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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韦力（韦力是一个在古籍收藏领域响当当的名字，他有一个600多平方米的“藏书楼”，收藏有8000余部、7万余册古籍善本。其中宋元及以前刊本、写本50余件、200余册，宋元递修和宋元明递修近20部、300余册，明刊本1200余部、1万余册，名家批校本及抄校稿本800余部，活字本600余部，碑帖1700余种......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最多的人。）
在当代藏书史上，以我的眼光来看，影响最大的有两位，一位是陕师大的黄永年先生，而另一位则是黄裳先生。虽然黄裳先生并不姓黄，但中国人喜欢简洁式的并称，故在当今的藏书界有“二黄”之称，而今“二黄”均已仙逝，然而他们对藏书界的影响却丝毫并未减弱。黄裳先生的藏书在他的生前我曾去看过几次，基本上对他的收藏的整体概念有一个概括性的认识，然而黄永年先生的书我却未曾浴目，但我在目录版本学知识方面的受教在黄永年先生那里我得到了更多，正因为如此，我没能看到他藏书的整体概貌，始终觉得是个遗憾。这次西安之行，我把看永年先生之书作为此行目的的重要日程。
在学术界，黄永年先生的名气主要彰显在对唐史的研究方面。我对学界的派系并没有深入的了解，但以我的眼光看，永年先生绝对是唐史研究的大专家，在这方面他写出了多部专著，比如《唐史史料学》、《唐代史事考释》，而最有影响的一部书则是《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我在一篇采访中看到，永年先生也认为《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和《文史探微》、《学苑零拾》这几部书均可以称为自己的代表作。我有幸能够跟永年先生相识，以上所提到的书，我都得到了他的赠本。以我的愚钝，其实我并没有认真拜读他的这些学术大作，但我却很希望能够得到他的这种馈赠。想到这一层，我多少觉得自己有负他的厚望。
我能认识黄永年先生，是杨成凯先生介绍的。我也记不清是哪一年，永年先生到中央民族大学去做学术讲座，杨先生带着我到专家楼去拜见永年先生，当时说了什么话，我已记不起细节，我仅记得自己唐突地跟永年先生讲，希望能请他给我书写一幅堂号。永年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不久我就得到了这幅墨宝，郑重地挂在了自己的书房里，至今永年先生所书的这个堂号仍然是朋友们和记者来我书房看书时拍照的焦点。
这次来西安之前，我先在电话里跟黄永年的公子黄寿成兄做了沟通，而今黄寿成兄早已是大学教授，大学术见数上也有了自己的独道之处，但我跟他的交往远没有跟黄永年先生为多。虽然我跟黄寿成兄见过多次面，但他的那种礼貌和客气始终不能像我对他父亲那样，可以放开胆子耍赖。我向黄寿成兄提出来想去拍他父亲的书房，同时要看一些黄永年先生所藏的珍本。寿成兄说，看书当然没有问题，但有问题的是，他正准备搬家，有些书已经开始装箱打包，因此，他希望我过几个月再来，因为新房的面积大了许多，书也可以排列开来，这样找书变得很容易。我听他这么一说，更加感到了急迫，我说自己就是想拍永年先生原有的情形，因为在此之前，黄寿成兄曾应我之邀，给我曾经主编的《藏书家》一刊写过对父亲的纪念文章。在那篇文章中，寿成兄提到他父亲的书房里的一切摆设他都没有动过，以此来表示他对父亲的怀念，而这种原汁原味儿的环境，正是我最希望看到者。尽管寿成兄几次以因为搬家使家中变得很零乱为由，拒绝我在这个阶段前去拍照，但我还是一狠心，拿出来跟他父亲的耍赖功夫，坚持要在这个阶段去拍照。可能是我的执著感动了寿成老师，他最终还是答应了我的无理要求。
其实我以前有机会看到黄永年先生的藏书，跟他交往有年，也曾跟他提出想去看他的珍藏之物。永年先生并不反对我的要求，他说随时可以来看。因为他答应地太过宽宏，反而使我不知珍惜，我总觉得越熟的人越不着急，因为随时都可以看。大概是2006年，我到西安办事，给永年先生打了个电话，说自己第二天想去看书，在电话里我就听到他没说一句话喘得都很厉害，他说自己近几天犯了病，希望我过两天再过来。老先生的病情我特别了解，于是马上跟他讲，请他安心养病。我记得他还问我，如何搞到青海产的冬虫夏草，因为他又找了一位专家看过，那位专家告诉他，只有青海产的真正的冬虫夏草，才对他的这种特殊的哮喘病有疗效。其实在青海我并没有熟人，但老先生的要求，我当然要想办法必须做到，于是跟他讲，我能搞来，请他放心。第二天我就回了北京，并且很快替他解决了这种特殊的药物问题。然而，到转年的一月份，黄永年先生还是意外故去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的悲伤之情难以言表，跟永年先生相识的那些年，他教给了我很多目录版本学方面的知识，有些小的诀窍是我在任何书中也没有读到过者。正因为如此，我特别后悔自己没能早早地去看他的藏书。
黄永年先生的哮喘，以我的眼光看，属于较为特殊的一种病症，我跟他交往那些年，听过他多次讲座，永年先生坐在台上永远衣冠齐整，讲话声音也很是洪亮，完全不像他那个年纪的人，也完全看不出来他有较重的哮喘病，因为他在讲话的时候丝毫没有哮喘的痕迹，但他在走路和行动之时，这种情形则瞬间显现。我跟他认识初期，这种情况还不太严重，尤其在走路和上台阶之时，每走一段，他必须要歇一下，后来这种情况逐渐加重。在此之前，我也曾得过严重的咳嗽病，曾经有一年多中西药吃了好几筐也没有见到效果，后来经过朋友的推荐，我到武警总院见到了相关专家徐建阳主任，他安排我在武警总院住了一段医院进行调养，大概不到二十天，我的这个顽症就大为见好，后来又吃了一段药，就彻底痊愈了。由此，我相信了专家的力量，尤为奇特的是，徐主任给我开的药都极其便宜，想到这一层，我总觉得无论咳嗽或哮喘都属于呼吸道方面的问题，于是我把永年先生的症状向徐主任进行了描述，并且带永年先生去找徐主任诊疗，永年先生吃过了一段药后，他说感到了疗效。他的这句话给我带来了希望，唯一可惜的是，永年先生的这种症状还是没能最终治愈。
某年，我曾接到永年先生的电话，他这次没跟我聊书，是问我北京琉璃厂的房价贵不贵，他说自己想在那里买一处居所，这样就不必跑很远的路到琉璃厂看书了。由此可见，永年先生对藏书真的很喜爱。我曾经见有记者对他的采访中提到永年先生说，他搞藏书跟治学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藏书只是玩玩。永年先生是否真的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敢确定，但以我的私见，我还是觉得他对书真的很喜爱。我这么说，倒并不是一种个人的私见，有一个小例子即可说明：某年，永年先生在电话中跟我说，他想来北京住一段时间，就是想看看我的藏书。那个时候，我藏书的大部分放在天津，北京只有几架子线装书，永年先生说无妨，他可以看我书的同时在北京多看几家。我知道他走路多了会喘的难受，于是提出安排他在我家居住。他认为这样也可以，但提出要有单独的房间，房间里还需要有单独的卫生间，他说这样可以尽量不影响别人，我说这些都没有问题。
永年先生来京之后，我通过找关系，把车直接开入了车站内的站台，接他来我家的途中，他又说自己改变了主意，认为住在一起不方便，因为他还要见一些其他的在京朋友，希望我安排在我家附近的某个旅馆，这样他来我家看书方便，接见别的朋友也不受打扰。老先生的要求，我当然要无条件地执行，于是马上让人在住处附近寻找旅店。终于找到最干净、距离也最近的一家。我到前台交了整月的押金，跟永年先生讲，随便他住多久。那次的安排让老先生觉得很满意。后来我听说，他跟几位朋友都夸赞我安排的好。某天我还接他来家里看书，因为北京的书都是后来几年所买，没有什么太像样的版本，我还专门回天津一趟，装回一箱宋元版，就是为了让永年先生看着高兴。然而，那次他的来看书，他似乎对我拿来的那些所谓珍本，兴趣并不是很大，反而从架子上选下一些稿抄校本，放在桌子上翻看。他当时看了哪些书，我也没有记录下来，唯一印象深者，是一部何义门满批的《尔雅》。他看了之后，直接告诉我：“这个何义门靠不住。”“靠不住”三个字是永年先生对一些伪本的婉转用语。后来我得到拍卖图录，都会多要两套，分别寄给黄永年和黄裳，然后分别在电话中问他们的意见和看法。凡是永年先生说靠不住的书，我都会专门到现场把书调出来，仔细看一遍，想看看老先生是因为这本书的哪些问题他说靠不住。而黄裳先生对图录的评价则是另外一种术语，他说：“这本书你看看。”我也同样会到拍卖公司把那书调出来，仔仔细细地看一遍，想办法找到黄裳先生所说的值得可看之处。
黄永年先生和黄裳先生虽然都是藏书大家，然而他两人的风格却迥异，这其中的区别我体会很深，但他们两位都是我的老师和前辈。然而我从他们两位身上所学的东西，虽然不相同，却有很大的互补性，这正是我最大的受益之处。黄裳先生曾出过一本《清代版刻一隅》，黄永年先生和他的学生贾二强教授也出过一部《清代版本图录》。这两部书都是搞清刻本收藏的重要工具书，如果想找出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就把这两部书拿到手，细细地翻看一遍，很快就能一目了然了。黄裳的那部书，对喜好藏书的人可能更为有用，因为那本书里会告诉读者，哪些清刻本少见，哪些清刻本刊刻的精美。而黄永年的那部著作，则会告诉读者，哪个清刻本学术价值最大，哪部书虽名字普通，但在版本方面却有特别之处等等。因此，我觉得这两部书特别有互补性，如果一位藏书者，能够把“二黄”观点都学到手，那么他的藏书观将会趋于完美。我虽然运气好，跟两位老先生都交往多年，但唯一可惜者是自己天生鲁钝，没能从两位先生那里得其髓，按照达摩的说法，我仅得到了他们的皮毛。
相对而言，永年先生更能较为深入地给我讲解一些目录版本学知识，比如他指导我拍卖会上的那部书应当拿下。但我向他请教为什么时，他会告诉我应该买下这部书的原因，他顺便会讲解到以前的藏书家对这部书的评价。而若向黄裳先生请教时，他却会用自己一贯的惜字如金的姿态跟我说：“这部书好。”余外就没了下文。那既然他说好，我就买回来呗，时间长了，也就慢慢体悟出他为什么说这部书好，而往往这种方法让我对这些书的特殊之处，反而记得更深。 我从不少的人口中都听到，永年先生脾气很大，刚开始我跟他说话也是战战兢兢斟字酌句，然而他对我的态度却一直很是和蔼，这让我慢慢地胆子也大了起来，后来发展到什么事儿都敢跟他胡说，他就像个宽厚的长者那样，无论我说什么，他都会一笑而过。然而，谈到了学术知识时，他却瞬间恢复到了师道尊严，会很严肃认真地给我讲解一些问题的细节。可能是因为他当了几十年的教授，讲起问题来特别有着条理性，即使我的问题很是幼稚，他也能很耐心地给我做一些基础知识的普及。比如十几年前，我对康熙皇帝的一方御玺——“唯精唯一”感了兴趣，很想知道皇帝为什么要把理学的这句名言刻成自己的印章。本来这种小儿科的问题，永年先生可以告诉我，你先读哪几本之后，有了基础知识我再给你讲解。然而没想到的是，走之后我收到了他的来信，他竟然用了很长的篇幅，仔细地给我讲解这四个字的来源以及后世产生的真伪争论，最后他又告诉我，清朝的皇帝为什么对理学如此感兴趣。当时这些知识让我很是受益，后来使得我渐渐对学术史的了解也越发感觉到了永年先生的伟大，因为我明白了自己问的那个问题十分的小儿科，然而永年先生却拿出那么多时间，给我写这么一封长信，让我真正明白了对一个晚辈的呵护，应当怎样做才最有价值和效果。
我是跟陈根远和李欣宇两位先生共同来到了黄府。因为陈根远先生跟永年先生住同一个小区，到达黄府时，已经到了中午，于是把寿成兄请出来，在学校的食堂去吃饭，食堂的字竟然是启功先生所题。根远兄笑着说：“这个字就是黄永年先生请启功所写者。”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向寿成兄请教，永年先生那些特殊的版本知识是谁教给他的，因为我在读永年先生的著作时，经常从某些段落中看到他对某个版本的认定方法，比如某书第几卷的第几个字发生了变化，那么就决定这是该书的原刻本还是翻刻本。在永年先生的那个时代，还没有大量的古籍文献有电子版，他是如何得知某部大著作中差异了这几个字呢？寿成兄笑着说，他也不了解这些细节，因为父亲在家里很少谈版本问题。寿成还跟我开玩笑说：“父亲告诉我的这方面知识还比上告诉你那么多呢。” 聊到了黄家的家史，寿成兄告诉我，自己爷爷辈儿是兄弟三人，然而这三位兄弟却全都考上了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因为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大的前身，这样说来，兄弟三人同上北大，这在那个时代也是不多见者。这让我想起了寿成兄的女儿，因为他的女儿也曾就读于北大。说到这一层，寿成兄马上讲起来当年的一段事儿。因为他的女儿考上北大之后，寿成的母亲跟寿成兄的夫人一同来参加女儿的北大开学仪式，然而在北大门口却发生了意外，一辆出租车把寿成母亲撞倒了，致使腿部骨折。寿成兄马上赶到了北京，他抵京之后给我来电话，告诉了我这个意外。我马上问他，有何需要帮忙之处。他很客气地说，母亲已经在亲戚的帮助下，住进了医院。他只是问我这个医院的骨科是不是很有名，我边在电话中了解情况边赶到了医院，同时把我了解的情况告诉了寿成兄。好在那是一家专科的医院，在那医院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永年师的夫人，告诉她这家医院没有问题，请她安心养病。老太太因为受伤，虽然很痛苦，但对我的言谈依然很是平和优雅。 寿成兄又向我们讲述着家里的故事，他说自己的爷爷当年也是个大地主，家里有三千多亩地。这个数字让我等听来吃惊。因为在江南地区有这么大面积的土地，那可真不是一般人。寿成兄说，爷爷的发财也是一个偶然，据说他意外地得到了一批太平天国所埋藏的珍宝，至此之后，瞬间发家。这个故事有点儿像阿里巴巴发现了强盗的藏宝窟，听起来太过传奇，但寿成说这的确是真实的故事，他是听老人们亲口跟他讲述者，寿成兄又告诉了我一件趣事。他说，祖母和父亲都特别喜欢猫，并且说家人对猫也有着特殊的情感，曾经有一只大黄猫，寿成的祖母把这只猫当女儿看，因为祖母的儿子叫永年，于是这只大黄猫起名叫永虎。我觉得寿成兄的祖母也确实很特别，她竟然将一只母猫的名字叫成“虎”，好像这种思维方式不同于凡常。 来到黄府，我多少有些激动，永年先生已经去逝八年，而今我终于登堂入室了。进入房间，我首先向寿成兄提出去瞻仰一下老先生的书房和桌椅，于是寿成把我等三人带入了内室。这间房约二十平米大小，四围全是书架，其实一面墙用围幔遮了起来。在我的请求下，寿成兄拉开了围幔，里面全是永年先生所藏的古籍，在靠窗的一面，摆着一张中等尺寸的写字台，台前还有一把藤椅，寿成兄说，这就是父亲当年使用时的原样。我盯着那一桌一椅，变得有些愣神，一瞬间，我仿佛看见永年先生坐在桌前住宿的形象，似乎又抬起头向我微笑。一会儿这种幻觉又瞬间消失，我的心也随之难受起来。根远兄望了一眼我的脸色，问我身体是否有什么不舒服，我推说自己昨晚没睡好，有些发困。
永年先生的书房已经扩展到了外面的另一间，以我的感觉，这间房应当是原设计的餐厅，餐厅和厨房之间的那面墙不知是原设计，还是已经被打掉，总之这面墙变成了里外共同使用的书架。寿成兄说，这是父亲的设计。餐厅改造的这间书房，三面墙也都是书架，架上的书都是文史类的参考资料。因为是两层排架，致使书架上的隔板大多已压弯。在这间房的地上堆放着几个已经捆好的纸箱，寿成兄说，他弄来了一批纸箱就是准备把这些书装箱之后运到新居，因为等我来拍照，所以他把这些工作停了下来。我对自己的这个无理要求，连声地向他说抱歉。
参观完书房，我等回到客厅坐定。寿成兄把已经选好的藏书一部一部地拿出，让我们观看。我看到的第一部书是明铜活字本的《太平广记》，此书前有傅增湘的题记。关于这部书，永年先生曾经给我讲过他得到该书的故事。永年先生是在1952年将供给制转为了薪给制，也就是说他终于有了余钱，这一年他在上海诵清阁书店见到了这部书，当时店里认为这是残本，所以对此书没有太多的关注，让他以很便宜的价格买下了这难得之本。我印象中，永年先生得到这部书后也很得意，他还专门写过文章谈到他这个意外收获，他说自己担心书店卖漏了，他结账后抱着书走出书店，立即打了一辆黄包车飞奔而去，一路上心怦怦地直跳。这部书至此成为了永年先生的镇库之宝。此后，他请篆刻大家吴朴堂刻了一方广记盦的藏章，这应当是永年先生的第一个堂号。此后，不知过了多少年，他又把这个堂号改为“心太平盦”。 我不了解改堂号的原因，但我却知道了一个相关的版本知识，因为这部明活字本的《太平广记》业界一直把它视之为木活字本，而永年先生将这部《太平广记》跟明代的铜活字本《太平御览》进行了仔细的比较，发现这两部书所用的活字为同一套字。而《太平御览》上面有相应的牌记，明确地说明该书为“铜版活字”，为此永年先生认为，既然《太平御览》是铜活字本，那么《太平广记》也同样就是铜活字本。可能正因为这种原因，永年先生对这部书极其喜爱。他曾经很希望能够再得到一部明铜活字本的《太平御览》，这对他来说，将是一个圆满。
天下的事情，有时确实是无巧不成书。明代铜活字本的《太平御览》二十余年来虽然偶有零本出现在拍卖会上，因为这部书部头太大，有一千卷之多，原装全套者有一百四十册，而该书上的牌记明确写明此书当年仅印了一百余部，流传下来者就更少了。然而某年的嘉德拍卖会上却真的出现了这样完整的一部。明代铜活字本一向流传稀见，自清代以来就受到了藏书家的重视，这么一部大书是第一次出现在拍场中，自然引起了许多藏家的关注，我当然也知道该书的价值，于是跟众人一番争抢，终于花大价钱把这部书夺到了手。此后我马上给永年先生去电话向他报喜，他夸我这部书买的很好，只是价格太贵了。但他觉得即使价格贵，也买得很有价值。得到了永年先生的肯定，我更加坚定自己这个冲动不是一个冒失。
后来我才从别人那听说永年先生很多年都希望能够得到这么一部书，他曾经跟别人说，自己得到了《太平广记》堂号为“心太平盦”如果能再得到一部《太平御览》，他就可以把自己的堂号改为“双太平盦”了。我听到了这个消息后，心里十分纠结，我把这部《太平广记》虎口夺食不单纯是因为该书的珍贵，还有一个原因，在那个阶段我效仿周叔弢开始把活字本作为一个独立的专题来收藏，而明代铜活字本我仅有区区的几部，这部《太平御览》是部头最大者，当然舍不得奉献给永年先生。在这里，我也只能吾爱吾师，吾更爱吾书。请诸位看官原谅我的小气。
其实我也不是总是这么小气，也有给永年先生做奉献的时候，大概是2004年，永年先生给我来电话说，他的众多弟子准备给他庆祝八十大寿，他问我准备拿什么书给他作贺礼。我说您随便点名吧。他笑着跟我说：“你藏的宋元版当然我不好意思要，明代的铜活字本价值太大了，我也不能要，那你就送我部清刻本吧。”听他这么一说，我的心情顿时化为舒缓，由假大肚瞬间变成了真大肚，直接跟他说：“你要哪部书，我都可以奉上。”他跟我讲，曾在我家看到一部《哀江南赋》，他说这部书刊刻的很漂亮，自己已经有了一部，但是他手中的那一部不如我家的这部初印，他说这部书他也不白要，他想用自己藏的那一部跟我的这一部交换。我说当然可以。永年先生可能怕我又心生小气，他接着补充说：“我那部虽然不是初印本，但也有说法，因为这是龙榆生送给我的，里面还有他的批校呢。”闻听此言，大感惊喜，龙榆生的批校在市面上流传极少，在那个时候我还未曾得到过，这哪里是给永年先生贺寿，反而成了我占便宜，那既然占便宜了，就不如一次占个够。于是我得寸进尺地提出，请他在该书后面写一篇跋语，把这个故事写进去。永年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就以贺寿为名，得到了这两位大师的批跋之书。后来我才注意到，永年先生藏的这部《哀江南赋》，他已经著录在了清代版刻图录之中，并且在此书中写明，这部书是清代唯一的一部影元刻本，是清代影刻书中的别格。看到他的这个评价，我更觉得自己占了大便宜。
之后又看到了一部《破戒草》，此书是龚自珍的著作，流传极其稀见，直到今天，仅有永年先生藏的这一部。关于这部书的得来，还有一段传奇的故事。这段故事记载于陆昕先生的《古旧书市记趣》一文中，此文讲述的是1994年北京琉璃厂举办古旧书市的故事，文中说，那次书市很多人疯狂地上去抢书，而永年先生有几位弟子陪着在后面翻捡别人抢剩之书，他随手从藏书堆中拿起了这么一册，竟然是道光七年龚氏家刻本《破戒草》，此书是龚自珍诗集中最早单刻本。以往流传绝少，孙殿起的《贩书偶记》以及各种工具书都未见著录，他的这双慧眼让很多人感叹不已。陆昕先生在文中也写道：“学者黄永年老当益壮，挤入人丛，以慧眼而得一本道光年刊传本极罕的诗集，大喜。”永年先生能够捡到这等大漏儿，除了运气，我觉得更多的是他的学识：为什么这么多人在书市上疯抢，就没有抢这本书呢。
寿成兄捧出两函大书，跟我说：“这部书你一定想看。”打开函套，原来是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道光连筠簃初刻本，此书极其稀见，据说，版片刚刚刊刻不久，仅印了少量的印样，书版就被烧了。该书是清代著名的稀见书，很多书中都会讲到该书的故事。此书本是东北学者于省吾的旧藏。永年先生早就知道于省吾藏有这么一部好书，不知什么时候，于先生的家人把他的藏书成批的卖给了上海博古斋，后来博古斋的收购人员在西安找到永年先生，希望买他手中的一些书，永年先生就提到了这部《说文解字义证》，店方也知道该书的价值，说该书不打算出售，于是永年先生提出交换，他拿出了一部明嘉靖白棉纸本的《白氏文集》。明嘉靖白棉纸本一直是书店能够卖得善价的品种，博古斋的收购人员看到这部书当然想要，但在他们心目中，这部流传较少的《白氏文集》在售价上要高于《说文解字义证》，于是主动提出可以再搭两部书来换这部《白氏文集》。永年先生就另外选了其他的两部书，然后换得了这部《说文解字义证》。
有意思的是，我跟这部书也有着间接的因缘。永年先生是在1978年跟博古斋做了这个交换，三十年之后，他换给博古斋的那部《白氏文集》又出现在了拍场上，该书的后面还有永年先生的一篇题记，该题记讲述了《白氏文集》的版本价值所在。这么一部稀见之本，再加上有永年先生的题记，我当仁不让的把它拿了下来。 几年之后，我曾经给寿成兄去过电话，希望他能将《说文解字义证》转让给我，我的理由是自己并不是打永年先生藏书的主意，而是想把这个有名的书界故事变成延津之合。这个理由听上去当然伟大光，但是寿成兄说，父亲的藏书他一部也不想动。我的这个小伎俩最终没能得逞。而今我目睹此书，看到了寿成兄对于父亲藏书的虔诚态度，我连张口的勇气都没了。
永年先生得到这部《说文解字义证》，也很是高兴，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讲述过这个故事，但他提到自己所换之书，其中有一部是印谱，然而难得者，我今天在书中翻到了当时博古斋换书的发票。这张发票的日期是1978年2月22日，发票上列明了三种书。第一种当然就是《说文解字义证》，24册的单价是150元。而另外两种书，一种是《昭陵碑录》，2册的价格为4元。还有一部是《山海经疏》，此书一部6册，价格为1.5元，这里面唯独没有曾经提到的印谱。我把这张发票拿给寿成兄看，他也说看来以往的说法有些口误，由此可见记忆的不可靠。回来后，我看着这张发票的照片也在细想，很有可能永年先生并未说错，因为另外两部书，也有可能是他另外买下，而并非是交换之物。究竟真相如何，因为永年先生的离去，已无从再做探讨了。 在这里，又看到了那部有着版本争议的《韦苏州集》。这部书向称流传稀见，而近来我的眼福甚富，在短短三个月内，这是我看到第四部该书。此书因为是影刻宋本而来，因为影刻的水平实在高妙，其中有些书页看上去，绝像宋版。而嘉业堂善本书影就是直接把这些书著录为宋本。我印象中，永年先生专门写过文章讲解此书，是明代翻宋本，原文我一时记不起来，因为他藏有此书，难怪他对该书有比其他学者更深入的认识。该书还有少许的补抄页。寿成兄告诉我，是徐无闻先生所补抄者。寿成兄称，徐先生跟父亲交往较多，寿成兄还告诉我，父亲的弟子宋平生先生曾经来西安跟着央视的《鉴宝》节目组拍节目。宋老师说，《鉴宝》节目里各种瓶瓶罐罐的太多，古书太少，希望老师寿成兄拿一部有意思的书来，也让《鉴宝》节目能提高点知识含量。于是寿成兄就选出了这部有说法的书，让一位学生拿着书去节目献宝，后来还在电视播了出来。
寿成兄又拿出一部《唐摭言》。此书为一部抄本，然而抄写的实在漂亮，尤其有特点之处，是该抄本的每字是后一笔均为拉长，书后录有康熙壬辰年王士禛的跋语，并且“禛”字不避讳。寿成兄说，这部抄本是周绍良先生所赠，因为那个时候陈垣先生指导周绍良先生读《资治通鉴·唐记》，写出了《资治通鉴唐记刊误》。当时，周绍良先生的这部著作，是用简体字书写而成者，但后来觉得，这样的学术著作还是应当出繁体字本，于是又想把原稿转换为繁体字。但这个转换过程中，因为电脑的自动识别之物，使得该稿有很多误转之处。于是，周先生想请寿成兄帮他对此书做全文的校对。为了感谢寿成兄的帮忙，周先生把这部书赠给了他，寿成兄讲，这部旧抄本的《唐摭言》确实难得，因为里面有几个字是其他传本中所没有者。
说到周绍良，寿成兄又拿出一部《宣和遗事》。他说这部书也是周绍良赠送之物。当年在法门寺地宫发现了佛舍利，该事很是轰动。后来法门寺的珍宝国家批示要到泰国去展览。因为周绍良先生是佛教协会的秘书长，所以他来西安操办此事，因为法门寺地宫所出，都是国宝级的文物，因此安保系统很是严格。寿成兄去拜访周绍良先生时，看到周先生身后跟着一队武警，就笑着说，周先生您还有那么多护驾的。周先生马上回答说，这是为了保护舍利，而不是为了保护自己。同时，他把这部《宣和遗事》送给了永年先生，算是一种见面礼。
此后，寿成兄又拿出了几本碑帖。在此之前，我还不知道永年先生也收藏有碑帖，所看第一本是《宋刘怀民墓志》。这个《墓志》流传绝少，我自己所藏仅是民国的石印本，即使这个石印本，上面也有前人的长篇题记。而该《墓志》的原拓本，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寿成兄说，此《墓志》少见的原因，是原石发现不久就不知所踪。他问我是否了解这块《墓志》被后人所重视的原因，我说自己并不清楚这一点。寿成兄告诉我，《宋刘怀民墓志》是第一个自名“墓志铭”者，看来学问真是无穷，至少我在今天又明白了这么一个掌故。随后又看了多本碑帖，所看大多数都有徐无闻的跋语，看来永年先生跟他确实有较为密切的交往。
这一天，我在黄府跟陈根远和李欣宇两位先生，共同看了一些黄永年先生旧藏的善本和碑帖拓本，我对永年先生藏书的整体印象，是他所藏之书，品相都很好，这跟一般学者只重视内容而不重视形式有较大的区别，也许有人会说，他的那个时代书的流通量很大，可以随意挑选，但即使如此，跟永年先生同时代，或者比他早一两代学人的藏书，我也看过一些家，很多人家藏书的品相，无法跟永年先生的藏书相比较。可见，书的品相好坏并不能以时代论。因此，我的结论是，永年先生是一位真正的爱书人，虽然他的藏书成绩被他的学术光芒所掩盖，但我仍然要说，黄永年先生称得上是当今一流的藏书大家。 来源于芷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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