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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两篇文章介绍的想法，都是从意到言。然而，不少研究者注意到，语言也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思想。其中最出名的也许是培根的“市场偶像”：人是一种言语动物，他在交流的时候不得不使用公共的语言，而语言里却埋藏着欺骗和陷阱，人们无可避免地会成为这些东西的受害者。我们注意到，培根从负面来谈论语言的影响，至于人们能否摆脱语言造就的欺骗和陷阱，他没多说什么。 到19世纪下半叶，语言的塑造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在近代语言学的开创人索绪尔那里，这个方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索绪尔的任意性原则这一核心原则说，我们并不是面对一个已经清楚分节的世界，然后用语词给这些现成事物贴上标签，实际上，语言才把现实加以明确区分，“若不是通过语词表达，我们的思想只是一团不定形的、模糊不清的浑然之物……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1]每种语言都以特有的、“任意的”方式把世界分成不同的概念和范畴。德语把下棋、踢球、打猎、演出统归在Spiel之下，英语和汉语却没有正好与之相应的范畴。 依传统观点，更多是语言依赖思想，依索绪尔，事情好像倒过来了，似乎更多是思想依赖语言。诠释学传统的思想家一般持相似的思路。施莱尔马赫说：“话语是思维共同性的中介”，他又说道：“语言是实际思想的方式。因为没有话语就没有思想。……没有人能无语词地思想。没有语词，思想也不是完成的和清楚的。”[2]狄尔泰说：“只有在语言里，人的内在性才找到其完全的、无所不包的和客观可理解的表达。”[3]同样的思路既适用于言意关系，也适用于名实关系。依伽达默尔，“现实并不会在语言的'背后’发生……现实完全是在语言中发生的。”[4] 这个思想方向上最知名的代表是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语言使用者对世界的看法是由其语言形式决定的，语言怎样描述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这个假说，常被称作“语言决定论”或“语言牢笼论”。 萨丕尔、沃尔夫以及持类似看法的学者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供了不少理据。从大面上讲，我们说人会思想，动物不会思想。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人有语言。可见，离开了语言就不可能有思想。实证方面似乎也提供了不少证据。我们都知道，各种语言中对颜色的分类相去很远，有的语言有数十个颜色词，有的语言却只有两个颜色词。思尼·印第安人用同一个词来称黄色和橙色，结果，他们“不大容易分清黄色和橙色”。[5]心理学实验似乎也提供了证据。主试先说一个反事实句，if John were to go to the hospital，然后问接下来的那个主句所说的事情是否发生了，美国学生98%答对，中国学生才7%。研究者称，这是因为汉语里没有反事实句这种设置。 不同语言的不同结构似乎多多少少意味着各语族的思考方式会有相应的差异。我们用一个雪字所称的东西，爱斯基摩人有几十个甚至几百个名称，然而，他们却没有雪这个总名。西班牙语没有病了这个总的说法，而必须区分久病和临时的病。显然，相关语族的人是在不同的概括层面思维。火、雷、电，在我们的语言里是名词，在霍皮语中则是动词〔据沃尔夫，这更合乎道理〕。努特卡语看来只有动词没有名词，我们说到房子的场合，他们会说一座房子出现了之类。一个足球落在我前面的一块石头那里，我们会说球在石头前面，豪萨人却说球在石头后面。英语说A ball is thrown under the table，有些语言则不说“从桌子底下”而说“穿过桌子”。这些不同说法带来了空间概念化的不同方式：在英语的说法里，桌子主要被视作一个平面，而那些说“穿过桌子”的语言则把桌子视作三维物体。当然，汉语是最全面周到的语言，因为我们会说球从桌子“底下”“穿过”。同样的事情也出现在关于时间的说法里，英语说my thoughts go back to my dead father，汉语则说“追”思亡父。 ▍注释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99，157页。 [2]施莱尔马赫，诠释学讲演，载于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东方出版社，2001，48页，49页。 [3]狄尔泰，诠释学的起源，载于洪汉鼎主编，《理解与解释》，东方出版社，2001，77页。 [4]伽达默尔〔加达默尔〕，《哲学解释学》，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36页。 [5]陈保亚，《语言文化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56页。陈保亚是从E.H.Lennenberg那里引述此点的。 本文原标题《“语言决定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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