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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高毅哲 一条具有体制内身份的“鲇鱼”，正在搅动重庆市的教育生态。 近年来，重庆市一直在谋求实现教育事业的管办评分离——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其中，政府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成立第三方评估机构——重庆市教育评估院。2009年8月，在该院成立仪式上，重庆市领导这样描述其意义：“这是构建现代化教育管理体制，完善教育事业管办评分离的重要一步。” 曾经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政府部门，如今减掉了本不该由自己承受的负担，而且经过专业人员的评估，工作成效更为细致、精确。“想检验工作成效，就委托评估院进行评估”，已经成为政府部门的自然思路。 专业技术，第三方的立足之本 “你要追求第三方的专业声誉，就必须要在评估技术上追求卓越” 虽然是“第三方”，但重庆市教育评估院却有着重庆教委直属事业单位的身份，这让外界颇生疑虑。 事实上，评估院成立之初，连本院职工对此也有担忧：“这样的组织架构，‘管’和‘评’真的分得开吗？”不仅如此，在该院创立之初，各级教委的业务部门对其看法也不一。各部门当时分化为三种态度：一是积极支持；二是观望，等着看评估院能干成什么样；三是反对，认为评估院抢了处室的饭碗。 面对内外部的怀疑，评估院院长龚春燕对职工们说，不要过多考虑“身份”，也不要过多在意外界的目光，“我们不是一个简单的行政部门，而是一个学术组织，有学术队伍的操守；坚持专业化方向，是我们真正成为第三方评价机构的根本”。 然而，评估院成立之初，专业力量并不充足。2010年，评估院接受重庆市教委委托进行全市首次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时，监测工具都是从外地高校“借”来的；负责监测组织实施工作的专家，也是外面请来的。就这样，还是出现了差错。由于系统上线前没有进行充分的压力测试，上线当天，系统就因访问量过大而崩溃。 搞评估，还是要有自己的监测工具。抱着这样的信念，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研发团队逐步学会双向细目表设计、具体试题编制等方法，研发出24套数学和语文学科监测工具。此后两年，评估院陆续编制出学生问卷、校长问卷、学科教师问卷等多套监测工具，建立了包含学生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较为完善的监测指标体系。 2013年10月25日，重庆市实施第二次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这次评估院所用的监测工具和指标体系，已经全部是浓浓的“重庆味道”了。 历经几年摸索，重庆市教育评估院在数据采集和利用上已经有了成熟的技术模块，包括建立信息化监测评价平台、研发数据分析软件平台、构建科学的监测工具库等。该院搭建的重庆市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价系统运行至今，已为重庆市教委提供了教育质量监测评估报告40余份、区县基础教育质量监测报告200余份。重庆市教委依据这些报告，出台10余个教育行政决策文件，以减轻学生学业负担，改革课程设置。 据统计，在重庆市教育评估院成立以来的6年里，针对各类不同评估，该院共研发出监测体系、问卷近60套，构建起了涵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的多层次评价体系。 由重庆市教育评估院研发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评估模型”，已被采纳为国家衡量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主要指标，正在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督导认定中得到推广应用。 评估院基础教育评估所的熊知深以前做过校长，做过区教研室主任。工作几年后，熊知深觉得评估院更像是一个学术共同体，不追求经济效益，也不会向着行政部门说话，每天想的就是怎么完善模型，怎么确定数据搜集范围，然后研制各种评估工具。 “一个项目做不好，受到领导批评倒是其次，一想到自己的评估结论要影响到重庆市那么多老师和学生，压力就很大。”熊知深说。 专业报告，第三方的力量之源 “这下，他们说楼盖好了，那就是真的盖好了” 对评估院的专业力量，重庆市教委财务处处长刘宏伟深有感触。 以往，由财务处组织的针对某项目进行的评估，各区县递交上来的报告千篇一律：本区县至今完成总投资×××万元，改造学校×××所，总面积×××平方米，运动场地×××平方米…… 这被称作“结果性评估”。“这样的评估其实实际意义有限。”刘宏伟说，“比如对设备采购，我们一是想知道经费使用情况；二是想知道采购过程是不是规范，产品的质量怎么样；第三就是想知道设备采购以后是不是真正发挥了作用。” 刘宏伟所说的内容其实就是“过程性评估”。但是，要行政处室进行这样的评估，又是勉为其难。就算有的处室有这方面能力，也没有足够的人手和时间开展工作。像这次重庆市刚刚完成的“全面改薄”评估，评估院用了5个月时间去做这一件事。这对政府部门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而“过程性评估”对评估院来说，则是驾轻就熟的操作，依此得出的评估报告，也更能精准地指向问题所在。 以往，有的区县教育资金投入存在拖延情况，虽然年终数据显示该年度教育投入完成目标，但事实上，资金可能只在最近才到位，这其实影响了一年的工作。评估院采取了按月评估方式，财政拨款当月没有到位，下个月的评估报告就有所反映，将引起上级政府部门的注意。在这样的推动下，各区县拨付教育资金的及时性得到保障，以往最容易出现的拖欠工程款现象也少有发生。 梁平县教委服务中心副主任石世维见惯了以往的评估总结，“竣工多少平方米，解决多少间功能性教室”，这些泛泛总结的数据最后交到他手里，代表“楼盖好了”。对此，他虽心有疑虑，但也没有办法去验证。 但在刚刚结束的重庆市“全面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本办学条件”评估中，他清晰地看到每个细枝末节：消防设施有没有问题，校舍楼梯改造是否合格，室内采光是否达到标准，厕所蹲位改造情况如何……一项项细目，把新建的教学楼从上到下梳理了一遍。 看到这样的报告，石世维心里踏实了。他觉得，“这下，他们说楼盖好了，那就是真的盖好了”。 专业价值，第三方的意义所在 “如果存在行政力量的干扰，那么评估就失去意义了” 为了更好地发挥评估院的作用，重庆市教委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建设。市教委把各处室的职能都重新梳理了一遍，凡是涉及评估的，一律刷掉，并先后下发3个文件，明确由评估院承担评估工作。此后，市教委又实行权力“清单管理”，建立完善行政机关“正面”权力清单和学校“负面”清单，评估院则建立“任务”清单，进一步完善管、办、评分离制度。 正如外界担心的那样，评估院也曾遇到体制内身份带来的障碍。在一些评估的实施过程中，也曾有人前来“打招呼”。 在评估院发布重庆市基础教育质量监测评价报告时，“一个自我感觉良好”的区排名靠后。消息一出，区领导很着急，龚春燕说，数据就是这样，你们要自己找问题所在。 “我们不管你这个区产值高不高，还是有市常委在那里任职。任何人都不能篡改数据，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用数据说话。”这是龚春燕对评估工作画的一条底线。 评估院成立时，立下院训“尺正明信”。评估院声誉渐起之后，很多社会机构及教育评估公司找上门来，寻求合作。 某公司老总看中评估院的品牌价值，找评估院办公室主任胡方商谈，胡方说，合作可以，但是一定要严格按照事实，实事求是搞评估。 老总犹豫片刻说：“胡主任，我们是公司，还要生存，有时候也得说付钱方想听的话。” 这件事让胡方开始思考，评估院财政供养的体制内身份，反而有可能成为一个优势。“我们不需要为生存发愁，这保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和空间去做应该做的事。”胡方说，“而且，我们可以和学校很紧密地配合，获取一些核心数据，但社会机构却未必有这样的渠道。” “社会力量不见得能与决策者的利益剥离开，而体制内的评估者也可视为立场中立。”长期研究智库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认为，尽管体制外的第三方能尽量保证其独立性，但是其评估的质量也有待检验。 重庆市教委主任周旭说：“市教委设立评估院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促进工作。我们接受各种评估监测，就是为了给工作提供导向，如果存在行政力量的干扰或者评估水平不专业，那么评估就失去意义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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