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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文化者，并不是指的一些具体的文明，乃是指的一民族自己的生活态度，中国人有其与西洋人不同的生活态度，那就是中国文化。 （一）所谓中国文化者 有些人根本否认中国有其自己的文化，以为：我们穿的是胡服，睡的是胡床，听的是胡乐，历史上文化交流的结果，所谓中国文化者，早已成为极不明确的名词。但我们这里所谓文化者，并不是指的一些具体的文明，乃是指的一民族自己的生活态度，中国人有其与西洋人不同的生活态度，那就是中国文化。 观察一民族的文化，首先应当明了这文化的由来。中国自殷周以来，建立了以农立国的基础，散漫的农村社会，形成了安土重迁的民族心理，造成了家族本位的社会组织。人与人之间，只有亲族的伦理关系，最远的推到朋友而止。天子号称“家天下”，也不过是把天下看成一个大的家族。君臣以义合，只不过是朋友的变相。力田，尽伦，长养子孙，生活便算圆满了。农业社会，三分靠人力，七分靠自然。农村的生活，最先感到的是自然界的伟大、和平和有秩序，尤有意味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一片生机。孕育在这种环境中的人类，除了力耕自足而外，如何与自然求谐和，成了唯一的人生目的。所谓“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成了人生哲学上最高的境界。反观其他动物界的搏击吞噬，同类相残，便憬然发生了“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的觉悟。由此人的自觉，而有仁、义、礼、乐一套的理论与实施。 这一套农本、人本的人生哲学，奠基于周，而完成于孔子，推阐于七十子以后的儒家，形成了三千年来的民族意识。只要中国的农村本位的社会没有根本的改变，则这一套文化的形式永远不会变更。至于人的自觉这一点，则更是几千年志士仁人出生入死拼命护持的所在，纵使粉身碎骨，也不肯为禽兽之归的。 以农村的自给自足形成了寡欲知足，以力求谐和自然，故极力裁制人欲，这样子是不会有长足进步的物质文明和工业制造的，因而也就免除了财富的兼并与经济斗争。以安土重迁故不勤远略，因而没有拓殖的欲望；故步自封是毛病，但也永远不会成为帝国主义者。以人的自觉老早成熟，故很早便脱离了宗教的束缚，因而像欧洲历史上宗教的黑暗和战争是没有的。人本的思想使得对人类只有文化的评价而无种族的歧视，“中国进于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因而养成了对于异族的同化力和大度宽容。记得严粲诗辑评《诗经》的周诗一句话说，“周弱而绵”。中国文化表面看来似乎是散漫而无力，但是这绵的力量却是屡遭侵略而终不灭亡的根源。 假使帝国主义的暴横残杀是人类文化的病态，则中国文化无论有什么缺点其最后的核心到底是人类文化的正常状态! 代表中国经济层的是农民，代表中国文化层的便是士大夫，此外，兼并的豪商，独裁的霸主，都是中国人厌弃的对象。 （二）士大夫的历史及其前途 士大夫实在是中国文化的轴心，他的责任是致君泽民，上说下教。他一方面是民众的代表，一方面是政府的监督，而以尽力于人伦教化为其职志。自从东周政衰，世卿的制度崩溃，所谓王官失守，学在私门，有心的士大夫便以在野之身，积极地作文化运动，孔子便是这时代唯一的代表。但战国的局面，正在封建制度崩溃的前夕，诸侯的军备扩张，造成了农村的破产。大都市繁荣的结果，增加了商人赚钱的机会。士大夫也者，没有了代耕之禄，不得不学商人的样，挟策求售，曳裾王门。读书人商业化的结果，造成了游士之风，贤如景春，也不免艳羡，称他们为大丈夫。秦始皇帝和李斯似乎很有办法，他们对付都市膨胀的办法是毁名城，对付土豪的办法是杀豪俊，对付资本家的办法是徙富豪十二万户于咸阳，对付散兵游勇——不能归田的农民——的办法是北筑长城，置戍五岭。剩下那些剩余商品的游士，就只好活埋了。这种大刀阔斧的做法，在我们读春秋战国三百多年的历史头昏脑胀之余，诚然是一件快事；但可惜积极方面忘却了中国的社会基础是散在农村。中国文化的中心是仁义之道。结果，努力造成的一个集权的中央，不旋踵而遭遇了散兵革命。汉袭秦法，只有重农的一件事，却根本地挽回了当时社会的生机。惠帝的奖励孝弟力田，窦太后的好黄老，文景四十年的与民休息，恰是适合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在这里，贾谊晁错的眼光，实在高过李斯。所以，在两汉四百年中朝廷上尽管宗室打外戚，外戚杀宗室，宦官又打外戚，外戚又杀宦官，而农村的基础和文化的根基却日见稳定。读书人以居乡教授作处士为荣，东汉的气节，在士的历史上造成了空前的好榜样。这样，刘家一姓的私事，才不至于动摇整个的社会下层。 董卓的入卫，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军阀专政之局，曹氏、司马氏，以及宋齐梁陈，刻板地在定型下互相抄袭，造成了几百年奸雄的历史。处士一变而为党锢，再变而为文学侍从，三变而为世族的门客。读书人的生活，从居乡教授到运筹决策，再到作劝进表，加九锡文，最后到应诏咏妓，南朝士人的身份降到无可再降。而隋唐之际一些来自田间的笃实之士，却在北朝异族的统治下培养出来，实在是一件很可伤心的事。 隋唐的科举，虽然造成了乞怜奔竞之风，但究竟在“白屋”中，拔出些“公卿”，读书人犹得以气类相尚。北宋的宰相，大半是寒士出身，眼光渐渐由都市转到乡村，使得久居被动的农村，又有独立自存的趋向。两宋理学家于讲学之余，大都注意到农村的组织和建设，如《朱子家礼》《吕氏乡约》，都是意义深长，有其远大的看法的。只可惜明清两代的八股科举，与腐败的胥吏政治相为因缘，造成了所谓土豪劣绅的一阶级，出则黩货弄权，处则鱼肉乡里，士大夫的意义，早已不复有人顾及了。 近三十年来，读书人的现象大家都知道，不必再说；现在只须问一句话：我们现在究竟是应该继东汉、两宋之风而有所振拔呢？还是任着青年走战国、南朝和明清士人的旧路? 迷途未远，近年来事实上的要求逼得朝野都有些觉悟，复兴农村和知识分子下乡，已由理论渐进于实行，这正是我们垂绝的民族文化一线光明的展望。 （三）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分子——士的风节 古曰士大夫，今曰知识分子，名实相类，而知识分子一名，实不足以尽士大夫之全。因为士大夫之所以为士大夫，在其全部的志事与人格，而知识分子仿佛只靠了有些知识可以贩卖。所以我们还是说士大夫，简称曰士，说士君子也好。 士是不事生产的，所谓“无事而食”。所以王子垫要问孟子“士何事”，而孟子回答的却是“尚志”。再问“何谓尚志”，孟子的回答只是“仁义而已矣”，“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原来士之所以为士，在其能以全人格负荷文化的重任而有所作为，所以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然必其先有自发之志，然后能有所奔赴，所以尚志是第一件事。能尚志必能好学，哪一段有所奔赴不容自己之情，便会使他“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谋食、怀居的私欲减轻，那一副虚明刚大的胸怀便会喻于义，然后可以“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然后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到了欲罢不能的时候，“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是很自然的结果。但看“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是一种什么样的自然、洒落与坚刚! 士便是以这样的一种精神毅力成己成物，立己立人。有了这样的风节，无论从政讲学，都会有一贯的内容和面目。有了这样的风节，自然对自己和社会有他的深到的看法与合理的安排。 中国民族便是在这样的一种风格的陶冶中出生入死支持它的生命到如今。为了负荷人的自觉的使命，受尽了异族的蹂躏，而终究不沦于绝灭者，就在人类的向上心毕竟不会完全失掉；到了途穷思返的时候，中国文化正在以人类的正常态度和平而宽厚地等待他们。 这便是中国民族的自信力，而这自信力的培成，却全靠士以他的整个的人格来负担。 本文节选自《习坎庸言 鸭池十讲》 罗庸/著，新星出版社，2015年5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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