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的困惑

大数据，是我们这个时代鲜亮的符号，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有用的工具。

在读过数本大数据的作品后，我产生了颇大的困惑。“革命性”、“颠覆性”和“终结性”等词语或隐含意义，被毫不吝啬地赋予了它。与以往工具性革命不同的是，大数据大有取代人类的组织、制度，甚至于道德、价值观和宗教信仰的超常力量，那全然是一个主体或主宰的角色。那句“除了上帝，任何人都必须用数据来说话”的名言，应当是对大数据神奇功能的最经典表达。在这里，人，已经退居于次位了。

那么，大数据究竟是人类的工具还是主宰？如果只是工具，我们只需要回答工具运用的利弊和风险；但如果超出了工具的范畴，整个人类社会便都在大数据的幽灵管控之下，那将是什么样的场景？

万能的大数据？

记得有这样的说法，历史是不可能的。意思是说，人类社会要将自身全部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没有可能性。这是因为，每个人都是人类的一部分，每个人每分每秒的活动都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当且仅当这些活动被完整地记录时，人类真正的历史才得以存在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通史”、“专门史”之类，即使认定它们真实，也只是人类历史极少部分的记录。就在此时，我一边思考，一边用文字组成文本，却没有谁为我记录。历史，真的不可能。

经验告诉我们，管理是不可能的。现代社会将一个组织内部自然分裂为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不论管理者使用何种监督、管理、控制、激励、评估和考核等方法，他根本不可能使被管理者每分每秒都严格服从管理者的要求。因为管理者根本不可能完全掌握被管理者每分每秒的活动情况。看看你所在的组织吧，管理者是不是常常因为被管理者“不听话”却又束手无策而头痛？必须承认，管理也是不可能的。

历史和管理不可能，预测未来就更不可能了。明天股票市场的走势如何？2016年巴西奥运会上哪支队伍将登鼎足球冠军？谁将赢得下一届美国总统的选举？尽管人们乐此不疲地预测这、预测那，用尽了参数、算法、模型，最后却从未有过“一致的”预测结论。就是“预测准确”者，事实证明也大多不过是运气加猜测。当然，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果你要准确地预测未来，你必须制造未来”。原来一些预测准确者，玩了个事先猫腻，做了一个未来确定的“局”，再来“预测”。国际上某些金融大鳄就有过这样的“能力”，他们操纵市场后，“准确预测”了市场走势，用谋财害市的恶行，实则诠释了预测的不可能。

就在我们将如此“不可能”演进到更为广泛的领域时，大数据来了。

所谓大数据，核心就是“量大”，或称全量数据。既然全量，数据就是混杂的，不精确也不需要精确，有可计量和可计算的，也有不可计量和不可计算的。正因为如此，以往关于数据之间的“因果关系”，在大数据时代就只存在“相互关系”了——你不需要由部分去推测全部，全部都可视或都可掌握。举例说，当年泰坦尼克号撞上了冰山，船长能够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他只能通过这一角冰体，去推测整个冰山大小，建立海面上可见部分和海里不可见部分之间的“因果关联”，如此认知冰山具有极大的盲目性。结果，悲剧发生了。

如果能够掌握整个冰山大小和运动的全部状况，船长就将避开冰山。冰山大数据在此给予船长决策的信息，完备到了没有丝毫的遗漏，不需要任何的推测，当然就不需要任何的参数、算法和模型了。可见的一切决定了可控的完美。

但是，人类有如此的可能，记录和保存下来全部关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大数据么？撇开几千年历史没有记录下来的信息，就是当下的时代，我们能够记录和保存全部的数据？

我们注意到，许多学者对于巨量的现代信息记录和储存有足够的信心。特别是，对于人类活动所有信息的自动记录，以传感器为代表的科技手段显示出了强大的功效；甚至于，关于人类大脑记忆、思维活动和逻辑预测，这些看不见的存在，随着脑科学和信息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将被记录、可视化和可掌握。大数据就将是“大全”无疑了。

这样，我在此时的写作，很可能就被身边无所不在的传感器所记录，并传递到某个存储中心。相应而来的，就是管理者能够十分清楚被管理者分分秒秒的言行，管理轻车熟路。至于预测未来，再也不能称之为“预测”，因为将要发生和出现的事项，由于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全量数据，包括人们脑子里想要做的，都已经确定存在了。你要问明天的股市走势？好，所有投资者的想法都已经被清楚掌握，是涨是跌完全确定。这与其说是预测明天，不如说是今天决定明天。

这是一幅奇妙诱人的画卷。然而，基于它人类生活逻辑的缺失，我们只能认为这是现代人类思维创造出来的新型“乌托邦”。要知道，不论是记录、整理、分析全量的数据，还是由这些数据演化出判断或结论，都是需要耗费资源的。而且，数据越大，耗费的资源也就越多。在人类生存的地球上，不可能有足够多还能再生的资源支持日益增长的大数据。至少，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确定的，这正如地球资源无法支持无限扩展的人类数量一样。因此，再大的大数据，也无法尽收自然和人类社会全部的存在和活动内容。

更为重要的在于，大数据不可能仅仅由机器设备自身运转来实现其功效，总是要有人的介入或至少是协调，抑或是管控。人的非机器属性，决定了有人在的大数据必定有不确定的“人为”因素。管理也好，预测也罢，依据于“人在”的不确定数据，就难得有完全正确并精确的管理方略，更谈不到将明天未定的格局确定在今天了。

如果我们被大数据主宰

与他种工具相比，由于不断进步的储存、移动和网络技术，大数据工具很容易被提升到更高层级，大有“超级工具”的意味。这种进阶常常让人的思维走得更远，大数据似乎有对其他工具的取代功能，甚至有超越工具的功能。显然，我们无法认同。

从人类社会发展史来看，技术、制度（包括组织和规则）和道德理念（或文化价值意识形态）是三个不可或缺又不可相互替代的社会要素。这三种要素，都是由人类自我创造、变革和积累起来的。相对于人的主体地位，它们都是工具性质的，是从属性的存在。当技术进阶特别是出现突变时，既存的制度和道德理念就将受到巨大的冲击，从而产生制度和道德理念变革的需要。通常的结果是，基于技术进阶的直观、直接进步性，适应性的新制度和道德理念就将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技术、制度和道德融合的时代到来。

有点可悲的是，人们常常忽略了另外的一面：技术进阶或变化并非必定、长久和全面地意味人类社会的进步，制度和道德要素经常会反过来，抑制、协调甚至于取消某些技术的进阶。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就是这样“三大要素”不断变化、影响和组合的历史。

让我们看一个生活案例，那是城市的十字路口。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一些城市的十字路口是没有指挥交通的警察和红绿灯的。那时人少车少，无需路口的管控。在繁华的十字路口，则有挥动红白小棒的警察。后来，几乎所有的路口都装配上了红绿灯。再后来，许多路口又安装了可视的“探头”。管控的工具从无到有、从简到繁，从人直接指挥到机器协助控制，标示了时代的技术进阶。然而，红白小棒被红绿灯及“探头”代替，管控者并未由人变成机器。人还是管控者。相应地，由人管控的制度仍在。

对于通过路口的驾车者和行人而言，历史的变迁并没有改变他们必须遵循的通行规则和道德要求，改变的只是他们行事的具体方式。在路口没有管控时，通行者遵循某种“自然规则”和“自发德性”，如靠右通行，礼让他人；在有人指挥或是红绿灯管控时，服从指挥或遵循“红灯停、绿灯行”的制度规则；“探头”则是一种支持性的技术工具，用以提醒或是警示通行者，遵守路口规则或是共认的道德。在这里，工具的进步根本无法取代通行者的制度意识和道德感觉，更谈不到工具可以取代制度和道德本身了。

如果我们将路口管控工具的进阶神化，如认定“探头”类可视设备的全面运用，可以自行监视路口通行，并通过大数据，指挥通行者安全、顺畅地通过，从而消灭通行的制度和通行者的道德感觉，那么，我们就会在技术进阶中产生某种奇特认知——机器将代替人。就这样，机器在神化中被主体化，技术在夸张中被霸权化，而制度和道德意识则退却得不知去向。恰恰是后者的退位，人的主体地位被挤了出去。

时下关于大数据作用的突出化或神化意味，是相当浓厚的。当我读完那些故事生动、激情四射的作品时，也一时笃信这个新鲜的造物，不只是一种新的技术工具，更有那跨越疆界、取制度和道德意识而代之的功用。如此逻辑再往前走一步，那就是取代人的主体地位了——大数据时代的全面到来，人的主体地位终结。

想象一下那种逻辑达到的巅峰。

当大数据大到完全无遗漏地记录人类社会所有个体、在所有地方和所有时间里的言行，并可以自动分析和掌握所有个体的言行规律、习惯，甚至于偶然的例外时，每一个人便都被完全地“数据化”，以往定义的“自然人”、“经济人”等，就被“数据人”所替代；同时，储存、传递和使用数据的技术手段日新月异，数据越来越失去其私密控制的可能，每个人不只是“数据化”，还被“透明化”。例如，现在的“人肉搜索”，未来就会为“透明人展示”所取代。大数据能够达到的巅峰，就是如此“透明数据人”的出现。这意味着什么呢？

当你清楚在通过路口时，你的言行都被“探头”等工具“数据化”而完全“透明”在公众面前时，你便会自动地服从路口通行的规则。所有通行者都是如此时，路口便展示出机器对于人的管控特征来：人人都听机器的。人在此时，似乎不再自我、自在和自由，只有对于机器设定流程和技术标准的完全、绝对和终极服从。如果有“出格”言行，因“数据”完整，又透明公开，你将受到惩罚。可见，“透明数据人”的第一意味，就是服从机器或是技术工具。人，屈从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

进一步看，基于全量数据和全透明，人性中的三大“恶”，即贪婪、懒惰和恐惧就会受到极端性的抑制，甚至被消灭。既然你的一切都“数据”和“透明”，那些“见不得人”的东西就不会让其见人了。人皆如此，这个世界就不仅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连相关的想法都没有了，人性里的“恶”就此消失殆尽。那是一个多么简单和谐的世界！

与“恶”相对应的，是人性中的同情、怜悯、关爱等“善”。当“恶”消失时，“善”因为缺乏“恶”的对比，自然地平常化，其“善”的程度也必定日益淡化，最后成为日常言行而社会性地被漠视，至少不会被突出、敬重和褒扬。这样的“善”，与其说是“善”，不如说是常态之为更贴切。“善”一旦成为常态，便不需要张扬、鼓励和推动。在这一点上看，人性实则已无善恶，事物完全去却是非。

再往前行，组织、制度、道德和价值观还有宗教理念等，这些基于人性的“善恶”复杂结构而形成的社会历史形态就没有必要存在。当路口人人都基于大数据而完全无误地遵循规则通行时，监督的交警和处罚或褒奖的机构都是不必要的，相应的制度也多余。就是那些所谓的道德要求和理念，大数据加透明化，人们不再以道德的良好感知为驱动去守则，守则成了固化行为，道德等意识形态类的东西还能够存在么？

这是大数据时代，还是大数据统治人的时代？在巅峰的想象里，当然是后者。人一旦被外在物统治，不论这种外在物是人类自己创造的，还是大自然生成的，它们都将抑制人的主动性，将人归化到机械性的生存和生活轨道中去，一直演化到最后彻底地剥夺人的主体性。那个场景，人不再是人，只是机器的服从者；甚至于，人也由于机械性替代了天然的自我、自在和自由特性，成了机器世界里的一员。人类无需去发明创造“机器人”，自身已经变化成了机器人。人终结了，人类社会也终结了。

“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也未免太耸人听闻了。但我必须说，当你细心读几本传播颇广的大数据作品，你就很可能走入上面的逻辑通道，除非你停留在大数据故事的层面，不展开思维的前行。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性有别于世间他类存在物的本质。这一点表明，人性不可更改，人的主体性也不会变化。虽然如此，人类历史的经历表明，人性和人的主体性是一直受到自然、人类社会自身和人的创造物的限制、冲击和挑战的，不时的、局部的人性丧失和主体性疑惑与徘徊都是存在的。为什么在人类社会思想和实践的长河里，追求人的自我、自在和自由的声音，至今不绝于耳，就在于人性和人的主体性一直都处在存在和反存在的对抗之中。许多的思想家甚至于认为，在这种存在和反存在的过程中，保有人性和人的主体性就是人类的基本使命。在我看来，这一使命至今未见得有丝毫的变化。

众所周知，改造世界和创造世界是人类赢得主体性存在的途径。人们希冀，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最大限度的人的解放。不幸的是人类的确改造又创造了世界，却常常受到自身创造物的束缚和统治。这也就是许多思想家都指出过的“异化”——人的主体性被自己的创造物所统摄，解放自己的过程却时常被自己的创造物剥夺了自我。最经典的例子，就是人类创造了“货币”，带来了经济交往便利，使人类获得了一种经济自由。悲哀的是，人类时常是货币的奴隶。

大数据，这个人类最新的大创造，无论如何看待它的巨大功用，它与货币类创造没有什么不同，也只是一种人类的造物。既然只是为人使用的技术工具，就不应当成为统治人的主体，事实上也成不了统治主体。

“伊卡洛斯悲剧”和“大数据霸权”

人类的悲喜剧总是交替上演的。终极而言，人类并不会被大数据类技术工具所主宰，但过于相信技术工具而导演的悲剧，真没有少出现。希腊神话里的“伊卡洛斯悲剧”，就是人类此种悲剧的写照。那位叫伊卡洛斯的孩子，用羽毛和蜡制造的双翼飞行时，没有听从父亲代达罗斯的警示，过于相信双翼，越飞越高，结果蜡被太阳融化，双翼脱落，坠海身亡。这一悲剧告诉我们，工具是有用的，但它也是有局限性的。如果我们夸大甚至于神化某种工具的作用，结果就很可能是一个悲剧。

大数据当然是有用的工具。虽然说，它并不可能让“历史可能”，却的确让“许多的历史成为可能”，也的确让“许多的管理成为可能”，并大大地提高了预测未来的水准。同样，大数据并不可能消除“因果分析方法”，但的确省略了大量的因果分析，还为复杂的因果分析提供了厚实的基础。重要的是许多自然、社会和经济等风险，通过大数据可以得到更为确定的掌控。在这个意义上讲，大数据时代里，不会很好运用它的个人，必定落后；不会很好运用它的机构，必定会被淘汰；而不会很好运用它的国家或民族，将必定处处被动。

再有用的工具，也只是工具。应当清楚，作为工具的大数据，自身并无所谓利弊。它的利弊，完全产生于人们对它的认知和使用。在这里，认知是第一位的——正确或说有利地使用它，取决于明确、客观的认知。

是一种工具，就不可能万能。这一认知的价值，表现在重申人的主体性和人性本质的顽固上。或者说，只有人才是“万能的”。在使用的层面上，基于大数据工具的非万能性，人就应当也必须主动、积极和智慧地运用大数据，来造福于人类社会；同时，清楚大数据的工具局限，以人的自我主体觉醒，努力地弃“恶”从“善”，而不是仅仅寄望和依赖于大数据类工具，试图通过消灭人的主体性来消除人性中的“恶”。

是一种技术工具，就还需要其他的工具，共同服务于人类社会。如组织、制度、道德和信仰等，都是服务于人的工具，大数据只是“工具箱”中的一种，它并没有对于其他工具的取代功能。必须承认，在一定的历史环境下，由于人类面对的主要问题不同，“工具箱”中的一种或多种，通常会表现出突出的效能，也就常常会被推举到相对重要的位置。但是，重要却不是替代一切工具的理由。更何况，今天处于重要位置的工具，明天或许就将退居次位，毕竟人类社会需要不同的主要工具，面对变化多端的外面世界。

不难看出，时下对于大数据功能过大的渲染，大有培育和强化一种“大数据霸权”或“技术霸权”理念的味道，推崇技术至上的社会生存和生活模式，淡漠并弱化社会组织、制度、法律、道德等他类工具，使得社会各种管理畸重于技术工具。如果不过于较真，从大数据推演来看，现在我们的社会有了某种“技术霸权”的特征。人们在遇到各种问题时，首先和最后想到与采取的策略绝大部分是技术性的。看看现代城市里几近全覆盖的“探头”监视，比较曾经“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人们内心道德约束，当下社会管理工具的“技术性”展露无遗。

那么，这种“技术霸权”会带给我们什么呢？

一方面，“技术霸权”强烈地忽略人的主体性，忽略人的主体性对于自我人性中“恶”的抑制，必将加大社会问题的冲突程度，加大社会管理成本，甚至于引发巨大的社会对抗。试想，当技术至上成为社会普遍的行为驱动意识时，人们就都会以追求技术工具的执掌和使用为常态，淡化人自我的内心约束。一旦人性中的“恶”没有了自我主体性的抑制，如法律意识的内化、道德感觉和信仰要求，技术工具竞争和对抗中的人性“恶”就将极端化，进而逼迫更为强大的技术工具出现、争夺和争斗，社会问题更趋严重，管理难度和成本巨量增加。如当下网络世界里的病毒和反病毒，信息的盗窃和反盗窃，就是“技术霸权”问题的最为生动的例子。

另一方面，“技术霸权”下对于其他工具的漠视和削弱，加重了人性“恶”的放纵。包括技术工具在内的“工具箱”，虽然都是由人自我创造出来的，但它们对于人性中的“恶”是有一定的外在抑制力的。有些工具，还是就人性之“恶”而创设出来的。大数据基于它“全量”加“透明”，有助于扬善止恶。然而，单一的技术工具根本无法发出较为理想的抑制作用，这是因为“技术霸权”理念的普遍化，人们相信技术工具的抑制一定会有相应的反抑制技术工具出现；与此同时，制度和道德等工具的失位，让这种技术性反抑制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当行车人用高新技术手段遮住了车牌，让“探头”照不到时，其违规行为就有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意味，而制度处罚和道德谴责的空缺，无疑会助长人们与“探头”对抗的“恶”行。

令人担忧的是，大数据正在向如此的“技术霸权”行进，懂它和不懂它的人们都在试图“抢占”大数据的制高点，努力去获得那种技术神奇。如果说，获取“霸权”不是用来管控、对抗他人而是造福于社会，那么，这种“抢占”就是人类社会的福音。可怕的是，过于推崇大数据的“技术霸权”本身，就意味着人的主体性削弱，意味人主体对人性之“恶”强力抑制的失位。“抢占”不过是谋取权威和利益的别名，这和人类历史上推崇货币的神奇，结果引出你死我活的货币争斗一样。而且，人创造出来的组织、制度、道德和信仰类的力量，也由于大数据“万能”神奇的过度张扬，不得不退避三舍。一旦遇到有人用大数据来“作恶”时，人们对付其的策略也只会在大数据类的技术世界里寻找，企望用一种新的技术霸权，对付强大的“作恶”工具。我们真有点如同伊卡洛斯，已经用大数据的双翼开始起飞，而且感觉似乎越来越妙。

当然，现实也在给予我们明确的警示。人们不仅发现真正完全无漏的“全量数据”根本无法获取，也就无法由其来掌控外部世界，更无法用“确定”代替预测。而且发现，谁来使用大数据成了最为关键的问题，这如同当年居里夫人发现了镭一样，使用者的不同，决定了对人类意义的完全不同，或是用镭治疗人类疾病，或是用镭制造杀人武器。这也如同在“伊卡洛斯悲剧”里，儿子和父亲使用人造双翼飞行的结果不同一样。

说到这里，我们又回到人的主体性。镭也好，人造双翼也罢，还有大数据，最终决定它们“能”和“不能”、“如何能”又“如何不能”的根本的因素，是人，而不是这些被发现、创造或是积累的外在物自身。在这变化无穷的世界里，人类不可能不迷茫，有时甚至于迷失，但时刻记住人的主体性，认清大数据类工具的属性，我们就不会“迷”得过久、过深。

我想在此再次推荐英国学者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等著的《大数据时代》一书。作者在预言大数据带来巨大冲击的同时，敏锐地提示了过于依赖大数据，将对人的主体性造成伤害。就这一点，称这些作者为大数据时代的“代达罗斯”应不为过。

（本文原载于《书屋》2015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