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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左 珏 来源 |《中华读书报》2015年10月30日 在1948—1949年中国大陆江山易主、政权交替之际，不少国立大学，在校长离任、中共还没有接管之前，为保存学校，都自发产生校务会议和会议主席，他们在政局变换、人心动荡之际，为稳定高校大局、实现大学平稳过渡做出了卓越贡献。 在1948—1949年中国大陆江山易主、政权交替之际，不少国立大学，在校长离任、中共还没有接管之前，为保存学校，都自发产生校务会议和会议主席，著名的如清华大学冯友兰、北京大学汤用彤、武汉大学邬保良、上海交通大学吴有训和北京师范大学黎锦熙等。他们是经民主产生，又得到新政权的承认。这些国立大学校务会议管理校务时期，正是中国政权交替的重要时刻，他们在政局变换、人心动荡之际，为稳定高校大局、实现大学平稳过渡做出了卓越贡献。可有一位国立大学校务会议主席长期被尘封于历史之中，不见天日。他就是国立河南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方镇中。同样是唐河人，同样是“战干团”成员，方镇中就没有冯友兰和黎锦熙那样幸运。由于国立河南大学有奉命南迁苏州的插曲，这就使得事情变得比较复杂。方镇中不仅领导校务会议保存了河南大学，而且把它完好地带回开封，为河南大学做出了重大贡献。可长期以来，国立河南大学这段“南迁北归”的历史遭到歪曲乃至篡改，不仅使方镇中等校务委员长期蒙受奇冤，也使国立河南大学遭到肢解，从此一蹶不振。 1948年6月，国共两党为争夺河南省会开封展开激烈战斗。兵祸所至，玉石俱焚。位于开封城中的国立河南大学面临战火威胁。为使河南唯一的高等院校免于战火，中共军队在攻城之前下令保护河南大学。国民政府教育部在战争爆发前下令：河南大学迁往苏州，9月1日不到苏州报到者一律除名。校长姚从吾奉命带领学校南迁。国立大学奉政府命令迁移，学校师生追随学校，这本是天经地义、光明正大的事情，和后来污蔑的“逃跑”扯不上关系。事实上，当时河南大学校务会议所有成员，校长、教务长、总务长、训导长、文法理工农医六院院长，十六个系主任，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都随校南迁。至于个别师生如嵇文甫、王毅斋、赵俪生和李俊甫等人为避开战火，自动辞职，携带家眷，离开河南大学，到豫西行政学校和其他地方谋生，在教师属于自由职业的民国时期是十分自然和十分正常的事情。 1948年10月10日，河南大学在苏州正式开学复课。开学后，各项工作正常运作。学校利用地处历史名城苏州、比邻上海、南京文化中心的优势，聘请钱穆、顾颉刚和郭绍虞等一级教授到校任教，邀请图书学家蒋复综、教育家汪懋祖、哲学家冯友兰、生物学家秉农山、文学家李健吾等著名学者前来讲学。姚从吾、郝象吾还在上海等地购买了一大批书籍。12月，姚从吾因病辞职，教育部任命河南大学教务长郝象吾代理校长、和医学院院长张静吾、文史系主任马非百组成三人小组，主持校务。在他们的领导下，学校运作正常。 1949年2月，河南大学学生自治会进行换届选举。3月初，新当选的学生自治会请郝象吾等三人小组和各院领导召开座谈会，要求校方公开学校财务，以安定人心。三人小组由于没有掌握教育部拨给学校的经费，无法答应学生自治会的要求，无奈之中，他们集体辞职。当时，国民党在内战中一败涂地，国民政府自顾不暇，没再给河南大学委任校长。这样，河南大学就陷入群龙无首之中。苏沪地区也是人心惶惶。身在异乡的河南大学更是举步维艰，情景难堪。为了使学校不至于解散，学生自治会、教授会、讲师助教会、职员会、校友会等各方力量经过反复协商，决定让全校师生民主举荐，选择既要作风正派有威信，又要精通业务有权威，既有较强的社会工作能力，又愿意为师生服务的人，组成校务委员会，维持学校安定。经过师生民主选举，产生新的校务委员会。委员会由法学院院长方镇中、工学院院长郭暄、职员会会长杨震华、农学院院长王鸣岐、理学院院长孙润晨、水利系主任严凯，和四名学生代表组成。方镇中为主任委员，郭暄和杨震华分别任副主任委员和常务委员。这是河南大学唯一合法的最高权力机构。 方镇中，1902年出生，河南唐河人，法政学者、教育家。1923年入北京国立政法大学读书。1926年，在李大钊帮助下赴法国留学；1932年毕业于巴黎政治学院。归国后，先后任香港《工商日报》总编辑、安徽大学教授。1935年赴日本留学。1936年春，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侵华势力日益猖獗。方镇中愤然归国，从事抗日活动。1938年1月出任中央军官学校教官。1939年3月后，任西安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第四团（后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委员会战时工作训练团，简称“中央战干团”，蒋介石为团长，胡宗南为副团长）上校政治教官，历任教官、主任教官、政治部副总教官等职，前后为国家培养抗日官兵四万余人（即黄埔14期至21期，“战干团”毕业生授予黄埔军校证书）。抗战胜利后，他弃武从文，弃政从学，辞谢第一战区司令胡宗南的挽留和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的任命，经赵冠五介绍、由教育部次长田培林推荐，1946年冬到河南大学任教授。1947年暑假，任河南大学法学院政治系主任。1948年9月上旬，方镇中随校南迁苏州，不久，出任法学院代理院长。 方镇中出任河南大学校务会议主任，是临危受命。当时，政局动荡，人心惶惶。方镇中领导的校务委员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稳定人心、保全学校，维持学校正常运作。在政府无暇顾及、校务全靠自治的情况下，由民主选举产生的校务会议得到教授和学生们的大力支持。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曾经对冯友兰说，他“在大学中搞了几十年，经过许多风潮，发现一个规律：一个大学中有三派势力，一派是校长，一派是教授，一派是学生，在这三派势力中，如果有两派联合起来反对第三派，第三派必然失败”。如果这三派能达成一致，事情就好办了。当时国立河南大学就做到了这一点。方镇中等校务委员都有留学欧美的背景，在他们各自专业都有很高造诣。在人格人品上，方镇中拥有感召力。他生于南阳唐河世袭守备的官宦之家，深受儒家传统的浸润；北京求学时加入赵世炎创立的“中国少年学会”，编辑过《少年半月刊》，参加过“五四”学生运动，经受现代思想的洗礼，具有儒家士大夫的淑世精神和现代知识分子的参与意识。供职“中央战干团”的八年内，方镇中为人师表、言传身教，秉承“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畏死勿入斯门”的黄埔精神，养成精忠爱国的情操和勇于担当的精神，赢得上级赏识、同事称赞和学生敬仰。在政治方面，方镇中、郭暄和杨震华三位常委都是无党派人士。和抗战时期很多知识分子为服务抗战而加入国民党、抗战结束后又退出国民党一样，方镇中在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和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任职时也加入国民党，抗战结束就立即退出；到河南大学后，坚决拒绝在国民党河南大学直属区党部登记，后来再没有加入任何党派。在过去发生的学潮中，作为国立大学的教授和领导，不能公开反对政府，但出于教师的本能和对学生的爱护，方镇中一直站在学生这边；当参加学潮的学生遭到逮捕时，他奋不顾身，利用社会贤达的身份以及与国民党军政界的关系，四处奔走，出面营救，在学生中享有崇高威望。 在方镇中为首的校务会议领导下，河南大学师生同心同德，和衷共济、同赴时艰。首先解决的便是师生生活问题。在解决生活问题、师生们衣食无忧之后，校务委员会积极组织教学和研究。他们和苏州文化界、学术界和教育界建立良好关系；1949年5月，600余名学生按期毕业，河南大学在苏州开明大戏院举行毕业典礼、颁发毕业证书。再次，方镇中等人做好师生思想工作，保全国立河南大学留在大陆。1949年初，国民党在北方大势已去，2月，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教育部下令河南大学迁往广州，再迁往台湾。这时，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国民政府自身难保。河南大学大部分师生不愿意随国民政府南迁。可真的拒命不迁，经费没有着落，生计难保。一时间，人心惶惶，是去是留，犹豫不定。在学生自治会的配合下，方镇中领导校务会议做师生思想工作，安抚人心，稳定大局，让大家安心留在苏州。方镇中以身作则，坚守在河南大学。他拒绝了原安徽大学法学院同仁周予同聘他到复旦大学的邀请，谢绝了香港《工商日报》胡铁五聘任他出任该报总编的函请。经过他们的努力和争取，国立河南大学的绝大多数师生都留了下来，只有部分师生随国民政府去了广州和台湾。据国立河南大学台湾校友会提供的统计，1949年前后赴台人数可能有十数人，还未必都是由苏州直接到台湾的。其中，具有教授职称的只有姚从吾、杜新吾和吴相湘三人。这就是说，国立河南大学迁到苏州的3200余师生员工有百分之九十九留在苏州。 1949年4月27日，共产党军队攻下苏州，方镇中领导校务会议组织师生参加欢迎仪式。第二天，中共军管会文教部派人到学生自治会看望学生。此前，河南大学中共地下组织已经向军管会文教部汇报学校情况。军管会主任韦国清接见了方镇中、郭暄和杨震华等校务会议成员，对学校的各项工作给予嘉勉。29日，中共军管会文教部部长徐步代表军管会接管河南大学。方镇中等校务委员向中共军管会汇报学校情况、接受军管会领导。他们的工作得到军管会文教部长徐步和中共苏州市委书记林修德的肯定和表扬。他们认可河南大学校务委员会，承认校务委员会的合法地位，并和校务会委员会合署办公。这标志着河南大学已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下高等学府。在新中国具备合法地位的国立河南大学校务会议，按当时各大学解放前后的维持机构统称：校务委员会。1949年5月，在军管会文教部注册登记的河南大学有六院十六系；校务委员会仍由方镇中、郭暄等七人组成，方镇中为主任委员。 在军管会文教部的领导下，校务委员会对师生进行登记造册、对学校财产进行清理，并从军管会文教部领取薪水和生活费用。校务委员会积极配合军管会做好各项工作，在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的同时，鼓励并支持学生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和工作，从3月初到6月底，河南大学先后为1700余学生办理离校从军手续。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重大贡献。有这么多学生加入中共领导的军队和队伍工作，在当时中共接管的国立大学中是十分少见的。由此足见方镇中等校务会议领导的国立河南大学与时俱进，是进步的和革命的。这和后来被诬陷的“反动”和“反革命”完全相反。经过毕业和从军的分流，到6月底，河南大学在校学生有800余人。 在中共军管会的领导和校务委员的努力下，河南大学在苏州各项工作进展得十分顺利。尽管是国立大学，但河南大学毕竟冠以“河南”名字；尽管苏州人民十分欢迎河南大学留在那里，但南迁苏州是战时行为，所有校舍都是租借的。寄居苏州非长久之计，返回开封势在必行。1949年6月，河南大学开始准备北归。河南省政府派郭海长到苏州迎接河南大学返回开封校园。方镇中领导校务委员会对河南大学图书、仪器等校产进行登记造册、打包装箱。到月底，这项工作已经完成。校务委员方镇中、郭暄等人将学校全部人员名册和财产清单交给郭海长，并清理一年来租借苏州各界账目。经过清点，在寄居苏州的近一年内，河南大学的图书和仪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比迁往苏州时多出两车皮。6月28日，苏州“学联”为河南大学举行欢送会。7月3日，河南大学校务委员方镇中、郭暄和杨震华，以及学生会主席刘士燮负责，携带河南大学1200余名师生、近千名眷属，押送一千五百余箱图书仪器、四千多箱行李，从苏州起程，沿途经过南京、徐州等地，辗转千里，于7月9日顺利回到开封。 至此，方镇中领导河南大学校务委员会在时局动荡之际不仅把河南大学“整建制”地保存下来，而且把它完好地带回河南开封，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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