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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必死性及其超越（续一）：阿伦特论不死与和永恒
受海德格尔影响，阿伦特的政治哲学思考的起点之一就是人的必死性。
阿伦特认为，不死是指时间上的持久（endurance in
time），永恒循环的自然（包括通过生殖繁衍的动物）和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gods，复数小写）是不死的。而人是要死的。“人是不死的（但不是永恒的）宇宙中唯一要死的凡人(the
mortal)。”（英文版，第18页）诸神和上帝的区别对希腊人来说非常重要。诸神不死，只有上帝（God，单数大写）才永恒。上帝是超越的，处在宇宙中的生命和时间之外；诸神则和人一样，不但有与人相同的形状，而且有共同的本性（nature，似乎不应该翻译为“本质”）。希腊人对不死的关注就是从和不死的自然以及诸神——他们和要死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比较中发展来的。阿伦特说：
“生活在万物不死的宇宙中，必死性成为人的存在的标志。人是要死的，是因为人并不只是作为类的成员而存在，后者的不死性是通过种类的生殖繁衍保证的。人的必死性存在于这样的事实：带有从生到死的、可以辨认的生命故事的个体，产生于生物性的生命之外（rises
out of bioglogical
life）。”（英文版，18-19）否则人也和动物一样不死了。“人”是独特的个体，因而不能像动物那样通过种类的繁衍、通过自然的新陈代谢和永久循环而不死。这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地方：人之所以必死，是因为人的有自己的个体性。这就是人的伟大、人的荣光！
那么，人怎么才能显示自己的超越生物的独特性和个体性呢？通过创造，具体包括工作、行为（deed）、言说。值得注意的是：阿伦特没有包含劳动，在阿伦特的分类系统系统，人的劳动活动是为了维护生物性生命需要，是不自由的；人的工作或制作是为了创造一个人工的不同于自然的世界，人的行动是为了在公共领域展示自己的卓异性。显然，阿伦特认为劳动是和动物类似的自然循环活动，因此和人的不死性无关。如果人只从事劳动，而不参加工作和行动，那么人就和动物无异，也就获得了不死性。阿伦特说：
“必死者的任务和潜在的伟大性在于其生产事物的能力――工作、行动和语言这些事物是值得永恒在家的（at
home in
everlastingness），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的确是永恒在家的。这样，通过它们，必死者能够在一个万物不死而唯独自己要死的宇宙中发现自己的位置，通过自己的行动能力以及留下不朽痕迹的能力，人，尽管有其个人的必死性，却依然获得了自己的不朽性，证明自己具有‘神圣’本质。”[1]
人是要死的，这是人之为人的基本设定，也是人的活动显示出意义和卓越性的基本前提。不死并不是人的优势，也不是人应该追求的东西。人怎样超越死？不是像动物那样通过自然循环和种类繁衍，而是通过自己的创造行为。正因为这样，人的这种创造行为必须不是在动物水平上进行的（比如劳动和消费等等就是停留在动物水平的）。阿伦特非常强调人和动物的区别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征。
在主张人通过行动超越必死性的同时，阿伦特还认为人通过沉思或形而上学思考永恒。
当然，在苏格拉底那里，思考永恒（哲学）和投身公共事务（政治）是不矛盾的。坐下来书写自己的思想的人已经是一个政治动物，因为政治活动正是人的语言活动。但是到了柏拉图那里，对永恒的关注以及哲学家的生命被看作与公民的生活方式、与政治动物是矛盾的。这样，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把哲学和政治对立起来了，哲学是对于永恒的体验，是为“不可言说”或“无言”的（政治则必须是通过语言的），而且是远离人群的（政治则必然是复数的），它在群体之外发生。从政治意义上说，对于永恒的体验（哲学）是一种“死亡”（政治活动脱离了群体是不存在的），不过只是暂时的死亡（哲学家也不可能长期脱离人群）。
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对于永恒的体验，即沉思，与对不死的体验，即行动，是不同的。对永恒的体验（沉思）不与任何活动对应，也不能转化为任何活动；而不死则只能通过行动才能达到。这是因为：即使是思想的活动——思想活动通过语词在一个人自己身上进行——也显然不足以表达对于永恒的体验，而且会破坏这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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