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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毓芹（公元1915年—公元1990年）字泮生，河北省丰润县（现唐山市丰润区）人，现代梅庵派琴家。 孙毓芹去世后，在其学生的努力，和台湾艺术学院民族音乐系系主任吴瑞泉及该校校长凌嵩郎的支持下，成立了“民族艺师孙毓芹先生古琴纪念室”，陈列了孙毓芹平的字画、书籍、录音资料、古琴等物。 记得小时候，老师讲古文观止中欧阳修的《秋声赋》，讲到“秋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两句，他不得不用中国十二律的原理来解释。什么凤凰鸟雌雄呼叫啦，什么六律六吕，律吕调阳啦，什么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啦。一大套的理论，讲了半天，究竟商声是什么，夷则是什么东西，甲乙木庚辛金又是何意义，它们彼此之间又是什么关系？一群小同学们越听越糊涂，简直是丈六金身，摸不着头脑只觉得老师讲的话，离题越来越远了，有的同学忍耐不住便起来发问，这一问不消说，老师的火可大啦，满头大汗，张口结舌，把教鞭在讲桌商用力的打了一阵，然后大骂同学们不用心听他老人家的讲解，怒气冲冲，几乎要打人的样子。大家只好默默无声，一堂课弄得不欢而散。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一直横梗在心。多少年来，也曾请教过许多的老先生们，可以说答覆的都是一样，千篇一律的老套子，越来越糊涂，甚至还不如小时候老师讲的好。后来从寿农先生学琴，才知道所谓“商”者，乃是五音中的一个，等于现在1、2、3、4、5、6、7中的“2”。至于“夷则”者，就是黄钟、大吕等十二律中的一个。寿农先生是个西装革履比较现代化的学人，他解释律吕，并不讲什么凤凰鸟叫等问题，但是仍然出不了旧套数。把琴面上十三个白色点子，指给我说：“这叫做十三徽。每个徽占一个律，中间的那个最大的白点，从两端数，都是第七。是超出十二律以外而共用的。其余的十二个，从头数下去，黄钟、大吕、太簇……等，便是十二律，并且十二律象征着一年十二个月，中间的象征着润月。‘夷则’是第九个律，但在音乐上使用起来，恰当七月的律。”这仍然解决不了问题，律与音有何关系，所谓律者究竟是个什么东西，终不能打开这个闷葫芦。当时因为学琴曲心切，也并未深究这个问题。直到来台以后，得遇吾师章公梓琴，学习操缦，重理旧业。章师是来台最老的古琴学家，也是一位音律专家，每逢随侍左右的时候，他老人家总是喜欢由解释音而牵涉到律的问题。吉光片羽积累日久，再加上自己钻研有关律吕的书籍，互相参证，这才明白了所谓律吕者，原来如是如耳。 一、何谓“音”、“律” 通常在习惯上，总是把“声音”两字连在一起使用，但是详细分析起来，则“声”与“音”二者，在意义上大有不同。“音”在本质上来说就是“声”，可是在意义上来说，古人谓：“声成文为音”。换句话说，就是成文的“声”才可以叫做“音”，再明白一点说，就是有组织、有顺序、有规律的声，始谓之“音”。例如我们经常听到的猫声、狗声、鸟声、人声、飞机声、汽车声等，这些杂乱无章的声音，职能称之为“声”。若是把许多的“声”拿来互相比较，分出高低的顺序，再按着一定的规律，把它加以组织，然后才可以称为“音”。1、2、3、4、5、6、7七个音，就根据这个原则而产生出来的。 所谓“律”者，是一个特定的准则，用来规范某一种事物的。例如用来规范人群社会的准则，就叫做“法律”；用来规范音调的准则，就叫做“律吕”，也就是音律。法律与音律，都是人定的，可以定多，也可以定少，不过中国数千年传统下来的音律是十二律。虽然京房造过六十律，还有人造过三百多律，事实上无人采用，实际应用的，仍是祖传的十二律，（现在西洋音乐，也是用十二律。）十二律的名称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每个律，与其上下相邻的律，相差的高度约为半个音阶。但是为什么叫做“律吕”呢？这是古人把十二律分为两种，一种是属于阳性的，一种是属于阴性的。例如按着十二律的顺序数下去，第一个是黄钟，第二个是大吕，第三个是太簇，第四个是夹钟……。那么第一个的黄钟，与第三个的太簇，所占的都是单数，属于阳性，为“律”。第二的大吕和第四的夹钟，所占的都是双数，属于阴性，谓之“吕”。顺此以推，六个单数的为阳，叫做“律”，六个双数的为阴，叫做“吕”。合起来称为六律六吕，简称为十二律。 二、十二律吕是如何产生的 音律的区分与性质，概如上述，可是十二律是谁创的呢？谈到这里，不能不佩服我们的始祖轩辕黄帝了。传说：黄帝使伶伦取解谷之竹于昆仑之阴，断两节而吹之，定为黄钟之宫。从此我中华民族，开始创出一种标准音。这根竹管所吹出的声音，命名为“黄钟”，这根竹管就是黄钟律管。这是我国音乐史上，第一个最标准的基本音。这个黄钟律管，并不是随便定的，黄帝时代我中华民族，已经由游牧生活，改进为农业生活。把农产品中的黍粒，排列起来，定出一个标准长度，黍粒是扁圆形的，把黍粒用长的面（纵黍）排列起来，一百粒的长度，定为一尺，十粒的长度定为一寸，一粒长度为一分。若是把黍粒的扁面（横黍）排列起来，一百粒的长度，恰为纵黍长度的百分之九十，即九寸。黄钟律管的长度，就用这横黍白粒的长度“九寸”为准，其直径为九分。这个标准制度的黄钟律管，所吹出的声音，才是标准的黄钟高度。宇宙万物皆变，唯有有固定标准的声音不变，譬如黄钟律管所发出的声音，永远是黄钟之音，如果管子的体积稍有变化，则其声音立即发生变化。相反的，如果声音分毫未变，则是律管的体积也分毫未变。黄帝用这种声音不变的科学原理，确定了长度；然后再用这个不变原理，来确定了量度，把黍粒装满了黄钟律管，计算数目，得黍共计一千二百粒，乃定黍一千二百粒为龠，两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十斗为石。然后再用这个不变的原理，确定了衡度，把黄钟律管中的黍粒，一千二百粒的重量，分为十二份，每份一百粒的重量为一铢。定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据此可以说，度量衡的制度，都是根据不变的音律制度而产生的，这是非常科学的。不过后来的度量衡，绝对不会合乎黄钟律管的标准了，因为黄钟律管的原始标准，早已遗亡。秦始皇的一把火，把乐经给烧了，黄钟的本来面目已经不可复得，黄钟是律本，其他的十一个律，都是以黄钟为基础，遂次生出来的，黄钟遗亡，则其他各律，无从产生了。所以我们现在只好跟西洋的音律走，这是一件非常可悲的事。我国失掉黄钟律本，已经两千多年了，在这个漫长的时代中，经过多少朝代的变迁，历代的读书人，音乐的研究者，都在扼腕长叹，但是就没有一个朝代能够制定出一个黄钟律管，来颁行全国。平心而论，十二律的法则制度尚在，按照此法则制度，加之以现代科学仪器之精良，定出一个标准的黄钟来，绝非难事，总要比跟着人家的尾巴走要好得多！要在有心人肯作不肯作而已。 三、三分损益 隔八相生 以上说明黄钟为律本，及其创制之法。至于十二律吕是如何产生的呢？这也有一定的法则。就是“三分损益，隔八相生”的法则。所谓“三分损益”者就是以黄钟律管为最基本最低的音；以黄钟律管“三分损一”，就是三分去掉一分。例如黄钟律管为九寸，损去三分之一，就是三分去掉一分。例如黄钟律管为九寸，损去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这三分之二的长度即是六寸，此六寸管吹出来的声音，便又是一个律了，这个律名字叫做“林钟”。然后把林钟律管再分为三分，再加上一分，就是林钟律管的三分之四，这个长度是八寸，用此管吹出来的声音又是一个律，名为“太簇”。以外各律，都是如此方法，以黄钟为基本，用三分的法则，一损一益，遂次生出十二个音阶来，便是十二律吕。 隔八相生法则，就是从任何一律数起，数至第八位即生一律。例如由黄钟数起，数至第八位为林钟律，这林钟律即为黄钟律所生的律。又从林钟数起，数至第八位的太簇律，这太簇律即为林钟律所生之律。如此一个一个的数下去，每隔八位（由本身至第八位）即生一律：于是黄钟隔八生林钟，林钟隔八生太簇，太簇隔八生南吕，南吕隔八生姑洗，姑洗隔八生应钟，应钟隔八生蕤宾，蕤宾隔八生大吕，大吕隔八生夷则，夷则隔八生夹钟，夹钟隔八生无射，无射隔八生仲吕。从黄钟起，以此法可以推求出十二个律来。隔八相生图中，仲吕至黄钟以虚线表示，因为再数理上仲吕不能还原生出黄钟来。同时十二律相生至仲吕为止，不须再生，故以虚线表示。 除三分损益、隔八相生二法以外，还有“上下相生”法则。就是把十二个律按照次序排列出来，从黄钟向下数起，数到第八个律林钟，这个林钟即是黄钟所生之律，这种生法是由上向下生的，叫做“下生”；再从林钟向上数起，至第六个律太簇，此太簇就是林钟所生之律，这种生法叫做“上生”。如此遂次上下相生十一次，便可推出十二律来。 我国自古传流的十二律吕，其产生的法则，用三分损益、隔八相生和上下相生的原则，可以说明了。不过这“三分”，“隔八”、“上下”三种法则，其所产生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可说是一而二，二而一。其中最重要的法则，是“三分损益”，这是音律的最高原理，不但十二律是由此法则求出来的，连五音二变（宫、商、角、徴、羽、变宫、变徴），亦即1、2、3、4、5、6、7，也是用此法则求出来的，而且用此法则求得七音（即五音二变）的结果，其音阶之距离分毫不爽。可见“三分损益”法，其法甚为繁复而细密，因限于篇幅，俟后再续为说明。 四、用数学来计算律吕的方法 中国的律吕是用三分损益、隔八相生的法则产生出来十二个高度不同的声音，以作为音乐上起音定调的标准，同时把十二个音之中的五个音拿出来，作为奏乐时乐曲上所用的标准音，这五个音就是古代定名为“宫、商、角、徴、羽”的所谓“五音”，这五个音也就是我们现在通用西方“度雷”（度雷是译音，西音初传入中国1、2、3、4、5、6、7的读法，以其前面两个音译为度雷）读音法中的1、2、3、5、6五个音。另外再拿出两个音来，一个命名为“变宫”，一个命名为“变徴”，变宫就是度雷中的“7”，因为此音接近宫音，故名变宫，“变徴”就是度雷中的“4”字，因为它接近徴音，故命名为变徴。合起来叫做“五音二变”，就是1、2、3、4、5、6、7七个音。 我们了解了这个名称上的问题，便不会再被这些古名称所困扰了。古代把宫商角徴羽谓之“五音”，六律六吕合而之谓：六律，所谓：“无六律不能正五音”者，就是指这个“音”与“律”的关系而言。二变音“变宫变徴”是不畅用的，尤其是庙堂的雅乐，更是绝对禁止变音的。例如古代天子宴诸侯，或祭天地山川等大典时，所奏的乐，都是用五正音所组成的乐谱，而不用两个变音，至于民间的俗乐那就很难说了，不过在理论上都是不赞成用变音的。至于十二律，除去用竹管实际比较折合的方法求得以外，如何用数字方法来计算呢？古代有两个最著名的算法。一个是在《史记》上所记载太史公司马迁的算法，一个是汉朝大儒郑康成的算法。此二算法都是根据三分损益的原理来计算的，不过在方法上有点不同而已，虽然方法不同，可是所求出来的实际音阶，结果仍是一样的，现在先说明第一种太史公司马迁的算法：司马迁的算法，凡是三分损一的时候，就用2／3去乘，凡是三分益一的时候，就用4／3去乘，他在史记上说：“以下生者（即三分损一）倍其实，三其法。以上生者（即三分益一）四其实，三其法。”他这种方法，所谓倍其实者，就是乘二，三其法者，就是除三。也就等于用2／3去乘。所谓四其实者，就是乘四，三其法者，就是除三，也就等于用4／3去乘。古法定黄钟为九寸，现在我们用这个基准，以司马迁的算法来求十二律的数字，可以求出各律之数： 郑康成的算法，比较跨进了一步。他认为照太史公司马迁的算法，其所得的结果，除了林钟和太簇两律，是整数以外，其余各律，都有小数。在计算方法上便有很多不便，同时看上去也不完整，于是他便想出一种办法，他把每一寸的数目，定为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例如黄钟本为九寸，就是九个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而成为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19683x9＝177147）这便是黄钟的数目，然后以这个黄钟的数目（177147）为基准，再用三分损益之法计算，所得的结果，果然每个律都得到整数了。我们不知道郑康成先生，怎么想出来的这一万九千六百八十三的乘数的，不管他是玄想出来的，还是试验出来的也好，而其能得到完整的数字是事实，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古人作学问，用心之细密，与其求真求实之精神，真是令人赞佩。后代儒者只是在理论上分辨，党同伐异，而不于事实上来下真功夫，真不知相去有多远了。 我们看以上司马迁和郑康成，两种算律的方法，无论哪一种方法计算的结果，其每一律与每一律之间的比较差额，都是不同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差数不是平均数字，这叫做“不平均律”。我中华民族，从黄帝始祖造律开始，直到汉朝，都是用的这种不平均律，看起来好像是有点不规则，其实这才是真正的宇宙的自然规律，天地万物之构成，其分子本来就不相等，同是为人，而人有高矮胖瘦之不同，同是一双手上的五个手指，而有长短粗细之不同。同是七音，而音与音之间的音阶也是距离各不相同，这是大自然的本来面目，不能强不同以为同，也不必生硬的强求其同。 五、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 明朝宗室有一位恭王朱厚烷，他的儿子叫朱载堉，是当时的一位音律大家，他认为三分损益隔八相生的古律，到了仲吕便不能还原，也就是说仲吕不能够恰好地生出黄钟来，对于古人所说的：“环相为宫”说法，不能实现。于是他想出一个办法，置三分损益之法不用，把十二个律，每律与每律之间的距离，都平均起来，每律之间都使他相隔半个音阶，如此则随便无论哪一律作宫音的时候，其余各律，便没有一点差错了，而且可以实现了“环相为宫”的理论。现在西洋所用的律，就是这种“平均律”，但是比较朱载堉的发明，起码晚出两百年。这种“平均律”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可以实现“环相为宫”的理论，在变调的时候，可以毫无差错；一个是配置在乐器上及演奏上比较容易而方便。但是也有极大的弊病，第一是音不纯正，第二是听起来总是不自然。现在西洋因为通行“平均律”，如风琴、钢琴等，都是根据十二平均律造的，然而西洋的名提琴家，在他独奏的时候，往往是走不平均的路子，因为小提琴不像钢琴键盘的呆板不移，可以手指随意上下也。至于“不平均律”不但发音纯正，而且富于协和性，对于音乐描写的意境上来说，容易发挥情曲的特性。对于音乐的表现也充足，听起来不会令人有生硬之惑。 中国的音律，除了明朝朱载堉造十二平均律以外，从来都是用不平均律的，但是不平均律，用三分损益之法来折算，有一句古语不能实现，就是“环相为宫”的理论，因为十二律算到最后是“仲吕”，而仲吕再用三分损益之法，并不能恰到好处的回到“黄钟”本位去，于是有的人主张十二律不必还原，有的人硬是要使他还原，于是又造出两种律法：第一钟，是汉代京房所造的六十律，京房是汉元帝时候的人，姓京名房字君明，是当时大易学家焦延寿的弟子，对易经有独到的研究，后来言易经的象数家，便称他们师徒二人的易学为“焦京易学”。京房认为十二律不能还原，应该继续往下推，他仍以三分损益的方法，由仲吕继续往下推算，增加了执始、去灭、时息等四十八个律，连原有的十二个律合起来，共计六十个律。在京房造律的意思，是想要实践“环相为宫”的理论，然而事与愿违，推到六十律的结果，仍然是不能恰好回到黄钟上去，但是在差数上来说，那就比原来的差数小得多了。第二种，是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在南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有一位太史名叫钱乐之，他认为京房推倒六十律，虽未能真的回到黄钟，但虽不中不远矣，如果再往下推，便很有可能实现还原的理论。于是他便由京房六十律中最后的一律名“南事”，继续向下以三分损益之法推算，于是有增加了“荄动”、“升商”、“明庶”等三百个律，连同京房的六十个律合起来共计是三百六十个律，可是他推算的结果，仍不能真正的还生到黄钟上去，但他最后第三百六十个律“安连”，比较京房的六十律，差数更加微细了。 以上京房的六十律，与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只是载在历史上，实际并没有人采用，我们现在研究京氏和钱氏的两种律，有两点可提供讨论的： 1,原来的十二律，律与律之间，相距只有半个音阶，京氏的律有六十个，较十二律增加了五倍，律的数目增加了五倍，律与律之间的距离，便也缩短了五倍，那么律与律之间的距离，只有十分之一音阶了，试问这十分之一音阶的微细距离，在声音上来说，恐怕我们的听神经，就不容易把它分辨得清楚了。同时六十个律也太复杂，用起来也太不方便，我们再看一看钱氏的三百六十律呢？那真是繁而又繁，细而又细了，三百六十律，比六十律增加了六倍，那么六十律，律与律之间相距是十分之一音阶，而三百六十律者，律与律之间相距又缩短了六倍，只有六十分之一音阶的距离了，试问两音相差只有六十分之一音阶那么微细，恐怕只有蝙蝠的耳朵才能辨别出来，人类的耳神经有那么高的辨别力吗？京氏律与钱氏律之所以不能流行者，正是因为其不合实用之故也。 2,古人只是相信数字是可靠的，其实数字的计算数目，与事实上，有时并不完全相符，我们试以三分损益之法为例来说，三分之一就是用三去除一，在数字上，是永远除不尽的数字，永远是有奇零的，换句话说，在数字上，把一个东西分成三份，是永远分不均的。假设我们用一条纸（等于一），把它折成三等份，而分毫不差，能不能作到呢？这是毫无疑问，绝对可以作到的事情。以此为例，可知古人用数字来算律，与律吕的实际情形，并不见得完全一致，还不如我们用一张纸，用三分法实际折叠，来得比较确实，如用此实际折法，也说不定真能实现了“环相为宫”的理论。笔者久想试验一下看，可惜杂务纷繁，无暇及此，如有爱好关心音律的读者朋友，不妨试验一下看。如果真的实现了“环相为宫”的理论，岂不是在音律上一大贡献吗？何况三分损益之法，本来就是指着律管的实际长度而言，并不是指数理长度而言呢。 六、弦律计算法 以前我们所说的律吕计算法，是指管律而言，现在我们再讨论一下有关弦律的问题，首先要说明的，是弦律与管律不同，尽管律是以竹管发音，庄子所谓：“乐出虚”，竹管是中空的，把气吹入管中，藉空气在管中冲撞之力而发声，凡是同直径，同长度的竹管，吹起来一定是同高度的声音，很容易取得标准，丝乐则不然了，因为丝乐种类繁多，制造不同，丝的长度更不一致，丝的粗细也不一致，再加上丝的紧张度更是活动自如，同时弦乐是由弹奏，藉丝弦振动的频率而发音，其音为实音，与管乐大有不同，在定律吕上来说，律管的要求条件只是在长度与直径两方面即得，而弦乐的要求条件则必须同长度，同粗细，同紧慢方可，这三个条件在弦乐器上，都是很难要求一致的，于是古人便想出一种根据三分损益之法，用一种假设的数字来推算的方法。其法在文献上最早的资料就是《管子》、《淮南子》和《史记》。把最低的宫音定为八十一分，为音的开始。并且以此八十一分之最低音定为黄钟之度。顺此用三分损益之法来推算生出五个音来，合起来是为五正音。这五正音所得的数目，都是整数，另外还有二变音，就是变宫和变徴两音。两个变音所得的数目都是有奇零的。因为弦乐可以松紧，是活动的，不比律管是固定的，所以弦乐本身虽具有十二律的性能，而不能作为十二律的标准。必须依据律管而定标准，而弦乐本身只要推算出五音二变来就可以了。 七、《管子》《史记》异同 《管子 地员篇》上说：“凡将起五音，凡首先主一而三之，四开以合九九。以是生黄钟小素之首以成宫。三分而益之以一，为百有八为徴。不无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生商。有三分而复于其所，以是成羽。有三分而去其乘，适足以成角。”他的意思就是说，先以“一”作为一个基本的理想数字，用“三”乘四次，即1x3x3x3x3=81以为宫。三分益一，即81x4/3=108得百有八为徴。又三分损一即108x2/3=72得七十二为商，又复三分益一，即72x4/3=96得九十六为羽。又三分损一，即96x2/3=64得六十四为角。以数字大小排列则为：徴108,羽96,宫81,商72,角64.得数多音声音低，徴音数最多最低，即为徴调。再看《史记 律书篇》，司马迁所说的：“九九八十一以为宫。三分去一，五十四以为徴。三分益一，七十二以为商。三分去一，四十八以为羽。三分益一，六十四以为角。”我们把他两人所举的数目列一个表，来比较一下： 观以上列表，可知《史记》与《管子》两者相同处有：宫81,商72,角64三个音的数字。其余《史记》的徴为54,《管子》的徴为108,《史记》的羽为48,《管子》的羽为96,实际上108正是54的倍数，96恰是48的倍数。在弦乐上，倍半同音，例如一尺长的弦所发的音，与五寸长的弦所发之音，必是同音，只是弦的长度加一倍，所发音必低一倍，弦的长度短一倍，所发的音，必高一倍，也就是高八度。故《管子》的徴108,比《史记》的徴54加一倍，《管子》的徴音，便是低八度的徴，也叫倍数《史记》的徴便是高八度的徴，也就是正徴。以此类推，《管子》的羽96,为倍羽，《史记》的羽48,为正羽。因为三分益一就是三分损一的一倍，《管子》由三分益一开始，《史记》由三分损一开始，故数虽不同，而结果是一样的，只不过是高低倍半之不同而已。此外《淮南子》又于五音之外，加上由姑洗生应钟，比于正音故为和（即变宫）。由应钟生蕤宾，不比于正音，故为缪（即变徴），而为七音。我们把《史记》、《管子》、《淮南子》的五音、七音相生次序，和律吕相生之次序比列表如下： 以上各节，只不过是以最浅近的方式，说明律吕，五音二变（尚有二清音，因很好应用不复赘述），相生的法则，与其相互关系而已，至于律法除了京房的六十律，和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以外，还有蔡元定造的十八律，因很少应用，不须再多介绍了。真正流行古今中外，被人普遍应用的，还是十二律，只不过是有“平均律”与“不平均律”之别罢了。 八、音律与天、地、人之关系 我们中华民族，古代对于五音六律，有特殊的研究与观点，譬如阴阳家，认为五音六律，与《易经》有关系，星相家认为与干支星相有关系，养生家又认为与人的内脏和神情有关系。例如律吕的黄钟，在五音则为宫，在易卦则为复（十二律吕，六个律属阳，六个吕属阴，凡是阳性的律，所占的卦爻，无论阳爻或阴爻，都是单数，凡是阴性的吕，所占的卦爻，无论是阳爻还是阴爻都是双数）。在星相上所占的位置正当危，虚，女宿的境界。在十二地支为子，于神譏为意，于五脏则为脾，在五行则属土，在周天十二月份，则为阴历十一月。兹复列表如下，其余各律各音，请参照表内所排位置，便可以找出它的关系。 我们看了上表，可能以为这未免太神化了，但是古人们也都是振振有词，并非尽属子虚凭空立论的。至少我们可以看出古人自伏羲书八卦，黄帝造律吕，以迄于周代而到前明，历代的往圣先贤，对于此道之创造性，与其研究深入之程度。最可惜的是我们把最基本的那个“黄钟”给遗失了，一把秦火又把《乐经》也给烧掉了。把我们中华民族的古律吕，只剩下一纸空谈，到现在只好拿西洋的音律为标准。自己落得毫无主张，这是一件非常可叹的事。汉唐以后各代，很多努力于找出标准的“黄钟”来，但多是捕风捉影，可以说没有一代能够恢复了原来的“黄钟”，我们现在科学如此发达，也应该把相关的音乐家与科学家联合起来，找出原有的“黄钟”来，纵然是不能与原来的黄钟完全相符，只要规定出来，我们也好有个自己遵行的标准，总要比跟着人家跑要好的多吧？例如现在的度、量、衡制度也不例外呀。以此为例来说，在音律上，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一套制度，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愿有志于此的黄胄，能够努力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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