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与葛洲坝工程

育则维善余言 2016-01-09

展开全文

他把所有的心装进心里，他把所有的爱握在手中，他把所有的伤痛藏在身上，他把所有的生命归还世界。他，就是这样的人。50多年革命生涯，26年总理任期，他鞠躬尽瘁；他离去，身后没子女也没财产，却有十里长街百万群众洒泪送别！

今天，周总理逝世40周年，我们永远怀念您！

今天，让我们回望历史，了解周总理与葛洲坝工程的故事。

周总理题词

1958年3月1日，周总理视察三峡工程坝址

1958年，周总理视察三峡大坝坝址——中堡岛

因为毛主席批示：“赞成兴建此坝。”它的名字便在全国人民心里烙下了印迹；

由于“大江截流”的壮举，“葛洲坝”这个名字从此享誉世界！

葛洲坝，凝聚着无数仁人智士和建设者的心血。政府把纪念碑矗立坝头，人民把功业铭刻在心中！

张体学急盼下河，毛泽东举起沉重的笔……

要弄清葛洲坝工程的由来，我们得把时间闪回到五十年代。

1950年，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年头，长江中下游发生特大洪灾。尽管荆江分洪工程已经建成，荆江大堤也已进行过大规模整修；尽管党和人民在抗洪救灾中顽强奋斗，确保了武汉三镇，也保住了江汉平原，灾情依然使人叹息：

京广线中断行车100天；

农田淹没4700万亩；

死亡3万人……

就在这一年，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专门召集会议听取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长办”）负责人林一山的汇报，鉴于长江洪灾后患无穷，第一次讨论三峡水利枢纽工程问题。这以后，毛泽东常常因长江洪灾而做梦……

1956年夏，63岁的毛泽东神情严峻地第三次横渡长江，以与大自然博斗的英雄气慨和重整山河的决心吟诵了梦境的豪歌：

“……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江水涛涛，诗性澎湃。毛泽东把梦境的蓝图写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纸上，令多少仁人智士热泪翻滚呵！

林一山，发誓要成为治理长江的“总工程师”。他揣着领袖描绘的蓝图，铭记着周恩来的叮咛，率领着治理长江的队伍，大踏步朝三峡走去……

然而，反对派代表出现了。燃料工业部水利水电总局局长李锐年与林一山公开在《水力发电》和《中国水利》杂志撰文发表截然不同的意见后，因种种原因，三峡工程一拖就是十几年。

1969年9月，张体学代表湖北人民的意愿就三峡问题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不同意：“现在不考虑修三峡，要准备打仗，要考虑脑壳上顶二百亿立方水的问题……”

1970年4月24日，林一山向李德生报告并报毛主席、周总理，再次提出《三峡水利建设时机问题的报告》，认为：三峡建设时机已经成熟，从需要和可能两方面看，应列为国家近期重点建设项目。

同年5月30日，水电部向国务院报告，停建清江隔河岩水电站，提前兴建长江葛洲坝枢纽，计划1975年建成。在此基础上，再用八年时间，完成三峡工程。

同年5月30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原则批准了兴建葛洲坝工程的报告。

同年12月16日，周恩来主持葛洲坝工程汇报会，询问到会的林一山：“你是一直坚持要求修三峡的。反对修葛洲坝的，你们那里有多少？”

“我那里多数人支持我的意见。”林一山答。

“可以开个名单给我吗？”

“当然可以。”林一山当即列了一份名单。周恩来看后笑了：“好你个林一山。你把意见写出来，我送给毛主席。”

于是，林一山呈了一份意见书，大意如下：

一、先建葛洲坝工程给今后三峡工程施工造成很大困难；

二、分期开发建三峡低方案，效益是葛洲坝的两倍；

三、葛洲坝工程的技术问题比三峡还复杂，而且当时还没有设计，三峡却早已作了设计。

几天后，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并附上林一山的书面意见），建议兴建葛洲坝工程。他报告毛泽东：那个深受湖北人民拥戴、极有号召力和实干精神的张体学，早已在西陵峡口的葛洲坝工地集结了十万大军，只等周恩来的好消息就卷起裤腿“放炮下河”……

怎么办？洪灾的危害领袖已亲眼目睹，三峡眼下不能上马，“长办”的林一山又带头反对违反基建程序，而千里之外的那个张体学却偏偏那么性急……毛泽东沉思良久，终于挥笔写下了这么一段批示：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尽管如此，有了开头的一句话，张体学就心满意足了。武汉部队派飞机将中发（1970）第78号文件送到张体学手里，十万军民顿时激动得热泪盈眶，振臂高呼：

“毛主席万岁！”

1970年12月30日，张体学在十万大军簇拥下，以“330工程”指挥长身份，兴高彩烈地为葛洲坝工程坝基挖了第一锹土。……

回过头来看，湖北人民习惯称谓的“体学同志”，当时的确有点像猛“张飞”，但“三边”政策不是他的创造，因此造成的失误从客观上讲，他是不应承担太多的责任的。他的人民怀念他、更理解他；人民深情地说：“没有体学同志的一片虔诚和造福后代的神圣使命感，没有实干家的工作热情和非达目的不肯罢休的决心，就没有丹江口水利枢纽，更不可能有如今举世闻名的长江第一坝！”

周恩来与葛洲坝工程

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当万人下河，万炮齐鸣打响“330工程”这场前无古人的大战役，十万军民以三个半月拼命完成第一期围堰工程之后，整个枢纽的布置方案还没有确定。

当时的基建是“三边”，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知识分子算“臭老九”，人们只要“边干边学、急用先学”，就可以“立竿见影”。

然而，这里是长江。不熟悉长江，不摸清水情，它是翻脸不认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十万人的盲目实践证明了“三边”政策的荒唐。

问题，一个个的重大问题，从十里工区汇集到指挥部，呈送到张体学的面前……

1971年初，交通部向中央报告：兴建葛洲坝，通航问题严重！

“长江水运断了不得了！”周恩来同年6月23日听取汇报时，冲林一山说：“林一山你当时怎么没有提意见？我怪林一山没有提醒我，你对长江水运重视嘛。长江通货能力顶多少条铁路是你的名言嘛！”

林一山低头不语。他无法解释，也无须解释，自己是管长江的，长江出乱子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总理并不清楚林一山当时在指挥部处于什么地位。

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如果航运断了，坝是要拆的。两利相权哪个重，两害相权哪个轻，要比较。修葛洲坝，既不灌溉，又不防洪，就是发电和航运。一百多亿度电哪里搞不出来？如果航运断了就是大罪。第一是航运，航运断了要出大乱子的。”

他还强调：“对少数人的意见，应采取什么态度？不要排除不同意见！”“搞水利总是急，考虑不完全，太急不行。太急容易出乱子”。“二十多年来，多次犯急躁情绪，屡犯屡改，屡改屡犯”。“长江如果不通航，那我们这一代犯的错误不得了。比不得三门峡那里不通航，这里不通航可不得了。”

见众人沉默，周恩来点将：“林一山，你说断航怎么办？”

林一山答：“我认为不会。长江有这么多水可以冲砂，航道不会淤死。在船闸头上建个闸，解决泥沙最彻底。黄草坝头上再修个防淤堤。”说着说着，林一山激动地站起身来，“三峡航道好比一条直径200米的混凝土管一劈两半，口径朝上，20米水头，好几米流速，怎么也淤不死。”

周恩来听了心里挺高兴，嘴里却说：“那我还得保留。你们的方案作为草案，文件要留有余地。毛主席批准建这个坝，具体方案可没有批。”

作为一次汇报会，作为总理，周恩来对葛洲坝工程的建设可谓苦口婆心，千叮万嘱了。然而事实上，周恩来担心的问题并没有在实际工程建设中得到真正的落实。十万军民辛辛苦苦开始大坝混凝土浇筑后，而作为指导正式施工的设计文件仍然没有，许多图纸甚至只有描图员的签名。

1972年，这个代号为“330工程”的施工进展可谓神速。然而问题严重，质量低劣。混凝土浇筑体内，到处是“麻石”、“蜂窝”，不少地方还发现该死的“狗洞”……这是水利建设工程之大忌呵，何况是在长江！

林一山所到之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关键时刻，周恩来抱病过问了这项工程的事，亲自主持了三次汇报会———

1972年11月8日，周恩来第一次听汇报，严肃地对大家说：“长江出了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毛主席指示了，怎么还不吸取教训？”

接着他问：“林一山，你有什么意见？”

“我没有意见，一定努力把工程搞好。”

“不见得吧！都一致了？总有点吧！你是顾全大局。”周恩来已经了解林一山当时的处境，转向大家说：“水利和水打交道，一点马虎不得，马虎一点马上出问题，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怎么能得过且过？”

他还指出：“当时应当准备一年，就是你们急得不得了。”

“现在就是毛主席说的修改的时候了，不能再等了！”

第二天，周恩来继续听汇报，众说纷纭。

周恩来缓缓地说：“既然大家不一致，我说……得停下来。

林一山你去挂帅敢不敢，这是长江上的工程。”

会场一阵沉默。

周恩来说：“现在请林一山同志主持讨论。钱正英、张体学、王英先、马耀骥、沈鸿、谢北一、袁宝华，给你们三天时间讨论，不够就五天。我担心的第一是通航，第二是泄洪，现在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了。”

水电部部长钱正英提出成立工程局的想法。

周恩来当即认可。他说：“解放后我最关心的两件事。一是上天，一是水利”。“建国二十多年了，在长江上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是要载入党史的问题”。“葛洲坝可是没有一个外国人参加的呵！”

李先念副总理提议：“廉荣禄也参加讨论。”

于是，九位同志取代了原来以军代表为主的“330指挥部”领导班子，改名为“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技术委员会”，林一山出任主任委员，负责设计。

班子确定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林一山，你把那个高坝说得那么容易，我总是颤颤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可不要太自信”。“过去在长江上建坝没有实践，所以先修葛洲坝，作为三峡试验坝，林一山你主张先修大的，我说服你先修葛洲坝。搞好葛洲坝，林一山同志，就是大成功！”

“这是总理对我的勉励。”林一山憨笑。

“船过不了，找你林一山负责。”周恩来叮嘱：“要听取对立面的意见，没有对立面危险得很。”

林一山说：“我们不盲目追求世界第一，但有些问题，如泥砂淤积，泄洪、截流等问题，本身逼你是世界第一。”

“这是客观存在的。”周恩来点头。

最后，周恩来代表国务院宣布：葛洲坝主体工程停止施工！

并指示：“林一山你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葛洲坝，不要到上游跑了。”

林一山牢记周恩来的教诲。兢兢业业地工作在十里工区，成为一名名符其实地治理长江的总工程师。即使患了眼癌，在检查、手术和治疗过程中，他还一直主持技术委员会的工作。

林一山与河流辩证法

葛洲坝工程的复杂性

葛洲坝工程是长江流域规划主体工程———三峡水利枢纽的组成部分，也是三峡枢纽这个统一体的对立面。

为什么这样说呢？

这是因为：三峡水利枢纽要承担防洪、发电、航运、水产和水利卫生等多项任务。其中发电与航运的矛盾最大。一天之内，当全国电网需三峡枢纽担负尖峰负荷时，电站的绝大部分机组均要启动，这时下泄流量达二万多秒立米，等于突发一次小洪水；而当全国电网不需要三峡电站多发电时，机组则要关闭不少，下泄流量就很小了，这样的情况对航运非常不利。

但如果下游有了葛洲坝工程，那就可以调节三峡水库下泄流量，对航运有利而非有害了。

倘若先修三峡，那么，三峡水库拦蓄了全部泥沙，也调蓄了洪水；而先修葛洲坝，问题就复杂化了。它变成了一个首当其冲承担长江洪水和泥沙的独立工程了。

更要命的是，葛洲坝工程既无规划，又无设计，便投入十万大军匆忙动工了。当时计划投资十三亿五千万元，开工后三年半发电，总工期为五年。而事实上，开工两年后因质量问题和枢纽布置无法确定而被迫停工，花掉投资已达两亿七千万元，数万工人坐等设计，等着林一山来收拾的是个“烂摊子”。

周恩来命令林一山修改初步设计，实属外交辞令。林一山比谁都清楚：所谓修改设计，实是重新设计。

任务的艰巨使林一山感到困惑。尽快拿出设计，这是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的要求，可应从何处着手呢？他心是清楚：葛洲坝工程的主要矛盾，不是看得见的建筑物而是河流与建筑物之间复杂的内在联系。

现象……本质。

林一山无数次徘徊于西陵峡口和试验室，苦苦寻思……

葛洲坝河段，是从峡谷河段进入宽谷河段的过渡段，是个恼人的河段。它既有岩石河段的特征，又有冲击平原河段的特点。从南津关到葛洲坝约3公里距离，河宽由300米突然展开为2100米，成为一只喇叭；长江在这里又向右拐了一个九十度的急弯，两岸是犬牙交错的山嘴，主槽又位于凸岸一侧。其垂直断面，在500米距离内，河底由海平面以下40米，上升到海拔30米，也就是说，由一比七的反坡爬升了70米。这样一来，水流状态，河势变化便极其复杂。在流态上又是泡水、漩涡，又是剪刀水，船舶驾驶人员把这种流态视为畏途。

在这种复杂的水流条件下，长江每年要下泄五亿多吨泥沙，如果处理不当将对建筑物造成严重后果。

葛洲坝工程初步设计的主要任务，就是确定坝体和枢纽布置，而要解决枢纽布置问题，林一山感到头痛，长办所有的设计人员都感到头痛。

提出一种方案：讨论，否定了；

又提一种方案：又讨论，否定了；

再提出一种方案：再讨论，再次否定……

辩证法：“静水通航，动水冲砂”

规划设计葛洲坝工程之初，人们最担心的就是泥砂淤积问题。

本来，这个问题“长办”最有发言权。因为长办六十年代已作过专题研究，以后又将这一成果运用于黄河三门峡改建工程，实际效果很好。

林一山认为：葛洲坝工程建成后，回水区范围内的这段长江，仍然基本保持着天然河流的特性，只是泥沙颗粒和河床坡降进行调整。

但是，许多人不相信林一山的话，怀疑长办的这项研究成果。在没办法统一认识的情况下，林一山同意“怀疑派”另做模型反复验证。结果证明：林一山说得没错！

接着争端的是建筑物怎样解决泥砂淤积问题。

有人提出“常流水”的冲淤方案：即在船闸的旁边安装两台机组，利用发电流量将引航道淤砂带走。

不同意此方案的人立即反驳，说这种方案是“引狼入室”：因为引航道要求水流的流速越小越好，最好不流动，而“常流水”方案的流速达到0.6秒立米，不符合航道要求；另一方面，“常流水”的流速不足以排砂，倒很可能反把泥砂带进航道淤死。

这样一争，问题明朗化了，现在要着手解决一对矛盾：流速大了不能通航，流速小了不能冲砂。

于是，林一山带领设计人员反复研究讨论，在试验室进行各种方案比较，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方案，这就是：

“静水通航，动水冲砂。”

所谓“静水通航”，就是船队经引航道过船闸时，冲砂闸全部关闭，航道完全处于静水状态；“动水冲砂”，即在通航间隙，或临时性停航，全开冲砂闸，达到清理航道和排除粗砂卵石的目的。

辩证法：“一体两翼”

解决了建筑物排淤问题，林一山松了一口气。现在，可以静下心来认真研究一种符合河流原理的枢纽工程整体规划了。有人提出一个“鱼嘴”方案，亦即“双主泓”方案：主张在南津关下口，修两个引航道，在两个引航道之间的主泓道上修建一个鱼嘴，将主泓一分为二，沿鱼嘴以下淤成一个大沙洲；又有人提出一个方案，保持大江主泓，主张除二江外还在大江修建泄水闸。林一山认真审查了这两种方案，建议进行模型试验。结果，两种方案都不能成立，被否定了。鱼嘴方案不仅迎流顶冲难于施工，更使双主泓处于不稳定状态；后一种方案使建筑物上的淤积很不规律，且要大量减少装机容量。

怎么办？

林一山病中失掉了一只眼睛，在单眼视力仅有0.2左右的情况下，凭着放大镜在图纸堆和模型前艰难在研究着，摸索着……困惑时，他常想起周恩来的教诲，强制自己努力再努力！

功夫不负苦心人。在林一山的带领下，长办设计部门的同志和有关专家以无数次反复论证和试验，终于从河流学辩证法里找到了答案：“一体两翼”。

林一山高兴地把这种布局叫做“葛洲坝工程坝区河势规划”。这个规划大意如下：

在葛洲坝拦河建筑物上游2100米宽的河面中，两侧利用防淤堤与河岸形成各300米宽的引航道，中间为800米宽的主泓河床。从南津关到泄水闸的长江主泓即：“一体两翼”中的“一体”，它两侧从引航道口门（也称运河口门）开始通向下游的航道为“两翼”。同时，在这个主泓之下端接近泄水闸的部位，其两侧又各有一个侧向进水的电站引水渠道，它也叫第二个“两翼”。

这个“一体两翼”的布置，把所有过水建筑物连成为一个整体，包括建筑物以下的河道在内，勘称运用河流辩证法成功的杰作。

忍痛割爱：挖掉葛洲坝

众所周知，葛洲坝工程因拦河建筑物穿江心小岛葛洲坝而得名。把枢纽坝线选在葛洲坝，人们普遍认为岛的存在利于施工，是天然的纵向围堰。

然而，林一山等人经过一番苦心钻研，郑重提出了挖掉葛洲坝的设想。他说：“不挖掉葛洲坝，就势必违反河流规律，导致工程的失败，因为葛洲坝顶冲主流。”

这个意见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

反对派的意见，用个简单的比喻就是：好比架桥，需要在江里浇筑桥墩，现在的葛洲坝就是一个极好的天然桥墩，为什么要挖？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林一山无法使意见统一。理论不能说服大家，只好做模型试验。

试验证明，长江主泓在进入泄水闸以前，与葛洲坝顶冲，被迫向左弯曲进入泄水闸，出闸后又直冲西坝再向右转汇入原大江河道，该河道的河弯半径不符合长江这样巨大河流的需要。

辩证法是无情的，不管人们对屹立大江的葛洲坝如何恋恋不舍，看来还是非挖掉不行！

随着讨论的深入和认识的深化，林一山引导设计人员在河流辩证法的研究上，对葛洲坝枢纽规划又作了大胆的修改。在挖掉葛洲坝的问题上，认识逐渐一致了。

研究泄洪的人发现，原来布置在二江的十九孔泄水闸宽度不够，需要在大江第二期工程内再布置几孔泄水闸。为解决施工导流泄洪安全———必须挖掉葛洲坝；

研究“大江截流”的人提出：单靠原布置的二江泄水闸泄水，截流水头将高达4-5米，不能保证截流成功；于是建议提前下大江方案，即提前在大江左侧急流中兴建几孔截流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