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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钱存训先生著有《安国传》，而后冯金朋翻译为汉语，收录在《明代名人传》一书中。钱先生给安国的头衔有：“安国，字民泰，号桂坡。富商、艺术鉴赏家、藏书家、出版家。”看来，安国首先是个有钱人。 他何以发家？周吉友在《明代无锡安国的铜活字印刷》一文中称：“据记载，安国生性机警灵活，谋略过人，经商20年积聚了很多财富，成为当地有名的‘富堪敌国’的巨商。当时无锡有‘安国、邹望、华麟祥，日日金银用斗量’的民谣。”看来，安国的钱财乃是靠自己经商所得，他用了20多年的时间成为了富可敌国的大富豪。但他是如何发家者，周吉友没有说明，其用了“据记载”这么个含糊说法。 胶山脚下的公路 相比较而言，还是钱存训说的略微详细，钱先生首先讲述了无锡安氏的来由：“据说其祖先原本是苏州附近一户黄姓人家，明朝初年，一个名叫黄茂（字叔英）的人娶了安明善（字汝德，活跃于1350~1400年）的一个女儿，入赘安府。安明善原居河南祥符，后来移居到无锡胶山脚下的堠村。当安国出生时，这个大家族已经兴旺多年，他是黄茂的第四代孙。”看来，安氏发家并不是始于安国，因为其出生时，无锡安氏一族已经兴旺了多年。但即便如此，安国还是继承了家族中的善于经商的基因，钱存训在文中说：“据说，安国极擅经营之道，对于他人不屑一顾的各种小成本商品，他进行大规模投资收购，并适时出售，从而大获收益。他逐渐积累起巨额财富。” 由这个缺口走上山坡 如此说来，无锡安氏的发家也确实是从安国开始者。而叶昌炽所撰《藏书纪事诗》中，当然会写入这位大藏书家的传记。对于安国的事迹，叶昌炽在文中引用了《无锡县志》上的记载： 《无锡县志》：“安国字民泰，富几敌国。居胶山，因山治圃。植丛桂于后冈，延袤二里余，因自号桂坡。好古书画彝鼎，购异书。”又：“安绍芳字懋卿。所居胶山西林，广池十顷，带以华薄，蔚然深靓。曲桥飞楼，逶迤夭矫，杂置图书彝鼎其中。名士过从，置酒刻烛，至忘日夜。”又：“西林，胶山安氏园也。嘉靖中，安桂坡穿池广数百亩，中为二山，以拟金、焦。至国孙绍芳，即故业大加丹雘，与天下名士游赏其中。二百年以来，东南一名区也。” 看来，安国确实是富可敌国。虽然是有钱人，但安国却是个富而好礼的人，他大修庄园，种了连绵两里地长的桂花，同时他还喜欢收藏古玩字画。当然，藏书也是他的雅好。他在自己的庄园内建起了藏书楼，其庄园之大，仅里面的湖面就超过了几百亩，并且他在庄园内还有两座山。以此可见，他的庄园大到了何等的地步。 虽然如此，这位安国倒并不吝啬，他的一些所为正如钱存训所言，称得上是慷慨大方： 他对自己的财富却毫不吝啬，对其宗族成员非常慷慨大方，积极为家乡的福利事业贡献一臂之力，并且在他的花园园林和收藏方面花费了大量钱财。例如，在常州城墙的修复、1519年饥荒的救济、1521年疏浚白茅河工程、1525年抗击日本倭寇，以及重建宋代爱国英雄李纲祠堂（1083~1140年，宋代抗金英雄）等事情上，他都做出积极贡献。在修建李纲祠堂时，他还为此捐出一块地皮。他乐善好施，广交朋友。他的广受欢迎可以从以下这件事中得到明证：据记载，他的父亲安祚（字友菊）去世时，有五千多人参加了葬礼。 安国为家乡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也许这正是他不受人反感的地方。然而他的藏书情况，相应的记载资料并不多，后世津津乐道者，首先是他用铜活字来印书，但印书之事就如钱存训给他列出的封号之一——“出版家”，这显然不属于藏书家的概念，而钱先生在文中也未提及安国藏书的规模。 其实眼前无路 安国收藏的碑帖，其最有名气者就是他曾收藏有现存最早的石鼓文拓本10册。当年安国用了20多年时间，花了几千两银子才买了这些珍贵拓本，可见其鉴赏眼光也很高。更有意思者，他给自己所藏的石鼓文拓本排出了座次，而他给这些拓本起出的名称，至今仍被业界所使用，钱存训在文中称： 对于三个最好的拓本，他并没有按时间顺序编排，而是采用了三个充满军事色彩的词汇“先锋”、“中权”和“后劲”来为之命名，因为他认为三个拓本同样重要。“先锋本”大约拓于1050年，为皇家版珍本，其年代最早。“中权本”拓于1114年，用麻纸和上品墨拓成，所拓刻字最多，几乎拓有石鼓文七百字中的五百字，但是保留至今的仅剩三百多字。该拓本是安国于1534年花费千两白银买到的。“后劲本”拓于1085年前后，是安国于1523年以五十亩稻田换来。安国对于自己能拥有十册稀世石鼓文拓本，甚为欣喜和自豪，并将其天香堂的东厢房命名为“十鼓斋”。 看来，这北宋时期所拓的石鼓文乃是安国藏品中的白眉。安国告诫子孙，要世代珍藏这10册宝贝。他将此藏在了一个佛龛里面，之后他把这个佛龛又藏在了藏书楼的横梁之上，从此最著名的石鼓文拓本不见了踪迹，直到三百年后，天香堂被毁，这10册拓本才被安家后人所发现。到了上世纪初，这些拓本中的三册，陆续被安家后人卖给了一位日本收藏家，直到今天，这三册著名的石鼓文拓本仍然藏在日本。 对于安国所藏之书，叶昌炽在《藏书纪事诗》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钱受之《跋高诱注战国策》：“天启中，二十千购之梁溪安氏，不啻获一珍珠船也。”又《跋春秋繁露》：“金陵本讹舛，得锡山安氏活字本校改数百字，深以为快。今见宋刻本，知为锡山本之祖。” 看来，安国所藏之书，其中至少有一部到了钱谦益手中。钱在天启年间买到了安国旧藏的《战国策》，得到这部珍本让钱十分地高兴。而叶昌炽给安国所写之诗，也同样提到了钱谦益得到《战国策》时的喜悦心情： 安国民泰 胶山楼观甲天下，曲桥华薄荡为烟。 徒闻海内珍遗椠，得一珠船价廿千。 钱谦益得到的另一部安国旧藏乃是《春秋繁露》，然而这部书并非安国旧藏，乃是其出版的一部铜活字本，钱谦益用此本跟金陵本进行比勘，发现铜活字本能够改正金陵本几百个错字。这个好结果让钱谦益大感高兴。后来钱又见到了宋刻本的《春秋繁露》，他拿此宋本与安国的铜活字本进行比勘，发现这铜活字本就是本自该书的宋刻本。钱的这段跋语也间接地证明了，安国当年藏有宋刻本的《春秋繁露》。即此可知，安国当年藏书价值之高。 旁边的寺院成为了坐标 吊诡的是，中国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国，然而最早的铜活字却是朝鲜首先使用者。在十三世纪初，朝鲜就有铸字本的《详定礼文》和《南明征道歌》，而中国已知最早的铜活字本，乃是无锡华燧在明弘治三年用铜活字印的《会通馆印正宋诸臣奏议》，而早在此80多年前，朝鲜就铸造了“癸未字”。 可见，流传至今中国最早的铜活字本就是出版自无锡，而安国同样也是无锡人，他也有用铜活字印书之好，为什么如此一地会有两家喜好用铜活字印书的出版家呢？对于这件事，我却查不到相应的历史记载。但对于华家和安家，究竟谁先做的铜活字？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印刷印钞分会所编《活字印刷源流》一书中说：“华燧的亲侄华坚也在正德年间印书。华坚字允刚，事迹不详。过去或以为华坚的活字模仿同县安国，其实安国出生较晚，只有安国模仿华家，不会华家仿效安家。” 茶园 那会不会是安国效仿华燧，也制作了一套铜活字呢？这同样也未见有资料记载。流传至今，安家用铜活字所印之书，标明有具体的年款儿牌记者仅有一部书，《活字印刷源流》一书称：“安氏印书一般多不记年月，只有《吴中水利通志》标明‘嘉靖甲申（公元1524年）安国活字铜板刊行。’虽较晚于华氏诸家，而比欧洲印刷术第一次传入新大陆的墨西哥（公元1539年）及俄国的莫斯科（公元1563年），还要早些。” 其实早在嘉靖之前，安国在正德年间就开始用铜活字来印书，张秀民著、韩琦增订的《中国印刷史》中称：“安国造字印书，约始于正德七年（1512）左右。南京吏部尚书廖纪修有《东光县志》六卷，听说安国家有活字铜版，就托他代印。正德十六年安氏印好后，就送去。这部正德《东光县志》可说是我国惟一用铜活字印的方志，早已失传。”该专著中明确地点出，安国在明正德七年左右就已经开始用铜活字来印书，可惜这部唯一用铜活字所印的《东光县志》后来失传了。 远远地看到了竹亭 安国搞出版还有一个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有时他将同一部书既制作出木刻本，同时也用铜活字来刷印，比如大藏书家叶德辉就藏有安国出版的《初学记》。叶德辉既藏有明嘉靖十年安国所刻之本，同时也藏有安所出的铜活字本。叶德辉对该书的木刻本不以为然，其在跋语中称：“明无锡安国刻《初学记》，藏书家咸以善本视之，实则有大谬不然者。据刻本前秦金序，称‘锡义士安国购得善本，谋诸塾宾，相与校雠釐正，遂成完书，选能鸠工，缮写锓梓以传’云云，彼所谓‘校雠釐正’，所据何本，不可得而知也。”而对于此书的铜活字本，叶德辉又说：“余以活字印本惟《颜鲁公集》时有流传，《初学记》则自来各家藏书目录未见著录，因疑《年谱》云活字印本乃系刻本之传讹。顷从子启蕃自长沙来书，云收得安氏活字印本《初学记》残本，余始信此书安氏果有活字印本。” 看来，此书的铜活字本极其稀见。之前叶德辉仅见过木刻本，而文献中称该书有铜活字，叶德辉不相信，他觉得很有可能是相应的记载把刻本误写为了活字本，只是后来，他的从子叶启蕃写信告诉他，确实收到了铜活字本的《初学记》。虽然是个残本，但却让叶德辉终于承认，安国确实用铜活字排印过《初学记》。 那为什么铜活字本的《初学记》如此稀见呢？叶德辉在跋语中做了如下的分析： 书中详记缺卷为第七、第十、第二十一至二十五、第三十卷之下半，共八卷半，行款与刻本同。适案头有仁和邵位西先生懿辰《批注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载此书刻本，不列安氏活字印本，惟无名人附注云：“安国得宋本，缺二十一、二十二以下数卷，属其师郭某补完刊行。”然则此书自二十一卷以后宋本本不完全，安氏始以活字印行，未暇补其缺卷，迨刻时完本出而活字本废，故活字本至今罕见欤。 叶德辉首先将活字本和木刻本的行格进行了比勘，发现两者完全相同，而后他查到了一段无名士的题记，由此得知，安国得到的宋刻本《初学记》是一个残本，故而他用铜活字排印该书时，没来得及补上所缺之卷。再后来，安国又用木刻来刊刻《初学记》，此时已经补上了宋版所缺的卷数，因此叶德辉猜测，因为有了全本的《初学记》，所以有着缺卷的铜活字就渐渐失传了。对于这种现象，叶德辉在跋语中又说：“《颜鲁公集》活字本外亦有刻本，则此书刻本之先有活字印本，理固宜然。” 前往竹亭并没有通行的小径 叶在这里又谈到了，安国所出的《颜鲁公集》一书也同样有铜活字本和木刻本两个版本，由此他推论出：安国印书，基本上是以铜活字为第一版，而后再出木刻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顺序呢？钱存训在其文中给出了这样的答案：“第一次是铜版活字印刷，第二次是木板雕版印刷；原因很明显，在第一版活字印刷之后便不能用来再版，只能重新排版，而木版则可以重复利用。” 由这段话可以说明，安国在搞出版时，对市场的畅销程度估计不足，当他用铜活字印出的书很快卖完时，而活字只能重新排版，这显然不如木刻版来得容易，因为木版书拿来就能刷印。可能是出于这个原因，才让安国在铜活字之外另行出版了木刻本。这件事也可得出如下一个结论：安国所出铜活字本，很有可能仅出版了一版，因为再次排印的麻烦，使得他从第二版开始就改为了木刻。可惜我的这个猜测得不到资料印证。 微信号：zhilanzhaiweili 藏书家韦力的古书之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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