸印皆似赝品，盖芙川作伪也。余别有《道园学古录》亦为芙川旧藏，伪印累累，彼此互证，可以知之。癸巳（1953）二月元方识。距前题九年矣。”[89]清士礼居影宋刻本《仪礼郑注》第八卷末有赵元方识语考辨书估作伪之法：“此士礼居景宋严州本摹刻精绝，复翁又觅旧薄绵纸印之以孚蝉翼点漆之目，固以为好之者赏弄之资，非使人眩于黎邱也。当时若此印本必无多作，盖佳纸难得。如此本上下阑外所余无几，即可想见乃后之书估撤去首尾，伪印图记，其意盖以充宋刊也。旧时此种欺妄屡见不鲜。前睹涵芬楼藏《周易程传》残本，目为宋刊，细审之乃益《古逸丛书》刻版染以似此书之纸印之，故为残阙，复无收藏印记，其作伪之工又加一等矣。乙巳（1965）十二月十四日病中镫下题记。元方。”[90] 有的则介绍一书的存世和流传情况。《渊颖吴先生集》书末护页墨笔题跋内容为版本流传、聚散与购书情况：“此本流传颇少。予所见及此凡三本：一藏萧山朱氏，曾以借诸涵芬楼影印者也；一藏故宫，绝无题识及收藏印章；一即此本，元藏天津李氏，甲申（1944）中秋流出，得之于来熏阁。尚有《传与砺集》，已为建德周氏收去矣。元方识。” [91]来熏阁为南宫县人陈连彬于民国元年（1912）开设，至二十年，其侄杭继其业。《琉璃厂小志》记载来薰阁“一九三八年曾购天津李善人家古书一批，约两大卡车，其中宋元版数种。”[92]此本可能即为其中一种。 （二）校勘异同与版本优劣 赵元方藏书注重收藏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如陆《目》中所载《韵语阳秋》有明刻明抄各一种，《曹子建集》有明刻“前人以宋本校”和“明李调阳写刻本”两种，《盐铁论》有明涂祯刻十行本和清张敦仁刻本，《笠泽丛书》则有清代碧筠山房、水云书屋、大叠山房、许琏刻本四种等。[93]一书广储异本的目的自然是为版本对校和判定版本优劣，相关的批校题跋在赵氏藏书中也比比皆是。 如明嘉庆锡山安国铜活字印本《颜鲁公文集》卷末有赵氏跋，谓“以此本校安国刻本，此本绝胜。是以知活字本之可贵者，不仅以其传印之少也。元方校竟识。”[94]按《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著录有另一种《颜鲁公文集》十五卷《补遗》一卷《年谱》一卷《附录》一卷，版本为明嘉靖二年安国安氏馆刻本，六册，书号11152，[95]亦有赵元方跋，即为此跋中赵元方所谓以铜活字所“校安国刻本”。可见其一书收藏版本往往不止一种，用以对校版本，比较优劣。 又明刻本《忠愍公诗集》三卷扉页有赵元方批语说明版刻及校勘情况：“《忠愍诗》宋凡两刻，而著录无闻。明刻中以此本为最前，详其序跋，知王氏录藏于弘治庚申（1500），刻成于嘉靖己未（1559）。莫郘亭以弘治刻本目之，或未见后跋也。余先藏一钞本，又得此本，以其为刻本之祖也。今又得谢在杭小草斋钞本，乃取以参校。此本卷中佚诗二十六首，误刻于卷下。又诗七首，钞本有而此本无，知其来源不同矣。钞本时有误字、阙字，皆赖此本补足。其两歧者，亦以此本为善。是此本虽有佚诗，固仍可称善本也。壬午（1942）五月八日校竟跋。元方。”[96]则赵元方以三个版本对校，辨析刻本与抄本的版本差别与异文情况，并判断版本优劣。 又明铜活字《曹子建集》有赵元方朱笔跋云“至郭云鹏本，行款悉与此同、而缺字皆以意补，不与宋同，不知何据？所谓不如不刻者也。季弟得一本，为王惕甫旧藏，取以相较……知活字本排印亦不只一次，当再假他本校之。”[97]而明郭云鹏刻本《曹子建集》十卷文中有赵元方朱文批校，记录此本与活字本（一为王惕甫藏，一为铜活字本，一不知为何本）、宋本的异文、阙字、卷次不同以及其他校勘情况。卷十末总结与活字本、宋本对校的情况：“活字本所阙字，此本皆有，然与宋本亦不同，不知郭据何本也。凡活字本阙字，宋本大都均有，然细勘颇似补刻者，活字本必据别一宋本也。癸未（1943）九月十三日校毕。元方识。”[98]则《曹子建集》的对校版本有五种，而赵元方藏郭云鹏刻本虽较晚出，但因有与明活字本和宋本的校勘记录，因此大大提高其版本价值。 （三）读书意趣与翰墨因缘 赵元方的跋语除了记录版本和校勘相关内容外，还常常记录读书时的季节变迁和心境沉浮，以及与前辈学者、知交好友的翰墨因缘，使人读之想见其藏书、读书之意趣。 有的记读书之季节与天气。《忠愍公诗集》卷末有“壬午（1942）五月初八日午后校毕。时久不雨，郁蒸弥甚。坐无悔斋中，校此却暑。”[99]以读书却暑，颇有古人“寒读之以当裘”的精神遗韵。读《矢音集》之时则为“上元日风和景融，花香扑面，闲窗弄笔。”[100] 或记一书入藏时间与际遇，如《六研斋笔记》第一册封面批语曰：“己卯（1939）庚辰间得此书，未之重视。其后得珍本亦多，遂益置之箧衍。今年书贵，而吾书亦垂空。暮春感寒疾，以之自遣。丙申（1956）清明无悔识”。[101] 或记与友人的翰墨因缘，如《双鉴楼善本书目》上册封面朱笔题跋记病中为颖公书扇：“丙子（1936）七月二十二日感寒疾在家多卧，思为颖公书扇，强起试朱，不亲笔砚者盖几一年矣。腕尚可使而目颇昏，右军所谓不知老之将至也。元方记。”[102]《金仁山先生文集》卷末朱批云：“丙申（1956）十月二日，晴窗弄笔，迟客不至。”[103]《仪礼郑注》第八卷末有识语：“此书曾为陆子颖明所借，书中句读具有师法，但惜其未竟耳。他年退闲，当俾完此墨汁因缘。无悔再识。”[104]由此知书中句读为陆宗达所加。可见藏书与读书非但成为人生一乐，亦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但有感慨，便记于书端，使后世读之心有戚戚焉。 赵元方的题跋偏好“好写朱书衣”在其题跋中也有所体现。其所藏光绪年间刻本《宋艳》第三册有题跋曰：“以朱书于磁青纸上，不惟采色相宜，而亦适笔，未审好写朱书衣者得此趣否。试乾隆丁巳朱锭。”[105]笔者经眼的赵元方所藏古籍，凡有书封题跋，用朱笔为多，用蓝笔或墨笔者较少。赵元方不仅好写朱书衣，文中校字也多用朱笔。陆《目》中载赵元方所藏墨中朱墨尤多，有曹素功朱墨“千秋光”两小块、御制小朱墨两块、乾隆丁巳大朱墨六十四两、残朱墨一匣、龙绕柱朱墨一块、小云蝠朱墨两块、金脸龙朱墨一方小朱一方，[106]其好写朱书衣自有渊源和物质条件。 赵元方在其所藏古籍上的题跋，对版刻及时间的判定基本准确，对真伪的推断又补足了一些后人无法得知的情况，与其他版本的对校文字大大提高了古籍的版本价值，尤其是对铜活字本印制时间的判定，历来为研究者所借重。因此陆昕说赵氏的题跋“考察版本，辨析异同，校勘文字，见识精当，功力深厚”，[107]并非过誉。 关于赵元方的藏书印，陆《目》中以文字和图形记载了19方，林申清《中国藏书家印鉴》收录了4方。[108]而笔者据前人记载及翻检赵元方藏书，搜集其所用藏书印共计33方，有图像者30方，其中多有不见于文献记载者。赵氏藏书印根据内容可分为姓名章、藏书楼和闲章三部分。其中不乏名家手刻者，如“钫”朱文方印、“赵元方藏”朱文竖方印为现代著名书法篆刻家王福庵所治。印文内容也反映了藏书家的藏书志趣，闲章如“一廛十驾”显示其得书之不易与聚书之不懈；“人生一乐”则表达了藏书读书的怡然自得。据陆《目》所载，赵元方所收藏石料多青田、冻石、田黄、寿山、鸡血石，[109]故其印章所用石料也多这几种。现根据陆《目》中所载形状和朱白文等描述文字，以及在古籍中的具体钤盖和使用情况，判断印文相同的藏书印中，哪些藏书印可能对应陆《目》中所载，哪些不见于陆《目》记载，列表如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