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为什么不能学硅谷 如今的中国讲创业创新，都是希望能有更多的创意和突破。大家赶时髦般去硅谷“朝圣”，一波又一波的中国人去那里“朝拜”，朝拜那些叫谷歌、Facebook 的企业，希望在谷歌公司的食堂里吃个饭，沾染点“仙气儿”。如今的硅谷在中国人眼中变成了美国创新的代名词。但是我认为，硅谷不能代表美国创新，我也认为，中国的创新不能学习硅谷。 为什么这么说？先回顾一下硅谷的历史，历史上的硅谷并不是今天这样。如今的硅谷充满商业味，似乎人人都在创业，希望成为亿万富翁。但如果当年的硅谷就是这样，它就不会有今天的繁荣。 它当初的环境恰恰是非常反商业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微软。微软是从硅谷里出来的，比尔· 盖茨最开始将公司设在硅谷，但是遭到了很多硅谷人的声讨。因为微软最早对软件进行收费，但是硅谷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叛逆。他们认为终于有机会建立一种和现实完全不同的文化——在这个新的虚拟世界里，他们希望世界大同、平等和免费。比尔· 盖茨当时受到了很多攻击，他自己说搬到西雅图是怕竞争对手挖墙脚，但是不是被骂惨了之后灰溜溜走的，其实也未可知。硅谷之所以有今天的繁荣，恰恰是因为当时的多样性。而今天，硅谷的多样性消失殆尽了，大家都忙着挣钱。 第二个原因是，硅谷当年是借着软件和互联网的潮流兴起的。微软的英文名“Microsoft”的意思是“又小又软”，但是软件和互联网走到今天，整个产业出现了巨大的回潮。 回潮是什么呢？软件和互联网已经做得非常好，但是如果没有硬件，用户体验就不会很好，所以软硬结合成为必然的趋势。举例来讲，大家都说特斯拉其实是一个互联网汽车公司，为什么呢？因为它把互联网的“软”植入了汽车的“硬”件里，所以如今特斯拉卖的就不是“又小又软”，而是“又大又硬”的汽车。如今的硅谷还有Space X、XCOR，这些公司生产的航天飞行器可都是大家伙。 这些产品当然也需要软件和互联网，但是在硬件时代，创新就不是靠硅谷了。硅谷的特点是业务模式突破，因为底层技术是差不多的，不管是TCP/IP 协议，还是WWW 协议，基础是一样的。在基础上能产生什么样的应用，这是硅谷擅长的，恰恰也是中国现在鼓吹的。 但是，我们不应该鼓吹这种业务模式创新——我的模式跟你不一样，你的模式叫Friendster，我的模式改了名叫Facebook，那我就赢了，但其中的科技含量并不高。过去硅谷里科技含量高的企业如惠普、微软，已经逐渐演变成了今天科技含量不高但业务模式领先，如Snapchat 或者Instagram 这样的企业。 为什么慢慢把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挤出硅谷呢？道理很简单。起初硅谷以高技术含量起家，聚集了很多风险投资人。这就意味着企业融资相对容易，业务模式好的企业有一个特点就是赢家通吃，一旦成功就能够占领整个互联网。科技含量高的企业未必是赢家通吃，它可以占据一个利润非常稳定的市场角落。赢家通吃是风险投资人的最爱，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赌博式的投资行为。 对于风险投资人来说，他追求的不是成功率，而是最成功的那个企业带来的最大回报是多少。这时，商业模式就特别受人追捧，这样的创业公司就容易在硅谷拿到钱。 另外，如果企业只有模式优势，要想实现赢家通吃，就必须用“快鱼吃慢鱼”的策略——在对手还没反应过来时已经把对方吃掉了。没有特殊的技术壁垒又要跑得非常快，这样的企业在硅谷很合适，因为这里充斥着很多希望一夜之间变成巨富，而又确实身负绝学、编程技能好得不得了的技术人才。他们希望效命于像谷歌这样的公司，有风险投资公司支持，摇身一变成为巨富。所以，硅谷有风险投资支持的创业企业更容易找到顶尖的技术人才帮助其迅速实现扩张，用“快鱼吃慢鱼”的方式巩固自己的优势。 现在问题来了，如果我们进入了一个不是“微软”而是“大硬”的时代，硬件有很多的专利保护，那么那些专利从哪里来？是从高校里来的。全美国的高校都有大量高科技专利，不仅是在硅谷一枝独秀的斯坦福大学。而因为有了《拜杜法案》，这些专利的产品化速度也得以加快，高校周围聚集了很多非常优秀的企业。 总的来讲，在这一轮创新潮流中，硅谷模式并不那么受青睐。不过，人们对硅谷也有很多误解。比如，很多人以为硅谷的文化很开放，整个商业体系都支持创业，但实际上，硅谷的商业体系非常不支持创业。总部位于硅谷的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全球总裁阿洛普·朱特希（AroopZutshi）有一次在回答别人的提问时，说过这样一句话：“硅谷能有今天的成功，政府支持得很得力，但是如果没有政府，硅谷会比今天更成功。” 其实就是说，政府帮了倒忙。最近还有很多人呼吁政府要改变对硅谷的政策，比如，硅谷对移民越来越不友好，硅谷的大学对华裔抵制得非常厉害，等等。那么，是不是硅谷就没有优势了呢？其实并不是，硅谷的一个最重要的精神与自由叛逆是相关的——奖励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中国的古训在硅谷得到了承认。今天的硅谷依然还有这样的优势，鼓励失败，甚至奖励失败——你失败了，我会认为你积累了经验，下一次更愿意相信你，但是其他优势几乎都消失了。 那么这种时候，中国能从中学到什么呢？我们反复强调创新是一个生态环境，并不是每个环节都需要创新，有很多环节并不负责创新。比如，一辆跑车最重要的指标是速度，它的音响系统和座椅与速度并没有多大关系。创新衡量的是什么呢？整体来看，创新系统要保证能有更多适应市场的新产品，还要能迅速占领市场，但要完成这个过程，其实只是第一个环节需要创新，即在实验室产品开发阶段最需要创新。按美国人的平均估计，一个实验室里出来的技术实现产品化的过程，需要5~8 年的时间和上千万美元的投入。 为什么需要这么长时间和这么多钱？因为实验室里研发出的技术是单项冠军。比如通信技术，如果是传输速度快，这仅仅是单项冠军。其他因素，如能传输什么、通信时要配备多大的电池和显示器、需要什么样的传感器、要不要GPS 模块，这些问题才是产品化阶段需要面对的。 这个阶段会将诸多单项功能整合到一起，形成完整的用户体验，这和前期的技术开发完全不同。因此，现在国内鼓励科学家创业是绝对错误的。科学家从小被培养的技能是科研，就是如何跑成单项冠军；而做企业有两个阶段的技能最重要，初级阶段的技能叫作“产品转化”，即懂得和科学家、工程师们协同研发。想想iPhone 手机，它并没有什么核心技术是苹果公司的，但是它确实整合了世界上很多先进的科技，是一个整合者。 产品化阶段的核心主导者是产品化型企业家，他知道怎么做协同研发。下一个阶段是开发国际市场，到了这个阶段，企业就需要更换CEO。新任CEO 的特点是什么呢？要懂得协调市场资源，懂得打广告做宣传，懂得扩大队伍，懂得批量生产，保证渠道供应。这都属于经营型企业家。但是不管哪类企业家，他所具备的技能都和科学家所掌握的技能相差甚远。这两类企业家需要的都不是创新能力，而是管理技能和管理科学。如果把这个阶段再细分的话，还需要有人开发全球产品销售渠道，有人生产制造。目前，中国人最擅长的就是制造。 这些技能都是完成整个创新闭环所需要的。顺便我也想纠正一本书——《从0 到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Zero to One: Notes on Startups,or How to Build the Future）里的一些观点，大家以为这是彼得·蒂尔（Peter Thiel）写的，就一定是对的，其实错了。因为从0 到1 只有在纯虚拟的环境才成立，因为那样的产品在复制时几乎没有边际成本。 另一本书叫作《零边际成本社会》（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也是绝对错误！为什么？只要生产产品，就肯定有边际成本。生产一部iPhone 手机到生产100 万部、1 000 万部iPhone 手机没有成本增加吗？这是不可能的！现在，一辆特斯拉汽车卖10 万美元，据说每辆车差不多补贴3 000~5000 美元，这不是边际成本是什么？ 这说明在大规模制造上，中国的优势是有全球价值的。只要全球的趋势是“大硬”，它就需要产品，中国是全世界最擅长优质低价地生产制造的国家，可以帮助创新企业完成创新闭环中必不可少的一环，也是最不需要创新的重复生产环节。反过来讲，如果没有中国，不管这家企业的技术多么创新，都谈不上成功。 甚至可以预言，特斯拉失败的风险巨高无比，虽然它非常领先，但迄今为止，特斯拉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从中国进口过。那就意味着，它根本没有利用中国优质的大规模生产能力。假设特斯拉利用中国的这种能力，估计今天一辆汽车的售价也不会是10 万美元，而是3 万美元了。特斯拉现在的年量产能力是3 万多辆，如果跟中国合作大概会是300 多万辆，那么它早就占领全球市场了。 也就是说，中国是创新企业能否成功的最后一班岗，根本没有必要去学习硅谷。美国硅谷是过去时代的典范，代表着开放和自由，借着互联网的潮流探索未知，然而，如今的时代带来了更加开放的创新，硅谷已经成为过去式。 积木式创新的特点是协作，以领先科技为基础，创新企业以开放协作的形式迅速拥有了大企业需要的所有能力和完善的生态系统，能够使业务繁荣，让企业获得成功。 因此，中国的创新不需要学硅谷，不仅学不来，硅谷自己也在变化着。对于美国正在兴起的新浪潮——利用高校科技转化形成的创新，中国正好是完成闭环的最后一步。大规模生产能力，也包括庞大的市场，甚至还能提供资金，才能够保证这些创新企业真正站稳脚跟。 内容推荐 互联网趋势专家王煜全在投资美国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过程中，对美国的高新技术创新机制进行了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在逐步形成自己的投资模式的过程中，他发现积木式创新成为美国高新技术创业企业的基本模式，由此带来的以企业家为核心的创业系统，不仅颠覆了传统跨国公司的封闭体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资本主义社会的很多弊端，激发了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薛兆丰在海外实地考察和与王煜全的交流沟通中，也感受到积木式创新所带来的深刻变化。他从学术的角度梳理了积木式创新的法律基础，分析了中国企业如何才能在这一波全球创新产业新浪潮中抓住机会，实现企业自身跨越式发展的同时，带动中国经济走上新的台阶。 两位作者，一位是有着丰富经验的风险投资人，跟读者分享他独特的投资经验；一位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从数据和学理出发，条分缕析地与读者一起研究积木式创新给中国带来的种种机会。 作者简介 王煜全 互联网趋势专家、海银资本创始合伙人、弗若斯特沙利文咨询公司（Frost Sullivan）中国区首席顾问。 薛兆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曾为美国西北大学法学院(Northwester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博士后研究员，美国乔治·梅森大学 (George Mason University)经济学博士。 ?薛兆丰教授对法律、管制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特见解，长期关注信息技术创新与互联网商业在中国的发展，著有《经济学通识》和《商业无边界——反垄断法的经济学革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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