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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在《最简明欧洲中世纪史》（点击标题跳转阅读）中提到日耳曼人灭了西罗马。为什么罗马帝国会忘于一个蛮族？看看下图：
没关系。今天就来详细说说这个事。相比上次那篇简单粗暴的文章，这篇稍微严肃点儿。 作者：张淑清（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源：《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2年01期 图片由坐观君所加，来源于网络 一 被罗马视为蛮族的日耳曼人，共有20多个分支，其中最著名的有哥特人、法兰克人、勃艮第人、汪达尔人、伦巴德人等等。日耳曼人最早居住在波罗的海西岸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南部。 至公元一世纪，日耳曼人已在多瑙河、莱茵河和维斯瓦河之间的广大地区定居下来，过着亦农亦牧的生活，成为罗马帝国北方的邻居。”公元4世纪以前，日耳曼人即开始以各种方式向罗马境内渗透。公元375年的匈奴西征，则迫使日耳曼人大批涌入罗马帝国境内，从而掀起了移民狂潮，并最终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坐观君（ID:china_2049）插话：关于匈奴西征，欧洲人称之为匈人，而匈人和匈奴是否同一批人，有争议。我专门分享过文章《匈奴最终去了哪里？》，点击标题可跳转阅读】 持续几个世纪之久的日耳曼人大迁徙有其鲜明的特征，并对西欧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试对此进行粗浅探讨。 二 特征之一：日耳曼人大迁徙既有和平渗透，又有武力入侵。 从公元4世纪起，日耳曼人开始了向罗马帝国武力迁徙的历程。但实际上，在4世纪以前数百年间，他们就开始通过不同的渠道进入罗马境内。 一是臣服罗马，成为罗马的劳动力来源。早在公元前58年凯撒远征高卢时，就已经有几支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的下游而侵入高卢人的区域。高卢被罗马征服以后，这批日耳曼人也臣服于罗马。从公元1世纪起，居住在莱茵河、多瑙河沿岸的许多日耳曼部落，都臣服于罗马，有的要向罗马提供辅助兵源。在公元2世纪，定居在维斯瓦河河口地区的哥特人开始南迁，徙居黑海北岸，后来进入罗马帝国。此时，帝国当局为了获得兵源、税款和减缓边防压力，往往准许异族人成批移入帝国境内，分给他们土地，让其耕种。 从公元2世纪中叶起，罗马皇帝曾亲手把数万日耳曼人迁移到帝国境内人口稀少的地区，特别是在2世纪60年代罗马与马可曼尼之间的战争结束后，大量的日耳曼人被允许进入帝国领土。其条件是:除确实自愿当兵以外，他们只可被用于农业并且被束缚在土地上。马可?奥里略皇帝如此安置马可曼尼人，开了在帝国领土内大量安置外族人的先例。 罗马帝国奴隶劳动力的再生产主要是靠掠夺日耳曼人来完成的。日耳曼人进入罗马帝国后，有的被安置在人烟稀少的荒芜地区，有的被分配在皇室的大地产及富裕大地主的土地上受其役使，从而成为罗马特别的“奴隶”、“自由劳动者”。除农业生活外，日耳曼人还大量进入罗马人的家庭生活中去，充当仆役。据4世纪阿非利加省塞利尼的主教记载，几乎每一个罗马人的家庭都有一个哥特人或西徐亚人的侍者或酒役、厨子或管家。 日耳曼人进入罗马的第二条渠道是以雇佣军的身份进入罗马，补充帝国的兵源。由于兵源不足，罗马帝国历朝皇帝都喜欢到日耳曼和其他蛮族那里去雇佣士兵，这不仅因为他们同仇视政府的本地居民联系不多，而且也由于他们富有较强的战斗性。 日耳曼人崇尚冒险、厮杀，“他们的全部生活只有狩猎和追逐战争。”在氏族贵族的周围，集结了一批专门以战争为职业的好战的青年，即“亲兵”，其战斗力尤其引人瞩目。日耳曼人被召进来以后，便成为罗马特殊的“客人”，在帝国晚期，他们负责戍守边防，抵御其他蛮人的侵扰，维持国内治安。随着人数的日益增多，他们在帝国军事、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有的成为高级长官，甚至皇帝的卫队也大都由日耳曼人组成。日耳曼军团不仅驻守在帝国边疆上，有的也驻守在帝国境内，特别是高卢省。公元4世纪，有的日耳曼人甚至还担任了帝国军队统帅，如斯提利科、里塞默等人，这时，帝国出生的士兵已不到军队总数的四分之一。军队的越来越严重的“蛮族化”，实际上为日后日耳曼人征服罗马帝国埋下了祸根。 所以，早在日耳曼人大举入侵之前，帝国境内就已遍布他们同族人的足迹，对罗马帝国来说，日耳曼人也早已成为其居民的构成者之一。公元4世纪，日耳曼人对罗马发起势如潮水般的攻击，固然是受了西征的匈奴人的威胁，但此时的罗马也已“病入膏肓”，无力阻挡外族入侵。早在公元3世纪，罗马即已陷入全面危机之中。奴隶对劳动毫无兴趣，奴隶制大庄园非但不能再为奴隶主贵族提供丰富的产品，相反却成为危险的暴力反抗的策源地。帝国的政治危机也日益加深，政局动荡不安，帝国首都名义上是在罗马，实际上一会儿在米兰，一会儿在拉文那，偌大个帝国已没有一个安全之地作为首府。随着自由小农的破产，兵源日益枯竭，帝国边防也日趋松弛，这使得日耳曼人可以从和平迁徙轻易地转向武力进攻，而这时，散居在帝国境内的日耳曼人则顺理成章地成为其境外同族最可靠的同盟军。 特征之二:日耳曼人大迁徙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大迁徙。 日耳曼人大迁徙的直接动力，是匈奴西征，然而其根本原因，则来自于日耳曼社会自身发展的社会需求。在匈奴西征前夕，日耳曼人已处于军事民主制的全盛时期，社会生产力低下，人口的自然增长速度超过了生产的发展速度，因而需要占领更多的土地;氏族贵族和军事贵族阶层，向往罗马奴隶主的财富和舒适豪华的生活;一般氏族成员则尚武好战，他们认为，“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得的东西，如果用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因此，早在匈奴西征前夕，日耳曼人就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向罗马帝国渗透，并屡屡发动进攻。 但无论是和平迁徙，还是武力进攻，“都是名副其实的民族大迁徙。整个整个部落，至少是这些部落中的大部分，都带着妻子儿女和全部家当，登上征途。……男子都武装起来，编制起来，准备摧毁一切抵抗和全部袭击。”日耳曼人和平而缓慢地向西欧富庶和发达地区挺进，越过边界，进驻罗马帝国境内。376年，包括20万武装士兵的百万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来到他们被指定的移民区。 起初，他们希望能得到罗马的保护和庇荫，但是，不久他们就由于无法忍受罗马帝国的剥削和压迫，由“同盟者”变成罗马帝国的敌人。4-6世纪的大迁徙运动，实际上是日耳曼人向罗马帝国进攻的继续和扩大。所不同的是，以往他们只是进行漫无边际的掳掠，而现在则是占据罗马帝国的领土，以征服者的姿态，建立王国定居于此。 419年，西哥特人以土鲁斯为中心，建立了西哥特王国，从5世纪末到6世纪初，西哥特王国的版图扩展到西班牙，这是日耳曼人在罗马帝国境内建立的第一个王国。公元439年，汪达尔人渡海远征北非，以迦太基为首都，建立汪达尔王国，从此结束了罗马在北非长达500年的统治。 法兰克人于420年渡过莱茵河，侵入高卢东北部，勃艮第人则占据了高卢东南隅，于457年以今里昂为首都，建立了勃艮第王国。 这样，到5世纪中叶，过去统一的罗马领土便四分五裂，西南部、东部和西北端分别为西哥特人、勃艮第人和不列颠人占领，而高卢北部残存的由罗马戍军将领西阿格留斯统帅的罗马军则于486年为克洛维率领的法兰克人彻底消灭。克罗维以苏瓦松为首都，建立起了日耳曼人中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法兰克王国。当法兰克人在高卢纵横驰骋之际，北海地区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和朱特人因躲避匈奴人的袭击，大规模向不列颠迁徙，经过长期的征服战争，成为不列颠岛的主人。6世纪60年代，原居易北河河口地带后迁至潘诺尼亚(今匈牙利)的伦巴德人进入意大利，迅速摧毁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于586年以拉文纳为首都，建立了伦巴德王国。
三 日耳曼人的大迁徙给欧洲社会带来了严重的破坏，田园荒芜，城市破败，人口锐减，文化受到摧残，突出的事例是，455年，盖塞利克率领的汪达尔人占领罗马的时候，大肆劫掠和破坏，无数艺术珍品毁于兵燹，因此有近代史学中毁灭文化的的“汪达尔主义”之说。然而，日耳曼人对罗马的征服，绝不仅仅是野蛮对文明的征服，它对垂死的罗马帝国起了某种进步和解放的作用，其深远影响同样不可忽视。 影响之一：日耳曼人的入侵加速了罗马奴隶主旧政权的崩溃。 早在帝国末期，罗马社会内部就已出现了封建因素的萌芽。4世纪末至5世纪初，封建因素不断增长，并在罗马帝国的经济生活中日益占据重要地位，但腐朽的奴隶主政权却顽固地维护既得利益，运用高度发达的奴隶制度惊人的自我调剂能力，应付各种危机的冲击。若不经过决定性的社会变革，不摧毁或改变奴隶社会上层建筑，新的生产关系就不能顺利发展。 在罗马，随着3世纪奴隶制危机的全面爆发，这种社会变革的进程已经开始了，如高卢的巴高达运动、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等奴隶、隶农起义及其他被压迫群众的起义，连续地、反复地从根本上动摇着西罗马帝国的统治。然而，尽管帝国内部的反抗斗争连绵不绝，却始终没有冲破帝国的防线。 直到日耳曼人大规模入侵之后，与帝国内部的反抗者构成了内外夹击之势，从而才彻底终结了腐朽的奴隶主政权。如果说，奴隶制危机和奴隶、隶农起义是摧毁罗马奴隶制帝国，完成根本变革的决定性因素，那么日耳曼人入侵则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影响之二:日耳曼人为西欧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加速了西欧封建化的进程。 日耳曼人建立的各王国，尽管大小不等，存在时间长短不一，政权也不完备，但它们都是在摧毁罗马当地奴隶主政权后建立起来的，他们本身所固有的一些传统，恰恰构成了建立西欧封建制所必需的因素。 日耳曼人在征服西罗马帝国的过程中，不仅血缘氏族瓦解了，以地域为基础的农村公社—马尔克在民族大迁徙以后不久也开始解体了。而日耳曼人农村公社的瓦解是西欧封建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封建大地产便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在日耳曼的马尔克里，公有和私有并存，公有的耕地和草地的各个份地已成为自主地，成为占有者的私有财产，自主地的出现正是大地产产生的一个前奏。 日耳曼人统治者在取得政权以后，首先是把没收来的土地分封给自己的亲兵、廷臣和主教。东哥特人在瓜分罗马人的土地时，是以政治权势和军阶的高低来决定所分得地段大小的，这样，质量最好的、面积最大的土地便尽为东哥特贵族所得，而普通军士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的地段面积大小则仅能维持生活。其他日耳曼人国家的情况也大体如此。总之，从罗马人那里没收来的土地，最大最好的部分都转入到了贵族和王家代表人物手中。这种“赏赐”和“瓜分”打破了农村公社的平等原则，促进了封建大领地的形成。 日耳曼人在征服罗马的过程中，差不多夺去了全部公社农民的土地，并征用和没收了罗马贵族的土地。如奥多亚克夺取政权后，没收罗马贵族的土地分给自己的部下；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也没收罗马贵族的土地，分给属下，如果仍不敷用，则用皇庄土地加以补充。汪达尔人在北非和伦巴德人在意大利，几乎没收了罗马贵族的全部土地。除了宠臣、军事贵族外，有些国王还把大量土地赏赐给教会，培植了大批教会大封建主。 但是，日耳曼人并没有完全劫夺罗马大地主，其中勃艮第人与西哥特人在瓜分罗马奴隶主地产时，保留了三分之一和二分之一，而东哥特人则保留了三分之二;至于法兰克人侵占高卢后，则主要没收罗马皇庄和国库的土地，那里仍然留下很多罗马大土地占有者。这样，从罗马奴隶社会留下来的大土地占有者，和从日耳曼原始社会军事首领、氏族首领转化来的大土地占有者合流，构成了西欧封建社会的农奴主阶级。 日耳曼人带来的马尔克制度虽然解体了，却在西欧的封建庄园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西欧的庄园实行典型的大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小农生产相结合的生产运作形式。从理论上讲，庄园土地分为两类：即领主直领地和农奴持有的份地。事实上，份地制度就导源于马尔克的耕地和草地的份地制度。庄园上的份地虽归各家占有，但由于份地相互交错，各家的农具和耕畜也不齐备，因此各家一起耕种、一起收割，收割完毕后，整个庄园则又化为共同使用的大牧场，这种公开田地制度明显带有马尔克制度的传统。马尔克留下的明显痕迹还表现在，庄园里除了耕地、草地归各户农民使用外，森林、牧场、池塘、湖泊、牧场等公用地都属公有地，归全体社员共同使用。 西欧各国封建社会所共有的等级制度则“起源于蛮人在进行侵略时的军事组织”。每位杰出的日耳曼人武士首领都有一批年青的侍从，即扈从队。他们战时守卫在首领身旁，效忠他、服从他；首领则向他们提供武器、给养及一份战利品。酋帅们为胜利而战斗，侍从则为酋帅而战斗。西欧封建领主和附庸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即起源于日耳曼人这种军事首领及其扈从队之间的封赏与效忠关系。日耳曼人的习俗规定，当一个人达到能使用兵器的年龄时，就在大会上由一位酋帅或本人的父亲或亲属给这个青年装配一面盾或一只矛，中世纪西欧扈从晋升骑士的仪式就来源于此。 日耳曼人奴隶对奴隶主的温和的隶属关系则为中世纪西欧农奴制度的产生提供了借鉴。日耳曼人的“奴隶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奴隶主只从奴隶那儿所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属从关系仅此而已”。日耳曼人把在罗马土地上已经产生的、但又为罗马奴隶制上层建筑所束缚的隶农制发展起来，他们对奴隶的温和的隶属方式恰恰适应了正在发展中的隶农制，而隶农制是中世纪农奴制度的先驱。 罗马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奴隶制政治、经济的崩溃，日耳曼人的入侵则为其最终实现提供了条件；日耳曼人“反客为主”，成为欧洲封建制形成的催生婆，为世界历史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坐观君发言：以上是今天的主要内容，但是关于欧洲的人种乃至世界的人种及其流动融合的问题，又是一个十分极其宏大的课题啊。以后我会试着给大家找找相关资料。如果你觉得我做的事还有那么一点儿价值，可以长按下面二维码转个账，给我打个赏。随心随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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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原因很简单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