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帖鉴赏：今天和昨天

《碑帖鉴定要解》让人看到，无论是梳理已经定级的国宝珍品，还是发现久被尘封的善拓遗珠，都交织着作者长期付出的艰辛和一旦收获的喜悦，而其中不少内容或许还能成为同好学习分享之余，进一步思考探讨的启示和话题。

《碑帖鉴定要解》 仲威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15年8月第一版 580页，198.00元

《淳化阁帖》绍兴国子监本

《董美人墓志》陈景陶藏本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辈学者潘景郑先生编撰的《合众图书馆石刻拓片分类目录》油印成书，为全面、系统了解乃至利用这批已经归入上海图书馆的特藏，提供了难得的便捷之径。自此之后的五十多年中，未见有同类相关者续出，故世人但闻上海图书馆所藏碑帖之精且富，而于其详细究竟，则多不甚了了。2013年，以“上海图书馆碑帖宝藏守护者”自勉的仲威先生，从其近二十年碑帖整理的原始工作笔记中，选出一百四十余篇，详录每件碑帖的刊刻年月、撰书姓名、行款尺寸、拓制时代、递藏源流、题跋考订等，撰为《善本碑帖过眼录》，由文物出版社刊行。虽然只是其有计划地介绍馆藏碑帖精品的点滴初始，但还是让有关研究爱好者有了期盼已久的欣喜和兴趣浓厚的关注。近日，其又取历年陆续发表的在编撰《上海图书馆善本碑帖总目》中所积校碑札记和研究心得，汇作《碑帖鉴定要解》（以下简称《要解》），更让人看到，无论是梳理已经定级的国宝珍品，还是发现久被尘封的善拓遗珠，都交织着作者长期付出的艰辛和一旦收获的喜悦，而其中不少内容或许还能成为同好学习分享之余，进一步思考探讨的启示和话题。

《善本碑帖过眼录》前有仲威先生自序，开首即谓：“上海图书馆藏有二十五万件碑帖拓片，其中能够称为善本者，约有三千余件，可谓百里挑一；能够达到国家一二级文物标准者，约有三百余件，堪称千里挑一。”则该馆所藏碑帖，数量既丰，善本亦复不少。故其撰《要解》诸篇时，坐拥宝库，有得天独厚之利，参校排比，多所取资；甚至能数本互勘，并几联校。勤勉之下，时有发见，所获往往非同寻常。如《要解》中记2005年6月，其在“上海图书馆故纸堆中意外检得一册《龙藏寺碑》，楠木面板上有民国十五年（1926）朱士林（半亭）题签……册后有道光十四年(1834)九月诸星杓（味青）过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集古录》、《虚舟题跋》中关于《龙藏寺碑》的著录内容”，以及“诸星杓将此本碑字与《金石萃编》录文对比的校勘后记”等。因碑面泐损石花似有僵硬、雕琢之状，尤与上海图书馆另藏该碑存世最早的元、明间所拓唐翰题旧藏“张公礼”未泐本，风貌迥异，遂疑其为翻刻，“存疑待定”。而六年之后，又见朵云轩藏该碑明末清初淡墨所拓的“李东琪跋本”，与之十分接近，“旋将‘诸星杓跋本’与‘李东琪跋本’做一校对工作。但当务之急不是比较版本优劣，而是判定是否同出一石。如何鉴定是否同出一石呢？看文字？非也；看石花？非也。因为翻刻本也会顾及这两点，校勘文字与石花反倒吃力不讨好，应该是看‘石质痕’，诸如石钉、石筋、石裂纹等等。这些如同人的指纹，是恒定不变的。加之‘李东琪跋本’又是淡墨拓本，更易于分辨‘石质痕’，因为石面稍有凹凸高低，拓本马上就会显现墨色浓淡的交界线，通过校勘分界线的形状和走势来比对异同，这种‘石质痕’是无法伪造的。结果发现，二本确实同出一石”。而“将‘诸星杓跋本’误以为翻刻的另一原因，就是过去看惯了上海图书馆收藏的《龙藏寺碑》最佳拓本──唐翰题旧藏本，此本浓墨重拓，间有涂描，故原碑上石质痕──‘钉点石花’完全被墨色覆盖；又因拓工稍次，字口反不及‘诸星杓跋本’挺括”。于是总结出：“当年若是勤勉校勘，只要找一本清代干净拓本比对‘石质痕’，问题马上就能迎刃而解。”所以“校碑既要‘往上看’（看善本），更要‘往下看’（看近拓），校碑书籍中记载此字损、那笔泐，若光看善本旧拓是得不到真实感觉的，只有看到后拓、近拓，才能明白损泐到什么程度，找到校勘的分寸感”。这样的心得见解，决非泛泛，首先就离不开对该碑各种拓本的熟悉与掌握。至于要进一步搞清“诸星杓跋本”的拓制年代，则更需有众本的比勘互校。《要解》作者即以上海图书馆库中的“唐翰题旧藏本”（元明间拓本）、‘龚心钊藏本’（清初拓本）及朵云轩所藏“李东琪跋本”（明末清初拓本），与之一一详校，最终确定：此“诸星杓跋本”应当是次于元、明间所拓“唐翰题旧藏本”、但却明显优于明末清初“李东琪跋本”的明中期拓本，“洵为‘天下第二本’，从而为上海图书馆又发现一本《龙藏寺碑》国宝级善本”。

这样的“天下第二本”，在上海图书馆的碑帖珍藏中，似不乏常见。如汉碑名品《张迁碑》，今存世最善者，当推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朱翼盦旧藏明拓“东里润色”不损本，而《要解》中《〈张迁碑〉善本辨析》一文所列曾经蒋氏赐书楼、程氏五凤砚楼及邓邦述等递藏，首行“焕知其祖”之“焕”字右下捺笔未泐的明末拓本，正是上海图书馆所藏、仅次于故宫“东里润色”不损本的珍稀佳拓。又如《〈天发神谶碑〉善拓排比细说》中所述上海图书馆藏赵氏天放楼旧物的明末拓本，相较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中传为宋拓的罗振玉、朱翼盦递藏之存世最早拓本，虽其重要考据点十八行（中段）“敷垂亿载”之“敷”字左下角“方”部及“垂”字左上角等处皆已微损，但中段十八行“吴郡”二字及十九行“工陈”二字残笔，却尚仍其旧。更可一提的是，故宫藏存世最早本中，还有文字缺失，正如该本后朱翼盦长跋中所记：“惟此本第二段第六行‘己酉十四日中’之‘中’字，第十一行‘未解以八月一’之‘一’字，第十二行‘将军裨将军关内’之‘内’字，第十三行‘二字合五十桼’之‘桼’字，第十四行‘络典校皋仪备’之‘备’字，第十六行‘并共观视深甄曆’之‘曆’字，第十七行‘太平文字炳朖天’之‘天’字，第十八行‘刊铭敷垂亿’之‘亿’字皆阙。此盖由当时字未剔出，或因纸短失拓，在宋拓汉石往往而有，不足为怪，议者其勿病诸。”而上海图书馆藏赵氏天放楼明末拓本的相应情况则是：除“中”字亦失之外，“一”、“内”、“备”三字均存大半，“曆”字仅泐“曰”部，“桼”、“天”二字皆全，仅个别笔画稍泐。尤其是“亿”字，虽有风化，但仍可辨识；而至清初以后所拓，即泐损极甚，已几不成字。

上海图书馆另有明拓唐褚遂良《伊阙佛龛碑》，为清初金石学名家叶奕苞（九来）旧藏，虽因首行“藏室延阁”之“延”字笔画间已有泐损等，只能位居国家图书馆所藏该碑存世最旧拓的明代何氏清森阁本之后，然笔者尝取2007年5月西泠印社出版社原色精印的何氏清森阁本，与上海图书馆叶氏旧藏明拓原本细校，不仅上图本中多处可见部首或部分笔画之残字，在何氏清森阁本中已都基本剪失，且第一行中“（其教）始于六经其流分于百氏莫不美天地为广大”十八字，也全数阙如。以何氏清森阁本行款每面三行、行六字计，恰为整整一面。再检视上世纪六十年代文物出版社珂罗版影印该册之本，亦无此面十八字，则基本可以推知，国家图书馆藏元、明间所拓之《伊阙佛龛碑》何氏清森阁本，虽为该碑存世最早拓本，但却有残缺之憾。而这样的“美中不足”，在那些存世碑帖的善本中，好像并非个别，如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何绍基旧物《史晨》前碑《奏铭》，为该碑存世最早的明初拓“阐字本”，就只存前半部共九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的汉《西岳华山庙碑》顺德本，也是该碑现在仅存四件拓本中的最早宋拓，然偏缺其中二开。又据《善本碑帖过眼录》及《要解》介绍，上海图书馆有两本同列国家一级文物的宋拓唐欧阳通《道因法师碑》，其中那本王存善旧藏者，确是比另一潘志万旧藏南宋拓本稍早的北宋拓本，却佚失一开计八十字，碑额也为光绪二十八年（1902）王氏以明拓配补，册尾并附王氏同年3月所作“《道因碑》校勘表”等。王存善（1849-1916）字子展，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光绪中署知海南，官虎门同知。后至上海，擢保道员。家富藏书，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12月）称其“手写陶诗薶小市，眼明宋集宝高斋。岭南有吏都超俗，但论收藏趣自佳”。所收金石碑拓，尤多精好者，且手自校读，颇用心力。笔者曾于酷嗜金石碑版、多收善拓名品的友人陈郁兄处，共赏其嘉树堂珍藏的唐颜真卿《多宝塔碑》明中期精拓，亦王氏旧物，不但因十四行“塔事将就”之“事”字“口”部、十九行“写妙法莲花经一千部”之“莲”字“车”部、二十四行“方寸千名”之“千”字、二十五行“禅师克嗣其业”之“克”字“口”部等皆完好，而胜于上海图书馆那本列为国家二级文物的明末清初之拓，且全册各页裱边空白处，多有王氏细楷批校，从头至尾，一丝不苟。末页更题：“光绪三十二年丙午十一月长至日在上海装竟，存善写记。”真难得佳物也。更有名者，如现已分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卷一至卷八及卷十）和上海图书馆（卷九）的宋拓《淳化阁帖》绍兴国子监本十卷， 上世纪初未拆散时，也曾在王存善处，并有其乙卯（1915年）长跋考校。王氏所藏，传至其子克敏后，最终尽散。克敏字叔鲁，《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中，亦列为一家。然其投靠日寇、充当汉奸，似较其父更加“有名”。

《要解》各篇中，还有一些通过作者处处留意、静心细究而获的特别发现，如“初上手时以为寻常之本，既无古锦面板，亦无楠木面板外护，近乎‘裸本’，封面布满灰尘”的《曹全碑》“俞复藏火烧本”，因“拂尘开卷细观，每页底端有火烧痕迹，各行烧焦半字，所烧之字仍能隐约可辨……马上联想到王壮弘先生《增补校碑随笔》所载《曹全碑》影印本中有文明书局影印，‘每页下一字为火烧残，有俞复题记’云云”，于是，由其末页所附俞复昔日旧题影印件入手，多方考校，知其不仅确为民国年间文明书局影印底本，且属仅下此碑最初拓“因”字未损本一等的“明拓未断本”，弥足珍贵。又如同为当年文明书局影印底本的北魏《司马昞妻孟敬训墓志》沈景熊旧藏乾隆初拓本，也一直躺在上海图书馆库房里，“马粪纸面板极不显眼……一直未经文物定级，册中有几页中缝处已添虫蛀，所幸未伤及字口”。直到1996年初，才被《要解》作者偶然检得，几经研究考订，知其还是经清代金石学大家王兰泉（昶）题跋的《金石萃编》工作底本，不禁“为之狂喜”，遂于2012年选入“翰墨瑰宝”第二辑中，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原色精印行世。其实，近年来上海古籍出版社“翰墨瑰宝”三辑二十种、特辑“四欧宝笈”，上海人民出版社《宝晋斋法帖》，以及即将推出的龚心钊旧藏《九成宫醴泉铭》宋拓宋装本等，均为上海图书馆善本碑帖中的白眉，而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碑帖名品”系列中，不少引人注目的珍本佳拓，往往也多出自上海图书馆所藏。于是，所有这些本子，除去其原有的文物身价外，又成了如今的“影印底本”。而“影印底本”的文献学术意义，原在于通过参照相对已经定格于某一时刻的影印之本，考察、比较其变化异同，从而为有关研究提供新的视角。《要解》作者就曾从吴湖帆“四欧宝笈”之一《化度寺》原石宋拓孤本的民国影印之本与现存原本的细勘中，发现了其首行开头第一个“化”字“匕”部之撇是否穿过浮鹅钩的不同，进而分析、揭示出吴氏慑于敦煌所出《化度寺》残本的“权威性”，竟涂描自藏原石真本以“削足适履”的“弄巧成拙”。而这个重要发现，也就成了后来屡被称引的校碑名例。

面对绝大多数善本碑帖归入公库后基本无人题识的情况，《要解》中有这样的感慨：

善本碑帖著名者，其后名家题跋多能互相印证和联系，由此可见其当年“受宠”程度。尤其是清乾、嘉时期，名碑名拓在金石学者和士大夫家族间广泛传阅和校勘，彼此间留下了大量的名家题跋和考证，文物价值在提升的同时，其学术价值亦在同步叠加，此时的碑帖文物是“活”的；如今碑帖善本一旦进入博物馆，再后续无名家题跋，就变成了“死文物”。

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不过，其中不少具体情况也许略有复杂。虽然《要解》作者注意到“上海图书馆有善本无数，当年拥有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等一批版本目录大家，但馆藏古籍碑帖极少留下他们的手迹”，并叹惜“顾廷龙、潘景郑年近七十岁时，许多图书馆同仁都不知道顾、潘二老擅书法，看来厚古薄今损失不小”，但相比那些不拈斤两、自以为是地在名迹上胡题乱涂、佛头著粪的愚昧狂妄之举，前辈在国宝珍品、先贤遗泽面前的那种敬畏审慎，尤令人肃然。当然，更可能的是，这些东西一旦成为“国家财产”之后，有严格的保管制度，一般不允许或者说人们也不敢轻易去“惹是生非”。所以，在这类问题暂时未能妥善解决之前，先对那些长期沉睡甚至湮没在库房深处的名品进行整理发掘，也许不失为另一种意义上把“死文物”变成“活文物”的可行之道。如《要解》开篇所述2011年从上海图书馆普通库中发现的《石鼓文》吴昌硕藏本，不仅是第二鼓“黄帛”二字未损的明中期之拓，并且也是被碑帖鉴定名家王壮弘先生评为“海内《石鼓》，以此为最”的珍本。王氏《崇善楼笔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10月）中，还记下了其当年未能入手的失落：“此册因索价过昂，尚未售得，怅怅终日。甲辰秋月细雨绵绵，独坐无偶，追记于此。”同样，另一件王壮弘先生赞为“极尽浑美秀韵之致”的陈景陶（悫斋）旧藏《董美人墓志》关中淡墨初拓整张，也是经过了几十年的“下落不明”之后，被《要解》作者从上海图书馆故纸堆中检出的“天下第一《董美人》”。

富藏碑帖珍本的著名画家吴湖帆先生，生前有一方闲章，曰“既丑且美”，是其鉴玩隋志名品《常丑奴墓志》和《董美人墓志》的特制钤记，并还专填《丑奴儿慢·隋常丑奴墓志次蔡友古韵》及《哨遍·隋董美人墓志效稼轩括体》两词，后收入《佞宋词痕》卷二，皆可见其于此二志的宝爱之情、吟赏之乐。而吴氏所藏《董美人墓志》，除《要解》及《善本碑帖过眼录》中所记其壬申（1932年）秋题赠潘景郑先生之剪裱本外，似尚有别本，友人顾音海先生与其同事佘彦焱女士合著《吴湖帆的艺术世界》（文汇出版社，2004年8月）一书中，曾记有“徐氏随轩蝉翼精拓本”，“第一开有吴湖帆所作的《哨遍──题隋董美人墓志初拓本效苏辛括体》，后收入《佞宋词痕》卷二……题词者有陈巨来、叶恭绰、冒广生、吴梅、程十发、褚德彝、陈曾寿、夏敬观、王季烈、黄炎培、马叙伦、黄宾虹、狄平子、冯超然、吕贞白等名人学者”。并多录吴氏题跋。今择其中相关者，转录一二，以为说明：

余于丁卯五月，得此原石真本，制《哨遍》词于前，集宋人句成《金缕曲》题其后，并乞诸家题词者五十人，遍和之，都百阕，成巨帙，倚《洞仙歌》以殿尾……

余旧藏《常丑奴志》，颇欲觅此志为丑美伴侣。十年来搜录之勤，所得都三本，一即此册，淡墨笼纱，真如蝉翼，且锋棱毕现，自是石墨上乘；其一浓墨拓，嘉兴陆氏鬲鼎楼旧物；一为整本，拓最次，以未剪裁为可贵……壬申夏日，重与《常丑奴》、《元仁宗》、《惠云》、《陶贵》、《元智》、《姬夫人》共装四册，题之。

今上海图书馆有抄本《袭美集》一册，内容亦为朱孝臧、王同愈、金蓉镜、叶恭绰、冒广生、冯君木、吴梅、褚德彝、周庆云、夏敬观、王季烈、黄炎培、马叙伦、黄宾虹、陈淮生、狄平子、邓邦述、冯超然、袁克文、陈方恪、谢玉岑、赵叔雍、汪旭初、陈定山、潘承谋、潘承厚、潘承弼、杨云史、冼玉清、吕贞白、瞿蜕园等六十一人，先后题咏吴湖帆所藏《董美人墓志》的词章，以及吴氏逐首遍和之作，并多经吴氏亲笔校改甚至大段补录文字。前有吴氏自序，曰：“丁卯夏，获上海徐氏寒木春华馆所拓《隋美人董氏墓志》原石本，蝉翼笼纱，明光莹润，叹为得未曾觏。前有嘉定钱红稻（绎）署眉及二跋。曩余家传有金氏冬心斋旧藏《隋荥泽令常丑奴墓志》，因合装一函，题曰‘既丑且美’，并征近人六十家题词，一一和之，合一百廿首。首为仿稼轩秋水篇括体例制《哨遍》词卷前，又集宋人词句调《金缕曲》于卷后（并题《洞仙歌》为殿尾）。时余初习倚声，本不足存，聊以自玩而已。”知其应该也是当年的一个录存之本，且未最终完成定稿。而《要解》所记吴氏赠潘景郑（承弼）先生《董美人墓志》后夹附屈弹民、董寿慈、潘承谋、顾炜昌四家题咏词稿散叶，除潘氏之外，均不载《袭美集》中。又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所刊上海博物馆藏稿本《梅景书屋题跋记》（佘彦焱整理）中，有标明吴氏自藏的《隋东宫右亲卫元仁宗》《隋慧日道场惠云法师》《隋士行参军张通妻陶贵》墓志合装册、《初拓足本隋太仆卿元公暨姬夫人墓志》册，若加上《常丑奴》《董美人》，恰合四册之数。而吴氏虽在壬申（1932年）秋已将所藏的一个《董美人墓志》剪裱本赠予潘景郑先生，但其《丑簃日记》（收入梁颖编校《吴湖帆文稿》，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4年9月）1933年3月22日仍有“谷孙来，为余题《元仁宗》、《董美人》墓志观款”之记；《梅景书屋题跋记》所录《明拓唐思恒律师志足本》（自藏）的乙亥（1935年）三月题跋中，亦谓：“此拓当与《七姬权厝志》同为吾吴至宝，今与梁《萧敷》、《王氏》双志，隋《常丑奴》、《董美人》、《元仁宗》三志及《七姬志》同贮，愿永宝勿佚。”至1937年2月17日，《丑簃日记》还记：“晚，巨来来，长谈甚欢。出《董美人志》重观，题观款一行，曰：‘自丁卯迄今，十年以来获观不下数十次，丁丑正月巨来陈斝又观，因识。’如此题观款式，可知非乏乏初交、与帖无关者所能办也。（此册巨来为余代求题词甚多。）”同年8月13日，记“预备上海文献展览出品十种”内，又有“《隋董美人墓志》拓本轴”。奇怪的是，《梅景书屋题跋记》中，却未见《常丑奴墓志》和《董美人墓志》的著录、题跋文字，而吴氏所藏那本曾为金冬心旧物的《常丑奴墓志》，现则在上海博物馆。

也许因为和《董美人墓志》有缘，吴湖帆又常常为同好所藏，品鉴题咏，乐此不疲。王壮弘先生《崇善楼笔记》中著录的一本《董美人墓志》精拓整纸折裱册，即有吴氏题咏，并附识语，略谓：“丁卯夏曾得隋《董美人志》精拓本，因集宋人词句成《金缕曲》。癸未夏日，纪群贤甥携示仲培吾兄亲家所藏此本，嘱录旧作。倩庵吴湖帆并识。”另有吴梅、蔡晋镛诸家，亦各录其昔日咏题吴氏藏本之旧作，重续墨缘，再成佳话。而现存上海图书公司的陈淮生（承修）旧藏《董美人墓志》册后吴氏长跋，更记下了他们之间至今令人艳羡的一段金石佳缘：“丁卯之冬，淮生道兄携示隋《常丑奴墓志》，与余藏冬心斋本相校勘，赏析竟日，各易题字，以识石墨胜缘。余并示以《董美人志》，意亦欲共观，而先生亦以此册未携为怅，盖《丑奴》、《美人》俱隋志中铭心绝品、仅有之本也。吾二人俱双有之，岂非奇缘？戊辰冬日，访先生于寓斋，因得饱眼福，并属余录郑小坡题《西河》词及余和词于后。”今检《袭美集》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6月影印出版的《佞宋词痕》，吴氏这首当年与同嗜金石的词坛名家郑小坡（文焯）的唱和之作，似皆未见收，因据昔日在上海图书公司观赏品鉴时所记，移录附此：

青锁第，隋宫怨迹谁记？墨花蔫蚀旧啼痕，赋情往事。白杨孤陇意萧萧，斜晖犹媚林际。 埋香处，佳丽地，长安冷落罗绮。六朝秀色锦屏空，靓妆罢理。乱鸦暮雨最惊心，秋风时来时起。 美人渺渺极望里。叹高山流水空翠，千面金徽遗字。料玄房倩女香魂凝此，肠断斑斑相思泪。

录入编辑：王建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