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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里首先要解决一个观念上的问题，即机关文秘工作的本质意义是不是以文辅政。有些同志说，搞文秘工作不就是抄抄写写、玩玩文字游戏吗？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就曾亲耳听过一位领导对秘书这样说：“意图都给你交代明白了，你再把文件、报纸找来看一看、摘一摘、凑一凑吧，两小时后把稿子给我。”听那口气，写文章好像比吃花生米还容易似的。 旁人怎么看其实用不着太在意，因为他们多半是由于对文秘工作的特点和难度缺乏了解，或者了解得不多、不深。关键还在于我们自己怎么看和怎么做。如果抱着应付差事的态度，不动脑筋，不求质量，东拼西凑，写完就算，这样的文章当然谈不上“辅政”，相反还可能成为起不了任何作用的文字垃圾。只有着眼于“辅政”，文字工作才会有价值。“辅”者，助也。事实上，机关文字工作从来是和辅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讲话稿中体现和完善领导意图，在文件中准确表达重大决策，在调研报告中总结实践经验和提出决策建议，这些难道不是“辅政”，而只是玩文字游戏吗？是简单的抄抄写写所能做得到的吗？当然不是。毛泽东同志的许多重要战略思想首先都是见诸文字的，如《整顿党的作风》、《实践论》、《矛盾论》等，不仅文字精彩，妙语连珠，而且字字句句闪射着真理的光辉，成为指导实践的光辉文献。邓小平同志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文，篇幅不长，朴实无华，却成为拨乱反正、吹起改革开放大潮的进军号角。文字作为思想和决策的载体而产生如此神奇的力量，就远不是一般的抄抄写写所能达到的了。我们的文章固然不能与此相比，但各级机关中涌现的不少高质量文稿在“辅政”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不可抹煞的。 认识到这一点，接下来就是如何“以文辅政”的问题，我认为要增强三种意识： 一是服务意识。机关文秘工作本来就是为领导服务，为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事业发展服务的，离开“服务”二字，就变得毫无意义。因此，作为文字秘书时时都要想到：我能为领导决策做些什么？领导交办的任务完成得好不好？领导没有交办的事有哪些方面我可以而且应该主动去做？以此来培养服务精神、提高服务水平。比如，除了认真完成领导交办的文稿起草任务外，还可根据平常掌握的情况和自己的思考，主动提出有关决策建议、撰写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和调研报告等，这些都属于“服务”的范围，也都会或多或少地对领导决策起帮助作用。 二是参谋助手意识。无论外界怎么看，文字秘书作为领导者参谋助手的地位和作用都是不容置疑、不可替代的。当然，这种参谋助手的作用发挥得如何，还要看秘书本人的素质和能力如何。秘书虽然不是决策者，但其工作性质实际上决定了他们必须成为决策的协助者和参与者，而他们的工作水平又或大或小、或多或少地影响着领导决策的科学性、可行性以及决策表达的全面性、准确性和可操作性。举个例子来说：市委常委会议就贯彻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进行研究，布置秘书起草一个文件。秘书在起草文件时如果只是照抄照搬中央文件精神，或者不认真、不善于将常委会研究的贯彻意见进行归纳、完善和发挥，不加入自己对于本地国有企业现状的认识和思考，那么写出来的文件就肯定过不了关，即使侥幸过了关也是废纸一堆。这就是说，秘书在起草文稿时应该意识到：写文章也就是写思路、写办法，写文章也是对领导决策和改革与建设实践的一种参与方式，写文章也是一种探索和创造。反之，如果老是让自己游离于服务决策和社会实践之外，只是被动地做做“遵命文章”，不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那当然谈不上发挥参谋助手作用了。 三是质量意识。很显然，“以文辅政”必然要求文字和内容要有较高的质量，粗制滥造的文章当然发挥不了“辅政”的作用。这就要求文字秘书要像工人制造优质产品一样，认认真真地而不是敷衍了事地、创造性地而不是“传声筒”式地对待每一篇重要文稿的起草，使之达到较高的水平。有的同志以为，所谓“质量”指的就是结构的严谨、文字的精彩以及语法修辞上的无懈可击，于是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左推敲、右琢磨，这当然没有错，但这绝不是“质量”的全部。从“以文辅政”的要求来看，还必须有鲜明的观点、精辟的见解，必须对决策有帮助、对实践有指导意义，否则文字再漂亮也没用。甚至可以说，即使文字粗糙一点，只要内容对“路”，也更符合质量要求，更容易得到领导认可。所以我们既要琢磨文字，更要琢磨问题，这样，“以文辅政”的目的才能达到。 （摘自《大手笔是怎样炼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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