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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
2016-01-07
文/樊祎雯
小博
《乾隆南巡图》大部分绢本 流失海外 《乾隆南巡图》描绘了清高宗乾隆皇帝乾隆十六年(1751年)第一次南巡的情景。此次南巡，历时112天，全程5800余里，乾隆共题诗520余首并从中选出12首，命宫廷画师徐扬“以御制诗意为图”绘制此历史画卷。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开始创作画稿，乾隆四十六年(1776年)绘制完成。十二卷内容分别是启跸京师、过德州、渡黄河、阅视黄淮河工、金山放舟至焦山、驻跸姑苏、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驻跸杭州、绍兴祭大禹庙、江宁阅兵、顺州集离舟登陆、回銮紫禁城。(如图1)
地图编绘：张洁（中国国家博物馆） 《乾隆南巡图》有绢本、纸本各一套(每套12卷)，共24卷，纸本完成于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一套12卷现完整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总长154.17米;绢本创作完成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已散佚，目前已知8卷分别被法国尼斯魁黑(3卷)、吉美(10卷)博物馆，美国纽约大都会(4卷、6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9卷、12卷)及加拿大(2卷)、日本私人(5卷)收藏。纸本著录于《石渠宝笈续编》，贮宁寿宫。纸本每一卷都有梁国治奉命所题的御制诗，另绢本与纸本《南巡图》各钤有乾隆的数十枚鉴藏印，纸本首末卷八玺全(“乾隆御览之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宁寿宫续入石渠宝笈”);两套南巡图卷首钤有“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念之宝 ”以及“太上皇帝之宝”三枚印章。这表明乾隆曾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及嘉庆三年(1798年)再次关注过这两卷作品[1]。 全图以中国画传统的写实手法描绘了南北城乡的风情世态，沿途的锦绣河山，同时描绘了乾隆初下江南时省方问俗、察吏安民、视察河工、检阅师旅、祭祀禹陵和游览名胜古迹的情景[2]，同时塑造了乾隆作为盛世之君的仁孝圣明形象，反映清朝鼎盛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社会风貌，堪称宫廷绘画杰出之作。虽此表现的是熙朝盛世的歌功颂德之作，但从画面描绘可见南游之举的兴师动众、豪华奢靡场景可窥国势由盛而衰之势。 “历史图像”是否如实还原 “历史真实” 清高宗75岁时曾说“予临御五十年，凡举二大事，一曰西师，一曰南巡。”(《御制南巡记》)乾隆帝在位六十年，曾经六次南巡江浙。可见他是把南巡当作自己一生中除西部用兵之外的最值得夸耀的大事。对于这两大功绩，乾隆都曾命画家绘制成图。于是，《乾隆南巡图》应运而生。那么，这一“历史图像”是否可以和“历史真实”划等号吗? 清朝乾隆皇帝曾于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乾隆三十年(1765年)、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六次巡幸江南，历时33年。综观乾隆六次南巡，以第一次与最后一次南巡路线为最长，每次都要到江宁府(今南京市)、苏州府、杭州府、扬州府，后四次还巡幸了浙江的海宁。第一次还到绍兴祭禹陵，其他诸次并无此举。 六次南巡时间均在初春之际离京，暮春之前回銮，看似为了躲避北方的天寒地冻，在江南的阳光明媚中享受湖光山色名胜美景。更重要的是此时行动方便便于沿途察访吏治民情、检阅驻军、笼络民心，同时往返途中视察各地河工和浙江海塘治水工程，并且在梅雨季节来临之前，勘查水涝之地的堤防工程和沿海海塘工程。前四次还在途中恭奉母后，游览名胜，以尽孝心，最后一次还携三位皇子同行，增长其政治阅历。[3] 乾隆此举是仿效其祖父康熙帝，以“敬天法祖”为自己的座右铭，言必称“皇祖”[4]，康熙在位期间也曾六次巡视江南。而康熙朝创作的王翚等做的《康熙南巡图》，更是当时宫廷画坛一大盛世。乾隆南巡之举就是效法祖制、精心策划之举，而《乾隆南巡图》的绘制更是以《康熙南巡图》为蓝本绘制。 画卷开始部分云气缭绕，结尾部分同样以云气作结。就是画家从清代宫廷绘画传统中借鉴过来的。此后的每一卷，也都是以这样的形式开始结束。另外，画卷按照南巡时间的先后为顺序，每一卷的内容都表现了一个明确的主题，以皇帝的出场为中心展开，描绘一个重要事件，或南巡中的一个重要驻跸地点。另外，乾隆对南巡图所要描绘的内容有过考虑，从御制诗的选择到地点的取舍，都经过了艺术的提炼与深思熟虑的加工。 首卷末卷遥相呼应，分别描绘以乾隆为核心的仪仗送行图，彰显乾隆南巡出京、回銮时的盛况，形式接近，队列相反，使得画面不但完整对称、结构均衡，还补充了起居注或实录等文献中所缺的部分，使之更加直观化。(如图2、3)
中间十卷则是选取南巡中典型场景加以绘制，每一卷都有对水的描绘，通过长短不一、弧度不同的淡墨勾勒，描写了沿途黄河、淮河、运河、长江，西湖、南湖等的风景，一则与南巡目的视察河工、勘查堤防工程和治水工程相契和，二来是以此描绘途中美景，突出江南的地域特色，再有就是水在每一卷中穿插出现，增强了画面的气势，使相互独立的画卷有机结合在一起，增强了其整体性和前后呼应性。(如图4) 其中第2、3、4及第11卷表现内容都与黄河有关，而这其中后三卷都与河工有关。虽然从文献中所记乾隆南巡的日程看，乾隆第一次南巡只是检视河工而已，对河工并没有大的指示，而图卷中浓墨重彩地夸大，表明其对河工看重，另外更加突出南巡目的，突出主题，也可看出此图虽描绘第一次南巡，实则是对历次南巡典型事件进行提炼加工的结果。
另外，在第3卷《渡黄河》(如图5)中描绘的是乾隆渡过黄河，除皇帝所乘龙舟外，河面上航行的多是民家小舟，画面大面积表现黄河宽阔壮丽的河面。据《南巡盛典》中相关的渡河记载，可见史籍中所载的乾隆渡黄河，动用船只达1000多艘。可见，画卷并非对于事件的写实，而是有所人为的加工。还有，第5卷驾渡扬子江中御制诗中最长的一首，充分展现了乾隆在巡幸江南时所受到的热烈欢迎场面。而此场景在第6卷《驻跸姑苏》(如图6)中也可见，在画中表现了君主考察民情、问民疾苦、受民拥戴、君民和谐的理想境界。
上述可见，画面的组织和场景的选取，都与南巡的目的密切相关，既突出主题，又和谐统一，表现了贤明君主领导下的辉煌盛世，而这种理想境界却不一定与历史真实完全相同。 不得不说，画面的精巧构思和画家的艺术才华密不可分。不同于《康熙南巡图》王翚，及有可能是集体作业的结果，《乾隆南巡图》24卷皆由徐扬一人完成。画师选择亦与南巡相关，乾隆十六年(1751年)时年40岁的徐扬在乾隆南巡至苏州，同张宗苍进献画册称旨，同年赴京以“画画人”入职如意馆，以张宗苍弟子相称。[5]徐扬，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字云亭，善画山水人物，且善于文辞，善画舆图[6]，又具政治头脑且擅长构思绘制政治题材长篇巨制。徐扬所具备的这些特长正是绘制《南巡图》这样的大型作品所必须的，因此深受器重，成为绘制南巡图的不二人选。 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徐扬开始起稿《乾隆南巡图》一卷，耗时近一年，很显然，这期间，乾隆帝对创作进行过当面指导，并提出了具体要求[7]。画家并于第二年乾隆第四次南巡时伴驾，记录当时当地的人文景物[8]，为创作其它南巡画卷寻找灵感与搜寻素材。从画卷对于景致的写实看，此种推测亦成立。尤其是第8卷驻跸杭州，描绘了从永安门开始到西湖的景致，“与其说是描绘乾隆游览西湖这一事件，不如说是一幅描绘西湖景致的近于舆图性质的山水画”[9]。(如图7)
另徐扬又绘制《南巡纪道图》，高28厘米，长1915厘米，只写景，不画人，用截取景点、连缀拼合的“缩地”之法，记录南巡途中七十八处要地，包括山川风物、城镇地标等[10]，画中未见详细纪年，因此有学者认为这是《乾隆南巡图》前期准备工作时所做[11]，也有专家认为这是景物浓缩本南巡图，便于皇帝闲暇时候“卧游”欣赏[12]。 此图是否为“画样呈览”不得而知，但南巡图每卷创作之前必先做画稿呈览，通过之后方可画成定稿。定稿完成一卷后，立即着手下一卷创作。待十二卷完成后，统一送到如意馆进行装裱。从现存《乾隆南巡图》稿本可见，徐扬先用淡墨或炭笔在纸上起稿，绘出地形，山峦树木，最后添画人物，只是定出大概位置，忽略了面部、服饰等细节。不如《康熙南巡图》稿本那样细致。同时，画稿也可见修改痕迹，此亦表明在画的绘制过程中，画的主人公——乾隆帝与画家不断互动，直接参与了画的创作，体现了其要求与审美趣味。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通过稿本《乾隆南巡图》第2、第3卷与正本的比较发现，画稿中徐扬强调了皇家巡行队伍的浩大与排场，而经由乾隆指点过的正本力图减少地方官员接驾的人数，体现“力戒纷饰增华”谕令，强调的是皇帝个人的威仪与圣明，而不流于夸耀皇家队伍的铺张奢侈形象。（如图8） 可见，画家徐扬在创作此图过程中，展现了其写实绘画的才华，驾驭长画卷的能力，又尽显歌功颂德之意，而皇帝既是画中人，又参与画的创作，力图效仿康熙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圣明、仁孝的君主。 图8 第3卷稿本（局部）北京华辰拍卖公司提供图片 自清顺治以来，皇帝都重视“御容”画，即以皇帝为主人翁的典礼、巡幸题材的绘画[13]。这也是康雍乾三朝宫廷画院创作的有特色、受重视的画作，《乾隆南巡图》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 《乾隆南巡图》12卷中，乾隆形象呈现如下几个特征：身着衮服，姿态以骑马、端坐为主，又间以站立，行走;脸部朝向除第5卷《入浙江境到嘉兴烟雨楼》(如图9)中为正面危坐，第12卷《回銮紫禁城》中为坐轿纯侧面像皆为四分之三侧面像;无论皇帝出现在画卷的中间、前部还是后部位置，总是居于画面最为显眼的区域;乾隆形象总是略大于周围人物形象，同时，头部比例略大。借以体现乾隆帝在国家重大事件中的某个瞬间形象来传达盛世帝王的尊严和风采[14]。
事实上，乾隆皇帝是历代帝王中肖像画数量最多的，其肖像打破了以往帝王造型的单调格局，具丰富性和复杂性，又有规律可循。而上述这些特征也广泛的体现在其它类似历史叙事画作中，它不仅来源于对于传统写实肖像画的继承，亦是乾隆帝审美趣味的体现，和其众多肖像相比，南巡图中皇帝面庞更加饱满，是画家有意迎合皇帝的审美，连传教士画师都知道“最讨乾隆皇帝喜欢的是他的头比一般人大，身躯比一般人魁梧”[15]。同时，单就皇帝个人形象看的话，画家描绘人物透视准确，是一种中西合璧的画法，这是运用西画的科学精神对于中国写实肖像画的一种改造，体现出乾隆时期宫廷绘画的典型特征，引领当时的画坛风尚。 画家徐扬通过此图根据皇帝的旨意塑造了一位圣明君主形象，同时通过艺术加工手法彰显皇帝的地位、权力，又容易让人抓住画面核心。与《清明上河图》劝谏意味[16]不同，宫廷画师徐扬恪守着“御用绘画”之责——“为帝王掌握、直接为帝王服务”[17]，尽其所能表现江南两大城市苏州和杭州繁华市景：为迎驾所搭建的彩棚、戏台以及繁忙的运河，兴盛的商业等。乾隆帝虽喜悦于塑造的盛世，却也提倡节俭，亦如上文所言，对画面迎驾队伍做修改，且从第6卷“牙措春日驻姑苏，为问民风岂自娱。艳舞新歌翻觉闹，老扶幼掣喜相趋。周诸岁计云秋有，旋察官方道弊无。入耳信疑还各半，可诚万众庆恬愉”可见他表现出对于江南民风尚浮华及地方官员清廉与否的思虑。事实上，历次南巡“沿途供给极尽铺张扬厉，豪华奢靡”，乾隆对地方官吏缙绅办差中的斗靡之风采取默许态度，暴露了封建官僚主义的弊端[18]。虽有有识之臣进谏或者暗中抵制，后都收到处分。他陶醉与自己的文治武功，听不进忠谏之言，南巡加之对江南名胜的仿造、用兵等，使一个统一、安定、强盛的国家逐渐衰落。今之读者，可从此图繁华背后窥见一个强盛帝国盛极而衰的转折。 《乾隆南巡图》以御制诗为意作图，不难得见诗画相得益彰之意，另外还有梁国治奉命写的御制诗及乾隆皇帝的收藏印，为典型的传统中国画特色。但与一般强调意境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画不同，此图尽显宫廷画师徐扬歌功颂德之意，并极力揣摩诗意，且创作受制于皇帝的意愿。尽管如此，其仍为一幅写实的历史叙事画中的杰出代表。 本图紧紧围绕“南巡”主题展开，不仅描绘了沿途或壮阔、或优美、或繁华的风景世态，亦较明确的传达了南巡的目的，塑造了贤明、仁孝的乾隆皇帝这一形象，也体现出物华天宝的盛世之景。对于经典景点的选择，人为的处理取舍，突出重要主题，且形式感强，气势磅礴，有意增强了其整体性。水边、岸上、城里、乡村、名胜、市井有机结合、穿插在一起，并不杂乱，很好的烘托了主题。可以说一流的宫廷画师殚精竭虑，在有限的自由之内，才能得到了最大的发挥。同时，画家绘画景物繁多，尤其是描绘北京、苏州、杭州街景时候，繁而不乱，又很有秩序，且体现出近大远小的透视，可见画家有很强的组织画面能力，同时又吸收了当时西方的写实手法，它是徐扬一生中重要的代表作，亦是体现当时宫廷绘画的风格面貌和艺术水准，为其最高水平代表之一。 《乾隆南巡图》不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作者通过其写实功力，还为后代留下了重要的历史图片资料。画卷记录了18世纪中叶，北京至绍兴沿途的发展变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也是研究北京、山东、江苏、浙江等地的经济、文化、地志、民俗及清廷的典章制度方面不可或缺的图像资料。 画中充分发挥古代风俗画的特点，精细地刻画了河流、名胜、街道以及包罗万象的人物、店铺等，可与文献相互应正。同时，画家对于乾隆时期仪仗队伍写实的描绘，亦补充了文献的不足，为此方面研究提供了直观的视觉资料。徐扬在写实方面也下足了工夫，如表现舟上人物的活动方面，另外也但在画面中，除了可以辨别的乾隆所乘御舟之外，黄河上航行的多是民家小舟都是对当时物品的真实写照。(如图3)另外，第9卷《江宁阅兵》也给我们留下了大清帝王阅兵的盛况。(如图10)
【结语】 六下江南，有得有失，有利有害。通过南巡，乾隆帝督察河务，检阅军队，礼遇大臣，培植士子，孝敬太后，宣扬圣恩，争取缙绅，安定江浙，了解民情，维系民心，发展生产，丰富文化，创造和延续“大清全盛之势”，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耗资巨大，极尽铺张，豪华奢靡，弊端丛生，劳民伤财，成为大清帝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 注释： [1] 郭福祥：《乾隆皇帝宫廷印章述略》，北京：《故宫博物院院刊》1993年1期，第36---43页 [2] 王宏钧主编：《乾隆南巡图研究》，文物出版社，2010 [3] 陈葆真：《康乾南巡及对江南园林的仿建》，台北：《故宫学术季刊》，第三十二卷第三期 [4] 乾隆:《御制文初集》卷二十六，<养心殿四铭>，见《乾隆御制诗文全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0册，第112页 [5] 《清史稿》卷504，<艺术二>，第46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65页 [6] 徐扬的先祖是明代崇祯年间的著名舆图绘制专家徐霖，所以他受到家学的影响，善于绘制地图。相关研究见张英霖：《对乾隆姑苏城图的一些探索》《中国古代地图集·清代卷》，比京：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1370页;张英霖《历史画卷<姑苏繁华图>》，苏州市城建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编：《姑苏繁华图》，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7-11页 [7] 杨多：《<乾隆南巡图>研究》，硕士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04年，第23页 [8] 杨多：《<乾隆南巡图>研究》，硕士论文，中央美术学院，2004年，第24页 [9] 许指严《南巡秘纪补编》上.海：国华书局，1916年初版，第20-21页 [10] 金运昌：《展卷重游锦江山——徐扬南巡纪道图新说》，《收藏家》，2007年06期 [11] 聂崇正：《清徐扬<南巡纪道图>》，《收藏家》，1995年05期 [12] 金运昌：《展卷重游锦江山——徐扬南巡纪道图新说》，《收藏家》，2007年06期 [13]杨伯达：《清代院画》，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第80页 [14] 丁勤：《清高宗图像研究》，硕士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第45页 [15] 丁勤：《清高宗图像研究》，硕士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9年，第46页 [16] 余辉：《<清明上河图>的画外之意》，《中国书画》，2013年04期 [17] 杨伯达：《清代院画》，紫禁城出版社，1993年， 第12页 [18] 左步青：《乾隆南巡》，故宫博物院院刊 1981年02期 （本文原刊载于2016年1月《艺术市场》杂志，配图 / 中国国家博物馆） （图文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李秀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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