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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立志 有恒
曾国藩的一生志向就是学做圣贤，圣贤事业载在圣贤书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咸丰元年，他在日记中写到：“坐右为联语，以自箴云：‘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立德修身效法圣贤，治学为文只求“为己”，为学有“为人”、“为己”之分，“为人”务在名利，“为己”者志在“进德、修业”，他不仅自己身体力行，而且谆谆教诲诸弟、子侄、门人、僚属。
曾国藩关于自己宏图大志的表述，多见于他的书信之中。
在给好友刘蓉的信中，他说：“此间有太常唐先生，博闻而约守，矜严而乐易，近著《国朝学案》一书，崇二陆二张之归，辟阳儒阴释之说，可谓深切著明，狂澜砥柱。又有比部六安吴君廷栋、蒙古倭君，皆实求朱子之旨而力践之。国藩既从君子后，与闻末论，而浅鄙之资，兼嗜华藻，笃好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之文章，日夜以诵之不厌也。故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其有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其无所成与，以此毕吾生焉。”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他给诸弟写信：
“六弟自怨数奇，予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我窃笑其志小，而所忧者不大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而悯人穷，此君子之忧也。若夫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故不暇忧及此也。
盖人不读书则已，亦即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
曾国藩名号很多，他乳名寛一，名子诚，又名国藩，字伯函，号涤生，谥号文正。寛一是父母所取，国藩是老师唐鉴所赐，文正是皇帝所封，涤生则是曾国藩自己所为，因而最能反映他的思想和趣旨。
《求阙斋日记》对此有记述：“忆自辛卯年，改号涤生。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比如昨日死，从后种种，比如今日生’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庚子十月）
两年之后，他又在日记中自责检讨：“自立志自新以来，至今五十余日，未曾改的一过。此后直须彻底涤荡，一丝不放松。从前种种，比如昨日死，从后种种比如今日生。”
但是对照年谱，情形却令人叹羡：
“
道光二十二年，公三十二岁。公益致力于程朱之学，同时蒙古倭仁公、六安吴公廷栋。。。。往复讨论，以实学相砥砺。其为日记，力求改过，多痛自刻责之言。每日必有记录，是为日课。每月中做诗、古文若干篇，是为月课。凡课程十有二条：一曰主敬，二曰静坐，三曰早起，四曰读书不二，五曰读史，六曰谨言，七曰养气，八曰保身，九曰日知所亡，十月月无亡所能，十一曰作字，十二曰夜不出门。”
“屋后一池水，会有蛟龙蟠”；“莫言儒生终龌龊，一旦雉卵变蛟龙。”潜龙在地，飞龙在天，曾国藩自信自己终有一天会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有恒，是曾国藩毕生治学最大的亮点。他出身湖南湘乡一普通农家，世代务农，家境贫寒。道光十七年，他第二次赴京会试，借遍同族亲戚，勉强凑足三十二缗钱，单是路费就用去二十九缗，《年谱》说：“抵都中，余三缗耳。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在这之前，道光十五年，他第一次参加会试，结果落第，留京读书一年，“出都为江南之游”。在金陵，他从同乡睢宁知县易公处借得百金，全部用来购买《二十三史》，还是不够，就把衣服当掉。回家后，他的父亲对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曾国藩“闻而悚息，由是侵晨起读，中夜而休，泛览百家，足不出户者几一年。”（《年谱》）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家书》）这是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写给诸弟信中的一段话，自此以后，以有恒自勉自责，身体力行，以有恒教训诸弟、子侄，课其功效，在其所有文字中闪闪发光，形成他治学的重要思想。在同一封信中，他和诸弟说道：“诸弟在家读书，不审每日如何用功？余自十月初一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惰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此三事未尝一日间断。予除此三事外，他课程不必能有成，此三事者，将终身以之。”
两年之后，曾国藩在家信中又和四位老弟交流体会：“兄往年极无恒，近年略好，而犹未纯熟。自七月初一起到今，则一日无间断，每日临帖百字，抄书百字，看书少亦须满二十页，多则不论。。。。。。虽极忙，亦须了本日功课，不以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预做。诸弟若能有恒如此，亦当有所成就。”
“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在担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日有战、宵有警的戎马倥偬之中，他依然用有恒教导儿子做学问。同治元年，他写信给在湖南家中的儿子纪泽、纪鸿：“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唯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余平生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同治四年，他指挥剿捻大军血战方酣，又给纪泽、纪鸿写信说：“近年在军中，稍觉有恒，然已晚矣。故望尔等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功夫。”
换个角度，从《年谱》里看曾国藩的治学有恒，似乎更有震撼力。
咸丰六年：“公在军终日凝然，奏牍书札，不假手于人，益治书史，不废吟诵。”
咸丰十年：“虽羽檄交驰，而不废书史。是月始辑录《经史百家杂钞》，以见古文源流，略师桐城姚氏鼐之意而推广之。”
同治十年：“公右目失明已两年，见者咸以静息为劝，而公昕昕孜孜，未尝倦怠。身体有不适，恒守勿药之戒（国藩祖父有三不家训：不信僧巫，不信地仙，不信医药）。然视生死之际，弥觉怡然无累。平生以宋儒义理为主，而于训诂辞章二道，则研精覃思，不遗余力。处功名之际，则师老庄之谦抑，持身型家，则尚禹墨之勤俭。是岁为诗数首，为文十余篇。其自书日记，又多痛自刻责之语。”
曾国藩《求阙斋日记》里边大量记录他读书作文的情形，这里仅节录晚年几则，以佐证治学有恒，终生不懈。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五十一岁：“余于古文一道，十分已得六七，而不能竭智毕力于此。非特世务相扰，时有未闲，亦实志有未专也。此后精力虽衰，官事虽烦，仍当笃志斯文，以卒吾业。”
同治六年，曾国藩五十七岁：“舆中读《上林赋》千余言，略能成诵。少时所深以为难者，老年乃颇能之！非聪明进于昔时，乃由稍知其节奏气势，与用意之所在，故略证之。
同治七年，曾国藩五十八岁：“余昔年抄古文，分气势、识度、清韵、趣味为四属。拟再抄古近体诗，亦分为四属，而别增一机神之属。。。。。盖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余抄诗拟增此一种，与古文微有异同。”
同治十年，曾国藩六十一岁：“阅陶诗全部，取其太闲适者记出，将抄一册，合之杜韦白苏陆五家之闲适诗，纂成一集，以备朝夕讽诵，洗涤名利争胜之心。”
曾国藩于同治十一年二月去世，他的日记就终止在去世前：“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据《年谱》记载，去世之前一月，曾国藩的肝病已然晚期，右足麻木，但他仍读书作文：“自上年定以每日读《资治通鉴》，随笔录其大事，以备遗忘，是日已至二百二十卷，因病辍笔，犹取《宋元学案》、《理学宗传》等书，披览大意，自谓身心不能一日闲也。”（《年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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