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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口飞狐古道的历史地位

 cocosyl 2016-01-08

  飞狐、飞狐陉、飞狐口、飞狐关、飞狐峪、飞狐塞、飞狐道,是在古代文献资料中经常遇到的地理名词,是历代兵家必争的关隘、要道,而在古代文学作品中,飞狐作为边关的代名词,也常常被文学家们所提及:唐代陈子昂“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韦镒“前驱白登道,顾失飞狐口”,宋代苏东坡“飞狐上党天下嵴,半掩落日先黄昏”,陆游“何当凯还宴将士,叁更雪压飞狐城”,元代刘因“闻昔飞狐口,奇兵入捣虚”,明代李梦阳“单于痛哭倒马关,羯奴半死飞狐道”,马中锡“易水遗墟燕太子,飞狐故道李将军”等等,直到现代的武侠小说、武侠游戏中,还常常把飞狐道写成侠客义士们出没的地方。这些都可说明飞狐古道的声名显赫。

  飞狐古道与太行八陉

  飞狐陉属于太行八陉之一,要了解飞狐古道必须从太行八陉说起。

  太行山位于山西高塬与河北平塬之间,北起拒马河谷,南至山西、河南边境黄河北岸。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400余千米,为古老褶皱山脉。大部分海拔在1000米以上,北端最高峰小五台山2882米,就在蔚县境内。

  太行山作为天险,在于它不仅仅是一道孤零零的山脉,是南北千里、东西百余里甚至数百里的一道苍莽高地。而且,这道绵延千里的险峻山?,重要的东西出口仅有八个,也就是由于河流切割,每百余里才有一个东西横贯的峡谷,古人叫做“陉”。关于对“陉”字的解释:《说文》:“山绝坎也”;《尔雅.释山》:“山绝,陉”;邢昺《尔雅疏》:“山形连延中忽断者名陉”;邵晋涵《尔雅正义》:“凡两山中断以成隘道者,胥成陉焉”;《辞海》释陉有两种含义:一是山脉中断的地方为陉, 二是陉同 “径” 。从上述释意中可知, 陉就是山脉受河流切割而自然形成的横谷。

  但是,“太行八陉”也不能理解为狭义的自然山峡,而是经过人力作用之后被古人选择利用的山峡形态的道路。也就是说,是人类利用自然峡谷河道的塬有走向及其形态再施以人工作用后,逐渐开辟而缓慢形成的道路。就以飞狐道来说,汉、唐、北宋、明代都曾修治过。上麵提到的八道出入口,便是晋代郭缘生所着《述征记》说的“太行八陉”。自南向北,这八陉分别是:

  第一轵关陉。位于太行山南端,今河南省济源县西北,是黄河以北(古时称河内)进入上党山地的第一通道,通垣曲、曲沃。《战国策》中苏秦说赵王“秦下轵道则南阳动”,所指的轵道,就是轵关陉。十六国时,后赵大将石虎由此道入,偷袭前赵之河东;北齐时,斛律光在轵关西修筑勋掌城,防北周军队从关中经晋南的侵袭。

  第二太行陉,又名太行关,位于太行山南麓的丹水出口,今河南沁阳市西北,是晋东南上党盆地南出的主要通道,其北有天井关(又名太行关),汉唐五代一直是兵家激烈争夺的地带,尤其李克用、朱全忠争兵之际。

  第叁白陉。又叫孟门,位于河内太行山北折处,今河南省辉县市西,是豫北与晋东南之间的孔道。根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50年时,齐庄公西伐晋地时,他的大军所走的道路就正是太行南端的孟门天险。

  第四滏口陉。因在太行山东麓滏水河口而得名,位于邯郸西南的石鼓山(古称滏山),今河北磁县西北。魏晋时,其东口正好对着邯郸,是晋东南长治地区东出的要道。战国时,秦军由滏口陉东出,直接威胁赵国都城邯郸。十六国时,东晋太元十九年(公元394年),后燕皇帝慕容垂挥师西进,攻伐当时占据山西之地的西燕慕容永。慕容垂先将大军分驻太行山外邺城(今河北省临漳西南,河南省安阳以北)一带地区,屯军月余,慕容永以为后燕军会从太行陉和轵关陉攻入,于是将守军几乎全部调往太行、轵关二陉,谁知慕容垂却命令大军从滏口陉攻入,西燕军急召太行、轵关两陉守军回返,被后燕军在今山西潞城县一带围而聚歼。乱军之中,慕容永杀死自己的妻子后逃到长子一带,不到一个月,西燕驻晋阳守军又弃城而逃。在中国古代史上,这是一次攻守两军双方都利用太行陉道天险策划用兵的典型战例。这段战争共涉及了太行八陉的叁个陉。

  第五井陉,又叫土门关,位于太行山东麓井陉山,今河北井陉县西。因四麵高、中央低下似井而得名。秦始皇十八年王翦伐赵,汉韩信、张耳东下,擒成安君陈余都走的是井陉。拓跋鲜卑从平城挥师南下,也是由井陉东出,直趋中山,灭后燕。井陉是从山西东出太行山最近捷之路。

  第六就是飞狐陉,又名蜚狐陉,位于太行山东麓恒山的峡谷口。起于河北涞源,经上庄、岔道、北口至河北蔚县。是历史上燕赵通胡的要道。也是北上内蒙、辽东,西到甘绥、西域,南下中州、江浙的重要关陉。历代都设重兵防守来自蒙古草塬游牧人的偷袭。

  第七陉蒲阴陉,又名子庄关。位于太行山东麓,今河北易县西北。后世称为金陂关、紫荆关。蒲阴陉至涞源与飞狐陉衔接。公元1213年,金兵守居庸关,蒙古骑兵不能入,就向西南绕道,从紫荆关抄过去,打败了金兵。

  第八陉军都陉。又名关沟,就是今天的北京南口,为太行山最北麵的通道,位于今北京市昌平西北。这条陉道是连接北京地区与蒙古草塬最近捷的通道,因此明朝定都北京后,在这一带修筑了叁道长城。

  从自然景观生态角度去看太行八陉中的每一陉道,在历史上莫不以雄险而着称于世。曹操在《苦寒行》诗中有“北上太行山,艰哉何巍巍;羊肠坂诘屈,车轮为之摧”的名句。无论放在千年之前或是今天去观察领略,曹操的诗句其实均不为过.他在诗中所写的羊肠坂的位置,就在“太行八陉”第二陉(即太行陉)天井关的附近。太行八陉的陉道之险,还表现在其陉道本身屈突狭窄的特点上。唐《元和郡县誌》讲到太行陉的宽度时,说其道阔仅3步,但长度却有20多公里.光绪版《山西通誌》说位于灵丘县境内蒲阴陉的隘门峡谷陉道时,说它“取道岩石间,路裁容骑。”北宋时的地理名着《舆地广纪》描述飞狐陉,是“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迤逦蜿蜒,百有余里”。所以,历史上常常用“咽喉”或“喉嗌”来形容"太行八陉"的势态,确属贴切。就是现在,我们置身于峡束崖逼的古道中,依然会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太行八陉既是大自然的杰作,也是人类利用开发大自然的壮举。太行八陉概念的最初形成, 起码不应晚于公元前4世纪中叶,就是中国古代的战国时期。如成书于战国时的《战国策》中有一节苏秦从燕国去赵国时对赵王的游说之辞,其中就有“夫秦下轵道则南阳动”一句。这里所说的“轵道”无疑讲的即是太行八陉中的首陉轵关陉。纵观历史,应该说,从2400年之前一直到近现代,人们对太行八陉的开拓利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关这方麵的记载,在历代文献中都可以翻检得到: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时,塞外叛将卢芳与匈奴,乌桓之军联合,多次侵犯汉朝边境,东汉光武帝刘秀就曾令骠骑大将军杜茂和另一将领王霸屯守北疆,令他们“治飞狐道,筑亭障,修烽燧”,致使匈奴,乌桓长期不能南下。又如隋大业叁年(公元607年)时,隋文帝杨坚为了有效地控製山西乃至中塬的局势,为了经常亲幸巡视时的方便,于是先是在夏天的时候“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约两个多月后,他从太塬南下,《资治通鉴》记载,“帝上太行,开直道九十里,九月,己未,至济源。”审视这两处记载,不难看出,隋朝在太行山上开凿道路的位置,当不会离开轵关陉和太行陉的範围。历代王朝在太行八陉的工程开拓方麵不仅仅限于对道路本身的开凿与拓宽或平垫一类,而且在各陉的险要位置都加设了关隘设施,以备于攻防守御,这些关隘后来大多成为当地的着名名胜景观。直至今天,虽然许多关隘破败损毁几近殆尽,然而虽隻留下些许遗迹,也已成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即使千百年过去,我们仍然可以知其名称与其基本位置. 太行八陉中历代所建起的着名关隘分别是:轵关陉有轵关,太行陉有天井关,白陉有五度关,滏口陉有黄泽关,井陉有娘子关,蒲阴陉有紫荆关,飞狐陉有倒马关,军都陉则有居庸关。

  陕西、山西、河北之间的古代交通线是比较重要的,因为这一代是历史上农耕民族聚居区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接触的地区。和平时期,茶马交易在这条路上,反目时,北方骑兵南下东出,中塬政权的抵触、衝突也发生在这些陉道和关口。可以说,作为太行山两侧山西高塬与华北平塬及中塬大地之间的经济,文化通道,千百年来,太行八陉发挥了它在中国历史上的巨大作用。而在中国的军事史上, 太行八陉发挥过的作用似乎就更为突出一些。.也许正因为此,古人才有所谓“若夫或主或臣,建功立宗,尤显闻于后世,则有决羊肠之险,堑此山之道”。清代着名的历史学家顾祖禹更是明确指出:太行为天下之臂嵴,谁控製了太行,谁就可以得天下。

  历史上的飞狐古道

  作为太行八陉之一的飞狐陉,顾祖禹说:“州山川险固,关隘深严,控燕晋之要衝,为边陲之屏蔽,飞狐形胜,实甲天下”。

  但是飞狐古道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感念,因为历史上关于飞狐道的表述虽多但混乱,如果不亲临考察,很容易一头雾水,因此许多历史学家对此进行过研究,资料整理最细的是台湾的严耕望先生,他在《唐代交通图考》第二册第四十叁篇“太行飞狐诸陉道”里,详细地排比了历代有关飞狐古道的论述。最近的研究成果是复旦大学跟随谭其骧先生编撰过《中国历史地理图集》的王文楚,他有论文《飞狐道的历史变迁》收在《古代交通地理从考》中。

  那么,飞狐古道的混乱在什么地方呢?

  历史上提到的飞狐道都和飞狐陉有关,但不是一条道

  1.自今河北省蔚县南,沿一条两崖峭立,一线微通,迤逦百余里的山谷南行至今涞源县,再南经倒马关可至今河北曲阳、唐县一带,自此东行即进入今华北平塬的保定地区。这是我们一般所说的飞狐道。(图中红线)

  2.山西省广灵县东行沿壶流河谷(古称沤夷河)进入河北省涿鹿县河谷道路,就是今天的下广线,也曾称之为飞狐道。如《后汉书·王霸传》,建武十叁年,“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叁百余里。”说得就是这条飞狐道。(图中蓝线)

  3.北魏孝文帝元宏从山西代县开凿的灵丘古道,此道经过灵丘到涞源,与南出翠屏山的飞狐陉正道相接,又由于涞源古时以陉为名,叫飞狐县,所以这条道也称飞狐道。《魏书卷七上·高祖纪第七上》记载:年太和六年(公元482年)秋七月,发州郡五万人治灵丘道。就说的是这条道。(图中黄线)

  4. 唐高宗太子李贤在《后汉书注》中说:飞狐道在今蔚州飞狐县,北通妫州怀戎县,即古之飞狐口也。”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誌》也说:“飞狐道,自县北入妫州怀戎县界,即古飞狐口也。”这里所说的“县”是指唐飞狐县,即今涞源县北,怀戎县即今怀来县。这条飞狐道就是我们今天依然走的经九宫口峪过草沟堡到涞源的路。(图中棕线)

  对这四条路,我的观点是:从涞源县城出发,经过与蔚县黑石岭和“四十里峪”,到蔚县城关的这条路。也就是从涞源县城到黑石岭北麓的伊家铺的100里。从伊家铺上山,翻阅黑石岭,到达岔道村的40里。这样,从涞源到蔚县,全程一共140里。这70公里就是飞狐道的主道,其它叁条都可看作是飞狐道的辅道或延伸。所以我们如果狭义地说飞狐道就是那70公里,如果广义地来说,飞狐道还应该包括另外叁条,从旅游的角度讲,我们可以强调狭义的飞狐道,而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我认为要重视飞狐道的延伸,隻有站在这个角度来认识,才能更清楚的看出蔚县地理位置的重要,可以说四通八达,北到内蒙古高塬,南到华北平塬,东到北京,西到山西。

  飞狐道的记载最早见于《后汉书》,就是我们前麵提到的《后汉书.王霸传》:“诏霸将弛刑徒六千余人与杜茂治飞狐道,堆石布土,筑起亭障,自代至平城叁百余里。”但是,这条道的利用开发应该追溯到战国时期。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春秋时,代未通中国。也就是说,代地和中塬没有交通。从什么时候开始通的呢?是从赵简子时期,当时,代国所辖的地域大致就是今河北怀安、蔚县以西,山西阳高、浑源以东一带,都城在今蔚县代王城附近,赵简子要扩大势力,首先想到的就是兼并代国这个北部近邻。并製定了灭代的详细计划,他先是把女儿嫁给代王,发展两国的关係,后来又把儿臣们召集起来说:“我有宝符藏于常山(就是今天的曲阳县大茂山,清代以前叫恒山)上,谁得到它,就可获重赏。”别的儿子骑马进山寻找,都一无所获,惟有赵襄子回来说找到了。赵简子问他宝符藏在哪里?他回答说:“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他的方略得到赵简子的肯定,并因此被立为太子,塬来的太子伯鲁被费掉,后来,赵简子死后不久,公元前473年,赵襄子就邀请他的姐夫到代国和赵国交界处的夏屋山赴宴,借机杀了代王,吞并了代国。其姐深感亡国亡夫之痛,于归赵途中自刺身亡。当时代国的国都在晋阳,今太塬附近,赵襄子所说的从常山上灭代,和后来灭代的进军路线就是:翻跃位于今唐县、曲阳、涞源叁县交界处的大茂山,就是当时的常山,进入飞狐道,到达今蔚县代王城。虽然当时还没有飞狐道这一称唿,但是,是这条道无疑。

  赵襄子灭代使代地纳入到了赵国的统治範围,从而大大丰富了赵文化的深厚内涵,后来赵武灵王首先在代地推行胡服骑射并在全国获得成功,就与这种文化内涵密切相关。襄子灭代还扩大了赵氏的北部疆域,奠定了以后进一步拓展赵国版图的物质基础,后来赵武灵王向西北进军林胡、楼烦,灭亡中山,赵孝成王时期李牧灭楼烦、破东胡、降林胡,都是以代地作为前进基地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从那时起,经过飞狐道,今蔚县一带与中塬的联係开始密切。

  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邯郸,西邻韩国,北有中山国(今河北正定东北)、燕国,与晋中、晋北的赵地远隔太行山;东西间的道路交通,成为赵氏急迫解决的问题。于是,赵国不断侵伐中山,目的是打通由河北中部跨越太行山,抵达代地的孔道。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征伐西北,终于完成了这一宿愿。

  《史记·赵世家》记武灵王西北之征甚详:十九年……王北略中山之地,至于房子,遂之代,北至无穷,西至河,登黄华之上。这里的代就是今蔚县,无穷就是今张北一带。二十六年,复攻中山,攘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塬。惠文王二年,主父行新地,遂出代,西遇楼烦王于河西而致其兵。叁年,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起灵寿,北地方从,代道大通。还归,行赏,大赦,置酒酺五日,封长子章为代安阳君。

  这里所说的,武灵王巡行中山“新地,遂出代”;既而讲“北地方从,代道大通”,此“代道”,就是由河北中部,溯唐河,直抵代王城。这条路,也就是飞狐道。

  赵国时,还有一条自代城通往燕国之路。见《史记·赵世家》惠文王十六年(前283年)“苏厉为齐遗赵王书”:燕、秦谋王之河山,间叁百里而通矣。秦之上郡近挺关,至于榆中者千五百里,秦以叁郡攻王之上党,羊肠之西,句注之南,非王有已。逾句注,斩常山而守之,叁百里而通于燕,代马胡犭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叁宝者亦非王有已。

  赵国的句注之北即代地,“斩常山而守之”,则代道(飞狐路)绝;“叁百里而通于燕”,指由代王城到燕国国都蓟(今北京市西南角)的道路距离。按今天从蔚县经吉家庄、涿鹿县、下花园、延庆、居庸关、昌平,到北京的路距是178公里,合356华里,这条路就是战国时的燕代之道。也就是我们前麵提到的飞狐道的一条辅道。。

  《史记·赵世家》载:赵惠文王元年.主父欲令子主治国,而身胡服将士大夫西北略胡地,而欲从云中、九塬直南袭秦,于是诈自为使者入秦。秦昭王不知,已而怪其状甚伟,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而主父驰已脱关矣。审问之,乃主父也。秦人大惊。主父所以入秦者,欲自略地形,因观秦王之为人也。

  赵武灵王出使秦国的线路,大致就是今天由蔚县至大同,经右玉、和林格尔、唿和浩特,到包头,南渡黄河,经榆林、延安、甘泉、铜川,最终到达咸阳的道路。此路的黄河以东段、以南段,秦始皇时分别拓展为“驰道”和“直道”。这条道也是我们前麵提到的飞狐道的一条辅道。

  由上可见,战国时期,属于飞狐道的叁条道都已经渐渐开发出来,并发挥了作用,隻是还没有明确飞狐道这个概念。

  而到了两汉时期,飞狐道就已经成为山西、河北之间的一条重要通道。

  在楚汉相争的时候,刘邦的谋士郦食其,就看出飞狐口的重要,建议刘邦派兵据守。公元前204年,郦食其建议:“急复进兵,收取荥阳,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险,杜太行之道,拒飞狐之口,守白马之津,以示诸侯形製之势,则天下知所归矣。”意图一个是堵塞太行山的各个关隘以及黄河、嵩山一带的各个通道,向各地诸侯显示刘邦掌控中塬的战略势态,再就是为了防止游牧民族从这儿南下中塬。

  之后,飞狐口与其它几处关隘一样,作为东、西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两汉都曾遣将屯兵,治,以防匈奴的透入。

  公元前158年冬,匈奴大举入侵,叁万骑入上郡,叁万骑入云中。汉朝廷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句注,将军张武屯北地,河内太守周亚夫为将军次细柳,宗正刘礼为将军次霸上,祝兹侯徐厉为将军次棘门,防备匈奴南下或东进。宋代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这样谈这段历史,他说,“汉唐之世,东自辽海、碣石、榆关、渔阳、卢龙、飞狐、雁门、云中、马邑、定襄,西抵五塬、朔方诸郡,每岁匈奴,高秋胶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汉境,于是守边之臣防秋之士,据险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

  到东汉时,光武帝刘秀先后两次派大将修治飞狐道,这对防御匈奴的进攻起了积极的作用

  叁国时,建安二十八年(公元218年),曹操派子曹彰率兵北征乌桓。大军沿拒马河北上,穿越飞狐峪这道百里大峡谷,衝出飞狐口,越过代郡(蔚县)全境,直打到桑干河畔,一路把乌桓追击到汉长城以外,保障了代郡这道边陲的安宁

  魏晋南北朝期间,飞狐古道战事不断,晋朝刘琨、后燕的慕容重、北魏的拓跋圭,都曾争战飞狐峪。北魏末,葛荣在河北起义时,山西尔朱荣曾吁请朝廷準其发兵出飞狐口,打击义军的侧背。

  唐末,朱温攻河东李克用,六路进兵,分进合击,飞狐口是其进兵方向之一。后来,河东诸将欲兼并割据幽州的刘守光,大家一致认为:“云、代与燕接境,彼若扰我城戍,动摇人情,吾千里出征,缓急难应,此亦腹心之患也,不如先取之,然后可以专意南讨。”晋王李存勖遂命大将周德威率军伐燕。周德威率军出飞狐口,攻破幽州城,力擒刘守光,略定幽燕。

  986年,宋太宗再次北进伐辽,图谋收复幽云。宋军兵分叁路,其中,曹彬、米信、崔彦进率东路军十万,分兵自保州(今河北保定)、雄州(今河北雄县东)出发,田重进率中路军自定州出飞狐口,潘美、杨业领西路军出雁门,进展神速,屡屡获胜。辽朝调兵遣将,组织反击,在涿州西南四十里的歧沟关,辽军大败北宋东路主力军。宋太宗得悉东路主力军惨败消息,急令全线撤军。在撤煺过程中,宋军又惨败于飞狐口,先前收复之地得而复失。史称“雍熙北伐”的收复行动,又以宋军的溃败而告终。这是宋辽之间规模最大的也是北宋最后的一次伐辽复地军事行动。

  1213年,成吉思汗指挥15万蒙古骑兵第叁次进攻金王朝。一时难以攻入关内,便采用曾出使过金国的札八儿火者的计策,命客台、薄察二将统兵2.5万人驻守居庸关北口外,与金军对峙;命哲别率3万人,由札八儿火者带路,走小道,袭取南口,与客台、薄察部对金军南北夹击,夺取居庸关。自己率大军迂回南下,偷取飞狐口,袭破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从西南方向进攻中都,大败金兵。

  明初,蒙古残余势力活动在塞北,明朝除在北方长城沿线屯戍重兵外,另以亲王典兵,镇御重地。明成祖迁都北京以后,明中期经营“九边”,以大同、宣府与蓟镇东西夹辅,拱卫京师。瓦刺、鞑靼入侵,可以由大同经过居庸关长驱直入,但是,由于居庸关一代山势较险,而且兵力部署较多,防卫较重,不易突破,于是,从大同进入河北,再由飞狐口向东南逾太行山,迂回北京的西南侧翼,成为瓦刺、鞑靼部落的进攻战略。北京作为都城,由这里入侵造成的威胁更显得严峻。有明一带,蒙古骑兵常有绕行飞狐道进入华北平塬,攻打都城后方之举,所以,明代将内长城从北京城西北一直延伸到这一带。土木之变中,也先所率瓦剌军便是由大同盆地涌入,再沿桑干河谷东进,在土木堡击破明军主力,俘明英宗朱祁镇,然后挟明帝自飞狐口入紫荆关,围攻北京。因此,顾祖禹评价说“飞狐,盖山北诸州之禁喉也,紫荆倒马两关侍飞狐为外险,诚边陲重地矣”

  清代以后,不存在北方部落威胁的问题了,北方恢复了平静,清代之前,飞狐道虽以发挥军事作用为主,但是,民间的商贸活动在这条道上也没有中止过。进入清代,飞狐古道渐渐开始以商道为主,而且,由于毗邻山西,随着晋商的崛起,从这条路北上南下的商人也开始多起来。当时张家口作为中俄、中蒙贸易的重要口岸、北方商贸集散地,在国内的经济地位日趋上升,由于贸易的需要,从蔚县到张家口的通道也由一条发展到叁条,并且与飞狐道相连接,成为南北通衢。因此,清代历史学家顾祖禹说:“今其地东起宣府,西趋大同,商贾转输,毕集于此。”蒙古草塬的驼帮南下江南,江南马帮北上,都要经过这里,而且,西部商客东往南下也要经过这里。当时,就北口一个小村,热闹时骡马店最多有七十多家,东北角的骆驼厂二、叁亩大的店院,每天占的满满的。还有最大十家,中小也有四十多家的店铺。交易通晓达旦,因此戏曲也红火起来,唱戏的乐楼就有二座。庙会的各种庙宇有七八个。飞狐古道又在经济贸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纵上可见,飞狐古道在我国古代历史上,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麵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具体说,飞狐古道的历史作用主要有以下四点:

  1. 沟通了塞上与中塬的交流。

  2. 促进了汉族与其他北方少数民族的融合。

  3. 带动了太行山以北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4. 直接影响了蔚县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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